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是耕者無田，民不聊生。縱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土地革命戰爭到土改運動的基本目標就是實現“耕者有其田”。建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運動，是實現土地（包括其它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鄧小平設計的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重要內容之一，是讓土地的“經營權”量化到家庭，以提高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一切的“中心”，是土地歸誰所有的問題。離開這個問題談社會，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并且，任何糾纏“細節”的觀點和行為，不是另有目的，就是不懂得什么叫“歷史”。

土地，是大自然賜予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條件。當私有制出現后，“霸占”土地是人類社會“經常發生”的事。人類為爭取土地的所有權，與一切霸占行為作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因為斗爭是正義的，才可歌可泣。這種斗爭，推動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所以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中國的特定歷史，決定中國是農業大國，中國的農民是世界所有國家農民人口數最多的。因此，中國農民爭取土地所有權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的主線。任何朝代，任何時期，無論是變法還是什么“新政”，處理土地問題總是社會政治、經濟的首要課題。毛澤東為何至終還在研讀《資治通鑒》？就是在研究中國的農民和土地問題。新中國明確規定土地不允許買賣，目的是防止土地再一次向私人集中。是對是錯，要從歷史角度看問題。

當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土地成為商品時，我們注重了土地的“國有”性，而忽視了國有為“全民共有”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轉讓過程是政府的行為，并未代表“全民”。而城市土地轉讓的獲利者，是資本階層、政府的GDP，以及政府公務員的旱澇保收、高額退休金和高額的辦公消費。城市職工離開土地不僅失去飯碗，養老金也低人一等。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性”，表現了其對黨和政府的高度支持和理解。而當“集體”土地開始被政府轉讓時，農民集體作為“所有權人”，比城市工人更懂得土地的重要性，因此保護土地的自覺性遠遠高于城市工人。地方政府還是采取城市慣用的土地轉讓辦法，必然遭到農民的強烈抵制。以錢云會為代表的農民階層的精英人物，代表的是農民的根本利益，其行為和我們黨的宗旨完全一致。不這樣理解問題，起碼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我前兩篇文章談到“權貴+土地資本”的概念，一是以土地轉化為資本作前提，二是官員中從土地資本里獲利的那部分人形成了“權貴”，權貴與土地資本結合，帶來的是比資本主義更野蠻的剝削方式。根源在于，首先，全民的土地是否可以被少數人決定充當資本角色，無論從社會主義的法律還是資本主義的法律層面講，都沒有法理依據。其次，政府官員作為土地資本的受益者，更有悖于任何社會常理。從土地爺到土地奶奶的倒臺，只是土地資本的權貴集團少數人的“不慎失足”，不代表這個集團的動搖。最近，國土資源部地籍管理司監測與統計處處長沙志剛，因涉嫌受賄千余萬元，被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公訴。這個消息并不值得慶賀，因為“權貴+土地資本”的土壤不鏟除，一個人倒下去，還會有千百個人站起來。

全民土地由少數人直接決定是否拍賣時，要不要考慮所有權人的權益？我國的法律對此無能為力。同樣，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人的權益也缺乏制度保障，維權人只有兩個選擇：要么上訪，要么阻攔。其后果正是我們天天看到的：強拆、“神經病”、碾壓。

溫州地區人均土地面積比內地少得多，土地資源的矛盾更為突出，其強制買賣和重復買賣的現象必然更嚴重。因此，溫州的“事件”也就多。繼錢云會之后，我們又知道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對“一女多嫁”的所謂“糾錯”，造成一些人辦不了產權證。

最近，國土資源部下發了《關于嚴格落實房地產用地調控政策促進土地市場健康發展有關問題的通知》，在2011年1月中旬前，省（區、市）國土資源主管部門須將因政府原因閑置土地尚未完成整改處置的市縣和具體地塊信息、閑置原因向社會公告。幾天前，國土資源部官方網站對18家企業的26宗閑置土地進行曝光，涉及土地面積202公頃。

從理論上講，這預示著2011年國家土地調控力度還會持續加大。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司官員曾表示，政府違規多，導致處理難。此次由政府原因造成的閑置土地的名單出爐，也勢必充滿利益的爭執，國土資源部相關部門對此事極為低調，連公布的方式、途徑都沒最后確定。我僅根據溫州市政府最新發布的文件，了解到該市市區1999年至2009年底“轉而未供”土地居然達到5萬畝，而每年只推出2～3百畝住宅土地。全國因政府原因而閑置的土地有多少呢？人人都知道，人人又都不清楚。

中國已經摸著石頭過了幾十年的河，“不爭論”不能永遠下去，現在要做的是搭橋了。所謂“搭橋”，是要建立社會“理論”系統，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框架，讓社會在這個框架中健康運行，讓民眾知道自己作為社會成員的角色。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有資格講公平正義，講民主、權力和民生。我們社會的精英和專家不乏人手，除了忽悠有幾位在冷靜地對社會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