三 年 困 難 時 期

　說明：以下文章 是我寫的回憶錄"往事的回憶與思考“--- 與青年朋友們談談心“中的一個片段，幾年前曾在強國論壇上發表過。在此，我再一次發表出來，請烏有之鄉的網友們思考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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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1年考入當時山東省內唯一的兩所高教部直屬的高等院校中的一所。我的高中時代后期和大學時代前期（大約從1960年到1962年）是一個我們國家各派政治力量，各種政治觀點至今爭論不休的重要階段，那就是歷史上所說的三年的困難時期。　　

我體驗的三年困難時期應該是1960，1961和1962年。1959年是國慶十周年，我在讀高二。記得國慶節期間，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情況還是不錯的，沒有感覺到特別的變化。全市人民，都忙著迎接國慶十周年的慶祝活動。白天我參加了全市的國慶游行，還是中學生游行方隊的儀仗隊成員（8人手持一面國旗走在前面）。晚上，參加了市里組織的大型游園和焰火晚會。那天的印象很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我和一位從小一塊長大的校友坐在游園晚會的湖水岸邊，凝視著天上綻放的五光十色，絢麗奪目的禮花，欣賞著夜晚的湖水與天上的禮花相映呈現的水光倒影，我突然生平第一次感到了童年，少年時代單純浪漫心情的結束，第一次有了成人對人生，對未來，對理想的聯想與追求。那個夜晚，在那種浮想聯翩的思緒中，似乎既有說不清楚的對于未來模糊的幢景，也有道不明白的對于生活環境隱約的憂慮….。　　

也許是因為國慶的緣故，所以政府還是傾其全力度過了國慶節。國慶節過后，我們就被派往農村勞動了。在農村，開始有了一點對困難形勢的感覺。那時，有些人怕苦，特別是有些教師有怨言。可能是因為老師們的出身和思想一般都“比較復雜”，所以他們的怨言引起了學校黨支部書記的特別警惕。記得有一次學校黨支部書記（那時何時何地都是“書記掛帥“）開會講話 （就是大家站在院子里列隊“訓話”）。他主要講了國家的形勢，批評了某些人怕苦怕累的思想，其中有些話我記憶猶新。他以教訓的口吻說：我們黨革命幾十年，經歷過多少艱難險阻，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打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眼前的困難還不能克服嗎？但他也明確提示，“今年國家糧食供應面臨著困難。要有思想準備，要經得起形勢的考驗，弄不好，要出現非正常的死亡現象”。當時我對“非正常死亡”這個概念還不太理解，因為那時我們還沒有感到糧食供應有什么特別的困難，以為只是書記的“提醒，教導”而已。　　

從農村回來以后，城市糧食供應即開始嚴格定量了，我們慢慢感到事情的嚴重性。這以后，隔一段時間，學校就進行口糧標準評定，標準越來越低。口糧評定主要根據男女，個頭和身體狀況，因為年齡差不了一兩歲。女生一般不超過三十斤，男生我們班最高為四十二斤，我是三十七斤，這個定量，一直陪伴我進入大學（轉換單位，糧食定量標準和其他人事關系一樣，要開證明隨身攜帶轉移）。這樣的定量，按現在的水平，不能算低，但那時基本沒有什么副食，油水更少，干吃糧食，當然是不夠吃，所以每噸飯都不能放開肚皮吃，可以說，總是吃個半成飽。人人都有定量，人人都吃不飽，干部群眾一個樣。我記得，我的幾個弟弟，每次看媽媽分窩頭用刀割，割偏了一點都有意見。吃飯喝完了稀飯要刮鍋底，每個人輪流刮…。為了人多糧食多好機動，我把戶口和定量標準轉到學校，吃食堂。學校為解決糧食問題，也想盡了一切辦法：摻菜葉，用玉米秸磨制淀粉，發面多摻水，做的大一些...記得有一次：學校讓我們去農村拉大白菜，回來后，餓極了，就煮了一大鍋大白菜，放點醋來填肚子。那時唯一的心愿就是：何時能夠放開肚皮，無憂無慮地大吃一頓，就是最大的滿足了...城市居民每個月底去買下月的糧食，因為每月不夠吃，所以老是提前買，最后每月一過二十號，就開始買下月的糧食了...　　

