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觀
1999年6月的一天，我無意中發現黃仁宇先生寫的《中國大歷史》，如獲至寶，甫一讀完，即產生一個感覺：歷史是呈螺旋狀發展上升的，螺旋狀的橫截面越來越大，整體上呈現出三維的樣子，如果橫向剖切某一節點，其橫截面則是二維的。我很認同黃先生提出的以“大歷史”（macro-history）的宏觀視界去評判歷史和預測未來趨勢，于是，黃先生寫的書我陸續都買來讀了，其理念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可以說是形成我的歷史觀念的一個根源之一。
此后，因其它的知識、實踐和個性使然，我總是習慣于以宏觀的視角去學習、觀察、思考、規劃和行事，并逐漸形成自己的大歷史觀：評判一個事件或一段歷史，不能孤立地去分析，而是既要考慮形成此事件或歷史的縱截面的原因、也要考慮橫截面上的原因，否則就容易斷章取義。老人家也說過：“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以這樣的觀念去看待歷史事件，會比較容易匯總推斷出該事件發生的前因后果、內因外因或內外部環境、未來的走向，甚至，發現歷史的趨勢、規律或必然。
2008年歐美本以為通過阻撓奧運圣火傳遞、歪曲中國維護西藏統一，有助于讓中國亂象環生，可是即便發生了汶川大地震，中國人反倒是更加眾志成城，美國佬對此不理解。倘若他們以歷史觀的視界去觀察中國、或從圖1里發現不同之處，也許他們就會明白，為什么其拙劣的表演無法摧毀中國人的凝聚力。不過這也難怪，與5000年相比，區區300年實在難以形成大歷史觀念，距離唐朝君臣討論“水”與“舟”的辯證關系大約1000年后，“五月花”號才起錨呢。
圖1. 中美兩國士兵在災害中
動態平衡
《半導體物理》里介紹，當Ｐ型半導體和Ｎ型半導體結合在一起時，由于交界面處存在載流子濃度的差異，電子和空穴會自發的從濃度高的地方向濃度低的地方擴散，并最終達成動態的平衡。
物理上，擴散可以這樣定義：物質分子總是存在一種趨勢，即從高濃度區域向低濃度區域運動，直至達成均勻分布。
化學里介紹過滲透，當利用半透膜把兩種不同濃度的溶液隔開時，濃度較低的溶液中的溶劑（如水）會自動地透過半透膜流向濃度較高的溶液，直到化學位平衡為止的現象。
還有溶解平衡，達到平衡時，宏觀上溶解和結晶兩個過程都停止了，微觀上溶解和結晶這兩個過程并沒有停止，只是二者的速率相等罷了，這個平衡也是動態的。
微觀世界如此，宏觀世界仿佛也如此，大唐盛世之時，人們向往于“擴散”到大唐帝國，美利堅發達時，人們向往于“滲透”到美國。假設，我中華未來再度輝煌于世界，那些曾經的華裔移民們是否又會向往于回歸呢？
這些理論好像比較抽象難懂，舉一個相對容易理解的實驗：取一個下端開口的瓶子，開始的時候把下端的口堵住，向瓶里倒水，這時瓶里的水會越來越多；然后把下口打開，瓶中水的高度就會下降；調節倒入水的流速，會使瓶中水的高度會保持不變。此時瓶中水的進出仍然在進行著，但瓶中的水量保持不變――如果把這個瓶子作為一個系統，宏觀上會感覺系統此時達成了平衡。
好像可以這樣總結上面的現象：一個封閉的系統，有著自發地達成平衡的趨勢；當系統受到外來因素影響時，平衡會被打破，趨于再達成一個新的平衡；當系統內部因素發生變化時，系統也會發生新的反應，并向著新的平衡過渡――這種平衡，不是靜止不變的或者說靜態的，而是動態的。
二元混沌
量子力學告訴我們，基本粒子既具有波動性又具有粒子性；同時又告訴我們不確定關系（或“測不準關系”、“不確定性關系”），即在任意時刻粒子的位置和動量都有一個不確定量，這與牛頓力學所設想的“經典粒子”根本不同。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不管是微觀世界里粒子的波粒二象性、電子空穴、溶解結晶，還是宏觀世界里作為人類社會基本粒子的人的――人性的善與惡，好像都是成對出現的，都是二元化的。引申一下，把思考問題和觀察現象二元化，就是：既考慮到主體的視界，也考慮到客體的視界，或者說考慮到相關聯兩個主體的角度。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我們要定量地區分界定二元時，除非我們先假設很多的前提條件，否則很難量化確定，與“不確定關系”相符。比如說，誰能量化界定出某個貪官的人性中的“善”與“惡”的比例是多少，當作為領導的他面臨汶川地震、玉樹地震這樣的大災害時他人性中的“善”“惡”比例是多少，當他貪贓枉法時“善”“惡”比例又是多少？而當我們兼具質性思考和量化分析時，我們對二元化的整體系統（比如說粒子、人），才多少可以做出解釋或預測――聽起來象混沌，感覺上象八卦圖，見圖2。
圖2. 八卦圖
國家內部力量，好像也可以二元化，比如分成鴿派和鷹派；世界各陣營，好像也可以二元化，比如分成和諧的力量和不和諧的力量。在我們國內，對國家內外格局的解讀也存在二元化現象。有一元解讀，是頹廢的、犬儒的、無根基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向下拉的――不顧事實基礎，四處出擊，抓住每個機會到處敲打，自我貶低，自廢信心，哥本哈根自反中國，高鐵硬說是“被高鐵”，谷歌事件跑去獻花，對于有中國立場的學者不惜造謠圍剿，甚至公開替美國叫好，對中央出臺的東西可勁攪渾水，仿佛中國已經走向懸崖深處；還有另一元解讀，是積極的、建設的、深深扎根于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向上走的――洞悉趨勢，明確中國立場，果斷提出新的思想，為中國解決現有問題和矛盾提供建設性的意見。前者對于國際大國對弈，凡對弈對手發出的各種招數，必做內應，對于國內問題，實與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卻自作悲情，無限上綱上線；后者對于國際迷局，站在中國立場，熟悉各國政治體制、領導人性，透過現象觀察本質，從容看待，對于國內問題，冷靜分析，理出邏輯線條，利益關系，抓住利益推手，該批評的批評，該鼓勵的鼓勵，以建設性的態度破解。前者從來都是發泄，灌水、渾水是他們能做到的最高境界（因此別稱“水軍”？）；后者向來理性、建設，字斟句酌，心懷大愛，為中國貢獻自己的才智。前者最后必然走向對整個民族、整個中華文化的全面否定，走向自殺的道路；后者將成為中國文化的頂梁柱，為中國的子孫后代在世界上成為文化的領導提供根基。中國不需要前一種人，中國需要千千萬萬后一種人。
中央集權
西方攻擊中國政府中央集權、獨裁專制、不民主，很多“磚家”也愿意把吏治敗壞、貪污腐化、濫用職權、官僚主義以及其它一些不公平的、無序的現象都歸因于此，并借機提出中國應采取西方式的民主體制、政改也要照抄西方政治體制。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上理解了中國形成的過程、明白了中央集權的緣由，估計很多人就不會盲從于西方和國內一些別有用心的“磚家”了。
首先，從地理位置看一下世界上最大的黃土沉積區――位于中國中部偏北的黃土高原，東西千余千米，南北 700千米 。包括太行山以西、青海省日月山以東，秦嶺以北、長城以南廣大地區。跨山西、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及河南等省區，面積約40萬平方千米。黃土高原上黃褐色的土壤之纖細，可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同時又極易被水沖走。
我們的母親河，黃河，發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顏喀拉山，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山西、陜西、河南、山東等九省區，經過 5500千米 的路程后流入渤海。黃河流域面積79.5萬平方千米，覆蓋著黃土高原的大部分，見圖3。
圖3. 黃土高原與黃河流域示意圖
