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孔子文化思想　　

——讀楊慶存先生《和諧有序文明發展——孔子“和”文化思想論析》一文的筆記　　

寫在前面：　　

08年10月寫下此文，原來是和楊教授理論則個。　　

不幸的是，今天，我們的人民的天安門廣場，暗示九五之尊的仲尼銅像居然巍然挺立，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悲哀，是中國人民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發表此文，以示我痛！　　

最近，在人民網上，讀到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楊慶存先生的《和諧有序文明發展——孔子“和”文化思想論析》，有一些觀點不能茍同，為了避免被人說成抄襲，楊慶存先生的原文都用5號字，我的筆記也好，評注也行，都用4號字，以示避嫌。不恭不到不對不敬之處，還請楊先生原諒指正則個。　　

內容提要：孔子創造的“和”文化思想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具有深刻廣泛而長久的社會影響力。文章認為，“和”是孔子文化思想的精髓和統領，“仁”、“禮”與“中庸”是實踐“和”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基本途徑。孔子畢其一生倡“仁”崇“禮”、踐行中庸，致力于“和”文化的創造，并以深厚的人文底蘊建構了民族特色鮮明的“和”文化思想體系。文章認為，孔子“和”文化思想的巨大魅力在于其深厚的歷史淵源與人文基礎，對當今世界人類的發展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啟示意義。

　　“和”，是東方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和”文化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作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卓越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化巨人，孔子為“和”文化的創新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所創立的以“和”文化為核心的儒家學說，不僅成為支撐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持續穩定發展的主流文化，而且在世界范圍內至今產生著深刻廣泛的影響，以至于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前夕，參加巴黎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的70多位權威專家認為，人類要生存下去，必須從25個世紀以前的孔子那里汲取智慧①　　

（我沒有看到這個注釋，不知道這些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所講的意見的全文，如果說，人類要前進，必須從前人那里汲取智慧，其中包括孔子，這沒有什么不對，因為他們只是說了一個關于對人類文化精神遺產的批判與繼承的常識；如果說，他們只是說了孔子一個人，那么，他們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的忽悠我們中國人）那么，孔子智慧為什么會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影響力和生命力？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政治格局多元化、文化發展多樣化和高新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今世界，在文化作為綜合國力重要組成部分并開始由“軟實力”逐漸向“硬實力”演化的國際大環境中，孔子智慧對于新世紀人類的文明發展會有怎樣的啟示？本文擬略作研討，以為當代新文化建設提供借鑒。

　　一、孔子時代的社會危機與“和”之重大價值的發現

　　縱觀人類發展的全部歷史，我們會發現，人與自然的矛盾、人與社會的矛盾、人自身的矛盾，始終是人們必須面對的三大基本矛盾。這三大矛盾在不同歷史時期或不同地域的不同表現，使人們思考的重心和應對的措施也隨之變化。

　　人類要發展，首先要生存。大禹時代，地球冰川末期的世界大洪水，曾使人類瀕臨絕境。這一時期，人類生存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人與自然的矛盾。 矛盾的一方是洪水，一方是“人”，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自然界的洪水泛濫，“人”是被動應對。當其時，大禹率眾“導川夷巖”，“堙洪水，決江河”，“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帶領人們集體與自然災害抗爭，最后終于征服了嚴重威脅人類生存的洪水，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李白為此寫下了“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堙洪水，九洲始桑麻”（《公無渡河》）的詩句，贊美大禹帶領人們齊心協力消除水患的功績。　　

（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居然也能稱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是牽強附會，還是拉郎配？）

　　與大禹時代人與自然的矛盾不一樣，孔子時代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人與人、人與族群、族群與族群、族群與國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社會矛盾，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甚至是社會成員個體利益的爭奪與爭斗異常激烈和殘酷。當時的亞洲華夏大地上，諸侯征伐，社會動蕩，族群殘殺，道德淪喪，所謂“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而“周室既衰，諸侯恣行”（同上），“幽國”、“僭越”、“脅君”、“亂國”、“壞法亂紀”、“君臣為謔”（《禮記?禮運》）的情況不勝枚舉。誠如孟子所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下》），不僅前代創造的文明殘（慘?）遭破壞，而且人們的生命和生存受到嚴重威脅，文明的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社會由人構成，人是社會的主體，也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的矛盾和危急(機？)，實質上就是人類自身的矛盾和危急（機？）。解決這樣的矛盾，必須要有大智慧、大思路和大眼光。孔子正是在這方面顯示出獨特的智慧和卓越的膽識。

