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太史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若干思考

一，一石激起千層浪

根據多家媒體報導，公元2010年11月15日，位于上海市膠州路的一幢高層公寓發(fā)生火災。當局起初將責任歸咎于電焊工無證上崗，后來又發(fā)現施工中存在“違法分包”的問題。不論最終結局如何，潘太史認為這起事故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現代中國社會的運行規(guī)律，或許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潘太史作為一名京師土著出生于1970年，并且有幸在1988年成為了新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屆完全享受公費的大學生。1992年大學畢業(yè)之后被分派到交通部某下屬單位，不料在剛剛報到之后便因為不懂得潛規(guī)則被部門經理王某宣布下崗，后來憑借日語專長長期從事翻譯、咨詢等工作，按說應該被劃為自由職業(yè)者之列，不過在實現溫飽、進入小康之后便不由自主地停止了繼續(xù)致富的步伐，而將主要精力投向歷史學及社會學研究領域。本人雖然學歷不高，但是對《毛澤東選集》以及《資治通鑒》卻情有獨鐘，近年來有先后翻譯了諸橋轍次（日本漢學泰斗）以及德魯克（經營管理學創(chuàng)始人，通過日文間接翻譯）等人的著作，并且還公開出版了《兩晉風云錄》等史學著作，在某種意義上或許也堪稱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之士。

潘太史在全世界第一個公開提出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矛盾，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早已勝利地完全了它的歷史使命而過渡到了官場經濟的新時期。本人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敘述以上經歷，決不是為了自我炫耀，而是為下文的展開進行一番必要的梳理，并且揭示有關理論的來龍去脈。　　

潘太史認為，新中國的歷史或許可以簡明扼要地概括為一個“包”字。早在1949年9月16日，偉大領袖毛主席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對美國國務卿艾其遜的謬論進行了深入批判：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之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qū)的事實所完全駁倒。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于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yōu)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不僅如此，偉大領袖毛主席還在1949年8月14日發(fā)表的《丟掉幻想，準備戰(zhàn)斗》一文中指出：艾奇遜的結論應該是，照著中國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識分子的想法或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強盜收心做好人”，給人民的中國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搗亂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并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于會再顯身手……”。　　

由此可見，毛主席的建國方針就是對全體國民實行“總包”，其具體措施就是在農村地區(qū)發(fā)動土改，在城市地區(qū)則沒收官僚資本并對民族資本進行贖買。1956年以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中國歷史上終于出現了一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國家，也就是所謂的全民所有制及集體所有制。

中國現代史的進程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毛主席在建國初期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弊端尚無足夠的認識，于是在1958年毅然發(fā)動了大躍進，稍后又提出了總路線，在農村地區(qū)則開始大力普及人民公社，老人家將隨即將這三大社會改造運動命名為三面紅旗，無疑是想通過擴大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來鞏固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結果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卻遭受了嚴重的挫折，社會主義經濟非但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取得大躍進，全國各地反而還出現了嚴重的饑荒，河南信陽等地甚至是餓殍遍地。

關于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根本原因，許多人對于劉少奇提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頗感認同，分歧之處只不過是對人禍的具體認定而已。有人把問題歸咎于黨中央的指導思想出現了偏差，別有用心地把矛頭指向了毛主席。潘太史本人在數年前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相當膚淺，于是簡單地把責任歸咎于走資派的黑干將，即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之流。直到最近，諸橋轍次、德魯克等人的思想無意中在本人的大腦中發(fā)酵，潘太史終于將這些零散的部件拼接了起來，并且形成了一個足以自圓其說的基因理論。

二，歷史的回顧　　

早在1961年，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同志對當前形勢極度失望，于是向毛主席提議讓農民單干一段時間，待到有了一定積累之后再引導他們走社會主義。但是毛主席隨即反問道，中國農民從秦始皇開始一直單干了兩千多年，結果又留下了多少積累呢？鄧子恢同志頓時啞口無言。

東漢史學家荀悅對于西漢年間的文景之治曾經做過這樣的評價，即：“官家之惠，優(yōu)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西漢著名學者董仲舒曾經對漢武帝說：“土地民得買賣，故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得不困！”　　

對于荀悅和董仲舒二人的說法需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解釋。西漢政權是經歷長期戰(zhàn)亂之后而建立起來的，當時的客觀形勢乃是地廣人稀，為了使人民得以休養(yǎng)生息，朝廷大力推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十五稅一也罷，三十稅一也罷，政府制定的稅率比素有仁政之稱的夏商周三代還要優(yōu)惠。但是從長期來看，普通民眾的實際生活水平卻不容樂觀。　　

王朝建立之初，天下百姓一般都得到了充足的土地，貧富差距不大。由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原始狀態(tài)下的自然經濟很難承受任何意外的風險，致使某些遭受天災、疾病的農民迅速陷入困境，為了解決燃眉之急就不得不廉價變賣土地，數十年之后便形成了日益嚴重的土地兼并現象。國家對于土地所有者雖然只收取十分低廉的地租，但是地主對佃戶非但沒有一點惻隱之心，其苛刻程度甚至超過了素以殘暴著稱的秦朝末年。　　

因此王莽在篡奪政權之后便銳意實施改革，他在詔書中說：“古者一夫百畝田，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漢室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凌，魚肉鄉(xiāng)里。名為三十稅一，實為十稅五也。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　　