黃河象一條巨龍兩次盤旋穿越黃土高原，其結果是黃河的流水中夾雜著大量的泥沙，其含沙量甚至有過46%的記錄，所以黃河經常淤塞河床，并且黃河的水量在枯水期和洪水期的幅度變化又大，于是“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堤防潰決、河水泛濫、災害肆虐，有記載：“凡水淹之處，茫茫無際，只見房頂樹梢露于水面，特別在決口門處，洪流傾瀉，房塌樹倒，人畜漂沒，一片慘象”。
其次，看看處于歐亞大陸東南部的中國的氣候。由于世界屋脊的阻隔，大西洋氣流從北面與北冰洋氣流會合形成了“西北冷空氣”，而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上行氣流形成了“西南暖濕氣流”。兩股氣流的交會融合，象兩條巨龍在搏斗，今年你強我弱、明年就可能我強你弱。兩龍相斗之處，便有可能淫雨為災；兩龍未及之處，便有可能大旱云霓。
天上的兩條龍、地上的一條龍，所到之處，周天寒徹，災害頻生。有史料記載：“百年一改道，三年兩決口”的黃河，從有史料記載以來一直到1938年花園口扒口的2540年中，黃河共決堤1590多次，主河道經歷了二十六次大改道和遷徙。亦有史料記載：1911年之前的2117年內，共有水災1621次、旱災1392次，平均每年有災荒1.392次。甚至于有史書總結：“六歲必有災害，十二年必有大饑饉”。
古人曾期待“圣人出，黃河清”，可孔圣人也出了、老人家也出了，黃河還是沒“清”。治水之難 “難于上青天”， 絕非傾一兩個圣人之力所能為，必須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指揮有關人眾、動員所有資源、組織大規模水利建設和跨地區救災賑濟。可是在鯀治水時期，部落林立，各行其是：大水來臨，那就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管它沖向哪個部落呢，只要淹不了俺部落就行；什么？跟俺民主協商，要淹了俺部落以保全別的部落，那不成，憑什么啊！沒辦法，誰讓那時太“民主”了呢，鯀只好這里堵、哪里堵，堵到頭來也沒把水治好。禹看到了老爹的失敗之處，接手之后，先揮舞青銅器東征西討，會諸侯于涂山，防風氏遲到，奶奶的，拉出去砍了（其時，也許大禹心中默念：兄弟，對不住了，哥哥也沒辦法啊，要不然這幫鳥人總想民主協商治水，這要商量下去，哪個猴年馬月才能治水成功？你也知道，我老爹就是在他們的民主協商體制下治水失敗身亡的，哥哥先借你人頭一用，功成之日，哥哥我定當為你平反、親自祭祀。后，大禹果為防風氏平反昭雪，并親自拜祭。此舉似與曹孟德借運糧官腦袋一用有異曲同工之妙）。自此，中央權威樹立，天下統一號令，上下游統籌規劃，變“堵”為“導”，洪水順流而下，“以四海為壑”。由此，中央集權下，由中央政府調配平衡各地利益，為整體計，有的地方會吃虧，有的地方會受益，經一十三年，終于治水成功。
不論治水還是賑災，倘若進行民主討論，投票抓鬮，只怕是會象臺灣議員大打出手那樣，萬一“商量”個幾十年也沒出結果、甚至幾千年沒結果，那華北平原會不會至今還是個蛤蟆統治的地方呢？而且，也不能搞地方分權，否則不同區域群體只考慮局部利益、不顧全局利益，難免自行其是、以鄰為壑。
因此，在頻繁的治水、賑災中，必然會促成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大禹即是一面治水，一面揮舞青銅兵器南征北討，地平天成的同時，鑄九鼎以安名分，“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中央集權建立。
但此時及之后一段時間的中央集權體制與秦朝后的中央集權體制有所不同，概括而言，夏、商、周的體制是所謂的“方國共同體”，其特點是聯盟與共主。至周之時，采取了分封制，各方國地位的確立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分封進行。一旦完成分封，各自就國，享有充分的政治自主，但對天子有從征與納貢的義務。這可以比作，雖是中央集權，但中央政府將權力大幅下放。這樣，方國共同體組合速率極快，一旦共主覆亡，各方國與新共主之間很容易形成新的政治鏈接。不論是商湯伐桀的鳴條之戰，還是周武克商的牧野之戰，都可以說是一戰定天下，這在以后各王朝的嬗代中是不可能出現的。與之相對應，則是各方國的獨立性隨著諸國間以及方國與王畿間發展的不平衡而演化為離心作用。夏、商、周三個王朝的覆亡都是緣于內部方國勢力的膨脹與中央王朝的失控，問題出在內部法定的方國。周的分封制更使中央權威降低，之后，出現春秋戰國的分割局面，大河上下的統一調度分崩離析，漸趨于“以鄰國為壑”的狀態。諸侯之間相互征伐，塞渠毀壩，鄰國有災，正求之不得，何談就食賑災，百姓生活自是水深火熱、民不聊生。回到現在，某些人士鼓吹要中國搞什么聯邦憲政，是不是跟我們老祖宗玩剩下的有點兒相似？倘若中央政府聽從了這些人物的建議，按照我們老祖宗早就有過的經驗，是不是就可以預測我們中華民族將來可能會分崩離析、亡黨亡國、最終又被西方殖民或控制呢？
再次，觀察一下中國的國防。從中國的東北向西南，有一條所謂的“ 十五英寸 等雨線”，見圖4，當中的一段，與長城大致吻合，往西南方向則大約隔開青海和西藏。在這等雨線的東南，年均降雨 15英寸 是常態，百姓安于農業耕種，曾做過蔣介石政治顧問的Owen·Lattimore評價之：“中原農業茂盛，人口繁殖”。在等雨線的西北，則是游牧民族，這些馬背上的牧人既放牧、也搶劫，時不時地會越過等雨線，對中原百姓劫掠侵襲。
圖4. 十五英寸 等雨線與長城示意圖
到公元前3世紀，游牧民族的威脅已相當嚴重，其時已有將北方小國所筑土壁相連成城塞的國防必要；至秦時，世界上最長的國防線――長城終于筑成。等雨線的東南既以農業為主，則中國是農業社會，從國防上講，也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體系。始皇帝統一中國后，徹底廢除分封，參照大禹治水定九州的格局，實行郡縣制，確保中央對地方如臂使指，集中抵御外敵侵略、集中調度水利建設和跨地區救災賑濟，構成中國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完整邏輯。
此外，從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觀察，我們仍然需要一個中央集權體制，自秦至清，無論戰亂災患、朝代改變、民族融合、經濟交流、政治交往、宗教信仰，各朝各代仍然采取中央集權制。也無論各朝代對地方政府采用什么組織架構――如秦的郡縣制，漢的由初期的郡縣、分封并存到后期的州郡縣三級地方機構，魏晉南北朝的既有州（及“僑州”）郡縣三級制度、又有軍民“雙軌制”、又有胡漢分治、還有與州郡平行的封國制等五種情況，隋唐雖采取靈活多變、因地制宜的地方體制卻總的來說是由州縣制發展為府州縣制，宋的府州縣制，元明清的省府（州）縣制――中央集權從來沒有被放棄，只是形式創新上有所發展和過渡。
秦漢是第一個發展期。這一時期，制度草創，元典輩出，無論是組織體系、管理機構，還是官吏隊伍、運轉機制，幾乎都是從頭做起，也幾乎都傳之后世，為后世師法，“百代皆行秦政治”。
魏晉南北朝是第一個過渡期，或調整期。從表象上看，帝國運轉失靈，疆域日蹙，四分五裂；但從內部機制看，則是以中樞政體變遷為主要內容的中央集權的新的強化，是政治變遷的“蟬蛻”期。
隋唐是第二個發展期。從帝國政體、行政運轉，到疆域擴展與國家實力，都登峰造極，獨步世界。
五代宋遼金是第二個過渡期。這是又一次新的組合和調整期，體現在以地方體制調整為主要內容的中央集權的又一次強化。
元明清是第三個發展期。這一時期是古代社會中央集權的成熟期。
中國，之所以是中國，不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嗎？ 5000年的歷史，炎黃的子孫，雖風云變幻，仍綿延不絕，流傳下當今世界上唯一的古代文明。為什么中央集權的中國沒有斷絕文明，而“民主”國家的西方文明卻沒能流傳下來呢？
很多人提起西方民主，好像感覺這兩個字很“神圣”、能包治百病，又仿佛視“民主”為社會發展的“終端”，而不管“民主”是否能真正的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先阿Q式的跟著喊兩嗓子。那么，我們也聊聊西方民主的由來。
