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巨人形象一夜被推倒，天知道善良的人們是怎樣的一種心情。誰都曉得，偉人也會有過失，但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貢獻遠遠大于他的過失。正是毛澤東旋轉乾坤，把一個備受欺凌、人民當牛做馬的黑暗舊中國，變成昂首挺胸、人民當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國。正是毛澤東把受苦受難的人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過上了沒有壓迫剝削、沒有賄賂腐敗、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學上、有病能治療的新生活。正是毛澤東以“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偉大氣魄，毅然出兵，在朝鮮戰場浴血一戰， 在中印邊界勝利反擊，在奠邊府大展神威，在珍寶島奮起抵抗，打金門千炮齊轟，赴西沙同仇敵愾，從而恢復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尊嚴。中國人無論走到那里，誰都不敢小瞧，誰都不敢放肆。正是毛澤東領導人民以宏大的氣勢投入經濟建設，迅速改變了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發展成為一個既無外債也無內債、高科技領先、幾乎什麼都能制造的工業大國。正是毛澤東以其高超的智慧迅速打開了外交局面（比如著名的乒乓外交），引領中國成功地走向世界，致使非洲各國能以特有的民族豪放把中國抬進了聯合國。事實勝于雄辯，毛澤東時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全面、巨大而輝煌，毛澤東不僅把宏偉的的業績留給中國，更主要的是思想上、精神上對世人的震撼。毛澤東不僅教育了中國幾代人，也感染了世界人民，受到世界輿論的普遍贊譽，就連許多國家的領袖們（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的首腦）都很崇敬毛澤東。可見毛澤東的精神力量之大。可是如今，我們隊伍中的一些人，如同灌了欲望之酒，“趨名者醉于朝，趨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聲色車馬”，對于誹謗、污蔑、辱罵之詞已經完全麻木不仁了。

    知識分子中的某些人充當自由化思潮的急先鋒，攻擊毛主席，抵毀毛澤東思想，美化西方民主，鼓吹私有化。他們借助傳媒，依賴講堂，甚至著書立說來搖唇鼓舌，呼風喚雨，起到社會黑勢力、境內外反華勢力起不到的作用，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傷害了人民群眾的感情。蘇聯有個叫索爾仁尼琴的人，曾以寫小說反斯大林、反蘇維埃制度出名。但在蘇聯解體后，讓索爾仁尼琴看到的現實是加速私有化進程，出賣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俄羅斯正淪為西方附庸，從而悔悟到自己反對斯大林和蘇共是絕大的錯誤。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扮演的正是索爾仁尼琴那時的角色。對他們的作為，我們的同志哥任其自由發展，這可能是知識分子們由臭變香后應當給予的厚待，可xx先生不管這一套。

 新中國起步的二十幾年建設怎樣，經濟如何，是有了定論的，誰越雷池一步？二十年的耽誤竟瀕臨崩潰的邊緣，了得嗎？于是，一些人趁勢而上，什麼毛澤東不懂經濟、砸鍋賣鐵、盲目冒進等等，臭氣也罷，怨氣也好，都在一個勁地釋放。但你聽x先生怎樣評說，有些資料怎樣介紹，就會明白事情還沒到全盤否定的程度。那個年代，我們實行的是趕超戰略，全黨、全國人民發憤圖強，趕英超美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即使文革動亂也沒有受到影響。比如四大發明（雜交水稻、漢字激光排照、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復方蒿甲醚）、衛星回收、微電子和計算機應用及大型噴氣式客機、導彈驅逐艦、核潛艇、鐵路機車、現代海船、高性能航空發動機、蠶式導彈、遠望號系列船的制造等，都是那時的成就。到毛主席去世前夕，我國已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有門類齊全的基干產業，具有采用尖端技術完成復雜工程的設計、制造能力，工業總產值已躍居世界第三位。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我們只用二十年，能說不是突飛猛進嗎？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西德，能說不是事實嗎？令人遺憾的是在某些經濟學家的鼓吹之下，我們曾一度采取了與四小龍相似的發展路線，追求的是賺錢而不是趕超，辦起了許多國民為外國人打工的血汗工廠，導致我們的技術水平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科技競爭能力由世界排名第十三降到2005年的第三十一位。78年以來，中國培養了3600萬大中專人才至今無科研大成果，連一輛像樣的國產轎車也推不出來。也許只有神五上天、衛星接收、大規模集成計算機普及可以引以為傲，但這是靠毛澤東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技術底子。如果當初我們按照毛澤東“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能夠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平”這句話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今天已經是與美國并立甚至超過美國的現代化強國” 。