以上史料充分證明，即使中央政府大力推行仁政，真正落實到百姓身上的恩惠往往非常有限，而圖謀自身利益（家族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乃是中華民族的悠久的傳統，或許也可以稱之為民族基因。諸橋轍次在《亂世求生》中一再鼓吹的中華智慧，艾奇遜在白皮書中所向往的“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其實就是指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族基因。而這個結論恰恰就是潘太史按照德魯克社會生態(tài)學觀點去研究中國歷史的最新發(fā)現。　　

潘太史在《兩晉風云錄》中對桓溫北伐之際與王猛之間的一場對話進行了破解，從而揭示出了中華民族的一個遺傳基因。根據史書記載，就在兩軍決戰(zhàn)前夕，桓溫突然遇到了一位天下奇士，此人便是中國歷史上聲名赫赫的王猛。王猛字景略，生于青州北海郡，自幼好學，志向高遠，對于世俗事務不屑一顧，雖然在社會上屢遭白眼但是他本人卻始終悠然自得。王猛當時正在華山隱居，當他聽說王師已然深入關中，立即趕到晉軍駐地求見桓溫。　　

史書中簡要記載了二人相見時的場景以及相關對話。王猛批褐（麻衣）諧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桓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桓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王猛軍謀祭酒（相當于參謀長）。　　

這里有幾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王猛與桓溫的對話究竟應該怎樣理解？晉軍此番北伐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到底有無失誤之處，桓溫駐屯灞上是否存在貽誤戰(zhàn)機之嫌？　　

許多人認為桓溫的如意算盤是這樣的，如果全力出擊或許可以收復關中，但這樣做勢必嚴重消耗自身的實力，而襄陽等后方基地或許會重新由朝廷掌控，因此冒險出擊的結果最多只是慕虛名而遭實禍，因此還不如養(yǎng)寇自重更加安全實惠。上述觀點無疑是根據桓溫及其后人對朝廷的強勢態(tài)度來推測其當初即有不臣之心，但是這個結論卻并不符合歷史的實際進程。潘太史認為破解迷題的關鍵仍然是王猛所說的“公心”以及桓溫提問中涉及到的“民心”，其確切含義到底是什么？　　

其實早在春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商鞅就對中國人的國民性做出了精辟的總結，即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中華民族天資聰穎，上至王公勛貴下到販夫走卒，幾乎所有人都非常善于把握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法則。桓溫北伐的前提條件是中原板蕩、關中各地發(fā)生叛亂，此外還想借用東晉朝廷以及西涼方面的力量，他孤軍深入敵境的目的既是為了攻城略地、消滅敵人，同時也是為了制造聲勢，希望當地豪杰、百姓起兵響應，至少也要在地方上制造事端，以便牽制秦軍的部分兵力。但是當地豪杰、百姓也想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假如桓溫一戰(zhàn)成功，他們自然會殺死秦國的地方官吏以便響應王師，既可以得到地盤又不會承擔任何實際風險；如果晉軍作戰(zhàn)不利而撤回南方，關中地區(qū)依然為秦國所有，那么他們貿然起事必將遭到殘酷的報復。所以無論是桓溫還是當地豪杰，無時無刻都在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想以最小的風險和代價攫取最豐盛的果實。對于那些頗有野心的豪杰來說，或許晉軍與秦軍兩敗俱傷的結果對他們才最為有利。　　

另外，對于桓溫來說，如果選擇冒險而強攻長安的話，必然會與全部秦軍作戰(zhàn)，或許符健還會玩弄空城計的伎倆，誘使晉軍主力進城并對其實施反包圍。若是頓兵于艱城之下而無法攻克，那么由符雄、雷弱兒指揮的秦軍主力必定會分兩路由側翼發(fā)動突襲，屆時極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中，非但無法取得勝利，反而會遭受滅頂之災甚至無法全身而退。　　

因此桓溫在戰(zhàn)役組織上采取了最為穩(wěn)妥的方略，那就是置近在咫尺的長安城于不顧，首先集中兵力與秦軍主力進行野戰(zhàn)，如果一戰(zhàn)獲勝，占領長安便易如反掌而且不必徹底消除了后顧之憂；即使戰(zhàn)況不利也不至于過于深入，以便從容布置大軍撤退。符雄等人眼看桓溫并無攻城之意，如果放任晉軍駐屯灞上，勢必會嚴重動搖己方的軍心。所以二人都把全部賭注押在了白鹿原，結果秦軍在決戰(zhàn)中取得了勝利，加之堅壁清野的措施十分得力，桓溫這時只好選擇退兵。　　

三，先富論存在先天不足

綜上所述，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于中華民族的遺傳基因應該說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在經濟上放任私有制，中國肯定會再度發(fā)生嚴重的貧富分化局面，并且最終引發(fā)一場的新的社會革命。因此，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有生之年一直在致力于公有經濟的建設，并且力圖打破小農經濟對于發(fā)家致富的憧憬和幻想，其具體措施就是推出了公共食堂，但其結果卻造成了一場空前的災難。

因為中華民族的基因就是圖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公有制經濟結構下，如果在收入上大家基本平等并且確有保障，那么對于個人來說，其最大的利益就是盡量減少集體勞動，而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自留地里。所以潘太史認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禍，其中農民自私心理所形成的危害或許遠比吳芝圃等人的浮夸風、瞎指揮更加嚴重！他們的普遍邏輯就是與其增產而自己不能多吃，不如索性減產而大家一起少吃！事實證明，就廣大人民的覺悟水平而言，由國家或集體對個人采取總包（一切包下來）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因此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大躍進運動失敗之后，難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產生懷疑，并且將注意力逐漸由擴大經濟基礎轉向了關心上層建筑以及意識形態(tài)領域，最終在1966年毅然發(fā)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林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所做的講話（“五一八講話”）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其要點如下：　　