西方文明遺留下來的歷史資料顯然沒有中華史書豐富，連西人都搞不清西方民主是源于古希臘城邦民主制的流變，還是緣起于中世紀英國的議會制度。但流傳至今的西方古代典籍，如希羅多德的《歷史》、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等，記述了古希臘的民主制度，這在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也是西方將近現代西方民主追溯于古希臘城邦民主制的一個原因，實際上，還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時代。
地中海和愛琴海沿岸一起沐浴著大西洋來的季風，這近距離的、同一大洋的氣流即使有大變化，十年八年的也難得一回。歐洲也沒有巨大的、容易泛濫的河流，按理說，農業生產條件相對穩定。但是農業生產資源卻極度貧乏，希臘、羅馬甚至包括尼羅河三角洲和兩河流域的平原加起來都不及一個黃淮海平原大。整個古希臘地區的地形支離破碎，受到海洋的分割，山地又基本都是裸露的巖石，不適宜谷物生產，而且由于處于地中海東北部，這個地區夏季炎熱干旱。古希臘地圖參考圖5。兩河流域的文明又與尼羅河流域的文明之間隔著面積巨大的阿拉伯沙漠。因此，整個地區的各部落從狩獵、采集階段到農業階段的交流難度就很大，部落和民族間信仰和文化的差異也很大。當這一地區的民族進入農耕文明時，其人口繁殖的加快，很快就與農業資源匱乏產生矛盾。于是，以暴力占領其它文明民族的生活地區、掠奪異族的財物和奴隸就成為為了生存而無法避免的選擇。
圖5. 古希臘 地圖
希臘依靠帝國統治形成了沿地中海、小亞細亞、黑海的文明。15萬雅典公民和家屬依靠10奴隸、200萬人口的殖民地所貢獻的貢金以及壟斷2000萬人口范圍的海上貿易來生存。斯巴達依靠直接奴役10萬倍于自己公民數的“黑勞士”生存。亞歷山大以后的馬其頓東方希臘國更是依靠剝奪其它民族的剩余勞動生活。國家公民的實際生活方式是：主要從事體育鍛煉和軍事訓練，以及從事藝術、政治；閑暇時泡泡澡、看看戲。生產、農業、手工業甚至商業都是奴隸做的。“為什么享受民主的公民數量如此之少？因為公民們根本不勞動，只管打仗征服和體育訓練，連經商都是奴隸干的事情”（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那么“享受民主的公民數量”少到多少呢？“最多不超過人口的1/12”（林中澤《早期西方文明史札記》）。
人，不論是什么人、哪里人，說到底首先要生存。靠什么生存或者說生存方式上，古希臘與同時期的中國截然不同：中國基本依靠本民族自己從事農業勞動來養活自己，希臘則是主要依靠暴力搶劫其它民族來生存。這個打仗搶劫過程，可以細分為兩部分：一個是組織搶劫，一個是保障搶劫者能得到基本的戰利品分配（分贓），即組織、分配。組織搶劫，是不講民主的，雅典、斯巴達、馬其頓等帝國在對外戰爭的組織活動中從來都是少數人甚至個人專斷的；分贓時，就要有一個分贓規則，立功的、戰死的、受傷的、逃跑的及其它情況分別怎么分，因為打仗搶劫是整個民族的生活手段和財富來源、且戰士又是平民構成的，戰利品如何分配就關系到平民的利益，分配不當，就不可能長期進行成功的掠奪戰爭。長期以后，又形成兩個特點，一個特點是：分配的事情可以一事一議，最好的方式就是投票決定；另一個特點是：財富的增長主要靠戰利品，靠分配土地和奴隸來實現的，分配中的比較平均導致國家公民的財富也相對平均。那么，具有投票權和財富平均的公民就有相對平等的政治權利。
并且，由于下屬的第三等級構成了希臘重裝兵的主體、第四等級構成了希臘海軍，他們在對外戰爭中起到關鍵作用，希臘的統治者就不得不考慮他們的利益。從瑟秀斯、梭倫開始，經庇希特拉圖，最后至克里斯梯尼，是整個希臘對外掠奪的高潮期，這個過程中，希臘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改，徹底完成了由氏族社會進入到以平民為核心的社會體制，即所謂的民主社會。
此后，十字軍東征從穆斯林手里搶來了古希臘和羅馬的典籍，西方人了解了他們的前輩――索倫、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等民主哲人的精髓，于是文藝復興也開始了。經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民主”洗禮，又一次征服與掠奪的血腥歷程也開始了，而新的民主政體隨著新的征服和掠奪同步向前。
這之后，葡萄牙、西班牙、日不落帝國你方唱罷我登場、輪番稱王稱霸，新的征服與掠奪方式也逐漸演變成了殖民主義。比較出格的是，由于西班牙的努力屠殺，印第安人的數量從15世紀的5000萬銳減到17世紀的400萬；比較有特色的是，鼎盛時期，英國在各大洲都有殖民地。
在這中間，“海上馬車夫”的伊麗莎白女王和她的樞密院大臣們，遵從民主的原則，與阿姆斯特丹的小商販們按照各自的投資比例從“荷蘭東印度公司”賺取相對應比例的投資回報，一不小心就開創了現代式“公司”的先河。
再往后，我們就有切身體會了。民主分配賣鴉片獲取的利潤，民主分配各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還可以掛個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如果表示不服，ok，那就“八國聯軍”“馬踏紫禁城”、“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看你服不服。什么，還不服？學了半吊子民主、把燒餅貼到圍裙上當國旗、跟武大郎“剪不斷，理還亂”的小日本直接發動侵華戰爭。
提起二戰中德法英俄的爭霸恩怨，其實對于我們來講，那是王八咬了烏龜的尾、烏龜踹了王八的嘴――希特勒不是東西，丘吉爾就是好鳥了？是誰下令在德國實行專門以平民為目標的地毯式密集轟炸？是誰下令對英國殖民地的庫爾德族扔毒氣彈？還不都是老丘嗎？這些行為跟希特勒比，也就是彼此彼此、五十步笑百步吧！
唉，這可都是西方民主國家做的事情啊，就是當今，這些西方民主國家還都有殖民地呢。
接下來重磅登場的，是曾經的英屬殖民地、英國的大侄子、當今世界最“民主”的美利堅，這個有著“黑奴”、“屠殺印第安人”烙印的國家在一戰前帶頭大搞貿易保護主義，搞得歐洲揭不開鍋了、干脆大打出手、任誰都當不成老大；二戰時先是兩面投機賣武器獲取經濟利益、接著瞅準時機親自上陣，既搶了地盤、又攏了人氣、更旺了本國經濟，于是一飛沖天，成為世界新的老大。這個老大比較橫，瞅誰不順眼就打誰，跟中朝干了（也許是因為“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打的一場錯誤的戰爭”，愣是沒有打贏連褲子都快穿不上的中國）、跟越南打了（不讓過17度線，那就不過，俺美利堅大豆腐，說不過就不過）、把南斯拉夫炸了（順便把早就看著不順眼的那個國家的大使館炸了，如果沒啥脾氣，那就繼續調戲，中國的對應是“我忍”、“我繼續裝”），直到現在還把伊拉克、阿富汗占了，呆在人家家里賴著不走，真是“哪里太平哪兒有它”，不知道為什么它的屁股就那么大，國土面積全球第4都盛不下，難道是可樂喝多了、或者漢堡吃多了？要是有敢叫板的，那就冷戰，讓丫解體；即便低聲下氣了，那也不定什么時候大爺高興了，就來個金融風暴、洗劫一番，如此方不失美利堅民主本色。什么“民主”、“人權”、家里藏東西比如“化學武器”都可以是到別人的地盤上溜溜、上門興師問罪的借口，“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那玩的叫一個溜兒。
