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社會所有制還是私有制　　

——與董德剛教授商榷　　

2010年4月30日《南方周末》上發表了一篇中央黨校教授董德剛的文章《逐漸淡化“公私二分”，走向社會所有》。這篇文章不僅在所有制問題上有很多錯誤的東西，其哲學概念也是混亂的。鑒于這篇文章所涉及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特就其中的一些觀點與董教授商榷。　　

一、先談點哲學問題　　

董德剛教授曾經指責別人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那么，作為中央黨校的哲學教授，董德剛應該是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是唯物主義，它認為世界是物質的，而人們的思想觀念是物質世界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董德剛教授對此應該是不陌生的。但是，董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一開始就偏離了唯物主義的軌道。而且通篇文章都沒有表現出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修養。這不能不讓人對董教授是否懂得馬克思主義產生懷疑。　　

董德剛教授首先是從概念講起的。他說：“我們長期習慣于使用公有制和私有制概念，但仔細推敲，這種‘公私二分’法存在不少問題”所以，問題就出在公有制和私有制這兩個概念上了。如果不用這兩個概念，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這里首先要區分一下名稱和概念。名稱是我們給一個事物貼上的標簽。有了這個標簽，我們就可以將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區分開來。但是這個標簽往往并不能對事物的本質進行描述。所以在名稱之外，還要有概念。概念是基于人們的認識水平對事物的本質特征進行的概括。它與名稱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名稱是人的主觀強加給客觀的東西，而概念則是客觀事物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比如激光，有些地方也用“鐳射”，那是從英語直接音譯過來的。名稱雖然不同，但是概念卻是一個，都是由受激發射的光放大產生的輻射。所以，“公有制”還是“社會所有制”更能表達馬克思所講的“重建個人所有制”，這也不是不可以討論的，但是本質上都是一個，就是這種所有制是作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替代物而出現的，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　　

但是從董德剛教授的論述中，我們卻看到了另外一個東西。他為“公有制”的提法羅列了四大問題。第一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語境中，公私之分已經內在地包含著褒貶意味、價值評價；第二是公有制與私有制界限模糊；第三是衡量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標準存在歧義；第四是公私二分容易造成簡單對立。這里面既有命名的問題，又有概念問題，也有價值判斷的問題，這就已經超出了我們上面所討論的范圍了。而首先暴露出來了問題還是哲學的問題。　　

概念是如何產生的？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人們的思想和觀念都是社會存在的產物。概念也不例外。任何概念都是從社會存在的實際中來的，都是對社會存在的抽象。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概念。而對這些概念的命名準確與否并不決定概念本身的優劣。蔣介石是個名字，毛澤東也是個名字。蔣介石的失敗并不因為他叫蔣介石，毛澤東的勝利也不是因為他叫毛澤東。我們只能從毛澤東和蔣介石所從事的事業得出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蔣介石不過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總代表的結論。這是唯物主義的起碼要求。如果把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勝敗歸結為他們的名字，那與游蕩江湖的算命先生又有什么區別呢？公有制與私有制也是這樣。世界上先有了私有制，然后才有了對它的研究，提出了與私有制相對立的概念——公有制。因此，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概念并不是因為我們習慣用才產生出來的概念，而是客觀世界已經存在的事物在我們觀念上的反映。你習慣用也好，不習慣用也好，把它們叫做公有制和私有制也好，把它們叫做其他什么所有制也好，它們都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正是由于董教授不理解，或者說不認同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所以他就從概念出發而不是從現實出發去討論所有制問題。這樣，就不能不陷入無法克服的混亂之中。　　

比如，董教授竟然將公有制按照效率和效益分成了“至少兩類”，并且由此得出結論：“可見，公有制不等于好的所有制，公有制不能和社會主義劃等號，有了公有制，不一定有科學的社會主義。” 所有制的本質在于生產資料的歸屬，而它經營得好壞則在于經營者能力的高低。怎么能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呢？公有制就是公有制，它有本身的質的規定性。在我國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將公有制分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是完全從生產資料的歸屬來分類的。至于公有制經濟單位經營的好壞，那是另一個問題。任何所有制下的經濟體都有經營得好的和經營得不好的。公有制企業有效率低的，私有制企業也有倒閉的。按照董教授的邏輯，公有制企業和私有制企業中經營得好的就是好的所有制，經營得不好的就是壞的私有制，這樣一來，我們比較所有制的優劣不就變成了比較不同所有制下企業的優劣了嗎？董教授難道忘記了體弱殘疾的人畢竟是人，而身體再健壯的猴子不過是猴子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了嗎？ 　　