 任何歷史事實，如果糢糊了它的成因和來龍去脈，就極有可能成為某些人攻擊他人的口實，甚至被人完全利用。如說大躍進餓死3000萬人，等于說二十個人中俄死一個，幾乎家家都有親屬俄死，是事實嗎？最近，有人說信陽一年俄死100萬，建國初的信陽不到三十萬人，十年后，信陽人再能生也上不了100萬，都餓死了？困難時期，大家的口糧都定量，填不飽肚子就吃代食品，生活質量很低，誰也沒說這不是真的。可是有人就要這麼大做文章，甚至發生新的專斷。因為這是定格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制度上的錯誤造成的。對那時候發生困難的原因，先生有明確的論點：一是共產黨接受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復原要一段時間；二是高麗戰爭來了跟美帝較量要付很多代價；三是人民當家作主后建設新生活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四是危機感、緊迫感、使命感驅使下實行的趕超戰略；五是為籌集工業化資金而實行了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六才是大躍進的盲目冒進。回憶起那幾年的困難，又想到毛主席怎樣節衣縮食同人民共度難關，人們反倒更加懷念毛主席。從20世紀90年代起形成的“紅太陽熱”就足以說明毛主席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邪惡勢力和受自由化思想影響深的人主攻政治體制，目的是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主張西式民主。對此，先生把評論集中在相關的一些問題上：一是關于所謂的“專制獨裁”。他首先說正是毛澤東時代，全體中國人民具有很強的凝聚力，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敢惹。如果毛澤東在世，給美國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炸中國大使館。確實，那個年代，少年兒童們高唱著氣壯山河的革命戰歌，看到這樣有戰斗力的一代，沒有任何國家不害怕；而現在中國的少年兒童們沉迷的是港臺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韓，這樣，美國會把中國放在眼里嗎？然后他指出，西方民主制度的特點是一盤散沙，軟弱無力，連美國也承認，凡是實行了美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至今未有能夠在經濟方面取得成功的。  中國沒有在二十世紀后半期實行美式民主，是中國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要阻止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世界首強，最好的方法就是實行歐美式民主制度。二是關于權力的遏制。他針對那些民主斗士所謂的“一黨執政無法有效地制止腐敗”的論調指問：“世界上所有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可有任何一國能夠做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清廉？印度和印尼這些國家實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敗呢？從近年它們先后榮幸地當選全球最腐敗的國家，人們不難得出答案”。三是關于社會主義所有制。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的大鍋飯不能使人們發揮積極性，應當取消以加速發展私有經濟。“其實，西方現代企業都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制度，由專門的管理層經營企業，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擁有一套嚴格的獎罰制度，誰要是搞砸了企業，他將終身沒有飯碗。而中國的官員搞砸了企業，還可以易地為官。可見，中國缺乏的是有效的獎罰機制，而不是所有制的問題。那些鼓吹中國應全面實行私有制的經濟學家們，都應該埋名隱姓到企業去體驗一下生活，親自嘗嘗老板和工頭們拳腳的滋味。有過這一番體驗后，相信他們中有良心的人會紛紛從右派變成左派”。這一系列的批駁是多麼的有力、又是多麼的旗幟鮮明呵。　　

附文：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3/35057.html

李敖自白：我為什么偏袒共產黨？
 
作者：李敖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點擊數：2434    更新時間：2008-3-29      熱 薦  ★★★ 【字體：小 大】
 
 