對于這些西方的民主歷史，不要被英美控制的世界媒體洗腦，還需自己研究清楚、區分對待、辨別是非、驗明正身。西方各國的民主歷史和進程或許有著分別的特色，象“布朗運動”式的不規則，但又好像都免不了“搶糧、搶錢、搶地盤”的“三搶”原則，不知后世可會有大導演，也拍個《三搶拍案驚奇》什么的，說不定會火。我們跟他們是地不同、時不同、國不同、病亦不同，自然應該因地制宜、因國而異、看病下藥，那種來歷不明的藥引子，用了也只怕會走火入魔。事實上，中國曾經不僅效仿過西式民主，甚至還試用過西式政治體制呢：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模仿典型的總統制，想建立西方式的近代政治制度和民主體制，最后的結果是將總統拱手讓出；袁世凱則假總統之名，搞“洪憲王朝”；曹錕更有意思，選總統時，為議員們的選票開了價， 5000塊袁大頭一張，但后來被報紙爆料說曹三傻子剛用10萬塊大洋買了個妓女做四房姨太，于是議員們義憤填膺、“一個小婊子居然值20個國會議員”、真是斯文掃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曹錕只好平息眾怒，將選票價格由5000塊提高到1萬塊，最后， 曹錕 先生贏得了593票中的480票，高票當選了偉大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設立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等，更是有模有樣的三權分立式的西方政治體制，不過1949年很快來到了，“一唱雄雞天下白”，中正遙嘆大陸紅旗展。看看這曾經的“實驗”吧，即便再吃一個豆子，免不了還是那個豆腥味兒：不是丟了性命、就是丟了江山。
小小寰球
這個星球，看起來挺大，六大板塊七大洲，可在世界警察眼里就跟自己家里似的，美國大兵們坐著大船可以到任一大洋里“一起吹吹風”，這不，美軍的大船剛剛到黃海里“三缺一”、差點兒湊一桌。我們呢，全球近20％的人口“蝸居”在約6.4％的陸地總面積上，不但不見世界盟主發揚發揚民主、人權風格，哪怕是租點兒土地或海洋的給咱們用、或者多轉移點兒中國人到美國“民主”去，反而到處都是美軍的收費站，想買點兒石油補貼補貼家用，都得小心翼翼地穿過人家的勢力范圍，誰叫人家是“帶頭大哥”呢，連海盜都知道投機、知道只要唯“大哥”馬首是瞻那就鈔票大大的有。這些年我們腰桿硬了，解放軍叔叔也前出亞丁灣護航了，要還是十幾年前那個實力，保不住有多少個“銀河號”被“臨檢”、保不住有多少艘船被劫持呢。可見，“發展是硬道理”啊！
可是，“有人就是見不得別人好”，眼瞅著美國、歐洲這些“民主”國家生活條件優越，中國也想學著給國民改善改善，人家卻不樂意了，不過中國今非昔比、不再是剛進地球村的土包子了，話不能說得太砢磣人，于是委婉地告誡中國：你們要“低碳”。其實若把“委婉”翻譯成“直接”，其含義就是：你們這些窮鬼、鄉巴佬只能過貧窮落后的生活。私下里，他們的議論就刻薄多了，默克爾不是抱怨嘛：中國人居然開始喝牛奶了、印度人居然開始討論一天要吃兩頓飯了，天哪，這會引起世界糧食緊缺、會影響歐洲人生活的！可是中國人好像沒聽懂，還吭哧吭哧地發展，黑牛仔按捺不住，干脆通過電視鏡頭全球直播：“如果10多億中國人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聽聽，好像他就是地球村長。那人家對自己怎么要求的呢，美利堅欠著五、六十萬億美元的外債，每年GDP的12萬億美元，吃喝拉撒都不夠，債是越欠越多，也沒見其有節儉的意思。為什么他們就不能低碳點兒，為世界省點兒糧食和能源呢？難道是守株待兔、印錢印習慣了、或者當寄居蟹當習慣了？有個漫畫，畫中一輛豪華大巴，大巴上坐著美國、歐洲國家等少數已發達的國家，還有不少座位空著，中國、巴西、印度等國家正在往大巴上擠，車上的這些國家開喊了：擠什么擠什么，沒座了，你們低碳去。唉，只許歐美的懶漢過度消費，不許勤勞的窮人脫離貧困。不過也別少瞧了人家的忽悠，人家在口號上可是立足點很高的：低碳，是為了拯救世界，拯救人類，是普世價值――不過，要求印度人民一天只吃一頓飯、要求中國人民不要喝牛奶了，不知道算不算是西方的普世價值。
“還記得許多年前的春天”，在世界霸主的邀請下，中國參加了一個游戲，名字叫“全球化”。在游戲中，中國吃了很多的虧、付了不少的學費，只是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游戲的話語權，有一半落在了中國。剛剛過去的10年中，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是10.5%，而美國是1.7%。英國《經濟學人》預測：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會達到每年7.75%、通貨膨脹在4%、每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是3%；而美國同期的經濟增長是年均2.5%、通貨膨脹是1.5%；按照這個發展速率，在2019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如果這種趨勢在繼續樂觀的、不出意外的、并且中國內部問題沒有形成大障礙的前提下進行下去，那中國的經濟總量約在2030年接近美國的兩倍。我們自己要有清醒認識，這是樂觀積極的預測，而且僅僅GDP第一未必代表著就是強國了，滿清末代時期的GDP好像還保持世界第一呢。
在全球化游戲前段，按照二代（或黃先生所稱的XYZ――Xiaoping、Yaobang、Ziyang的首字母簡寫）“少說話、多干活、沒人拿你當啞巴”的“勞模+老實人”的精神指示，我們充分發揚“一不出頭（要韜光養晦）、二不動手（只口頭抗議）”的風格，只管拼命往前驅趕經濟馬車，老美開始也有些大意輕敵、或者被忽悠住了，頗有些“拔劍四顧心茫然”的獨孤求敗感覺；等到回過味來，想對中國動手術時，白胡子老公公（不知道穿上圣誕老人的服裝時會不會像圣誕老人）、牛人拉登給世界盟主送了份大禮（可惜那天不是圣誕節），“9.11”讓美國人再次調轉槍頭往中東方向去了，拉登大叔是真給力啊！天幸中華，我們終于趕上來了，可以擦把汗喘口氣、環顧左右亮亮嗓子了；天佑中華，我們四個現代化中的國防現代化得以彌補了――這個過程，估計在老美眼里，再次混沌了：我的娘哎，這眼睛一睜一閉，中段反導成功了、殲-20首飛了、巨浪-2連射了、航天就不用說了、在建核電站也27座了；那要眼睛再一閉一睜，3艘航母就搞出來了、北斗全球覆蓋了、海外駐軍了、歐亞高鐵了、月亮上的傳說沒準也成真了――這東方龍“看似無招勝有招”，看架勢是要全方位奪“勢”搞定我的“金本位”啊。沒了軍事超霸全球的實力，“金本位”何“勢”之有；沒了“金本位”，世界盟主寶座丟了不說，我美利堅是否還是美利堅都難說了。你中國是要往我美利堅的腚眼上捅啊，太不地道、太沒人性、太不“國權”了――美軍的軍事超霸實力就是“金本位”的“勢”、為“金本位”保駕護航，軍事實力與“金本位”正是老美超霸全球的二元法寶。如果把美國比作一個粒子，那軍事實力與“金本位”就好似粒子的波粒二象性。
圖6. 殲-20――與“美軍獨霸天空30年夢想”爭鋒的利器之一
小小寰球，更因為有了高鐵。世界上70％的人口與人類活動都在歐亞大陸上，當貫穿歐亞17國的高速鐵路建成，從北京搭火車到倫敦市中心的英皇十字車站僅需48小時，見圖7，歐亞將成為世界經濟中心帶：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
圖7. 歐亞高鐵線路示意網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條東起長安、橫貫新疆、西達羅馬的“古絲綢之路”，這座溝通古代東西方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也是走向大陸文明的康莊大道。很久以前，一群群靠著船堅炮利的海盜拉著民主的大旗、建立了所謂的海洋文明、控制著海上通道，一直到現在。不久的將來，一列叫作“高鐵”的火車，將重續 “絲綢之路”，并連通歐亞非，更重要的是，開始文明的驚艷之旅、回歸大陸文明。用大歷史觀的視界來看的話，世界就像一個動態系統，一個舊的文明平衡被打破，建立了一個新的文明平衡；然后，新的文明平衡又將被打破，趨于建立下一個新的文明平衡。
想當年，帝國主義最喜歡在中國修鐵路，今天，我們也禮尚往來，用“乾坤大挪移”來個“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我們推廣高鐵的口號是“和諧社會，共同發展”，凡是愿意跟我們一起走的“兄弟”，我們讓他“共同富裕”，不象老美這個世界霸主，自己吃肉，湯都不讓別人喝。如果概括歸納的話，美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是“金融、軍工/航工、石油”。今天，經過“金融危機”的科普，各國已經感悟，無論美式“金融”帶著什么面具、變著什么方法，其“搶劫”的本質是至死不渝、始終如一的；同時，當中華利器一而再、再而三打破美軍一超的神話時，當“低碳”的高鐵逐步擠占“高碳”的波音的生存空間時，當歐亞大陸高速鐵路運輸網沖擊美軍控制的海洋運輸通道時，只怕三匹美式大馬連瘸驢都不如了。