　　戰亂動蕩年代，人心思安，人心思定，是人們的普遍心理。社會安定有序、人們和諧和睦，這既是普通百姓的共同愿景，也是孔子思考的重心。孔子緊緊抓住“人”這個社會的核心與矛盾的關鍵，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在前人的實踐經驗中，發現了“和” 這一理念安邦定國的潛在效能，并把它作為思想文化創造的重心。

　　“和”的本義是“相應”（見《說文解字》），乃“彼此心聲相應”、“彼此順而相從”之意。“和”即“和諧”、“和順”、“和睦”。 而“戰爭”則是以“戰”來“爭”，是用武力來解決爭端，這是社會矛盾極端化的表現，也是社會動蕩的根源。“和”的理念蘊涵著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的諸多要素，反映的是社會協調有序的精神風貌，體現著社會的文明發展。人“和”不爭，國“和”無戰。“和”會使社會安定、秩序井然。面對嚴酷的社會現實，孔子敏銳地發現和發掘出“和”這一人類文明發展的至高境界，并將其系統化、理論化、通俗化和實踐化，提出了推動社會和諧有序、文明發展的新思路。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與和平的歷史，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當社會的生產關系開始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時候，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新的生產關系必然要沖破舊的生產關系的阻礙，而舊的生產關系也一定會拼死捍衛自己的既得利益，戰爭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在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的歷史中，和平只是暫時的相對的，戰爭卻是永恒的，絕對的。一萬個孔子也改變不了這樣的歷史事實，由于地球資源的絕對減少與地球人口的絕對增加，戰爭只會愈益頻繁，這應該是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常識罷！）

　　二、孔子“和”文化思想體系的理論架構

　　“和”，無論在孔子之前還是在孔子身后，都是先秦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社會理念，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禮記?中庸》）。《周易》“保合大和”、“天下和平”、“和順于道德”，《尚書》“協和萬邦”、“神人以和”、“庶政惟和”，《墨子》“天下和，庶民阜”、“刑政治，萬民和”，《荀子》“天下之和”，《管子》“內外均和”，等等，不勝枚舉。這說明，“和”的理念已經具有了較為廣泛的時代認知基礎和社會心理基礎。孔子關于“和”的直接表述并不多。《論語》全書僅在“學而”、“述而”、“子路”、“季氏”、“子張”篇中有5章言及。然而，從孔子思想文化的整個體系看，“和”實際上是他全部思想中的最高理念，也是其畢生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孔子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哲學理念，如“仁”、“禮”和“中庸”思想，其實都是以“和”為內在統領的。

　　“和”作為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理想狀態，它的實現，一方面需要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一方面又必須具備切實可行的引導措施。因此，孔子思考的重點，不在于怎樣發現“和”之美好——這原本是人人都向往的，而是通過什么方式來實現社會之“和”。基于此，孔子以“人”為根本、以現實生活為基礎，在創立“仁”學和“禮”學、并提出一種重要方法論----“中庸之道”的同時，構筑起類似“等腰三角形”的思想體系架構，腰邊“仁”與“禮”通過底邊“中庸”的作用，實現著對頂角“和”的支撐。“和”是這個思想體系的最高理念，“仁”與“禮”是兩個并列且相輔相成的子系統。這種理論構架的合理、嚴謹與穩定，是孔子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這樣的一個等腰三角形的確很誘人，倘若成立，又熠熠發光，必將“和”光普照，澤被蒼生，可惜啊，2000余年歷史發展的過程與進程都雄辯的證明了這只是孔大圣人一廂情愿的單相思而已或者是楊慶存先生詮釋的大成至圣先師的柏拉圖式的童話而已，果然有效，有用，有人搖旗吶喊，有人擂鼓助威，全世界老早就一統于我大秦帝國、大漢帝國、大唐帝國、大宋帝國、大元帝國、大明帝國，大清帝國、大中華民國······或者中華民族老早就被大不列顛帝國、大德意志帝國、大日本帝國、大美利堅合眾國亦或什么TMD帝國“和”了去，也不會到現在為止，全世界仍然沒有一片安定的綠洲，我們的領袖也就用不著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寫上3年來······30年來······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楊先生以為呢？）