注：本文前半部分是李敖所作，而后半部分是網文《誰是中華民族千古第一巨人》的一部分，非李敖所作。附上兩篇原文。       heji  于 2008-03-30

李敖自白：我為什么偏袒共產黨？

2008-03-28

 從小可以喻大，我們看到人類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對。我跟大家講過，我們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發生了這種現象。一九四九年以后，當那個反革命的蔣介石兵敗山倒，趕到了臺灣去的時候，那些偉大的革命者在中國的大陸，他們就面對了一個問題，我們現在要建設一個新的中國，新的中國站起來了，我們要建設新的中國。可是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專家，他們對建國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時候他會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他們也在摸索，并不是一開始我們覺得什么都會，不是的，我們也在摸索,在摸索的過程里面，就會走錯路，走錯路就 會付代價，這就是鄧小平的最后的統計。在《鄧小平文選》里面，我給家展示過幾次鄧小平的統計，就是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費了二十年，換句話說呢，有二十年的時間是走了錯路，二十年時間走錯路，我們付了太大的代價。這就是說，我們雖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們雖然是發明了留聲機的人，可是當留聲機不斷地進步的時候，它的唱片在進步的時候，要由滾筒式變成黑膠式，黑膠式還要變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樣，有薄片厚片之別的時候，這個時候你要轉過來，要跟著上，還要迎頭趕上，還要超越前進，這個時候就很費力了，這就是整個的一個情況。

有人在網站里面談到我李敖，說你李敖有點偏心哦，你對中國的批評，凡是涉及到國民黨部分，涉及臺灣的部分，你就比較苛刻，比較嚴格，涉及到共產黨部分，中國大陸的部分你就比較寬大，比較松，你是不是兩面人啊？國民黨關了你，你就罵它罵得狠，對共產黨你就客氣，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說，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見識啊就變小了。中國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門，有個女孩子在路上攔他，漂漂亮亮的這個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講一句話，什么話呢？她跟晏子說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說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難，我希望你幫我爸爸解決這個問題，什么代價呢？我愿意陪你睡覺，許身給你陪你睡覺。這個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說我給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壞印象，居然使這個女孩子覺得她陪我睡覺，認為用這種代價，我就會幫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準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這種標準來看我。

我告訴大家，用很多標準來看人的時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國民黨關了我，我就恨國民黨啊？共產黨沒關我，我就捧共產黨？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訴大家，為什么兩個標準不一樣，其實是一樣的，就是說，我們要給他們時間，什么時間？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搶到了中國的統治權的時候，是一窮二白，國民黨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給中國大陸是兩百萬土豪劣紳、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這個臺面，國民黨把整個國庫九十二萬兩黃金搬到臺灣去，請問共產黨在接受這個攤子的時候，要使中國能夠慢慢復原，是不是要一段時間？因為被國民黨打劫得這么嚴重，破壞得這么嚴重，趕上了美國人在韓戰出了問題，高麗戰爭出來了，又為了中國的安全，中國的尊嚴，一定要跟美國帝國主義打一仗，這個時候又打了這個戰爭的時候，中國要不要付很多代價？所以這個時候啊，我們發現連吃頓飽飯都是很難的時候，談什么事情，先談吃飯要緊嘛！就這樣子啊，是在這個情況底下，慢慢地成長起來的，然后再經過自己的錯誤，從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從大躍進開始，如鄧小平所說，我們耽誤了二十年，說這個時候呢，我們在摸索里面前進，好容易現在由于鄧小平最后他處理的方法的正確，總算目前現在開始走這條路了，不是嗎？中國不?這樣走來了嗎？

我李敖小的時候，親眼看過日本兵騎著馬，在我們的國家里面那樣子耀武揚威，所以對我這個年紀說起來，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我是非常重要的，對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講，我們中國講富國強兵，什么叫富國強兵？大家看，中國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記》里面的，《孟子荀卿列傳》里面的一段話，他說當時的秦國，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國強兵，這四個字太吸引我了。我們中國太窮了，談不到富國，可是強兵很重要，為什么呢？因為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被洋鬼子打，我們中國國力太弱了，這個洋鬼子里包括東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說起來，我們中國有一個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東洋鬼子不敢打我們，這個對我李敖太重要了，對我們中國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這種結果的人，知道不在話下，當然沒人敢打我們，可是你知道我們付了多少代價嗎？我們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花了千萬人頭落地的代價，才換得了最后中國還沒有富國可是先強兵的這個境界，我們付了那么多代價。