屆時，估計這個星球上就可舉行“世界霸主落幕歡送會”了，歡送會的主題可以先暫定為“啥叫王道，啥叫霸道”。先聲明：如果到時候“痛打落水狗”的國家太多，以至于“天下圍攻”美利堅的話，那可跟我們中國沒啥關系，因為我們一直信奉“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一直以來也是這樣做的“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順便叨兩句：不知道到“歡送”老盟主的時候，曾經說過“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的“鼻屎大”的國家，還會不會再想“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那些“凡是美國的就是好的，凡是中國的就是不好的”的“兩個凡是”派人士會不會再不自打耳光。聰明的都知道給自己留條后路。
可是，凡事都有個過程，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羅馬也不是一天倒掉的。很多事情是二元混沌的，盟主的退位過程可以一元定性，卻難以進行另一元的量化確定。事情中間的過程也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體現出包容與對抗、吸收與排斥、斗爭與妥協、奪取與讓步、進攻與防守、甚至和平與戰爭等二元化現象，但是合縱連橫的博弈、天下的歷史大勢、文明重心的轉移，卻擺脫不了必然性。如果象某些經濟精英滿嘴亂噴（有的好像還分辨不清自己的國籍）那樣，對這個“必然性”進行預測的話，或許2030年前后將是一個節點、一個分水嶺――如果老美自己能一直挨到那時都沒有四分五裂的話。窺斑識豹，還從高鐵看起，五年的談判規劃、十年八年的修建、五年的發揮功效、歐亞整合，期間再加上崛起者強身健體也得有個過程，還有圍觀者的心口不一、火中取栗、投機倒把、朝三暮四，以及沒落者的不甘與反抗、甚至狗急跳墻－－南海找事、黃海找事，以及接下來還會搞其它花樣百出的挑釁，但是終究你們的日子“一天天壞下去”、我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最終只會是“反抗，失敗；再反抗，再失敗”的輪回。“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兵強則滅，木強則折”，老祖宗早就告訴我們做事做人做國家要把握個度，而我們又追求“大同”、講究“中庸”、“以和為貴”，真到了世界盟主空缺時，中國恐怕還是忘不了“民主集中制”。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老美即便從老大的位置上退休，也一定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其國家內部雖將矛盾重重，但對一部分國家還會有一定的影響力，尤其對它曾經的狗――倭國。倭國雖然對美國一副小鳥依人狀、恨不得大喊“美國大人原子彈扔得好、扔得妙、扔得呱呱叫”，但其內心無時無刻不想掙脫狗鏈子，當看到主子要倒掉、鏈子好像松了時，這位昔日的奴才是有可能躍躍欲“跳”的。對日本的內部力量，可以二元化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識相派”，一部分是“不識相派”；前者看得長遠、注重長期和國家整體利益、即便是裝也得裝出忍讓的樣子，后者注重眼前利益、成為部分利益者代表、又臭又硬。如果日本對外的整體合力，是“識相派”占了上風，那日本與中國、美國的斗爭程度會緩和些；如果是“不識相派”占了上風，忍不住夾縫中的夾板氣，那地球就有可能破紀錄了。進入21世紀20年代后，中國國力將不斷加強，在世界上的布局也將有聲有色的由量變到質變發生綻放、開花結果，我們“最可愛的人”也肌肉發達、有勁沒處使，如果內部沒什么大的問題、或者最大的問題就是內部也強烈要求，而小日本又不識相、不知悔改還“又熊又不老實”，那么，這條“臭蟲子”被“雄雞”一口吃掉就不可避免了。此時，倭國的老主人以及其它“民主”國家不但不會救它于水火，甚至連袖手旁觀也不會，而是趁火打劫、私吞日本在歐美的各種資產和“小金庫”、搶占因日本企業退出而形成的市場真空，更有可能，在戰前中美等大國已溝通好戰利品的瓜分細則。
“大國之側，豈容他國酣睡”，“從此不敢稱雄長”也就罷了，要是“金烏隱匿白洋中”，唉，現在污染這么嚴重、戰火之后污染更重，這自詡“太陽升起的地方”在海底下還能看到太陽升起嗎？
防微杜漸
打鐵還得自身硬，看看我們自身的“亞健康”，明明經濟發展了，生活條件改善了，可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發現：貪官污吏遍地、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公平缺失、住房教育醫療成為三座大山、什么都漲價就是工資不漲……再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上觀察：社會很浮躁、人們很焦躁、官商勾結、商人無良、好像人人都很不爽、處處都在抱怨、對政府總是不滿、和地方之間好像也有矛盾……為什么存在這些現象呢，是哪里出了問題呢？
研究物理、化學時，往往會從微觀的角度出發，研究基本的粒子，比如原子，人就是國家、社會的基本粒子，前文亦已提及，人性的二元化：善、惡。如果“善”占據主導，人的表現就是善良的、正義的、積極的、向上的、樂觀的、愛國的、助人的、開心的等等；如果“惡”占據了主導，人的表現就是自私自利的、損人的、消極的、悲觀的、賣國的、焦躁的、貪婪的等等。人又是生活在國家里的，國家的機構、政策、宣傳等就會對人的人性產生引導和影響，引導錯位、影響負面，就會導致人性“惡”的一面失去限制而放大，就會社會浮躁、人們焦躁、埋怨社會、對前景感到悲觀、自私自利、利益至上、不講奉獻、貪污腐化、安逸享樂、奢侈浪費、浮夸欺騙、徇私枉法、一切以“金錢”為標桿和目標、社會犯罪率上升等等。因此，國家的基本粒子有問題，那一定是國家某些地方不合理、不科學了，“守牧之責”也。
今年恰是結束帝制100周年。這100年，可以按歷史進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從辛亥革命到新中國建國的30多年，第二階段即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的30年，第三階段即改革開放到現在的30年。100年前，中 國還是 君主制，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其社會狀況、官僚體制、政府機構等與現代社會截然不同。
第一階段：辛亥革命，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對平民階層的生存條件和地位并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處于傳統地方社會領導地位的中層機構投向革命后反而更加鞏固了地位。也就是說，辛亥革命打倒了中國高層機構，卻基本沒有改變中層機構和低層機構。之后的軍閥割據，社會管理機構的重建更是無從談起。北伐勝利后，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組織了新的中國高層機構，還未來得及完善中層機構和重建低層機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相繼爆發。