1，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無產階級有了政權，百萬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生產關系固然是基礎，但是要靠奪取政權來鞏固和發(fā)展，否則是經濟主義，是乞求恩賜。　　

2，政權是什么？政權就是鎮(zhèn)壓之權。　　

3，我們的社會還是在建立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我們沒收了剝削階級的物質，但是不能沒收他們頭腦中的反動思想。　　

4，思想是人的最大特點之一，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農村有自留地，一筐糞，是先送自留地還是送集體的地，都是有斗爭的。　　

事實證明，林副主席的“五一八講話”乃是當代毛澤東思想的頂峰，不僅擺脫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束縛，而且言簡意賅地闡述了關于中國社會的終極真理，在客觀上為潘太史提出的官場經濟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礎。　　

潘太史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質不僅是一場政治路線的斗爭（毛劉之爭屬于走資派與走社派之爭），同時還是一場組織路線的斗爭，也就是所謂的儒法斗爭（毛周之爭）。由于毛主席未能與林副主席團結到底，二人之間產生了嚴重的隔閡并且最終爆發(fā)了內訌，從而使文革在理論上和實踐都慘遭失敗。老人家去世之后，走社派及法家路線的殘余勢力就被徹底清算……　　

眾所周知，先富論脫離實際、荒謬絕倫。……中國歷史的客觀事實是，假如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來而嘗到了甜頭，他們非但不會幫助窮人共同致富，反而還想讓自己更加富裕，為了達到更加富裕的目的，盤剝窮苦大眾便不失為最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先富起來的人往往會更加富有甚至大富暴富，而貧苦大眾想要發(fā)家致富自然變得無比艱難，共同富裕云云不過是畫餅充饑而已。而其中更為深層次的原因，當然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國民基因在作祟。　　

……口口聲聲要摸著石頭過河，結果卻是一味渾水摸魚而永遠也不想過河，并且還意欲以換湯不換藥的方式繼續(xù)忽悠三十年。但是在方法論的層次上來看，改革派的核心仍然可以歸納為一個包字，但是具體內容則由過去的總包轉變?yōu)槌邪⒎职稗D包。　　

四，輾轉承包法

按照目前通行的說法，改革開放的成功始于農村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可以將其簡單地概括為“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城市改革的要點則是采取偷梁換柱的方式，將全民所有制企業(yè)統統改為國有，而實質上則為體制內所有，并且在管理制度上推行一系列的承包制或轉包、外包制，既可以享受體制內的各種保障，又能夠以“下海”的方式撈取油水。

改革開放之初，毛澤東思想的余輝仍然在庇佑著中國，各級黨政官員對文革中的群眾運動仍然記憶猶新，他們手中所掌握的公權尚未與市場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因此許多敢于創(chuàng)業(yè)的人、本身具有一技之長的人的確實現了多勞多得的夢想。但是自從中共十四大確定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中國從此走偏。既然中央公開號召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么黨政官員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公權尋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旅游行業(yè)至今仍然是特許行業(yè)，入境旅游市場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大多為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中國青年旅行社、中國旅行社所壟斷，當時導游的收入相當可觀，購物傭金每月往往高達萬元以上。就國旅總社日本部而言，當時的確存在導游缺編的現象，正常的做法只需臨時聘用若干人員即可，但早已掌握市場經濟精髓的領導們卻另辟蹊徑而創(chuàng)造了業(yè)務外包的偉大范例。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當初肯定是國有企業(yè)）是業(yè)界規(guī)模最大的旅行社，九十年代初期，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fā)展，旅游業(yè)也進入了一段黃金時期。由于該公司的的行政級別很高，總經理、副總經理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為自己謀取巨額利益，例如投資、炒股等等，其中的一名副總藍某還因為被調到廈門擔任副市長而卷入了遠華走私案。而許多中下層干部則對公司的巨大財富無從染指，就只好在自己管轄的業(yè)務方面多動腦筋了。　　

原來，總社只負責對外招攬游客，并沒有直屬的接待部門，而接待工作則由其北京分社來承擔，為了收回這部分接待利潤，該公司在中層領導的一致要求下，與北京分社徹底切斷了業(yè)務關系，成立了公司直屬的接待部，但這樣一來卻又意外地出現了一個難題。那就是當時許多旅游商店為了擴大業(yè)務，爭先恐后地與各大旅行社簽約，許諾按照游客購物的流水或進入商店的人數返還可觀的傭金。而且當時導游的收入相當不錯，旅行社已經開始打他們的主意，要導游從自己的額外收入中（增加景點、購物傭金）拿出一部分上繳。但是這部分收益的正當性當時國家并沒有予以承認，即使到了今天也沒有十分明確的說法。雖然這些中層干部憑借著國旅總社的金字招牌招攬到了大量業(yè)務，但是這筆數額巨大的灰色收入著實令他們非常為難。如果完全入帳的話，只不過在公司那里增加了一些業(yè)績而已，但個人以及他們的小集體無疑會蒙受巨大損失；反之，如果私分的話，中層干部的收入完全可能超過部分上級領導，而且還要受到財務制度的制約，遭受清算的風險很大。于是，有人便想到了把接待這塊業(yè)務采用對外發(fā)包的辦法來解決這個難題。但是鑒于當時接待部已經建立，畢竟也招聘了許多導游人員作為正式員工，把所有的業(yè)務都對外發(fā)包已經不太可能。客觀地說，如果當年與北京分公司脫離關系之后，立刻就找一家完全能夠控制的小旅行社才是最佳的選擇，但畢竟大家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只能算是前進中的問題，發(fā)展中的失誤吧。　　