　　那么，在孔子“和”文化思想的體系中，“仁”與“禮”是怎么樣將“和”作為潛在目標而處處散發出人性的光芒？“中庸之道”又是如何把“和”作為潛在目標而顯示出其博大精深呢？

　　三、倡“仁”以達“和”

　　“和”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但由于人性中與生俱來的弱點如嫉妒、貪婪、恐懼、私欲等，人與人的和諧又是最難達到的。對此，人類早期的一些思想家曾有許多經典的思考。孔子的偉大之處在于，他雖然洞悉導致人與人之間不和諧的種種負面因素，但卻能從人的情感和心理層面發現人性中諸多與“和”相通的積極因子，并將其升華為一個人人都可以用心性去領悟的哲學范疇——“仁”。　　

（“用心去領悟”，且“人人都可以”，幾千年來，幾十億人都是傻瓜蠢蛋歪果劣棗，華盛頓為什么要領導獨立戰爭？林肯為什么要對南方宣戰？譚嗣同為什么要流血？孫中山為什么要革命？蔣介石為什么要北伐？毛澤東為什么要打蔣？楊先生能否告訴我們，這些人之中，哪一個沒有好好地三跪九叩地拜孔子為師，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或者是什么其它的人沒有像楊先生這樣認真其事地學習孔子，所以把中國的、世界的事情弄得一團糟。在我的印象中，毛澤東似乎對于孔子有些不敬之處而且非常有道理，楊先生以為呢！改革開放30年了，難道我們在哲學領域里還要再來一次真理標準的討論，把孔子的《論語》什么的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

　　“仁”之所以通于“和”， 首先是因其具有人類最積極最美好的情感因子——大愛。人的本質特征就是富有情感性，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中庸》），“上下相親謂之仁”（《禮記?經解》），這是一種最為純潔最為積極最為可貴的人類情感，由此他進一步提出“仁者愛人”（《論語?顏淵篇》）的著名論斷。《論語?鄉黨篇》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這也能作為“仁”的證據？當然可以，可惜無力。家有物件從高處落下，楊先生聽到聲音跑出來，是先問摔壞了什么東西啊，還是先看看在整理物件的愛人或孩子傷著了沒有？汶川地震，是先問震壞了多少房子，還是先問死了多少人？楊先生難道不知道，只有奴隸主有時才會問馬不問人，而孔子正好是奴隸制社會末期的思想家，不問馬而問人，只能說明他有時候與奴隸主偶有不同罷了，卻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偉大、高明、智慧、仁愛在何處。）　　

 這表明，仁者的愛人是一種社會“大愛”，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愛，相互尊重，是對人的生命的熱愛和珍視。人與人之間能夠相互關愛，自然會“勝殘去殺”，會反對戰爭，維護和平。于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社會的和諧也就有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