第二階段：新中國建立后，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了新型的農村社會，建立了新型的中國低層機構，這個低層機構不再是金字塔型的，而是水平的，其優點是可以進行量化管理。高層機構則模仿改造了國民黨創建的模式。當時，中國是一窮二白，既要發展農業、也得發展工業、還得應對戰爭，政府機構的重設更無類似的歷史經驗可借鑒，要創建一個連接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亙古未有的、而又必須適應中國社會的中層機構，可想而知有多難，從1956年的撤掉大區、到后來的發動文革，都存在著摸索構建一個合適的中層機構的嘗試。
第三階段：改革開放后，鄧公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四個現代化”。如果說毛主席時代，中國是農業、工業社會，那二代之后，中國就是農業、工業、商業社會，并且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化，美國的金融攻勢下，商業成分在中國社會的比重越來越大，社會進程的變化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猛烈。當前的中層機構也基本與改革開放前沒什么不同，只是法制和經濟等方面得以完善了。需要強調的是，由于城市化和前些年的國企改制，中國低層機構已經有所變化。
綜上而言，中國基本建立了新的高層、中層和低層機構，但隨著時代的變化之快，這種機構越發地與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不匹配、機構的更新改善速率總是低于社會前進的速率――剛有些要達到平衡的可能，卻又開始越發的不平衡了。長此以往，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社會、官員、人民、輿論、安全等各方面的把控程度和引導能力將越來越低，人性“惡”的一面也就越來越失去限制，種種丑惡現象將會更加層出不窮。這個過程，越來越遠離平衡，而當一個社會嚴重失衡時，就會自發產生需要重新調整的驅動力，歷史上各朝代兩三百年的興而衰、治而亂的循環往復不就如此嗎？新的平衡需要建立。
我們來看歷史上王朝輪換、中央更迭的規律和動因，雖然各朝代社會背景不同、矛盾也各有特色，但卻仍然有其共有的規律性和驅動力，歸納起來不外乎三大點：其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力分布和架構不平衡，其二是貧富差距過大、或者說社會不公平過大，其三是貴族政治制度持續太久――前者導致高層和中層機構矛盾過大，中者導致中層和低層機構矛盾過大、并進一步加深高層和低層機構的矛盾，后者是高層內部矛盾激化、并進一步瓦解中低層對高層的向心力――這些矛盾從內部渙散了國家的凝聚力、打破了整個國家系統的動態平衡，從而發生改朝換代，如果還有外部因素，如滿清遇到的列強勢力介入，那平衡被打破的速度就會更快、即朝代的滅亡就會更快。
其一，對中央與地方權力分布的平衡把握，委實很難，老人家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中對此矛盾有所闡述。一方面，要給下面一定權力，要發揮地方官員的自主性，讓他們有動力有能力處理地方事務，少干擾中央政府的精力；另一方面，權力又不能放得過大，以便能夠監督監察官員操守，防止貪污腐敗、官員魚肉鄉民、地方矛盾激化、地方勢力做大和地方不聽號令。如果中央權限過大，對地方官員太多制肘，中央各部門就會以“已成之法”、“祖宗之法”對地方官員限制，令地方官員不敢負責、屁大點兒的事也要向中央請示，地方的自主性被限制，是一抓就死，整個高中層機構的效率就會大大降低。如果中央過度放權，地方政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又造成一些官員恣意妄為、貪贓枉法、徇私舞弊、魚肉百姓、造成大量群體性事件，是一放就亂。改革開放后，為了盤活地方經濟，中央給地方下放了很大的權力空間，確實搞活了經濟，但也出現了前文提到的那些現象，甚至于有翅膀硬了的地方政府，就開始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為了地方私利而不顧全國家整體利益、要挾中央出臺于其有利的政策，甚至讓中央政府為地方政府胡來擦屁股，一旦中央政策對地方政府小算盤不利，則“得詔令，但掛壁”：你中央上有政策、我地方下有對策，“政策出不了中南海”，頗有些地方割據、尾大不掉。而100年前的中國各朝政府，在建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一直是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及組織模式上“摸著石頭過河”，不論是秦漢時期的郡政制、自魏晉自宋的州政制、還是元明清的省政制，但貫穿這三個階段的主線是：中央集權的強化和地方權力的削弱。
其二，中國自古是一個傳統的以農為本的社會，大部分農民但凡有個“一畝三分地”、能生存下去，就不會走到“民不聊生”、“ 路極無 君子”的地步。可是看看歷史，有多少次農民革命運動！“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平過大，必然會導致社會的不安寧、不和諧、以及更多的群體性活動，國家的凝聚力、社會的穩定性、經濟發展的動力勢必受到嚴重的影響－－把人民的財富都轉變成一幢幢水泥混凝土，窮人越發的沒有錢，富人越發的不愿做實業而去投機房地產，能為國家的“四個現代化”有什么貢獻，對社會的長治久安、國力的提升和國家的強盛有何益處？再惡性循環下去，恐又逃脫不了歷史周期率的怪圈：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最后窮者起來革富者的命。可是，僅從自身角度思考而不是二元化思考的很多人看不到這點，試看，新《勞動法》的出臺受到多少“少數先富起來的人”及其代理人的嚴重阻礙，新《拆遷法》又受到多少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團的抗議而至今難產？
其三，貴族政治制度持續太久產生的危機更是殷鑒不遠。這里不得不提一下科舉制度，離現代社會最近的“選官”制度。科舉制度首創于隋代，發展于唐代，鼎盛于宋明，衰落于元清。科舉制下的政府，選官依據于考試成績，這樣一來，世襲家族的勢力就遭受到了打擊。從宋代開始，宗室干政的現象日漸稀少；到了明代，宗室集團干脆成為了土財主，喪失了干預朝政的能力，譬如嘉靖上臺，完全是朝廷大臣的研究結果，其間宗室們甚至很難進行一下公平競爭。所以，宋明之后，中國再沒有產生出任何篡位謀國的權臣，世家大族現象，基本從中國絕滅。反觀清代，宗室做官的現象非常普遍，國家中樞機構塞滿了皇親國戚，神經中樞所實行的，仍然是世襲制度，甚至都到了1911年5月，還搞出個“皇族內閣”。貴族制度死灰復燃所帶來的嚴重政治后果最顯著的，就是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戰――既然可以坐享其成，還戰個什么勁兒？這種機制縱容了人的惰性，助長了人性“惡”的一面。其治國能力，就更不要提了――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英法聯軍侵華戰爭、甲午海戰，《南京條約》、《望廈條約》、《天津條約》、《辛丑條約》、《馬關條約》、《虎門條約》、《黃埔條約》、《五口通商章程》……滿清時代，哪個“民主”列強沒有欺凌蹂躪侮辱過中華？滿清時代，也是中國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最多的朝代，史無前例，縱有千萬的內因外因、千萬的借口，僅僅一句“辮子長、見識短”是不夠的，其實行的貴族政治制度是絕對逃脫不了干系的。相信這百十來年的歷史我們不會健忘，可歷史好像又再重現，雖然形式有所不同。看看眼下的“官二代”現象，“今年人事不招聘，招聘只招官二代”、甚至黨政一把手簽字把還沒畢業不夠資格參加考試的學生安排進入“逢進必考”的行政衙門，看看從省級到縣級，進入公務員系統的人有多少比例是沒有關系、沒有背景的？低層出身的人沒有了向上流動的機會，甚至失去古代那般“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的幻想，必將產生類似中層世襲、低層亦永遠只能為低層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尤其當“官二代”、“官三代”們不能“牧之”之時，社會離“群雄并起”還會遠嗎？