通過這些比較可以看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第一位巨人毫無疑問是毛澤東，因為他起到了其他人無法代替的作用。他誕生的時代，中華民族正處于歷史上的最低點，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眾所周知，當時的世界上沒有誰瞧得起中國人，"東亞病夫"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成為中國人深切的恥辱和隱痛。正是毛澤東使中國站起來了，朝鮮戰爭使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從此中國人揚眉吐氣。中國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軍事強國。

但中國成為世界軍事強國，并不等于世界經濟強國。20世紀強國與弱國、富國與窮國的主要標志是工業化的程度。又是毛澤東使中國在短短二十多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強國之一。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世界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在西方強國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見美國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的名著《大國的興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許多人有一種錯誤認識，即認為毛澤東不懂經濟，導致中國大陸的發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龍"。這是當今最大的謬誤。首先，日本和"四小龍"的起點與中國不一樣。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就開始了工業化，到二戰時，日本能夠年產上萬架飛機，而中國連一架飛機都不能制造。許多人以為德國和日本經過二戰，變成了一片廢墟，其實戰時德國和日本的工廠都隱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國的飛機根本奈何不得，否則美國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彈和拉攏蘇聯出兵，用飛機將倭國工廠統統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還抵擋美國人嗎?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產上千架飛機的能力，比1942年的飛機月產量還高，說明其工業基本完整無損。何況日本擁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隊伍，以及一支熟練技術工人大軍，這是舊中國根本無法比擬的。因此到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日本實際要領先中國80年。即使是臺灣和韓國，由于它們曾經成為日本的部分領土(殖民地)，整體水平也要領先中國大陸50年(誰如果不信這一點，可以去閱讀著名作家蕭乾在1946年寫的《冷眼看臺灣》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為城市，以整體水平來衡量當然要比中國大陸(大多數地區是農村)發達得多。何況它們還是英國遠東殖民地的兩大中心城市，英國從殖民地掠奪的大量財富都集聚到這里，所以中國大陸與它們的出發水平不同。

經過毛澤東時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偉大工業強國的歷史性跨越。中國實行的是趕超戰略，即瞄準西方先進的工業水平，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到毛澤東去世前夕，幾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國都有了。天上有噴氣式飛機，地下有汽車、火車和輪船，衛星、導彈、原子彈樣樣俱全。而"四小龍"能造什么？它們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只能造服裝鞋帽之類。它們趕上了冷戰時期的好時光，那時西方殖民地各國的反帝獨立斗爭風起云涌，對西方來說，只有在美英刺刀保護下的"四小龍"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資都集中于它們，造成了它們的短暫繁榮。但它們沒有發達的制造業和核心技術，繁榮根本長不了。20世紀初期的阿根廷靠養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現在如何呢? 冷戰結束后，"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國卻仍在高速前進，因為中國有自己的制造業，幾乎什么都能夠制造。而中國的工業化基礎正是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奠定的。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與西方強國的經濟差距飛快地縮小著。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稱毛澤東時代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中認為，新中國取得了其它任何國家都沒有取得過的成就。但是近20年來卻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謬論，認為1960年中國的GDP與日本相同，1980年則降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為日本的1/5。其實這是某些經濟學家的錯誤計算。他們是用當年中國和日本的GDP各為多少美元進行比較，而忽略了兩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80年代前后，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經濟出現了虛擬膨脹；而同期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大幅下降，使中國經濟總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縮水"。因此，用美元總值進行的中日經濟比較，就與實際有很大的差異。事實上，正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的實際規模已經超過日本。還應該說明的是，所謂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超過蘇聯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經濟憑空膨脹給人們的錯誤印象。如果比較當時蘇聯和日本的工農業總產量，日本較蘇聯相距尚遠。例如，蘇聯解體前的最高年鋼產量和最高年發電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過，而中國到90年代已經超過。今天，中國鋼產量是日本的3倍，年發電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國的鋼、煤、水泥等許多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

誠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這是為了籌集中國工業化的資金。西方工業化的資金來自殖民掠奪(英法)、剝削黑奴(美國)、對外征戰獲得賠款(德日)。而象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能首先節衣縮食積累工業資金，將自己的工業發展起來，然后利用工業創造的財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礦山鐵路，然后是鋼鐵廠，再以后是機械廠。當機械工業初具規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種輕紡廠、自行車廠、電視機廠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澤東就在中國即將從積累時代轉向消費時代的時刻離開了我們，沒有看到人民生活獲得極大改善那一天的到來。這是他一生的遺憾。而許多不明道理的人，卻將毛澤東時代看成貧窮的時代。