再比如，董教授不知從哪里得來的結論，說社會意識的基本傾向是：“公”是先進的、高尚的、優越的，而“私”是落后的、卑劣的、丑惡的，甚至是“萬惡之源”。其實，善和惡、先進與落后、高尚與卑劣這些判斷也不是絕對，它們都是歷史的、相對的。說它們是歷史的、相對的，并不是說它們就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而是說這個標準離不開一定的歷史環境。殺人是善還是惡？如果單單是這樣提出問題，那是無法回答的。但是法官會依據殺人者殺人時的特定環境和場合毫不費力地做出判斷。當然這個判斷也是有社會的價值標準決定的。鄧玉嬌案中作為殺人者的鄧玉姣成了英雄，既是由于她的行為在法律上具有合理性（防衛過度），也是因為被殺者的行為受到了社會的普遍譴責。所以，我們說的價值判斷的相對性，決不意味著這種標準可以隨著人們的主觀意愿而隨意發生變化，而是說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這個標準是不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一定要講傳統，就不能僅限于新中國成立后的60年。因為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也存在一種封建的土地公有制，也就是所謂的“公田”。這種“公田”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種形式，是封建統治階級剝削農民的工具。這樣的“公有制”有誰說它是先進的、高尚的、優越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不是將這種“公田”分給農民了嗎？而我們今天所講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這種公有制與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由封建統治階級所掌握的“公有制”有本質的區別，這種區別只有深入到所有制的具體內涵才能夠正確地認識和把握。僅憑是否帶有“公”字是無法判斷的。　　

董德剛教授不是從客觀存在的實際出發，甚至不是從概念本身的內涵出發，不去分析和研究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概念所出的歷史環境，而是僅僅從名稱出發去認識問題，這至少不是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　　

再來說說辯證法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董教授也犯了一個很有普遍性的錯誤。他說，“我國過去長期宣傳‘一分為二’，其消極作用之一，就是致使不少人常持非此即彼的簡單化觀點，在互不相容的兩極對立中思維，以為事情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好的，就是壞的；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而它們都是根本對立的。”一分為二就一定非此即彼，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的方法論。事物中的矛盾對立是客觀存在的。矛盾的雙方都是以對方的存在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即使根本對立的東西也是如此。生和死應該是根本對立、非此即彼的吧？但是沒有生，有怎么會有死呢？世界上如果從來就沒有過董教授這個人，那他也肯定不會死去。正因為他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才會在將來的某一天死去。而他由出生到現在的每一天，實際上都是在與死神的搏斗中度過的。他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進食，都是在為生命的延續創造條件。如果這一切都停止了，等待他的就是死亡。這個道理難道還不明顯嗎？同樣的道理，黑和白、好和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都是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的。沒有這種對立和依存，事物就不會發展。但是同時，事物的性質又是相對穩定的，是由事物內部的矛盾的主導方面決定的。生就是生，死就是死；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好就是好，壞就是壞；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董教授還健在，他是生的，如果我們說他同時也是死的，他一定會很不高興，這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所以，我們講一分為二，就是指這樣一個狀態，相互矛盾、非此即彼的東西穩定地存在于一個矛盾統一體中，這種矛盾既是事物存在的條件，也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原因。公有制和私有制也是如此。我們正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長期共存和斗爭、公有制最終戰勝私有制，就是這個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只看到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斗爭，看不到這種斗爭的長期性，企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去消滅私有制，這就是“左”的思想。只看到兩種所有制的共存，不承認公有制最終戰勝私有制的歷史大趨勢，這就是右的思想。我們說我們過去搞“左”的，就是因為我們把公有制戰勝私有制的過程看得太短，不允許私有制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現在，如果我們只看到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長期共存，看不到公有制在我國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和主體地位，甚至主張放棄這種主導作用和主體地位，那我們就要犯右的錯誤。理論工作者的任務就是要找出事物中實際包含的而不是主觀臆想的矛盾，分析它們的矛盾運動，從而揭示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不承認事物內部的矛盾，抹殺矛盾的對立和斗爭，這是不懂辯證法的表現。董教授不會是不懂辯證法吧。　　

