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群體事件的維穩態度　　

近年來，中國在“維穩”上的投入日趨劇增，其效果卻是捉襟見肘。“維護社會穩定”成了各級政府粗暴對待“群體事件”的冠冕堂皇的唯一辯解。更為甚者，有些地方政府借口“維穩”的名義，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現象頻發。在廣大民眾中已經引起了強烈的不滿。　　

一些地方官商勾結搞非法暴力拆遷，動輒就動用警力，竟然也被冠以“維穩”需要。一時各地以“維穩為重”的種種舉措層出不窮。“維穩”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但是，這種行為不但不能維護穩定，相反大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此而進一步誘發了社會沖突。　　

“越維越不穩”的怪圈出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這直接是由于政府與官員的“維穩思維”，存在著的誤區造成的。其最大誤區就是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把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甚至，還常常不惜動用警察、武警等專政工具來壓制和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以圖實現一時的社會穩定與政績資本。　　

要從根本上解決“維穩”困境，絕對要回到制度化的層面上來，這才是真正的唯一上策。因為，社會沖突并不會必然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中國現在需要的是開放性民主政治，社會穩定也必將過度到動態平衡型。相應的，政府與官員的穩定思維也應該隨之轉變。　　

在社會沖突的敏感期，不僅需要執政者的智慧，更需要和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相吻合的新的穩定思維。　　

這一點上，歷史上毛澤東在對待群體事件以及處理上的態度，就相當值得現在的執政者借鑒與反思。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深有感觸地說:“毛主席歷來在對待群眾的各種言論，是非常注意和重視的。同志們總記得，在延安的時候，大生產運動是怎樣搞起來的吧。為什么要提倡生產運動呢？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對邊區的老百姓征糧多了，群眾有怨言。我們好多共產黨員聽了心里很不舒服。可是，毛主席的看法卻不同，他說：講得有道理，這才是群眾真正的呼聲嘛！隨及他就在全黨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以減輕人民的負擔。毛主席善于從群眾這樣的議論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以求改進我們自己的工作。就這一點我們現在的領導干部們，還沒有學會，既然沒有學會，總要學一下吧。”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尖銳的指出：“現在我們掌權了，執政了，有些干部開始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了。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開口除了罵人就是訓話。基層和群眾有問題，有意見不聞不問，長期不給予解決。那你就一定要被群眾打倒。現在，我們黨內這種危險不但存在，而且相當嚴重。”　　

隨后，毛澤東舉了一個典型事例：“前幾年，在河南一個地方要修建飛機場，地方政府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向人家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這是什么政府，哪有這樣的道理？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鳥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上幾聲。更何況你強迫搬家的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衣食父母，是廣大群眾。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把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給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我看這很好！這說明群眾的力量是無限的。后來，地方政府吸取了教訓。給農民們很好地做了妥善安排，農民就主動搬了家。還幫助一起修建飛機場。這充分說明官僚主義是要害死人的，我們的群眾是最好的，沒有他們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的今天。”　　

當時在廣東還發生了一個更突出的例子：廣東的麻風病防治委員會，要在鄉村修建一所麻風病院，和當地群眾商量。群眾不同意。而當地政府不顧群眾的意見，硬是在當地修建了一所麻風病院。這樣就惹惱了群眾，有四百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帶領下，把麻風病院給拆了。結果政府出動了警察，還開了槍。由于當地政府對這件事情沒有及時進行妥善處理，導致矛盾不斷積累并最終激化，甚至發生到動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地步，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針對這一事件，毛澤東一針見血的指出：“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干部，群眾反對他們，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群眾反對他們。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中國現在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為群眾著想。那么，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反對他們。我完全支持廣大群眾。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群眾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主動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唬群眾，并且總是不改，群眾完全可以把他革掉。”　　

事實上，從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三月，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發生了大小三十幾起罷工、請愿等群體事件。當時，黨內的一些干部就認為：“好人不鬧事，鬧事無好人”、“凡是與政府鬧事的就是敵我矛盾”。　　

對此，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發表公開講話：“現在我們共產黨內有些中高級干部，對待人民內部問題以及群眾對我們工作的一些意見的過激行為，動不動就想‘武力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予以糾正。當然，有些鬧事的直接原因，表面看來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但是發生鬧事的最重要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而且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是要有上級機關負責的，而不能全怪下面。我個人是不贊成鬧事的，有問題，有意見可以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正常途徑和手段解決。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要謹慎地加以注意的是：一，要從根本上消滅鬧事的根本原因，切實及時解決群眾的問題。堅決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二，如果由于工作的一時疏忽，沒有把群眾工作做好，發生了鬧事。那就應該把鬧事的群眾引導到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改善我們政府的工作，教育干部和廣大群眾是一種特殊的手段。通過鬧事解決平日所沒有及時解決的問題。切切不可把廣大群眾視為對立面，粗暴武斷地以敵我矛盾的手段處理。更不允許采取動用武力的方法解決。”　　

幾十年過去了，毛澤東針對處理“群體事件”的這些講話，難道不令現在的領導們“振聾發聵”嗎？　　

該到了令我們深刻反思的時候了！                       　　

沈 海 沖　2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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