令人遺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來，中國的某些經濟學家被四小龍的暫時發展所迷惑。在他們的鼓吹之下，中國一度采取了與四小龍相似的經濟發展路線，即追求的是賺錢而不是趕超。這些年來，中國利用外資建立了許多低水平的加工工業，賺了一些錢，卻沒有集中力量進行艱苦的技術趕超，導致中國的技術水平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取得了許多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來，中國取得了哪些引以為傲的技術成就呢？也許只有飛船上天了，但這是靠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技術底子。如果當初我們按照毛澤東"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能夠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平"這句話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今天已經是與美國并立甚至超過美國的現代化強國。

目前那些反對毛澤東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場問題，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人均2-3萬美元的現實，對比中國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澤東沒有讓他們過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實這里有一個很大的誤會，西方和中國的物價不一樣，無論西歐、美國還是"四小龍"，物價都比中國高得多。由于各國的物價不同，用美元總值來比較各國的GDP就會與實際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較各國的經濟實力，只能用工農業總產量來衡量，這是不受價格影響的。在工農業總產量方面，今天的中國要領先日本和所有的歐洲國家，與美國相比也絕不遜色。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絕不是許多人所認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這些人有幸到"四小龍"實地生活體會一下，就會發現"四小龍"的絕大多數老百姓并非他們想象的那樣富得流油，日子艱難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歐美發達國家，大多數老百姓生活同樣是緊巴巴的，基本上在銀行沒有存款。歐美國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個孩子，絕不是他們有計劃生育的意識，而是難以負擔兩個孩子的供養和教育費用。

有些人認為毛澤東是專制獨裁。他們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點是一盤散沙，軟弱無力。美國也承認，凡是實行了美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至今未有能夠在經濟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工業化進展最快，它們的君主專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為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使它們能夠將資金集中于重工業。戰后，日本和"四小龍"在它們的高速發展時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而實際是專制國家(日本是自民黨長期執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權，香港是殖民統治，臺灣和韓國是軍人獨裁)。中國沒有在20世紀后半期實行美式民主，是中國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要阻止中國在21世紀成為世界首強，最好的方法就是實行歐美式民主制度。菲律賓近年光榮地實行西方式民主，選出的總統都是演員和美女。我們不難想象，如果在中國實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國眾多的小燕子迷們就會將身穿日本軍旗裝的趙薇抬上總統寶座。當然趙薇的軍旗裝事件很可能只是無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為金錢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這樣的人來領導偉大的中國趕超西方，簡直就是天大的笑話。

那些"民主斗士"認為，一黨執政使權力得不到遏制，無法有效地制止腐敗。請問：世界上所有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可有任何一國能夠做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清廉？印度和印尼這些國家實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敗呢？從近年它們先后榮幸地當選全球最腐敗的國家，人們不難得出答案。當然，中國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絕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澤東給中國帶來了社會主義制度。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的大鍋飯不能使人們發揮積極性。其實，西方現代企業都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制度，由專門的管理層經營企業，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擁有一套嚴格的獎罰制度，誰要是搞砸了企業，他將終生沒有飯碗；而中國的官員搞砸了企業，還可以易地為官。可見，中國缺乏的是有效的獎罰機制，而不是所有制的問題。那些鼓吹中國應全面實行私有制的經濟學家們，都應該埋名隱姓到私企去體驗一下生活，親身嘗嘗老板和工頭們拳腳的滋味。有過這一番體驗后，相信他們中有良心的人會紛紛從右派變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鮮的情況，認為毛澤東時代的經濟不行。其實朝鮮是戰后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即使按照臺灣方面的估計，20世紀80年代朝鮮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亞洲也僅次于日本和"四小龍"，而高于所有其它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亞洲各國（不包括西亞石油國和作為資源富國的馬來西亞）。目前朝鮮的經濟困難，主要是其主要貿易對象蘇聯東歐集團解體和西方封鎖的結果。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將韓國封鎖幾十年會是怎樣的情形？也許不用幾十年，只要幾年就可以使其制度優越的神話徹底破滅。