二、馬克思主義是怎樣看待所有制問題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理論：消滅私有制。”這就充分說明了所有制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重要地位。為什么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重視所有制問題呢？因為馬克思認為：“只有一個人把自然界當作隸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泉源，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泉源。資產擁有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給勞動者加上一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從勞動所受的自然制約性中才產生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它財產的人，在任何的社會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做奴隸。”[1]這也就是說，誰占有的生產資料，誰就能獲得生產活動所帶來的成果。而不占有生產資料的人，他所付出的勞動不過是為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創造財富而已。　　

由此說來，如果人類從一開始就將生產資料交給社會所有，那么人類是否就可以避免幾千年來的剝削、壓迫和奴役了呢？如果誰這樣看問題，那他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一無所知。因為人類實行什么樣的所有制，不是人們的主觀愿望決定的，而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堅持這個觀點的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反之，就是歷史唯心主義。近年來我國理論界關于所有制問題的種種混亂都是由于人們在討論所有制問題時，有意無意地脫離的生產力發展的實際。而離開了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是什么問題都說不清楚的。董德剛教授的問題也恰恰出在這個地方。　　

董教授給出了一個判斷所有制優劣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看待所有制問題的根本觀點是生產力標準和人民利益標準。它們的綜合，就是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綜合國力的增強是生產力發展在一國范圍內的必然結果）。它認為，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所有制，都是合理的和進步的；而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和損害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所有制，無論人們把它稱作什么，都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動的。”這段話在一般意義上講是完全正確的。但問題在于我們現在的生產力是一個什么樣的生產力？如果我們不深入到生產力的內部，不去分析具體的生產力和它們對生產關系提出的要求，它就會變成完全沒有意義的空話。　　

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曾經指出：“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我想，作為哲學教授的董德剛先生對這段話應該是知道的吧。所以在研究所有制的時候，他就應該去研究我們現在的生產力到底是手推磨還是蒸汽磨，研究我們現在的生產力對所有制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而不是泛泛地談什么“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所有制，都是合理的和進步的；而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和損害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所有制，無論人們把它稱作什么，都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動的。”在這方面，馬克思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談論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問題的。他們總是把所有制問題放在大工業這樣一個背景下來進行考察。他們發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建立的過程是封建社會的小生產解體的過程。這個過程曾經是非常革命性的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后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3]這一過程的最本質的特征就是以大機器集體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取代了以個體手工勞動為基礎私人小生產，一方面是大規模的的生產資料被資本所壟斷，另一方面是勞動者完全喪失了生產資料，他們以雇傭勞動者的身份進入到資本主義的生產當中，這樣，雖然社會的生產資料還是私人占有的，但已經不是過去意義上的私有制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4]在小生產時代，勞動者自己占有生產資料，他們在自己的生產資料上進行勞動，生產屬于他們自己的產品并拿出來進行交換，交換的收益也歸他們自己所有（除了上繳封建貢稅之外）。而在資本主義時代，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勞動者是在別人的生產資料上進行勞動，生產屬于資本家的產品。產品的交換完全是資本家的事情，而且交換的收益也是完全屬于資本家的。從小生產者的立場來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所必然要求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當然是極其不合理的，因為它剝奪了勞動者為自己勞動的權利，因此，他們要反抗這種生產方式，要求恢復他們重新占有生產資料，恢復他們以往的天堂。但是，小生產的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統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對自然的社會統治和社會調解，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5]因此，他們的這種要求實際是要開歷史的倒車。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在機器大生產取代了手工生產之后，生產規模日益擴大，分工和協作滲透到生產的每一個過程。生產的組織越來越成為一項專門的工作而從資本的職能中逐漸分離出來。整個社會的生產日益被組織到一個統一的系統當中。現代化大生產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和調節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6]這樣，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成為人類克服資本主義的罪惡的必然選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7]并且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8]　　

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發展趨勢的科學分析，指出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是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正如列寧指出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9]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恩格斯在《致奧﹒伯尼克》中講到，社會主義社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10]　　

在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后建立起來的新的所有制，不是向小生產的私有制的回歸，不是所謂的“將生產資料量化到個人”的“人人皆有”的所有制，而是一種完全不同于過去一切社會形態中都能見到的那些私有制的全新的所有制形態。這種所有制恰恰就是一種“人人皆有、人人皆無”的所有制——由全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種所有制也可以稱為“社會所有制”。　　

如果董德剛教授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社會所有制的表述比公有制好，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樣就抓住了公有制的本質。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目前在我們國家，公有制并非只有全社會共同占有的所有制這一種公有制，還有一種由部分勞動群眾共同占有的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也是公有制，但是它卻不是社會所有制。所以，從我們國家的現實來說，公有制只有一部分是社會所有的，我們只能把我們國家的國有經濟部分稱作“社會所有制”，而不能把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都稱作“社會所有制”。從這個意義上說，“公有制”的表述比“社會所有制”的表述更準確一些。　　