防微杜漸，居安思危。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目前的社會進程，對國家的未來發展做好各方面的國家戰略規劃，配套相應的機構和體制，并以戰略目標為導向進行相應的推進、落實和調整。這里，大膽提一個概括性的想法供參考討論，即：圍繞“加強中央集權”為中心，進行“調整政府架構、構建社會現代化、加強安全管理、復興中華文明”四大改革――簡稱：一個“中心”、四點“改革”，后者正是實行前者的具體舉措。
一個“中心”
以我們的辦事能力，在“十二五”規劃的未來五年中，國內高鐵線路基本形成規模，將形成數個“3小時經濟圈”和十幾個“1小時經濟圈”，參考圖8。
圖8. 未來將形成的“3小時經濟圈”和“1小時經濟圈”
首先，可以根據新的經濟圈適當調整新的行政區劃，比如，“3小時經濟圈”設為一個大省，“1小時經濟圈”設為一個地級市。這樣既可減少行政設置，降低行政支出，加強中央權威，確保政令通暢；又可提高效率，協調、整合各區域經濟，將各區域的功能模塊化、有效搭配、有效組合，打破之前的各省獨立王國、自立山頭、畫地為牢、不相合作甚至惡性競爭、重復建設。之所以，不把“3小時經濟圈”設為大區來協調各省，是因為設置了大區就又多出一級官僚機構，“繁”上加“繁”。
其次，高調反恐甚至進行適當規模戰爭。進行區域調整勢必引起一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或抵制，尤其中央權威性或向心性不足時，為有效加快進程，不妨“斬將以立威”――只是這個“將”是恐怖分子或某個阻礙我們崛起的周邊小國，反恐亦可進入別國境內“剿匪”。同時，這也可以提升國家的凝聚力，鍛煉軍隊的實戰能力，展示我們的國防能力，加強我們的震懾能力――西方不是優勝劣汰、軟的欺硬的怕嘛，也是時候給世界上的朋友們亮亮肌肉塊了，既免除“老虎不發威，還當是病貓”、又可給“統一戰線的兄弟們”鼓鼓士氣。挾雷霆之威進行區域調整，再有不從者，人民的口水就能淹沒他。
四點“改革”
其一，調整政府架構。
首先，除上文說的適當調整行政區劃外，還要優化各級政府機構，避免政出多門、甚至“政策打架”的現象。
其次，建立一個適應、匹配當代社會發展的高層、中層和低層管理機構，避免形成階層分化、產生階級對立甚至階級斗爭，同時優化管理程序，確保基層即便僵化、“愚蠢”也能高效、有效地執行高層的政令。
再次，做好官員的“選官”、“治官”和“培養”。中國這么大，人口這么多，我們不僅缺乏優秀的管理人才隊伍，還缺乏人才隊伍的培養機制。“選官”跟教育體制脫不開關系，應重新思考調整當前社會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如何加強人才儲備；優化公務員招考，真正實現能上能下和一定的流動性，實現避免省級及其以下部門在招考中徇私舞弊、濫用職權、“舉賢不避親”。“治官”就不用說了，古往今來，所有中央領導都頭痛的，別忘了我們黨的一大法寶“群眾路線”，“群眾路線”結合互聯網，就看敢不敢用了。現在的人才都愿意往大城市流動、地方上又流行招錄“官二代”，則地方管理上少不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因此，還要加強對基層官員的“培養”工作，免得一些本來就因管理不善而下臺的官員居然會“回收利用”。
然后，減少行政支出，中央統籌、對比、控制地方行政預算。一方面減少、節儉使用各方面費用，一方面裁減冗余人員，并做好監督監察。現在，尤其是地方政府閑雜人員太多，完全可以在不影響職能發揮的情況下裁減大量人員。
最后，進行稅務改革。合并國稅、地稅，統一收取，統一支付，包括土地出讓金。從分稅制運行情況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明顯上升。1994～2009 年，中央財政收入平均占比上升至52.5%，中央財政支出平均占比下降至27.7%；地方財政收入平均占比下降至47.5%，地方財政支出平均占比上升至72.3%――地方政府享有的財權僅為中央政府的90%，而事權卻是中央政府的2.6 倍。說明我們的分稅制在明顯提高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同時，給地方政府帶來了一定的事權與財權不統一、收支不平衡等問題。另外，分稅制改革后，中央、省、市將財力層層向上集中，按理該相應將一些職能和責任上收。但實際上卻是財力集中的同時，職能和責任不斷下放。目前，縣級政府需要承擔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社會治安、環境保護、行政管理等諸多責任，許多還是承擔主要責任和“無限”責任。因此，要進行稅務改革，完善地方財政管理，規范收取和轉移支付機制，明確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
其二，構建社會現代化。
在農業、工業、科技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基礎上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社會現代化，讓人民生活有幸福感。具體包含：均貧富，落實“先富幫后富”、共享改革開放成果，逐步消除兩極分化，提升社會公平，依靠群眾和互聯網進行反腐倡廉、嚴打腐敗，打擊房地產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打擊官商研勾結禍國、真正提升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益的產業結構，嚴打商業不良行為，打擊官僚主義和不作為，減少沿海和中西部、城市和農村、多數民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收入不平衡，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保障工作福利，取消各種亂收費、尤其是教育冠以各種名目的亂收費，分區域取消計劃生育政策、提前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等等。
其三，加強安全管理
我們在崛起中面臨的挑戰和威脅一定是空前的、防不勝防的，糧食、金融、信息等領域都存在全局性的安全挑戰。
首先，糧食安全。先講一個大豆的故事。中國大豆的栽培歷史已有5000多年，素有“大豆故鄉”之稱。在1995年以前我國是大豆主要出口國，1996年以后成了大豆凈進口國，2005年成為世界最大的大豆進口國。截至2006年底，全國97家開工的大豆油脂加工企業中，外商獨資或外資參股的企業多達64家。2002～2004年，中國企業連續三年遭遇國際糧商和投資基金的瘋狂打壓，之后，跨國糧商完成了在中國的戰略布局，控制了中國60%以上的實際壓榨能力，壟斷了中國80%的進口大豆貨源。中國大豆主要是非轉基因大豆，進口大豆以轉基因大豆為主，為何進口轉基因大豆進來之后卻能夠在中國大行其道呢？根本原因是，出油率比國產大豆高5％左右，能帶來更多經濟效益，且美國等大豆主產國，對豆農有可觀的農業補貼，這讓豆農在出賣大豆時有廉價出售的“本錢”，提高了價格競爭力。于是，最終的結果是，我們的東北豆農們“Out”。
