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4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一些人總是拿經濟、整人、動亂等來說事。其實不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在文化、思想、意識領域的革命；是一場舊的主流文化和新的主流文化，激烈的碰撞和決戰。這是歷朝歷代的新生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所必須的斗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這也是由中國特有的國情所決定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發展歷史和主流文化，以及主流文化所決定的道德觀、價值觀、世界觀的意識形態。因此，在這個有特色的國度里，主流文化是決定著上層建筑的主要因素。所以，在提倡和保留、批判和弘揚、厘清文化主桿和葉脈的關系，就成了執政者必思必想了。什么樣的主流文化，就決定著什么樣的思想、道德觀等的意識形態；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決定著執政者什么樣的執政理念。
縱觀中國的歷史發展的軌跡，當文化的主桿和葉脈彼此不清的時候，也就是動亂不斷的時候。日本人曾這樣評價中國人：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一群中國人是一條蟲。這是中國人的悲哀，這也是我們傳統文化所決定的。古有“諸子百家”：孔子、墨子、莊子、鬼谷子、韓非子。。。。。等等，各家的學派，都有它獨特的見解和學說，及一大批追隨者。雖然是在學術上百花齊放了、思想上徹底解放了，可也混淆了文化的主桿和葉脈，造就了春秋戰國的動亂歷史。1915年，在“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前：各種思潮，在剛剛推翻帝制的中國，激烈的交鋒和碰撞，隨后就是數十年的軍閥混戰。這些均是由文化、意識不統一、主桿和葉脈扯不清造成的。所以，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便有了“焚書坑儒”的歷史事件。秦始皇的這一貢獻不容置疑。他奠定了2000多年的封建歷史發展的基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厘清了那個時代文化的主流和葉脈的關系。經過2000多年的鞏固和發展，儒學成為封建社會發展歷史中主流文化。同時，也就形成了我們所謂的傳統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使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迅速的傳播，并最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標志）取代了其他思想，成為新的主流文化。這時的主流文化的形成，確切的說，還只是個雛形，因為以孔孟之道為本的舊中國主流文化，雖然經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批判后，在他的精華、他的粕糟里，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刑不上大夫”、中庸之道等，又參合了西方的文化，如“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人性論”、“物質、金錢論”等，構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這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信仰的共產主義思想文化、上層建筑、道德觀念格格不入。特別是在延安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數十年，盡管經過延安整風、“三反五反”、“反右”等歷次運動之后，這種“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以及他所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世界觀依舊存在，并嚴重的影響、阻礙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的實施。——有一小插曲：毛澤東提倡領導干部要深入群眾、聯系群眾、到群眾中間去。說了多次依舊沒見幾個領導干部這么做。劉少奇只是幾句話，就使那些官老爺們不管是形式也好，真心也好，紛紛跑到了基層搞起深入調查。毛澤東問其原因：別人告訴他：劉主席說不深入基層的領導干部，就不能當中央委員。我想，作為一代偉人、熟讀中國歷史的政治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唯物辯證法大師的開國領袖毛澤東，聽到這個解釋后，不可能沒有觸動。那就是根深蒂固的腐朽的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在信仰共產主義的部分共產黨者的思想里存在、作祟。因此，提倡和保留、批判和弘揚、厘清主桿和葉脈的文化關系，是建立新的道德觀念和思想意識形態統一的需要；是鞏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政權的需要，所以，如何建立一個新的主流文化、使之為形成共產主義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服務，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得以弘揚和光大，也就不可回避的成為這個開國領袖思考和實施的首要問題。
作為純粹的無產階級領袖、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政治家的偉人毛澤東，非常清晰的了解主流文化、意識形態、上層建筑、執政理念之間的辯證關系。在經過深入調查、分析、研究并完成系統的運動指導理論后，首先在文化、意識領域上，以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思想（即：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為目標，提出“造反有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其次，在政治領域、上層建筑上，選擇以蘇聯的修正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目標，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奪回領導權”；徹底的在意識形態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展開了廣泛的群眾姓的革命運動。希望通過在提倡和保留、批判和弘揚的運動中，厘清文化主桿和葉脈的關系，達到全黨、全民的認識、思想統一，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但是，一些位高權重、標榜“先進文化代表”的專家、教授的精英們，掌握著主要的發語權，控制著輿論導向，形成“主流聲音”下的偽“主流文化”，阻礙著運動的發展。然而，這些熟讀孔孟之道、滿腹經綸、“治國有方”的精英們，在現實的、群眾性的“大辯論、大字報”中，理窮詞盡、啞口無言，卻又借口“沒有文化、愚昧、無知、不懂、破壞”等抽象的概念來強詞奪理，污蔑、壓制廣大群眾對先進文化的追求和弘揚。這也就是為什么在運動中，受沖擊的盡是一些當權派和知識分子的原因；這也就是毛澤東為什么要辦“五七”干校，改革教育制度、強調“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原因。所以，主流聲音并不代表主流文化。那么，在偉人毛澤東的意識里，新的主流文化又是什么那？延安精神、雷鋒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這些共產主義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念，應取代“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的主流文化，繼而完善、鞏固共產主義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這是文化大革命始終弘揚的主題。
從1966年開始，這一場舊的主流文化和新的主流文化的決戰，進行了十年，最終也沒能完善、鞏固共產主義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這也是毛澤東臨終遺憾沒有完成、要交代的第二件大事。盡管在主流聲音下，她是一場“浩劫”，但她所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意義也是深遠的！必將為未來的歷史學家們所感慨不已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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