三、董德剛教授的“社會所有制”是什么東西　　

但是，董德剛教授的“社會所有制”并不是這樣一個東西。他說：“社會所有制也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從個體所有到較小群體所有，再到較大群體所有，直至全社會所有。”由此說來，社會所有制可以涵蓋一切社會。當他講到個人所有的時候，他是否應該進一步澄清一下，這種個人所有不是一種雇傭勞動的形式，即資本家個人擁有企業、利用雇傭工人來進行生產的所有制形式。但是這樣一來，這種所有制不就是封建的小生產的私有制了嗎？當一個概念可以涵蓋一切的時候，事物之間質的差別就被抹殺了。這樣的概念還有什么意義呢？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在事物的量的變化中把握質的飛躍的關節點。按照董教授的邏輯，既然個體所有也可以被納入到社會所有制的范疇，這樣一來，公有和私有的界限被打破。　　

董德剛教授還玩弄了一個小小的花招，他說：“社會所有制也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似乎他也是贊成公有制的。的確，社會所有制也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但問題是董教授的社會所有制是如何逐步發展的呢？原來是由個人發展到小群體，由小群體發展到大群體，再由大群體發展到全社會。只要稍微懂得一點辯證法的人就會知道，事物在發展的過程中會經歷量變和質變兩個階段。一定性質的事物在其變化的一定階段，盡管存在量的變化，但是其性質卻保持著相對的穩定。就拿所有制來說，封建主義的小生產存在了上千年，其形態一直在變化之中，但是其本質屬性還是封建主義的，并沒有“逐步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歷史階段，出現了雇傭勞動，資本主義的所有制才產生出來并逐步地發展壯大，最終取代了封建的小生產所有制。而資本主義的所有制雖然也在“逐步發展”，經過了300多年的歷史演變，到現在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級的階段。列寧曾經認為20世紀初葉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階段，而現在看，資本主義已經超出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進入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盡管如此，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并沒有“逐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建立不是“逐步發展”的，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就像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確立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一樣。如果說“社會所有制也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那也只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才是正確的：社會所有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孕育發展，逐步成為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替代力量。但是無論如何，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社會所有制是有本質區別的。如果否定了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質的區別，辯證法就會變成詭辯。作為哲學教授的董教授，可以在經濟學上說點外行話，但是在哲學上是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的。　　

當董教授終于從思辨的領域回到了現實當中來的時候，我們才看到了他所推薦的社會所有制的廬山真面目。他說：“社會所有制昭示著所有制的基本走向是所有權的社會化。同生產不斷社會化的客觀要求相適應，所有權必將日益社會化。其主要內容：一是所有權規模的擴大（含所有者的增多），二是所有權的分解和制衡，三是生產經營效果同所有者、經營者的個人利益有直接的密切聯系，四是所有權的自由流動組合即自由交易。”　　

這就是董教授所說的社會所有制。在這里，我們最關心的是他所說的社會所有制與私有制，特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有什么區別。但是我們卻遺憾地看到，董教授除了把問題搞得一塌糊涂以外，什么問題也沒有說清楚。　　

所有權規模的擴大？到底是指個人占有的東西越來越多，還是指對同樣的東西占有者越來越多？這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情況。但是，這兩種情況被董教授給“含”在一起，私有制就被董教授“含”成了社會所有制。實際上，只要生產資料的占有是私人的，不管這種所有制的規模有多大，它都不是社會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一方面是勞動者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淪為無產者，成為雇傭勞動者，而另一方面，資本家依靠資本壟斷了生產資料。馬克思曾經將資本主義生產歸結為擴大的再生產，這種擴大的再生產必然導致了資本的增值，這樣，資本家手里的生產資料就越來越多，也就是所有權的規模越來越大了。但是，不管這種所有權的規模擴大到什么樣的程度，所有制不僅在性質上沒有變化，就連它的所有者也沒有發生變化——它還是屬于最初占有它的那個資本家的。這種所有權規模的擴大與所有權的社會化完全沒有關系。當資本主義進入到了高級階段，后者的情況就更加普遍了。由于金融資本和股份制度的發展，資本主義企業由單一資本家所有的情況越來越成為一種特例。企業的所有者卻是增多了。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說生產資料的占有被社會化了。但是，這種社會化還是在資本主義的內部完成的，它并沒有改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占有的性質。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還會談到。　　