目前看，轉基因大豆對我們產生的影響有：一是讓我們的豆農失業、把我們的豆農趕出了這個領域；二是讓我們對他國產生了依賴，要是人家板起臉來不賣給我們大豆，我們就很有可能一段時間內只能想象豆腐的味道了；三是對我們的身體、甚至對我們后代的影響――很多物理、生化的實驗，往往不是短時間內能收集到足夠的、有效的數據的，還要有足夠多的樣本，中國的十幾億人口，樣本數取多少合適呢？實驗幾十年合適呢？啥，幾十年？當然，誰知道這轉基因會在5年、10年還是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導致樣本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比如基因突變呢？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全球十大公害事件之一的日本“水俁”事件。在日本南部九州灣有一個叫水俁的小鎮，這里居住著4萬居民，以漁業為生。1939年起，日本氮肥公司的生產廢水一直排放入水俁灣，廢水中含有大量的汞。這種汞在水體中，被水中的魚食用，在魚體內轉化成有毒的甲基汞。至1956年，水俁灣附近發現了一種奇怪的病，這種病癥最初出現在貓身上，被稱為“貓舞蹈癥”。病貓步態不穩，抽搐、麻痹，甚至跳海死去，被稱為“自殺貓”。隨后不久，發現人也患了這種病，患者開始時，只是口齒不清、步履蹣跚，繼而面部癡呆、手足麻痹、感覺障礙、視覺喪失、震顫、手足變形，再然后神經失常、或酣睡、或興奮、身體彎弓高叫，直至死亡。當時這種病由于病因不明而被叫做“怪病”。據報到，僅水俁鎮的受害居民，即達萬余人。
圖9. 水俁病患者的手和水俁病紀念雕塑
從“水俁”事件里可以看出，“水俁”病患者是積累了近20后才發現患病的，這個量變過程實在有點兒長，可惜水俁鎮居民們又不能未卜先知，同理，我們現在也難以預測轉基因食品對我們的身體到底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或危害，萬一改變了我們的基因，讓我們的后代變回“北京人”，那可不妙。而且，首當其沖的，引進轉基因食品既傷害了我國農民的利益，又讓別的國家控制我國成為可能，已經嚴重地威脅了我國糧食安全、損害了我們的國家利益。
其次，金融安全。如果不是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讓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露出破綻，不知道現在國內還會有多少個鼓吹“國際接軌”和金融鴉片的經濟“精蠅”沒有露出馬腳、被繼續頂禮膜拜。這些“精蠅”披著“建立世界一流的中國金融業”的虎皮、打著“打造中國的能夠取代紐約和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大旗，忽悠中央政府“放開資本賬戶管制、放開自由兌換管制”，妄想實現人民幣“在資本賬戶無管制下的自由浮動”，其本質是想打破中國金融體系的防護機制，其目的是開門揖盜、為西方鬼子進村帶路。
在金融安全上，我們要防范的不光是西方那些心懷叵測的經濟“磚家”和在象牙塔里吐象牙的學究，還要更加留意海外中國人經濟“磚家”們。不要以為他們出生在中國，再拿個耶魯或哈佛的學位，或在這些學院任教、或在某些大投行如高盛之流做亞太總裁，甚至換上“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的馬甲，就會因為血緣關系而為中國利益思考。也許對這些在中國金融界有些影響力的人士來說，為西方金融寄生行業奠定繼續繁榮的20年未來，是他們的畢生理想。
再次，信息安全。這里所講的安全，主要是指信息輿論安全，即通過互聯網、移動通信傳播的危害社會和國家的輿論信息。希拉里聯手Google跟我們硬來，不但沒得逞，反而讓我們以及其它國家認清“鬼子不但進了村，而且深入程度驚人”，其在中國已潛伏吸收了大量藍色“余則成”，很多論壇和網站上的“美分黨”及“水軍”極盡遙相呼應、造謠歪曲、攻擊辱罵之能事。胡哥剛剛訪問過的廉租戶，網上即有謠言散布戶主是公務員而非廉租戶、和女兒經常國內外奢侈旅游、77元月租是造假等，并煽動網民在網上對戶主進行人肉搜索。一時間，引發網民污言穢語、惡言相向。其張冠李戴之嫌與當年賴和尚散發的“武警扮喇嘛”照片（很多年前武警參與好萊塢拍片圖）幾乎如出一轍。用屁股都能想出真相，胡哥再幽默，會做出這種授人口實的事情嗎？老胡什么時候做過不靠譜的事情？這些國際的、國內的、甚至遙相呼應的輿論，尤其是一些經過包裝的、居心叵測的專家學者的言論，混淆視聽、誤導網民、擾亂人心之威力，值得我們警惕。中央政府有必要斬其梟首、辨明清白、掌握輿論，并加強宣傳、利用好互聯網、加強凝聚力，人民才能分辨是非、認清李鬼、撥云見日。
其四，復興中華文明
這里的“文明”主要指精神文明和國家意志。科技是生產力，“文明”也是生產力，尤其是“中華文明”。
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是兩個“文明”一起抓，可是現在鮮有提及精神文明的，年輕人很多已經不知道“五講四美三熱愛”，“哈韓”“哈日”才是他們的主流。 “老人倒地，沒人敢扶”的新聞很多，與此同時，在公共汽車或地鐵里給老人讓座的年輕人也比前些年多了，可見，根本問題不在國家的基本粒子上，在于國家的引導。我們的信仰、我們的道德觀念、我們的價值觀，這些都屬于精神文明的范疇。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建國之初，在國力軍力極端落后的情況下，我們跟世界上軍力最強的國家帶領的聯合國軍在家門口外硬碰硬干了一仗，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第一次沒被列強打敗；幾年后，我們劃了條線，它就不敢過。那是因為什么？是因為我們的國家意志、強勢精神。這個世界永遠是弱肉強食的世界，如果泯滅了尚武精神和堅強意志，就不可能爭雄于殘酷的民族之林。我們應將富國和強兵綁在一起，經濟發展的同時衍生軍事強勢，不管對外宣傳是什么口徑，我們內心的國家意志和民族精神是這樣一個境界――“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參考文獻]
1. 《中國大歷史》，黃仁宇 著；
2. 《放寬歷史的視界》，黃仁宇 著；
3.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黃仁宇 著；
4. 《半導體物理》，顧祖毅 等著；
5. 《量子力學導論》，曾謹言 著；
6. 《量子物理》，張三慧 主編；
7. 《大國游戲》，井底望天 著；
8. 《道說天下》，邋遢道人 著；
9. 《花開花落》，井底望天 著；
10. 《夢幻泡影》，井底望天 著；
11. 《四面楚歌》，井底望天 著；
12. 《資政通鑒－中國歷代政治制度得失》，齊濤 主編，任懷國 等著；
13. 《中國王朝興亡周期率》（《部級領導干部歷史文化講座》），寧可；
14. 《追尋中華文明的起源》（《部級領導干部歷史文化講座》），李學勤；
15. 《中華五千年的歷史經驗》（《部級領導干部歷史文化講座》），任繼愈；
16.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 著；
17. 《治國古鑒》，田廣清 主編；
18. 《東方時事評論》，東方評論員。
[注]：
1、我試圖簡短敘述出事情的本質，但歷史實在不是幾句話就能講明白的，還要邏輯、理性、嚴謹等，于是篇幅不知不覺就長了。很希望這篇文章能讓更多的人看懂一些事情和真相，不再輕易被洗腦，但是囿于有限的水平和知識量，不知道效果會怎么樣。
2、引用較多，不過不是寫論文，所以沒有在文中標注文獻參考，在[參考文獻]部分也沒加上出版社和頁數。
3、題目很大，文中知識點、信息量比較多，每個知識點或許都可以單獨成為專題，歡迎朋友們繼續拓展和批評指導。
4、有些物理和化學專業名詞或理論，我未做解釋，其在專業領域里算是常識了，如果看不懂不妨去網上查查，只要大概性的理解這些微觀現象，就應該能感受到那種微觀與宏觀存在一定相似性的韻味或共鳴；如果去除這些好像含有哲學味道的專業理論，后文亦可獨自成文，但我還是希望能拓寬大家的視野。
5、縱覽全篇，歷史觀、系統論、二元法不過是分析方法，“中央集權”部分是大的縱向展開，“小小寰球”、“防微杜漸”是小的縱向展開、并做橫向的建議。
6、行文至“小小寰球”后半部之時，聽聞殲-20首飛，忍不住淚流滿面，向所有為祖國強盛而貢獻力量的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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