　　“仁”之所以通于“和”，還因為它植根于人類至親的血脈聯系。孔子主張“仁”的實踐要從家庭的“孝弟”做起。孔子認為，“篤于親”才能“興于仁”(《論語?泰伯》)，“孝弟” 是“為人之本”（《論語?學而》），也是家庭成員之間達成和諧的最佳途徑。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庭，“體仁”“行仁”以“孝弟”為先，就有了根基。由此推而廣之于整個社會，人與人的和諧也才有堅實的基礎，所謂“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論語?泰伯》。這一思想在后來的孟子那里進一步發揚光大。孟子主張“愛人”必先“事親”；認為“事”以“事親為大” （《孟子?離婁上》），“孝”乃“德之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孟子?梁惠王上》）。這讓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仁”是如何通過人類的親情關系，促成整個社會步入“上下無怨，民用和睦” 的和諧狀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我的理解，是孟子講述如何治國的道理，只要以“仁”治國，國無不治，“天下可運于掌”，孟子所言，何時實現過，在我的記憶中，似未聞。就說漢武帝、董仲舒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于百家而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但見不到，而且要被打下18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至于后人拿來作為倫理道德的教育的內容，倒也說的過去。統治者只是說說而已，真正在全社會推而廣之，聞所未聞。君不見，蘇州一個副市長受賄一個多億；君不見，一個處級公務員退休月薪可以拿到五千、六千、七千，相當于十幾個保潔員的工資；這樣的不平等，如何“和”的起來？這樣的不平等，是不是也叫“仁”？）　　

　　由此看出，“仁”不僅是社會成員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更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仁”中之大愛和至親因素可以成就一個社會最有道德修養的精英群體——“君子”。他們以其寬宏、博大而又樸素平實的品格，協調著社會成員之間的融洽關系。事實上，早在《尚書》里即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的說法（《周書?泰誓中》），說明“仁”在人們心目中早就形成了一種固定的高尚品質。這種品質具有的親和力、凝聚力和號召力，是形成人格魅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現實社會浩然正氣的重要體現。　　

（歷史是精英（英雄）創造的，還是人民創造的？這個在中國當代史上似乎老早就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又被重新提起，對于毛澤東這一重要思想，是不是也要徹底否定呢？）

　　孔子正是由于看到了“仁”與“和”的內在聯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社會思想能量，他才不遺余力地倡導“仁”的思想觀念。孔子認為，“仁”既體現著一種社會公德，又承載著社會成員的責任感，是實現“和”的重要途徑。因此，他堅持“仁以為己任”、“仁以行之”（《周易》）的社會實踐，不惜為此“死而后已”（《論語?泰伯》）。　　

（那么，“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呢，是誰說的，這里的“禮”難道可以和文藝復興或思想啟蒙運動相比美，可以脫離當時的社會歷史時代的包括階級局限在內的局限性？如果不是楊先生的啟蒙，我們真的還不知道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居然還有這么一個甚至能夠大踏步地超過了釋迦牟尼、、耶穌、默罕默德的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的大宗教：孔教；它的創始人是孔仲尼。）

　　基于同樣的原因，孔子又特別強調“仁”是統治階層必備的品質。所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孟子?離婁》），統治階層的“仁”與“不仁”，直接關系江山社稷的得失，無怪有人將其與“和”并列而論，認為“‘和’與‘仁’，霸王之器也”（《禮記?經解》）。對于當權的統治者來說，“仁”的實踐還具有示范性。“君仁，莫不仁”（《孟子?離婁》），“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禮記?緇衣》，因此，執政者必須“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尚書?商書》）；“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禮記?樂記》）。　　

（天下的得與失取決于“仁”，這只是孔子根據他的時代以前的歷史所得出的結論，無非是夏商周的興亡得失，有一點人性的奴隸主被孔子大加贊頌為“仁”，而夏桀商紂之類的暴君被孔子大加鞭撻為“不仁”而已。然而，孔子和楊先生并沒有回答這樣的問題，那些“仁”愛之君怎么又把江山丟掉了呢？應該是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啊！楊先生可能要笑我沒有哲學常識，事物是變化發展的。那么我要反問，中庸、仁什么的，怎么就不會變化發展，怎么在2000余年之后，還要拾起這些已經被歷史證明對于治國根本沒有生命力的牙慧來忽悠百姓。）

　　四、崇“禮”以致“和”

　　在孔子思想體系中，“禮”是與“仁”同等重要的另一個社會哲學的思想范疇。如果說“仁”主要是通過人的內在道德修養來實現人與人之“和”的話，那么，“禮”則更多地是通過人的外在行為規范來實現人與社會之“和”。