毛澤東時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體中國人民具有很強的凝聚力，這是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必不可少的條件。人們看看那些近代發展最快的國家如日本、德國和蘇聯。德國和日本由于統治集團大肆宣傳本民族優越論，客觀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強的凝聚力。蘇聯是用共產主義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戰斗力。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是億萬軍民眾志成城，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敢惹。可以斷言，如果毛澤東在世，給美國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炸中國大使館。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逝世以后，中國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識分子，大肆攻擊毛澤東、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謂民主(他們忘卻了孫中山的教訓)，造成社會人心混亂。他們并不真正了解歐美和"四小龍"，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國人在一夜之間喪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眾多的人才外流。現在許多有點錢或技術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許多有點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發老翁)。本來香港和臺灣根本不值得我們效仿，它們近年的蕭條已經說明了其殖民地經濟模式的失敗。但在這些知識分子們的美化下，香港和臺灣被許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沒有文化、沒有才干，只會吼幾嗓子的港臺歌星們，竟然成了內地眾多少男少女傾慕的對象。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少年兒童們高唱著氣壯山河的革命戰歌，這樣有戰斗力的一代沒有任何國家不害怕；而現在中國的少年兒童們沉迷的是港臺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韓。這樣，美國會把中國放在眼里嗎?

我們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時代，響徹天下的是雄壯的"秦王破陣樂"，此時的大唐積極進取，國威遠播，萬國來朝；而到唐玄宗時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時正是"漁陽鼙鼓動地來"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擊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實這種謠言任何人只要用腦袋想一想就會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說大躍進餓死了3000萬人。要知道，當時中國只有6億人口，如果餓死3000萬人，就等于20人中餓死一個。換句話說，幾乎家家都有親戚在大躍進中餓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數字必定會引起全國震動。人們不妨看看周圍，每百家有幾家在大躍進中死過人？這樣就很容易知道此種說法是何等荒謬！而在舊中國，餓死人的數量是驚人的，僅1945年湖南就有500萬人餓死。今天的亞非拉美廣大發展中國家，每年都有1500萬人餓死。以中國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計算，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現在每年應有300萬人餓死，這50年來應該有1億到1.5億人餓死。象今天的印度，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一樣，印度可是擁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議會制度的。

誠然，同歷史上的所有偉人一樣，毛澤東也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遠遠大于他的過失。正是他旋轉乾坤，把一個備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馬的黑暗舊中國，變成昂首挺胸、人民當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國。從毛澤東誕生的1893年到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僅僅在這半個多世紀里，中國死于饑餓、營養不良和缺醫少藥的人，就可以說數以億計，全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4歲。新中國的建立，徹底改變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命運，使他們擺脫了原先悲慘的生活狀況。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為籌集工業化的資金，曾經實施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導致農民的生活處于比較低的水平，而且"大躍進"的災難也發生在農村，但時至毛澤東逝世幾十年后的今天，中國農村的眾多家庭仍然懸掛著毛澤東的畫像，甚至在改革開放后富裕起來的沿海地區農村也一樣，沒有任何人的強迫命令，完全是農民們自發的行動。農村的老一代人都經歷過舊社會，他們知道在風雨如晦的舊中國，千家萬戶啼饑號寒，流離失所，賣兒賣女，妻離子散，是毛主席派來的親人解放軍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從此他們過上了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學上，有病能夠治療，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腐敗的新生活，因此，無論這些年來某些知識分子和海外敵對勢力攻擊毛澤東如何"專制"，如何"獨裁"，如何"不懂經濟"，他們始終認定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沒有任何輿論引導，沒有任何人發動和組織的情況下，"紅太陽熱"席卷了萬里神州大地，千千萬萬的老工人、老農民和當年的知青們，一遍遍地唱著毛澤東的頌歌，深情地懷念這位已故的領袖。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從天南海北，從四面八方，來到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向他們敬愛的領袖和導師表達崇高的敬意。毛澤東永遠是人民心中的一座豐碑。