所有權的分解與制衡？董教授大概是想說一個企業的所有權分屬不同的人所有，不同的所有者按照自己所占有的份額行使對企業的權利這樣一種所有制吧。但是這種所有制不是資本主義股份公司所通行的制度嗎？這樣的所有制有誰會認為它是社會所有制呢？也許董德剛教授會爭辯說恩格斯曾經說過，股份制表明在資本主義企業的內部，私有制已經社會化了。現在不斷有人用這個話來證明，股份制公司就是社會所有制的，也就是公有制的。我們還是來看一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個問題是怎樣論述的吧。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明確指出：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在股份制度內，已經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借以表現為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但是，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馬克思在這里說的還不明白嗎？馬克思明確指出了，第一，股份制度還是資本所有制；第二，股份制中包含了資本所有權同社會所有權的對立；第三，正是因為這種對立，只要消滅了資本所有權，就可以將生產資料轉變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共同財產。而董教授所講的“所有權的分解與制衡”不正是資本所有權的表現嗎？附帶說明的是，《資本論》第三卷是在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手稿整理完成的，在第三卷的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在當中花費了怎樣的精力。因此，這一卷也可以看作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著作。因此，恩格斯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不言而喻是和馬克思完全相同的。　　

生產經營的效果同個人利益直接聯系？難道千百年來私有制的發展不是這樣嗎？難道在私有制下，生產經營的效果與所有者的個人利益不是直接相關的嗎？而恰恰是在私有制的條件下，生產經營的效果才是與所有者的個人利益直接相關的。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生產者只是完成他所承擔的生產任務，對于最終產品能夠產生什么樣的效果，他們是無能為力的。企業的規模越大就越是如此。我們只要看一看資本主義企業的情況就可以明白了。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生產資料是屬于資本家的。資本家用他掌握的資本購買生產工具、原材料，支付工人的工資。而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由資本家來支配的。因此，資本家確實承擔了生產經營的全部風險。賺了，是資本家的。賠了，也是資本家的。而在有限公司中，這種風險則由不同的所有者按照其資本所占的份額來分擔。因此，董教授所說的“市場經營的效果同個人利益直接相關”，這完全是資本主義企業的通例。　　

所有權的自由流動組合？難道在封建的小生產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中私有權的自由流動和組合存在障礙嗎？難道私有權的自由流動組合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綱領嗎？要知道，所有權流動組合的自由既是對買者的，也是對賣者。而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原來的有產階級依據法律對自己既有財產的保護。而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任務就是突破保護原來的統治階級對自己財產的保護，從而為自己的發展開辟道路。一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歷史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地剝奪別人對所有權的自由的歷史。現在又有人把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描繪成妨礙所有權自由流動組合的惡魔，人為地制造出一個“社會所有制”來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對抗。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任何社會中，所有權都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是同時，在任何社會中，對所有權自由流動組合的定義都反映了那個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意志，是那個社會的社會存在的反映。　　

我們詳細分析了董教授給社會所有制下的四個定義。通過分析我們發現，董教授所列舉的社會所有制的四個特征，我們可以在一切私有制的形態中發現它們。這樣一來，社會所有制與私有制又有什么差別呢？從哲學意義上講，一個事物的特征是這個事物顯著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東西。當我們說人和猴子有差別時，不能說人的特征是雙腳行走。因為雙腳行走是很多猴子也能做到的。這個道理，任何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都是明白的。但是，董教授在這里卻居然這樣做了。我們只能推斷，或者是董教授實在不懂所有制的問題，在這里說了外行話；或者是董教授有意抹殺私有制與社會所有制的區別，為私有化制造輿論。作為中央黨校的教授，我們當然希望董教授是前者。　　

但是，董教授在文章的開頭就寫道：“公有制與私有制相對，而社會所有制主要是同國家所有制相對（尤其是在現實中）。社會所有制概念比公有制更好些。”原來，董教授推崇社會所有制就是為了反對國家所有制。而他之所以對“公有制”反感，就是因為公有制直接反對了私有制。鑒于在我們國家，國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體，所以，就只好借用“社會所有制”來為私有化開辟道路了。黨中央明確提出，要劃清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與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我們國家目前還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有經濟的存在也是長期的。但是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私有經濟最終要被公有制經濟所代替。這是我們共產黨人所為之奮斗的目標。抹殺社會所有制與私有制的界限，就會使我們的這個目標變得模糊起來。這也是我們花這么大的功夫來與董教授商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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