　　“禮”是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論語?學而篇》）。在這里，孔子非常明確地將“禮”定位于一種“用”，即手段，而同時又突出強調了“和”是效果，是目的。孔子認為，“禮”的作用最珍貴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使社會達到和諧的狀態，“禮”是“先王之道”最美好的思想精華。這實質上是贊嘆“禮”在協調社會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和重大價值。這段話議論的是“禮”，而強調的是“和”，故錢穆先生說，“此最孔門言禮之精義，學者不可不深求”（《論語新解》）。孔子將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佳狀態確定為“和”，這正是其思想學說的偉大深邃之處，他對“禮”之“用”的政治定位，也不斷地啟發著中國一代代的君王、政治家和思想家，進而使建筑在儒家思想基礎之上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禮治”因有“和”為目標而富有超強的生命力。　　

（這樣的話又讓人不明白了，“禮”是手段，“和”為目標。禮者，是禮節、儀式等道德規范，“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禮記·曲禮上》；戰國時期的荀子又把它詮釋為“禮制，法度”。講來講去，又不全是儒家的了（倘若將“禮”僅僅理解為道德規范的話），請繼續欣賞下文：）

　　“禮”作為引導人與社會達成和諧的重要手段，其精髓在于使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規范有序。即通過對社會政治倫理秩序的規范，形成運行有序的社會狀態，從而使全體社會成員在有序的社會活動中確定位置，達成和諧。《禮記》說：“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曲禮》）。孔子正是看到了“禮”在建立政治秩序和規范社會行為中這樣廣泛而重要的作用，才把“禮”作為引導社會走向和諧的重要手段。孔子認為，“禮者，君之大柄也”，“治上安民，莫善于禮”（《禮記?經解》）。“禮” 可以“治政安君”，“治人之情”，而“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記?禮運》），因此，治理好國家，一切都要先從“禮”的整肅開始。他還將政治倫理秩序歸納概括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個字，作為全體社會成員躬行實踐的基準。　　

（又是君臣父子，再往下講，就是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高下有別，貧富有距，臣（子）們、花子們是斷然不能、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忤逆。）

　　“禮”之所以能夠成為安邦治國的“大柄”，追根求源，在于其植根于人性中最具普遍意義的內容——習俗。孔子在談論“禮”的起源時曾指出，“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記?禮運》）；《儀禮》中“士冠禮”“士婚禮”“燕禮”“大射儀”等等，對于衣著、程序、話語、位置、迎賓、送客等等具體細節都做了生動的表述。《禮記》記載接待客人時的情景：“凡與客人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后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其習俗化、生活化的特點由此可窺一斑。司馬遷也說，“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史記?禮書》）。正因如此，“禮”才能形成對全體社會成員行為的強有力規范和制約，而遵禮和學禮也就體現著個體對社會的尊重。每個社會成員都自覺地這樣做，全社會的和諧才有可能達成。因此，孔子終生不遺余力地倡導“禮”的學習和實踐，認為這是一個人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的起碼條件，《論語》有很多關于禮的示范事例的記載，孔子甚至直接告誡自己的兒子“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篇》）。基于此，他特別反對任何越軌越禮的行為。　　

（如果沒有越軌，傳說中的炎、黃兩個部落聯盟何以和蚩尤開戰；如果沒有越軌，禹何以傳子；如果沒有越軌，商何以取而代夏；周何以取而代商；封建制何以取代奴隸制；如果沒有越軌，就沒有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如果沒有越軌，就沒有蔣介石與北伐戰爭；如果沒有越軌，就沒有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如果沒有越軌，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沒有越軌，就沒有11屆3中全會······世界在越軌中前進，人類在越軌中成長，這樣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常識，導師先生不會不知道，也不可能忘記吧。）　　

《論語》記載了關于“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的故事，按照當時的禮制規定，舞蹈奏樂，天子八行，諸侯六行，每行六人；大夫四行，每行四人；季氏身份只能用四行，卻“八佾舞于庭”，用了天子之禮，所以受到孔子嚴厲譴責。