天馬旅游汽車公司乃是國旅總社的下屬企業(yè)，該公司麾下又有一家天馬國際旅行社，于是天馬國際旅行社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國旅總社的外包對象。當時旅行社的利潤還相當可觀，國旅總社在截留部分利潤之后，再將團款下撥給天馬旅行社，天馬旅行社仍然可以得到部分利潤。國旅總社之所以樂于采取外包的形式，決不是為了學雷鋒，其真正目的是為了解決灰色收入的入帳問題，以便確保各級領導能夠私分。具體地說，也就是關于旅游行業(yè)的灰色收入如何洗錢的問題。購物傭金等灰色收入若完全入帳，那么對于日本部的領導來說，個人利益幾乎無從談起；但是如果不予入帳的話，一旦東窗事發(fā)，難免會有貪污公款之嫌。因此，國有企業(yè)外包的真正目的，其實就是為各級領導承擔洗錢的重任。

總社日本部某處共有五名業(yè)務員，其中王某的業(yè)務量最大，一年大概有6000人的接待量。經過一番運做之后，部里、處里一致決定，王某人所組的全部團隊、散客全部對外發(fā)包。為此，他們特地物色了一名天馬旅游汽車公司的司機到天馬國際旅行社去承包了一個部門，并且規(guī)定讓他每接待一名發(fā)包的游客，按照部里30元、處里40元、王某個人40元的標準上繳利潤。對于安某人來說，與天馬旅行社的關系應該算是掛靠經營；旅行社出租的是自己的特許經營權和執(zhí)照，安某則在上繳承包費以后，對剩余的贏利有自主支配權。這樣一來，安某人名義上是天馬國際旅行社的部門經理，實際上則是國旅總社日本部王某的代理人，除了正常的業(yè)務以及上供以外，還要承擔為王某洗錢以及避稅的神圣職責。　　

其實，這時的王某人的年收入已經穩(wěn)穩(wěn)地在50萬元以上了，但是和中國所有的先富裕起來的人一樣，他人生的最大樂趣就是去追求更加富有。他在把旅游團發(fā)包給安某人以后，仍然保持指定餐廳以及購物商店的權力，從中仍然可以獲得傭金及回扣。由于安某人聘用的導游并不是國旅總社的正式職員，能否敘用完全取決于王某的好惡，所以導游人員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并且盡量從王某那里得到上團的機會，開始不斷向王某人進貢，他便順勢把安排導游人員上團的權力收歸己有，并讓導游之間互相競爭，上供的金額便直線上升，他個人的年收入很快就突破了一百萬元。不到二年，王某人榮升處長，組團量也擴大到了一萬人以上，他的個人年收入估計一度突破了300萬元。王某、安某以及眾多國旅總社體制外的導游人員，事實上構成了一種發(fā)包與接包的關系。　　

但是，事物往往是樂極生悲。王某人的異常能干引起了上司的不滿，最終王某不得不跳槽到另外一家大旅行社去擔任日本部經理，經過幾年的奮斗又恢復了元氣。他在新的崗位上始終還保持著對外發(fā)包的作法，公司內部連一名正式的導游也不雇，從而實現了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潤的最大化。另外，王某人在國旅總社擔任處長期間，可能還保持著一項世界記錄，那就是創(chuàng)造了嫖娼反而掙錢的人間奇跡。本來，富貴思淫欲也是人之常情，不少富豪包養(yǎng)情婦早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王某人的創(chuàng)造性在于，他利用自己排團的權力去誘惑手下的女導游就范，而且事后只要從她們那里少收幾個錢即可。王某人創(chuàng)造如此這般的人間奇跡，其身份僅僅是個行政科級而已，但是在輾轉承包制這條官場經濟正確路線的指引下，譜寫了一曲具有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贊歌。　　

潘太史在自傳體短篇小說《樂在其中》里忠實地記錄下了王某人的豐功偉績，不料這本小說傳到了某部委之后，一名機關工作人員竟然茅塞頓開，悟出了領導的生財之道，而潘太史也因此總結出了輾轉承包法這個帶有普遍意義的中國經濟學規(guī)律。該同志的描述是這樣的：他所在的部委專門負責兵器的研制工作，總裝備部下撥的科研經費到兵器研究院這個過程中是否存在什么交易不敢妄加非議。雖然兵器工業(yè)中畢竟存在許多直接對口任務，但也不是沒有發(fā)包的機會。假如研究院的坦克處處長掌握改造坦克內部電子設備一億元的發(fā)包權，他可以選擇電子部、航天部、信息產業(yè)部的某家下屬研究所作為中標單位。那么實力相當的幾家研究所為了中標，拿出標底的5%來回報處長并不過分吧。這樣的項目做上幾個，處長大人即使不想發(fā)財都不可能了。　　

而某研究所在中標之后，扣除了研制成本和利潤以外，總要交給某家國有大工廠進行生產，這時的研究所其身份已經轉變?yōu)榘l(fā)包方了。那么為了得到這筆定單（假定有5000萬元），廠長拿出標底的5%來報效研究所的所長恐怕也是順理成章。中標之后，如果全部在廠內生產的話，廠長個人的利益就無法獲得保證，給所長以及兵器研究院處長的巨額資金在財務上也不好處理。所以他也要想方設法把一部分業(yè)務進行對外發(fā)包，接受該項定單的肯定是自己的親信擔任法人代表或經理的小型企業(yè)。這樣，從處長、所長、大廠廠長到小公司經理之間，存在著一條金光閃閃的的輾轉承包路線，其中還不乏交叉輾轉之處。潘太史認為，在當今的中國，不論考察哪一家大型的國有企業(yè)，都會無一例外地找到這條輾轉承包路線的痕跡。　　

