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在經(jīng)濟上、地位上是不平等的,連帶著人與人之間在心理需要,如肯定、贊美、尊重需要的滿足上也是不平等的。圣經(jīng)有這樣的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心理需要的滿足情況同樣如此。比如某單位一個部門中有兩個職員,一個人表現(xiàn)得更好,一個表現(xiàn)得一般,人們會把更多的贊美給前一個職員,而后一個職員則很少有贊美,甚至更多的是攻擊。當別人贊美那個優(yōu)秀職員時,對于普通職員來說就是一種攻擊。
現(xiàn)在的文化是以強者為中心的文化。強者能得到更多的愛和尊重,弱者難以得到愛和尊重,更多的是譏笑和鄙視。一個歌星,那么多的粉絲圍著她,她能夠充分地體驗到被愛。一個普通人,除了家里人,周圍人難以施于愛。弱者不僅在經(jīng)濟上被強者剝削,在生理、心理需要的滿足上也被剝削。任何心理變態(tài)的人在心理需要的滿足上都是被剝削的人。當然,人與人之間在能力上有差異,因此在生理、心理需要滿足物的分配上必須存在差異,但如果這種差異太過的話,就會遇到弱者的反抗。
弱者的反抗最典型的莫過于造反了。另一種形式的反抗最近幾年有所呈現(xiàn),那就是弱者報復社會的各種舉動。如福建南平那個長久被人輕視、找不到女朋友的鄭民生瘋狂地殺害了十余名小學生;還有全國35天內(nèi)連續(xù)發(fā)生的4起校園血案;還有性格偏執(zhí)的邱興華僅僅因為一點小小的爭執(zhí)就狂殺了九人。假設性格偏激的鄭民生能在單位里得到領導更多的關心,同事們更多的接納的話,他可能不至于如此極端的方式報復社會。
弱者被尊重被有愛戴的心理需要在現(xiàn)代文化中會以扭曲的方式來得到滿足。最典型的莫過于鳳姐了。鳳姐長得可算是丑的,身高也只有 一米 四幾,這樣的女孩,在當代的文化氛圍下,必然會遭受諸多心理上的打擊和挫折。她以極端的方式來表達她的被關注需要:“現(xiàn)在的我風華絕代,征婚就征成功的海歸”、“魯迅的文章可讀性和豐富性都比我差一些,三百年之后,我的文章還會被人傳閱,而魯迅的不會。”大家就象 魯迅 先生《阿Q正傳》中的看客們,興高采烈地看著鳳姐的表演,在大笑中宣泄對她的嘲弄和譏諷。
想起了東施效顰的故事。西施由于她的美麗,得到了眾人的喜歡,而東施由于長得丑陋,人們討厭和排斥她。東施企圖通過模仿西施的舉止來讓別人喜歡自己,但事與愿違。可見,在強者為中心的文化中,對于弱者來說,要想得到別人的承認和欣賞,是多么地困難。如果人們能夠給予東施更多的認可和鼓勵,那么東施也就無需通過這些夸張的方式來得到注意。如果社會對鳳姐這類長相普通平凡的女子更多的認同和接納,那么鳳姐也就無需通過如此夸張做作的方式得到眾人的注意了。
當然,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但對于可憐之人,我們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態(tài)度呢?毛澤東有了正確的答案,他老人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
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chǎn)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著小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農(nóng)民和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都有落后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斗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斗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斗爭中已經(jīng)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只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斗,去掉落后的東西,發(fā)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毛澤東不僅在這篇講話中這樣說,他也是這樣做的。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弱者揚眉吐氣的時代。毛時代發(fā)展了一種幫助弱者、改造弱者的文化。對于弱者,對于有缺點和錯誤的人,不是采取譏笑、敵視的態(tài)度,而是采取說服、教育和引導的態(tài)度。毛時代的文化中,對普通群眾、老百姓是歌頌的,是肯定的,普通百姓的地位相當高。毛時代宣傳一種平凡人偉大的理念,給老實人、普通人以地位和身份:毛時代的領導們在下屬面前往往顯得小心謹慎,普通群眾能夠通過各種形式表達對領導不正確作風的不滿。
毛澤東時代,在確定戰(zhàn)斗英雄,勞動模范的時候,是不確定領導干部的,基本上這些榮譽都讓最基層的人去當。比如在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中許多戰(zhàn)斗英雄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董存瑞、黃繼光、狼牙山五壯士等普通戰(zhàn)士。建國后則是雷鋒、王杰、劉英俊等普通人。當時的小學課本基本上見不到共產(chǎn)黨各將領的名字。而當時的共產(chǎn)黨各大野戰(zhàn)軍的司令員們,就沒有一個掛戰(zhàn)斗英雄頭銜的。一旦要開戰(zhàn)斗英雄勞動模范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一定都不是領導干部,而是從最基層中上來的人,最大的官也就是連長,或者游擊隊長。
當執(zhí)政者把普通老百姓看作是值得肯定和欣賞的,并給以切實的地位和身份時,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結果呢?那將會大大增強普通百姓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感和自信心。現(xiàn)代人以普通人為恥,而毛時代則以普通人為榮。毛時代的普通群眾對自身有更多的自信,這種自信能夠轉換為更強的生產(chǎn)力。毛時代的很多成就:大慶油田、成昆鐵路、三線建設、紅旗渠,都是要克服非常大的困難才能完成的,而毛時代的普通群眾們做到了。
正因為毛時代發(fā)展了一種弱者為中心的文化,所以那個時代的人們沒有現(xiàn)在那么多的彼此敵視和仇恨,更多的是相互間的鼓勵和關心。毛時代真正是一個“以人為本”的時代。所謂以人為本,就是充分的尊重人、欣賞人,人與人之間在地位和人格上相互平等。毛時代的普通人在人格上、地位上與領導干部都是平等的。因此,毛時代的普通人被尊重、被愛戴等心理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滿足,毛時代人們無需用極端暴力的方式表達不滿或以畸形表演的方式吸引注意。
而改革開放時代以來,重新強化了等級制度,恢復了強者為中心的文化。在宣傳歷史的時候開始不宣傳普通士兵了,大量的電視劇都是圍繞著中共的一些將領們?nèi)ヅ牧耍罅康膭趧幽7兑捕甲兂闪硕麻L、總經(jīng)理、局長、明星一類人物了。雖然執(zhí)政者經(jīng)常會喋喋不休地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在實際行動中,普通群眾越來越被邊緣化。在文藝作品中,普通群眾、弱勢群體成為了譏笑和嘲弄的對象。這導致普通群眾對社會,對強者產(chǎn)生了強烈的不滿。這種不滿會以破壞性的形式表達出來。各種殺人案、各種社會畸形現(xiàn)象,就是普通群眾敵意的破壞性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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