　　從社會習俗到國家政治，“禮”維護社會安定的作用不斷被強化，“禮”的秩序性對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從現存《周禮》、《禮儀》、《禮記》等文化典籍來看，當時大至國土區劃、官吏職掌、鄉遂授田，城郭道路之制、市肆關門之政以及庠序之教，小至冠、婚、喪、祭、歌舞樂律乃至衣服飲食、坐立行走，都有詳細明確的規定。在政治制度方面，《周禮》“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對部門設置、等級標識、社會成員之間交際交往的儀態程序，等等，也都有非常具體的規定，不僅反映出國家權力的集中和統治機構的健全，也顯示著對社會成員的自我約束。通過《周禮》，孔子看到了在社會習俗基礎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對于引導人類社會步入和諧的重大作用，這正是他力倡恢復周禮的深刻思想原因。

　　五、“中庸”以成“和”

　　“中庸”是孔子學說中一個最耐人尋味而又充滿思想智慧的哲學理念，也是孔子“和”文化思想體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何謂“中庸”？孔子認為，“中庸”是“至德”的表現，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篇》)，這是就其本質而言。

　　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中庸”的本義就是恰當地運用。許慎《說文解字》說，“中，內也；上下通也”；“庸，用也，從用，從庚；庚，更事也”。合而解之，“中庸”即“內用”，屬于人的意識行為。由于前人常“中”、“正”連用，如“剛健中正”、“行必中正”等，則“中”也有“正”的意思。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說“中”就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這已是本義的衍生。按照子思的解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禮記?中庸》），“未發”即在“內”，“中節”則恰當。故《逸周書?度訓》有“‘和’，非‘中’不立”之論。值得注意的是，子思指出了“中”與“和”的內在聯系。“中庸之道”原本就是“和之道”，它體現著“和”，又是達成“和”的方法和原則。正因為如此，在孔子的論述中，“中庸之道”既是一種至高的修養和境界，又廣泛地體現在“君子”對“仁”和“禮”的把握和實踐中，缺少了中庸，“仁”與“禮”將難以正確地踐行。

　　以“中庸之道”來把握“仁”，核心是怎樣對人的各種極端欲望和情感進行正確的規制和處理。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論語?里仁篇》)。向往富貴，擺脫貧賤，這是每個人都會有的欲望，但是，實現它卻需要正確的方法。“仁者愛人”也是根源于人的情感，而人的情感和欲望只有恰當得體，才會和諧有序，否則就會引起矛盾，所謂“過猶不及”（《論語?先進篇》）。而孔子稱贊的一些美德，如“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等等，都是講人應如何對情感和欲望進行適度的把握。

　　需要指出的是，“中庸”絕不是折衷調和。《論語?陽貨篇》載：

　　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者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足以使人。”

　　這里的 “恭、寬、信、敏、惠”都是暗含著中庸原則，因而能幫助人們成就事業。孔子非常贊賞那些深諳中庸之道的人。《論語?公冶長》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國家政治清明時能出來做官，政治黑暗時也不至于被殺，南容能做到這樣，說明他嫻熟中庸之道，能圓滿地處理好各種事情，因此，孔子便把侄女嫁給了他。

　　以“中庸之道”來把握“禮”，核心是怎樣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防止社會出現巨大的貧富分化。“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貧富分化會使社會矛盾矛激化，從而與“和”的社會目標背道而馳。從這個角度看，“中庸之道”又是“禮”的根基和靈魂，所以孔子才說“禮之用，和為貴”。對此，朱熹進一步闡釋說，“均則不患于貧而和，和則不患于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四書集注?論語集注》）。或許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 。的確，古往今來，世界上任何來自社會內部的動蕩，追根求源，都與貧富差距的擴大有關，當前美國的次貸危機正在引發全球金融動蕩，究其根本，不是美國沒有房子，而是美國的窮人買不起房子。由此看來，以均貧富為“禮”之基礎的“中庸之道”，對于現代社會的政治家們如何安邦治國仍有重要的指導和啟示意義，而如何踐行它，也是一個歷久而彌新的課題。　　

（中庸之道：做人處事要守正不偏，無過不及。凡人要做到這些，想也別想。因為幾乎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孔夫子不能，華盛頓不能，毛澤東不能，我們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人物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完人與赤金，莫非楊教授是？或者楊教授正帶領著一大批博士生在這條康莊大道的漫漫征途上“上下求索”以得正果。）