通過閱讀潘太史的這篇論文，是否對認識所謂國企效率低下的真正原因有所幫助呢。當然，以王某人為代表的時代精英們也在不斷地與時俱進。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風采，估計再拖幾年就會繼續(xù)改制直至拍賣，而收購人多半會是王某人或其親密戰(zhàn)友。　　

可惜潘太史對經濟學實在是知之不多，只能在揭示出輾轉承包制之后就草草收筆了，對于角逐今年的貝爾經濟學獎金不敢心存奢望。但潘太史的這點經濟學見地，是否已經超過了所有的主流以及非主流的“經濟學家”了呢，相信歷史自會給出一個公正的結論。　　

五，總包與分包　　

閑話少敘，言歸正傳。根據相關報導，火災大樓的分包商上海佳藝裝飾工程公司2007、2008、2009年的銷售收入分別為3990萬、5100萬、1.1億元，但是利潤僅為13萬、29萬、43萬元，平均毛利僅為4%左右，有人據此推斷該公司或許在財務報表中涉嫌弄虛作假。潘太史作為一名資深翻譯，有幸接觸過某建筑公司董事會文件，毛利率平均僅為3%。因此，上海佳藝公司至少在財務報表方面應該沒有什么問題。

建筑業(yè)（僅限于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包及接包程序通常是這樣的：由于工程所需資金異常龐大，而銀行系統對于民營企業(yè)在融資方面均有嚴格的擔保規(guī)定，所以民營建筑企業(yè)為了降低風險，通常把業(yè)務范圍鎖定為承接政府項目。業(yè)主（政府有關部門）按照發(fā)包流程，必然要舉辦招標會，而中標企業(yè)往往事先獲得了標底。中標企業(yè)作為工程總包商，必將在受到工程預付款后將總工程款的5%以現金的形式交付給工程發(fā)包人，隨后在扣除30%左右（23%-35%）管理費之后將工程分包。上海火災中的總包商即為上海靜安區(qū)建設總公司，這無疑是一家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yè)；佳藝公司作為分包商之一，顯然是一家具有相當實力的民營企業(yè)。這兩家公司之間的中標模式，按說不會超出潘太史的推斷。

就目前所披露的情況分析，工程轉至佳藝公司以后似乎并未繼續(xù)向下轉包，而是由該公司直接出面進行大包及小包。也就是說按照相關專業(yè)（土木、加固、材料、電焊、噴涂）等等進行發(fā)包，接包者多為來自農村地區(qū)的建筑施工隊（大包）或小組（三、五個人）甚至個人（小包）。據說上海佳藝公司的在冊員工僅為四十余人，就規(guī)模而言如此人數在民營企業(yè)里至少在中等以上。由于新勞動合同法的強制推行，所有勞動密集型企業(yè)為了規(guī)避風險而被迫實施裁員。根據潘太史的推斷，上海佳藝公司除了經理、銷售、財務等不可或缺的人員以外，還應該有若干具備相關技術資質及職稱的項目監(jiān)理以及工程技術人員，而股東或董事也應該在編，以便從中支取兩千元左右的薪金作為自己的投資收益，其目的無非是為了規(guī)避那25%的所得稅而已。至于工人，包括電焊工、鉗工、瓦工等等則完全是通過大包或小包的形式臨時招募，項目結束之后即刻解散。至于他們是否持有相應的技術資質，在現場施工中能否密切配合，發(fā)包方根本不可能監(jiān)管到位。

潘太史估算，作為一家分包企業(yè)，其毛利率在理論上不可能超過5%，如果在施工工程中出現原材料漲價或其它意外情況而增加了成本，那么對應之策無非是偷工減料或克扣民工的工資，這就是造成諸多“豆腐渣工程”以及導致包工頭們頻頻上演自殺秀的根本原因。

或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還沒有刪除關于政權性質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傳統的說法，但是就客觀現實而言，產業(yè)工人已經在許多行業(yè)消失殆盡。就翻譯公司而言，除了經理以及銷售人員以外，通常并不聘請固定的翻譯，而是在獲得項目之后與翻譯人員采取分成的形式進行運做。也就是說，建筑公司里沒有專職的建筑工人，翻譯公司里沒有專職翻譯，旅行社里幾乎沒有專職的導游人員。

在以大流水線作業(yè)為主的工廠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工人，但是他們幾乎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農民工，彼此之間毫無組織性可言，而且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guī)定，必須在其微薄的薪金中由企業(yè)代扣其中的30%作為所謂的五險一金或三險一金。如果他們在外打工的時間未能達到十五年，那么所有費用即可全部充公以便用來充實以公務員為主體的體制內人員之各種福利；如果農民工竟然頑強地繳納了十五年以上的相關保險并且有幸或到了六十歲以上，那么在不同地點由不同企業(yè)所繳納社保費用如何領取恐怕又會成為老大難問題。

既然政策是由體制內決定的，那么按照潘太史所揭示的國民基因理論，其客觀效果必然永遠是取之于體制外而用之于體制內，也就是說體制內可以不勞而獲、少勞多獲，而體制外則是多勞少得甚至勞而無獲，諸如在工地現場進行電焊作業(yè)的幾名農民工兄弟，還要因為不論是否持有資質都無法避免的電火花問題而身陷囹圄。　　