毛澤東不僅在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幾十年后的今天，中國人到非洲經常會遇到這種現象：非洲的黑人們一聽說對方來自中國，立即豎起大拇指說："毛澤東！毛澤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位其他國家的領袖能夠讓他們如此肅然起敬。在亞洲和拉美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有同樣的現象。甚至世界各國的領袖們（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的首腦）也對毛澤東十分崇敬。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到中國訪問，他是懷著朝圣般的心情去謁見毛澤東的。從毛澤東會見尼克松的照片中人們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態恭敬得象個小學生在老師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私下對女兒評論各國領袖時，對超級大國蘇聯的首腦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輕蔑，而推崇毛澤東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澤東被某些人妖魔化時，他們對毛澤東的看法仍然不變。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圖書館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與之打過交道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塑像，其中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塑像最突出和顯赫，而且唯有他們是雍容華貴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難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幾年前，英國前首相希思回答記者誰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國的毛澤東。

由此可見，毛澤東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英雄，歷史將千秋萬代銘記這一點。最近二十多年來，某些受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們(他們并不代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惡毒攻擊毛澤東，企圖將中國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國脫離向世界現代化強國沖刺的道路，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低級加工廠。他們渙散了中國的人心，削弱了中國人的斗志。他們就象蘇聯的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義的小說《古拉格群島》而著稱，是反蘇維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蘇聯解體后認識到自己反對斯大林和蘇共是絕大錯誤。面對俄羅斯正淪為西方附庸的現實（即使在普京時代，俄羅斯的所謂經濟復蘇也是靠出賣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與沙皇時代的俄國和當今世界的絕大多數落后國家沒有什么兩樣），他痛苦悲哀地說："今日的俄羅斯已經徹底喪失了斯大林曾經賦予這個國家的沖勁與斗志!"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們正在扮演索爾仁尼琴的角色，無論他們出于何種目的，實際上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將中華民族重新拖向深淵。

中國要成為一個強盛和公正的現代化強國，必須高舉毛澤東的偉大旗幟，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前進！

附1：

李敖有話說(7月21日)：我為何偏袒共產黨
 
大家看我這個李敖有話說，電視節目，一方面看到我上天下地地這樣講話，
一方面看到我很多的見仁見智，甚至是我的偏見，來向大家來表達。可是，把我
的這種偏見像篩子一樣把它過濾掉，把它篩掉，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資料，
我真實的知識，這也算是我這節目里面的一個功德。你可以不聽我的意見，可是
呢，你無法否決我的資料，而我的資料呢，在這方面就好像一個演藝人員一樣，
用很多的道具來表達我的思想。道具啊，我信手拈來就是道具，譬如說，大家看
到我手里拿了一片我們叫做面包，可是有人到店里去買，說買土司，這個是不是
土司啊？這個不是土司，我們說要土司，英文叫Toast 是錯的，為什么呢？是烤
了的面包，烤了以后才叫土司，所以說我們買土司，錯的，你們沒有烤它，不應
該叫土司。Toast英文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我向你干杯，我向你敬酒，一方面呢
就是烤面包。大家看，這個切開了以后呢，很薄，叫薄片的面包，這個厚，厚片
面包，所以一般我們在臺灣店里就說，這就是薄片土司、厚片土司。

　　我跟大家講過，講土司是錯的，為什么談到薄片厚片？大家看到沒有，我手
里拿著這個東西，這個是老式的唱片，注意這個老式唱片，我們叫黑膠唱片，現
在人用的是越來越少，當年就是黑膠唱片，留聲機用的是黑膠照片。大家看看，
我手里拿的這一張也是黑膠照片，請注意啊，請看厚度，大家注意這有兩個厚度，
一個薄，一個厚，這個厚的厚好多，厚三倍四倍，一個就是薄。這是七十八轉的
唱片，為什么一個薄一個厚？大家看到我剛才拿的面包，就是作為一個伏筆，大
家看，面包有薄的有厚的，怎么搞得這個唱片也有薄的厚的？請看這個薄的
Victor，當年很有名的唱片，可看看那個厚的，Edison愛迪生，愛迪生發明這種
美國式的留聲機，這個大發明家愛迪生的唱片。