　　六、孔子“和”文化思想的人文基礎

　　孔子創造的“和”文化思想“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博大精深而又平實可行，為世界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所認同。有人將《論語》看作是東方的《圣經》；法國魁奈則認為，《論語》“滿載原理及德行之言，勝過于希臘七圣之言” ；而俄國的列夫?托爾斯泰甚至將孔子的格言作為必讀的內容，他在1900年的日記中寫到：“了解了孔子的思想，其他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了。”的確，一部《論語》雖然只有萬余言，卻讓人越讀越“仰之彌高”，這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都是罕見的。這種情形，自然與孔子“和”文化思想的巨大魅力有直接的關系，同時也同孔子“和”文化思想產生的深厚歷史淵源與人文基礎密不可分。

　　首先，以最高理念“和”為統領的思想架構，是孔子在濃縮千年文化精華的基礎上，繼往開來地思想創新的偉大成果。據記載，孔子乃“圣人之后”，他“信而好古”，曾“適周，問禮于老子”（《史記?孔子世家》）。對于古代文化，孔子首先是精心地閱讀、學習和研究，他“讀《易》,緯編三絕”（《漢書?儒林傳》），又“修詩、書、禮、樂”，“序《易》彖、系、象、說卦、文言”，“因史記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對前代的文化古籍、典章制度爛熟于胸。這些都為“和”文化思想體系的創造奠定了堅實的人文基礎。孔子在大量閱讀學習和思考的基礎上，他發現了社會政治文化如何通過傳承與創新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篇》）。正因為如此，他不僅能夠“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漢書?藝文志》），精心選擇、整理與詮釋前代文化精華，如“古者詩三千余篇”而“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皆弦歌之”，而且能夠以前所未有的哲人氣魄和開闊博大的胸襟，領悟歷史文化的精髓，思考社會的和諧安定與人類文明的發展。如前所述，孔子之前，中國的“和”文化思想早已濫觴。《周易》、《尚書》、《詩經》、《周禮》等文獻中都有相關的記述，可知天下之“和”與社會之“和”已經是歷代明君的最高政治理想和追求。從墨子、荀子、管子等這些與孔子同時或稍后的思想家的著述來看，“和”也已然成為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社會理念。孔子思想的杰出之處在于，“和”在他這里不僅是一種最高的社會理想和整個學說的內在統領，而且完全可以體現在對“仁”、“ 禮”和“中庸”之道的學習、修煉的把握之中，既可望又可及，并且是人人都可以踐行的。正是這一點，成就了其以“和”為統領的學說體系經久不衰的思想魅力。　　

（就孔子而言，其思想是“繼往開來的思想創新的偉大成果”還說得過去，因為這在當時來說是歷史事實，孔子思想，有對于前人思想精華的繼承，也有自己對于人，自然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自然與社會、國家與國家的思考，特別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其關于教育的許多思考至今還閃爍著思想的火花，智慧的光芒。然而不能因此就無限拔高、放大到社會、思想、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把孔子說成是一個“神”，倘若孔子再生，一定會發出“非吾所愿也，非吾所欲也”的感慨，楊導師若是真的對于孔子頂禮膜拜，就應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當然，如果楊先生“己所有欲”，又當別論！）

　　其次，孔子“和”文化思想最根本的要義是人之“和”，因而出發點是現實社會中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著眼點則是富有思想和情感的人性，構成其學說重要支撐的“仁”、“禮”和“中庸之道”也因其深厚的人性底蘊而富有長久的生命力。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孔子的學說中，“仁”的踐行可以從對至親的“孝弟”開始，“禮”的規制則體現著對源遠流長的人類習俗的尊重，“禮”至于“中庸之道”，更是以對人的社會心理分析為基礎，以對人的種種現實欲望和情感的正確把握為前提。既充分考慮人的社會需求和心理需求，又充分考慮人的現實需要和社會的長遠發展，孔子的“和”文化思想處處透著對人之大愛和“以人為本”的精神。也正由于此，千百年來，各個時代的人們都從孔子學說中發現了自己人性中的閃光部分，同時又自覺自愿地遵從他的思想主張，并用之規范、約束和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引導社會走向和諧與文明。　　