據說當代學者秦暉先生將明清思想家黃宗羲提出的“積累莫返之害”加以發(fā)揮，從中總結出黃宗羲定律，具體表述則為：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后，由于當時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事實證明，秦暉先生的這番闡述其實不過是隔靴搔癢，潘太史認為必須按照本人提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因觀點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才是透過現象認清本質的終南捷徑。中央在徹底廢除了農業(yè)稅之后，鄉(xiāng)鎮(zhèn)官員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以建設新農村為名通過強制拆遷的方式掠奪農民的宅基地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根據潘太史提出的理論，一個人在率先富裕起來而嘗到了甜頭，他非但不會幫助窮人共同致富，反而還想讓自己更加富裕。那么一個人如果當了官又如何呢？當然就是爭取當上更大的官。不過按照目前的行政制度，一個官員在晉升到最高官銜之后，其任期只能維持兩屆，那么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他要么將手中的權力轉化為金錢，以免過期作廢；要么積極培植自己的接班人，以便將來退有所依。　　

也就是說一個體制內的人無時無刻都在考慮自己的升遷問題，一個體制外的人隨時隨地都在如何賺錢而努力。潘太史曾經作為現場翻譯親眼目睹過工人們的操作，即使是非常簡單的工序也難以完全達到設計要求，日本專家對此感到困惑不解。潘太史經過調查之后發(fā)現，工廠職員工資及福利在財務上被列為管理費用，而工人薪酬則全部計入生產成本，股東利潤與工人工資之間實際上處于此消彼漲的關系。投資者為了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勢必就要嚴格控制成本，于是工人與工廠之間的勞動合同僅為一年，其工資待遇基本保持不變，即使有人在實踐中切實提高了技術水平也未必能夠得到晉升或加薪。而且為了規(guī)避勞動合同法所造成的用工風險，工廠往往會對工人采取輪換措施，絕對不允許出現長期合同，除非那些關鍵崗位上的技工才有可能受到優(yōu)待。而普通工人在調薪無望的情況下，自然就會選擇消極怠工，只要產品能夠勉強通過檢測就算萬事大吉，根本無心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工人們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或許混取文憑比提高技術更為有效，因此中國制造的產品往往也極具中國特色。　　

既然是國民的遺傳基因，那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就決不是某些人或某個階層的專利，而是上至王公勛貴、下至販夫走卒都能自覺或不自覺運用的潛在規(guī)則。就旅游行業(yè)而言，假定當初導游人員每月可以上三個團，平均每個團的收入在五千元左右，其月收入當為15000元左右，那么比較聰明的導游甲某就會非常主動、乖巧地從每個團中抽出1000元向處長王某進貢，從而使自己的業(yè)務量擴大到每個月五個團，那么他的總收入即可達到25000元，除去5000元公關費用以外，其收入仍然在15000元的基礎上增加了5000元。而沒有向王處長進貢的導游乙某由于業(yè)務量的萎縮，其收入將降至5000元左右。但是事情并沒有就此而結束，王處長為了獲得更大利益，還會發(fā)揮極其高明的領導藝術，將甲某的進貢事實透露給乙某，以便令其知恥而后勇。乙某為了挽回劣勢，勢必將進貢的比例有所提高，每個團自留三千而上供兩千，假如能夠得到五個團，那么仍然維持過去15000的收入，而王處長的額外收入則由5000上漲到了10000。　　

國旅總社中的這種博弈一直持續(xù)到了二十一世紀，當公關費用超過自己實際所得的時候，京籍導游人員紛紛被淘汰出局，來自于東北、河南地區(qū)的外地導游迅速占領了市場，而他們的進貢費用或許高達經手款項的70%。王處長后來調到另外一家大型旅行社擔任日本市場的總經理，他雖然繼續(xù)采取發(fā)包的方式來控制導游，但是具體做法則改為直接按照游客人數向導游收取買團費用，據說有時高達每個人頭1000元以上。也就是說導游人員如果接待了王總經理發(fā)來的一個20人的旅游團，那么他必須通過各種方式（購物傭金、推銷自費項目等等）在賺到20000元以上時，自己才能出現利潤，否則就意味著虧損。因此日語導游的社會地位也由過去的高級白領降至民工水平，雖然某些人仍然可以維持較高的收入，但是他們所面臨的風險及壓力卻要比過去高出了許多，幾乎與賭博無異常！而王總經理卻在任何時候都能立于不敗之地！　　

七，關于從業(yè)資質的問題

關于火災事件中電焊工無證上崗的問題其實非常荒唐可笑。潘太史作為一名資深日文翻譯，雖然公開出版的作品就在一百萬字以上并能擔任同聲傳譯，而且還有史學著作問世，但是本人并沒有獲得任何筆譯證、口譯證或作家證。至于導游證原先也不具備，直到后來各個景點加強盤查之后才考了下來。實事求是地說，雖然當時潘太史具備豐富的帶團經驗，而且日文實力超群，但是在導游資格考試中曾經兩度名落孫山。當好容易獲取導游資質之后，因為行業(yè)不景氣而宣告引退，就客觀情況而言可謂是“無證上崗賺點錢、考下證書卻改行”！像導游這種簡單的職業(yè)，大學畢業(yè)證甚至博士證書統統都不管用，必須通過由旅游局主持的所謂資格考試才算具備從業(yè)資格。