1961年入大學后，最困難的時候，每天早上每人只有一個用地瓜面做成的“干面扣”和一碗粥，加一點咸菜。到第四節課，就餓得撐不住了，一般就到圖書館去看“參考消息”（那時"參考消息"尚不公開發行，只能在圖書館每天有兩份），以轉移注意力，忘記饑餓。整個困難時期。體育課和體育活動停止了。開始大一時，每周還舉行周末舞會，高年級學生來教我們跳舞。1962年以后，舞會被禁止了：主要是“防止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在大學期間，我們班三十幾個人（外語專業），三分之二多來自農村。我的感覺是，農村的吃糧狀況要好于城市（我只能說我們省，因為我的同學都來自本省各地區）。農村有自留地和宅旁地，吃的東西總是比城里多些。城市是干巴巴的靠那點“定量”。這一點有下列事實為證：因為不夠吃，所以我們班農村同學每個人假期都從家鄉帶到學校一大袋子炒面（大多數是地瓜面），飯后各人用開水沖一碗炒面補充，帶一次能吃一兩個月。他們假期回來后也都說在家里總能吃飽。我是城市孩子，我爸還是“高干”，那時卻非常羨慕農村孩子。后來母親不知怎么聯系上了一個遠方“表姐”，表姐夫是農村教師，我假期上她那兒住了一個時期，吃飽了，回來也帶回一帶子炒面，表姐夫還給了我幾十斤糧票，我心里可自豪了!

另外，我二弟當時讀初二，因為譏餓，輟學到了農村老家，種地去了，好歹能填飽肚子了。假期我就去投奔他，弄些食品補充。我回到農村的的老家（我自幼就不在老家，也不認識老家的人）。老鄉看到我這個城市孩子的狼狽像，而他們在家門口拉二胡唱戲，微笑著看我。鄉村人蔑視城市人..，我至今忘不了那個場面情景。（形勢好轉后我二弟又返回城市，進了中專技校）。　　

  從1963年，局面開始好轉，已經沒有挨餓的感覺了，吃飯已經不是主要問題了，體育活動也開始恢復了。1964年，毛主席有個講話，說學生們營養不好，要增加營養。開始不知道這件事，后來發現每噸飯菜里肉逐漸增多，我從小不吃肥肉，把肉只能給別人。（那時是八個人一個桌，菜一盆，由輪流值日生分）。所以我提出與回民同學一個桌吃素食，肉被雞蛋代替。后來知道了是毛主席的指示，伙食標準由每個月12元增加到14元。　　

  困難時期，干部和老百姓不少人患上了水腫，我父親母親都患過水腫，腿上一按一個窩。按規定只有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有時有點“黃豆”補助。國家困難，我們家也趕上困難。1962年我父親因地方黨內斗爭受到牽連，被行政降了三級（由13級降到16級，工資由每月147元降到106元）。所以我在大學也享受一點助學金：每月七元（助學金每月最高14元），家里給我13元，共二十元，是我一月的全部開支，除了交伙食費，每月有6元錢的零花，主要用來賣書了。1964年中央組織部來人，給父親的問題平反甄別，官復原職，但因國家困難，工資沒有補發。　　

  整個三年困難時期，每個人都經受了“饑餓的折磨和鍛煉”，現在有時老同學在一起，還津津有味地回憶起當年困難與狼狽的情景。在我的記憶中，沒有聽說過有直接餓死人的現象。只是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間里，才開始在媒體上，輿論上議論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的問題，而且動輒就是餓死幾千萬！幾千萬的概念不就是餓殍遍野，死尸四處嗎？不就是十幾個人，最多二十幾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被餓死的嗎？任何一個人的周圍，親友，同學，同事也不止二十個人啊？現在說三年時期餓死幾千萬人，各種算法也非常慷慨：差距動輒就是一千萬，二千萬，不負責任隨便說著玩的嗎？我一直弄不明白，有些人為什么這樣說，而有些人為什么還非常的相信？我所說的事實是：吃不飽是事實，但我的家人和我的周圍，包括親友，同事，同學及其它們的周圍，我父母同事的周圍，沒有聽說過有人是直接缺糧缺吃餓死的。我的大學同學幾乎來自全省各地區，他們也沒有給我提起過直接餓死人的現象，更不用說一個村，一個縣大范圍，大面積，高數量餓死人的事了。　　

  有趣的是，現在我和一些年輕人，包括一些中年人談起三年困難時期，他們有些人總是說，聽大人們說那時餓死人太多了，有些村子死了人都沒有人抬了。我問他，你回去問一問你的大人或者家人，他們能否具體說出是哪個地區，哪個村子，或者他們家鄉指名道姓的哪些個人和家人是被直接餓死的，他們都瞪大眼睛不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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