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是如何評價孔子的作者：盧志丹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對江青講了中國歷史上的儒法斗爭，說法家主張中央集權、郡縣制。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是厚古薄今的，開倒車的。毛澤東還讓江青記下了他寫的一首詩《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云: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從崇信到批判——毛澤東評價孔夫子

一部《論語》，大量地記錄了孔子的言談主張。可以說，《論語》就是一部“孔子語錄”。要真正讀懂《論語》，就不能不研究孔子其人。毛澤東是非常熟悉孔子其人其事其說的。

孔子名丘，一說生于公元前551年，一說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的先世是宋國貴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禍由宋逃到魯國，便成為魯國人。他父親名紇，字叔梁，做過魯國陬邑的地方長官。孔子出生不久，父親死了，家庭也貧困了，不得不做各種雜活，一則贍養寡母，一則自己生活。他做過倉庫保管員，也做過牲畜管理員，都很負責任。最后做到魯國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處學習，不懂就問，所以見聞廣博。一生得意時少，失意時多。晚年便專門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講學傳授學術。他是中國私人講學的第一人，也是傳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國古代文化的流傳以至后來的擴大和發展，不能不歸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源于殷商以及西周、東周的社會思想潮流，更多的是接受了春秋時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鄭國的子產、齊國的晏嬰等人的言行。春秋時代重視“禮”，認為“禮”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孔子卻改以“仁”為核心，認為沒有“仁”，便談不上“禮”。孔子對于“仁”有各種定義，概括起來是“愛人”。孔子所愛的“人”，是包括各個階級、階層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他所收留的學生，絕大多數出自下層，只有屈指可數的學生是來自上層。

孔子自三十歲招收學生，一直到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因此博得學生的無限愛戴。他死后，許多學生在他墓側結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傳子貢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學生，如子路、冉有、子貢，跟著他奔走四方，為救世而斗爭。他晚期的學生，如子游、子夏、子張、曾參，便接受他講學帶徒的衣缽。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播，孔子晚期的學生也作了一定的貢獻。

孔子自己說他“述而不作”，研究整理了《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報酬厚薄，只要學生拿十條干肉的拜師禮品，便教導他。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個學生的資質、性情、能力、愛好的不同，所以同一個問題，孔子的答話因人而異，甚至有時相反。師生間的相處有時好比父子。學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說顏回(他最喜歡的學生)，平日聽講，只聽不提問，好像“笨伯”，回去后，卻能發揮，并不愚笨。從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學生，一般用啟發式方法。

毛澤東的一生，對孔夫子的態度是很復雜的，是集評論、批判、繼承和發揮于一體的。

早期崇信

從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澤東的大量早期文稿來看，他在長沙求學時代還是頗為崇信孔子的。毛澤東求學長沙時期，正是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的時期。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對康有為等人掀起的“尊孔”復辟逆流進行了猛烈抨擊。孔子“圣人”的權威被打倒了。

青年毛澤東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也很崇拜。但在對孔子的態度上，他與陳獨秀顯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如前所述，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論述體育之重要及怎樣開展體育運動。該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卻大量引用《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中的典故、成語。他仍稱孔子為“圣人”，贊揚孔子講衛生重體育。在該文中毛澤東說，“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接著他又將孔子與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舉，稱“此皆古之所謂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復起，不易吾言”。

這里明言孔子為“既得大本”的圣人。

1917年11月，毛澤東主辦湖南第一師范工人夜學。他主持的夜學開學儀式上，有一個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禮。他在《夜學日志》中親筆記道:在儀式上，師生員工“整隊向國旗、孔圣行三鞠禮，職教、學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禮”。

孔子思想對青年毛澤東的深刻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毛澤東受時代思潮和傳統思想的雙重影響，認為改造中國“宜從哲學倫理學入手”。因為在他看來，哲學是探討宇宙大本大源的學問，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學”的治國之道。他說，“人人有哲學見解，自然人己平，爭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學”可使“天下皆為圣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鵠也”。

可見，青年毛澤東的理想社會及其實現的途徑無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響。

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

古稱三達德，智、仁與勇并舉。今之教育學者以為可配德、智、體之三言。

毛澤東注重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現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繼承了中國古代孔子的知(智)、仁、勇的思想。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貫穿于毛澤東的整個一生。

在學習方法上，毛澤東也頗受孔子的影響。孔子主張“博學于文”，毛澤東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是“學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對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張“庇千山之材而為一臺，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取精用宏，根茂實盛”。循“博學于文”的學習之道，毛澤東博覽群書，對各種學說“挈其瑰寶，而絕其淄磷”。

《論語·雍也》中記載了孔子贊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顏回的話:“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青年毛澤東對顏回也推崇備至，在著述中多次提及。受顏回的影響，毛澤東“身無分文”，而“心憂天下”。他曾設想，“學顏子之簞瓢與范公(即北宋名臣范仲淹)之畫粥”，辦一所自修學校。在生活上，毛澤東主張節儉，反對奢侈，甚至不屑與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從毛澤東早期文稿看，在表面上，國學似乎占主導地位，因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國古代的文獻、典籍；然而從思想實質來講，占主導地位的是民主主義思想。青年毛澤東的裝束是長衫布鞋，一身“國裝”，而非時髦的西服革履，但支配他行動的卻非國學，而是西學。孔門主張三綱五常，毛澤東主張個性解放，說:“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形成了“性不受束縛”的鮮明個性。孔子主張中庸，毛澤東主張抵抗、斗爭，“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所以，孔子思想雖然在青年毛澤東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起主導作用的是西方的民主主義思想，這也是為什么他后來能很快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