就翻譯證書而言，好像目前尚未強制執(zhí)行，據說只有到公安部門為證人擔任翻譯的時候才會派上用場。或許是由于無法保證執(zhí)法力度，翻譯證書的考核與授予至今還尚未實現產業(yè)化。將來一旦推行起來，那些原先早已從事翻譯工作的人是否還需回爐重煉？一個在外國長期工作的人如果未能取得翻譯證，是否應該禁止在會談中直接用外語與外賓交談？即使他的外語能力遠遠高于持有翻譯證的翻譯，是否也應該以翻譯的說法為準？

公務員資格雖然也要通過考試，但是高級官員是否全都持證上崗了呢？電焊工無證上崗而被刑事拘留，請問上海靜安區(qū)區(qū)長是否考取過區(qū)長證？國家主席、政府總理的上崗證又是誰授予的呢？

綜上說述，發(fā)包與接包是我國目前社會運做中的主要表現形式，而資格證書則是體制內對體制外進行控制的有力手段。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企業(yè)與個人之間的各種關系，諸如業(yè)務關系、雇傭關系今后大多都會演變成接包與發(fā)包的關系，各類資質證書將會遍布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社會各個階層都會為極力擴張自己的生存空間而進行殊死的搏殺，強權部門為了自身利益而實行選擇性執(zhí)法，各個主管機構也會根據實際情況而制定出各種各樣的行業(yè)標準。因此，發(fā)包及接包、無證上崗還是持證下崗的問題今后必將成為城市生活中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體制外人員為了獲取從業(yè)資格，或許一生都會陷于無窮無盡的資質考試之中，但事實證明只要大家應對得當，依然可以獲得廣闊的生存空間。上海當局就火災事件中的無證上崗與違法分包的問題所做出的反應其實并無新意，只不過是對一個早已存在的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罷了。

八，中國當前的社會性質

關于當前中國的社會性質，根據官方的說法當然是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潘太史按照德魯克社會生態(tài)學的角度進行觀察所得出的結論是，目前無疑應該屬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官場經濟新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路線問題（走資派與走社派之爭或儒法斗爭），也不是民主與專制的斗爭，而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矛盾，按照李延明同志的觀點也可以將其稱之為官民矛盾。上述基本觀點本人在相關文章中多有說明，在此無須贅述。　　

體制內人員以及體制外的極少數既得利益者非常熱衷于鼓吹所謂的大國盛世，而體制外的大多數民眾卻逐漸意識到自己正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住房改革、教育改革、醫(yī)療改革的確對廣大民眾造成極大的壓力，但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卻是毛澤東時期也照樣存在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根據著名左翼人士秋石客同志的回憶，他當年在河南新鄉(xiāng)的一家軍工企業(yè)上班，生產基本無人過問，不少人熱衷于到外地串聯鬧革命而照樣領取工資。那么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的觀點加以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在強調政治掛帥、注重意識形態(tài)及思想改造的體制下，往往會造就一批不務正業(yè)的空頭政客。

潘太史認為，不論是毛主席發(fā)動的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還是鄧小平同志倡導的改革開放，就大方向而言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進行的有益嘗試和探索。按照著名理論家、哲學家周泉纓同志的觀點，文革和改革都可以稱之為“試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改革開放可以在不修訂憲法、不否定社會主義性質的前提，執(zhí)政者只要亮出中國特色、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旗號就可以在實踐中將資本主義經濟至上的特性發(fā)揮得淋漓盡致。通過瓦解產業(yè)工人、將農民趕向城市的方法即可輕而易舉地在事實上異化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性質。關于這種做法，諸橋轍次在《亂世求生》中也多有論述，并且對于中華民族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政治智慧予以了高度的評價。

眾所周知，春秋末期中國社會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數百個諸侯國后來經過長期戰(zhàn)亂，最終形成了所謂的戰(zhàn)國七雄。雖然社會生活混亂不堪，但是思想、文化卻極度發(fā)達，所謂的百家爭鳴正是發(fā)生在這個時期。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在建國初期曾經積極倡導過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也就是所謂的“雙百”方針，以便動員體制外力量對執(zhí)政黨的消極現象進行監(jiān)督，不料黨內諸侯為了確保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故意放火，結果使這場針原本對他們的整風運動演變成了反右，最終迫使老人家不惜以七十三歲的高齡毅然發(fā)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雖然我國目前在言論、出版等諸多方面還遠遠沒有達到憲法所規(guī)定程度，但不容否定的是，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與進步，雙百方針的客觀效果已然不求而自至。潘太史認為中國博客網或許不失為目前最為理性、中立的一家政論型網站，不論何人幾乎都能夠在此暢所欲言，各種觀點可以進行平等地交流甚至辯論。例如王煉利女士對房地產問題的深入研究，李悔之先生對于民主的執(zhí)著追求，雖然本人并不贊同他們的政治觀點，但是對于二人獨立思考的精神還是感到由衷地敬佩。　　

德魯克認為歷史每隔數百年總會發(fā)生一次巨變，他將這種特定時期成為“歷史的關卡”。潘太史通過悉心觀察發(fā)現，中國社會目前或許正在這個“歷史的關卡”前徘徊，也可以說是希望與失望同在、機遇和風險并存。不論文革還是改革，其巨大的進步都是不容抹殺的，但是到了運動后期二者都出現了積極性消退、消極因素膨脹等客觀現象。　　