（“長久的生命力”，不敢茍同。　　

什么叫長久的生命力？我以為，就是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代代新······不斷地推陳出新、不懈地新陳代謝、不停地越軌越禮。相對安定的社會形態，日新月異的社會面貌，絢麗多彩的社會生活，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歷史長河中，孔子的思想，儒家的經典在絕大部分的時間里是占統治地位的。皇帝們對于孔子禮敬有加，敬孔祭孔之聲不絕于耳，那是為了“君臣父子”的“禮”，那是為了彰顯自己的“仁”，那是為了皇帝一統天下的“和”，拉孔子之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去“中庸”別人！　　

在泰安的岱宗廟，在曲阜的大成殿，歷代皇帝的“御筆”如林，就拿大清帝國來說事，那些個人面獸心的當家人一面祭孔，一面以三日、十日地屠城，大搞文字獄，禁錮人們的思想來展示自己的皇恩浩蕩，詮釋自己的“仁”、自己的“禮”、自己的“中庸”、自己的“和”！）

　　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召開的“北京大學社會學十年”紀念會上說：“現在世界正進入一個全球性的戰國時代，是一個更大規模的戰國時代，這個時代在呼喚著新的孔子，一個比孔子心懷更開闊的大手筆” 。跨入21世紀之后，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三大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人與自然的矛盾如環境問題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在局部地區，社會矛盾的沖突也不斷加劇。孔子于25個世紀之前創造的“和”文化思想，非但沒有因為歷史的久遠而淡出人們的視野，反而愈加顯示出孔子智慧的超前性和永恒性，給人們提供著更深刻、更豐富的思想啟示。　　

（我倒有一個建議，楊先生一定要樹立孔子這面大旗，先去做一點點功課。　　

比如，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個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時期，有幾個人，他們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他們高舉打到孔家店的旗幟，高呼“民主、科學”的時代強音，蕩滌以孔子思想為標志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舊秩序。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之一。起碼，楊先生要在這一點上說服國人，先就要全盤否定新文化運動；并且追討其“大逆不道”，阻礙了中國“全盤孔化”的歷史進程；同時，大概還要追討其“擾亂”社會秩序，使得“仁”啊，“中庸”啊，“禮”啊，“和”啊這些楊教授腦中的一統世界的寶貝一時間蕩然無存無可奈何花落去。　　

再如，中國的封建社會要比歐洲的封建社會的歷史長久，為什么歐洲反而跑到中國前面去了。請教楊先生，這是什么原因。自安史之亂以來，中國的許多皇帝“賣”漢求榮，賣國求“和”求安，對于西方列強，“禮”“仁”有過之，“中庸”無不及，這樣的屈辱史才過去幾天，楊先生真是健忘。而西方列強到現在為止，什么時間與我們講過“仁”、“禮”、“和”、“中庸”這樣的等腰三角形，這樣的勾股定理？以一個2500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偉大思想家的一些言論思想為空中樓閣，進行忘我的遐想判斷邏輯思維，推出一個海市蜃樓式的“等腰三角形”的推理，發出一統世界的夢訖。　　

自己做清秋大夢也就罷了，因為沒有社會危害性。倘若誤導了國人，誤導了某些握有重要資源的官員，危害了國家與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是罪不可赦了。因為楊先生畢竟是一個重要部門的重要話語人之一。　　

當然，如果M國等西方國家通通被楊先生的高談闊論所折服，統一于孔子偉大思想的光輝旗幟下，“寰球同此涼熱。”豈不痛快哀哉！　　

過于熱望，要更失望的！
　　原文作者：楊慶存，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發表過《華夏文明的構建與古代政治的經緯——孔子禮學的新思考》、《華夏民族理想人格的基石——孔子仁學整體系統的重新審視》等論文。著有《宋代散文研究》、《黃庭堅與宋代文化》、《傳承與創新》、《宋代文學論稿》等。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