九，后現代社會的前進方向

子曰：“吾十而有五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潘太史認為自己的人生基本上還是符合傳統軌跡的。自從擺脫了青春期的迷茫，本人就開始了主動求學的歷程，但是由于偏科等因素，在1988年僅以一分之差幸運地考入了北京一所普通高校。雖然學業(yè)尚可，但是對社會上的各種潛規(guī)則卻一竅不通，以至1992年畢業(yè)后剛剛分配到招商局的一家下屬公司，就被部門經理王某宣布下崗，也不知道憑借這個資歷是否可以在將來的某一天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崗委員會主席。

被體制無情拋棄之后，潘太史雖然憑借一技之長生存了下來，先后從事過日文翻譯、導游、咨詢等多種職業(y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諸如筆譯方面出版了上百字的作品，口譯方面達到了同聲傳譯的水平并參與過不少重大活動。但是就經濟收入而言，充其量不過是小康水平，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成功人士。不僅如此，本人自從上大學以后就與原先的家庭水米無緣，因此永遠喪失了向初戀女孩表白的機會……。

雖然世事艱辛，生活不易，不過這個社會并非沒有機遇。潘太史雖然在旅游業(yè)的進貢大戰(zhàn)中不幸敗北，但是卻由此獲得了比較充裕的時間，從而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去學習《資治通鑒》，后來得以從帝王術的角度研究林彪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而無意中結交了李延明、秋石客、徐海亮、周泉櫻等良師益友……。大約在2007年12月，潘太史作為翻譯造訪了中國博客網并結實了曹軼寧總編，由此發(fā)現了一塊嶄新的天地。后來通過翻譯德魯克的相關著作發(fā)現，潘太史的這種生存方式竟然無意中與“只需揚長、不必避短”的后現代社會準則頗有暗合之處。

所謂后現代社會是德魯克學說中的精華所在，他認為人類社會將再度發(fā)生重大變革，具體地說就是由現代社會向后現代社會轉變。而變革的起點大約始于1965年，知道2020-2030年才能最終完成轉變。潘太史根據自己的對中國社會生態(tài)的悉心觀察，對德魯克的觀點基本上還是認同的。那么對于中國國民的遺傳基因問題，也就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又該如何處理呢？

諸橋轍次先生在《亂世求生》的結語部分這樣寫道：中國人并不僅僅是從各類讀物中獲取知識，在四千年漫長的歲月里，他們飽經滄桑，積累了無比豐富的經驗。在各個不同的年代，中國人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巧妙而又頑強地生存了下來。所以中國人的智慧可謂是古今罕見，中華民族的性格自然也不是凡夫俗子可以妄加揣測的。　　

對于這樣一個飽經滄桑、智慧過人的民族，在他們身上施展任何謀略之術都必然是徒勞無功、枉費心機、愚不可及的。如果有誰要以謀略之術與中國人一爭勝負的話，那么不管他們施展出怎樣的手段，到頭來必然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此機生則彼機應，以謀略之術互相較量決非良策可言。既然如此，那么我們日本人又該怎么辦呢？我認為與其在謀略方面班門弄斧，倒不如用百分之百的誠意來感化他們更加有效。如果過分老實的話，有時難免也會吃虧上當，但是與被一個飽經滄桑、智慧過人的民族所懷疑相比，這點損失簡直就是微不足道。　　

所有的中國人都是講求誠意的人，雖說未必每一個人都可以為誠意所打動，但是從漫長的歷史經驗來看，他們渴望結交那些具有誠意的人，而且對于誠意的要求極高。就以誠相待而言，中華民族堪稱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輝典范。　　

北宋著名學者司馬光（1019-1086年）曾經非冊封為溫國公，他認為一個人終生所應該恪首的準則只需一個字就可以概括，這就是“誠”。惟誠而已，這既是司馬溫公對世人的教誨，也是他自己一生身體力行的總結。雖然當時朝野上下都陷入了變法之爭，新舊兩派政治勢力黨同伐異的現象非常嚴重，但是上至高官顯貴、下至販夫走卒，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為司馬溫公的誠意所感動并對他由衷地表示敬意。這決非什么溢美之辭，而是在史實上確有其事。　　

我通過學習中國歷史，每當接觸到這些以誠化人的事跡便會深受感動。《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這雖然是一句古話，但決不是什么腐儒的陳詞濫調，而是一切要訣之所在。　　

就后現代社會的世界觀而言，潘太史認為諸橋轍次先生已經指出了正確的答案，那就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矛盾，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朝野上下應該本著開誠布公的精神認識矛盾、解決矛盾，而不是以大忽悠的精神否認矛盾、粉飾太平。具體地說，就是在“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大公無私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之間取其中，按照潘太史的說法就是在不損己的情況下盡量利人！　　

提起清華大學厚德載物的校訓，恐怕許多人都聽說過，殊不知清華學子成功的關鍵其實在于“聽話出活”。因此就方法論的層次而言，潘太史認為自己總結提出的新四化，即個人企業(yè)化、企業(yè)個人化、機構小型化、生產生活一體化或許不失為后現代社會的生存法寶。就翻譯職業(yè)而言，不論口譯、筆譯，交傳、同傳都要做到得心應手，通過翻譯名家名著來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及文字水平，在翻譯業(yè)務短缺的時候則親自動手著書立說，從而在一技之長的基礎上實現了一專多能，這與毛主席當年發(fā)布的“五七指示”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謂是失其形而得其神。　　

總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國社會正處于大變革的前夜，我們應該為這個時代而感到興奮和自豪。潘太史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及社會生態(tài)學者，不但要如實記錄下這一段真實的歷史，而且還力圖通過自己的觀察和分析對國民基因進行破譯，這種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其重要性或許遠在所謂的國情研究之上。　　

2010年11月2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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