　　大家記不記得，我在我的節目里面給大家看過類似這種照片，就是愛迪生當
年發明這個留聲機的時候，它這個唱盤是圓的，我曾經在節目里面給大家看過這
種圓唱片，圓的。打開看，里面是個什么？是個圓筒形的，拿出來看，圓筒形的，
套上去，就套到這里，然后它在轉，然后聲音就出來了。當時愛迪生發明了這種
圓筒形的唱機以后，留聲機以后，大家都感謝他，都贊美他，可是這種圓筒形的
唱片被另外一種 黑膠形的唱片給打敗了，就是人家發現啊，這圓筒形的唱片來
換的時候啊，收藏的時候，不方便，而這個換片的時候，收藏的時候，還有正反
的效果，比較方便。這愛迪生啊就抵抗，他雖然發明了留聲機，可是他抵抗這種
改良型的唱片，他希望還是這種唱片，抵抗，最后抵抗不住了，他就搞出來這種
唱片，跟別人一樣，可是它比別人厚，厚了這么多，厚還不嚴重，它這種東西啊，
是跟著機器走，只有它的機器，這種型號的機器，才能用這個相片，另外一種型
號的機器，就用另外一種。可是別人的唱片呢，就是不但比它薄，并且適合任何
型號的機器，任何型號的機器裝上去，就哇哩哇啦可以唱出來，所以呢他又被打
敗了。

　　我講這個給大家聽，要證明什么？證明你是前衛人物，你是先行者，可是你
有你的限度，你有你前衛的限度，先行的限度，到了極限以后，如果你不肯功成
身退，你可能就是你所提倡的這個理想，或者你所發明的這個科技，你所發明的
留聲機，你自己就是這種發明的一個阻力，你就變成了你所發明東西的攔路老虎，
你自己落伍跟不上時代，就阻礙了你自己的發明。我們再把這個意思擴大地說，
就是當你是個革命先行者，當你是一個人類的先知，當你跟不上時代的時候，當
時代跑得比你快的時候，你想做砥柱于中流，挽狂瀾于既倒，你會失敗，并且整
個的失敗過程會很難看，為什么呢？你變成你自己的攔路虎。最有名的一個例子
就是康有為，大家看我寫那本小說《北京法源寺》，整個在寫這個故事，就是說
你本來是時代的先行者，時代的先驅，時代的先知，可是當你帶著群眾這樣走的
時候啊，群眾跑得比你快，你由先知變成了一個落伍者，你當然情何以堪，你當
然心有不甘。可是怎么樣呢？你會掙扎，你會用厚片土司來掙扎，可是沒有用，
現實是無情地把你打倒，可是如果你及時功成身退、激流勇退、金盆洗手、提早
收山，就不會有這種現象，不是嗎？

　　所以，從小可以喻大，我們看到人類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
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對。我跟大家講過，我們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后，
就發生了這種現象。一九四九年以后，當那個反革命的蔣介石兵敗山倒，趕到了
臺灣去的時候，那些偉大的革命者在中國的大陸，他們就面對了一個問題，我們
現在要建設一個新的中國，新的中國站起來了，我們要建設新的中國。可是這些
搞革命有一手的專家，他們對建國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時候 他們會跟不上，所
以呢，就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他們也在摸索，并不是一開始我們覺得什么都會，
不是的，我們也在摸索，在摸索的過程里面，就會走錯路，走錯路就會付代價，
這就是鄧小平的最后的統計。在《鄧小平文選》里面，我給大家展示過幾次鄧小
平的統計，就是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費了二十年，換句話說呢，有二
十年的時間是走了錯路，二十年時間走錯路，我們付了太大的代價。這就是說，
我們雖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們雖然是發明了留聲機的人，可是當留聲機不斷地
進步的時候，它的唱片在進步的時候，要由滾筒式變成黑膠式，黑膠式還要變成
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樣，有薄片厚片之別的時候，這個時候你要轉過來，要跟著
上，還要迎頭趕上，還要超越前進，這個時候就很費力了，這就是整個的一個情
況。
有人在網站里面談到我李敖，說你李敖有點偏心哦，你對中國的批評，凡是
涉及到國民黨部分，涉及臺灣的部分，你就比較苛刻，比較嚴格，涉及到共產黨
部分，中國大陸的部分你就比較寬大，比較松，你是不是兩面人啊？國民黨關了
你，你就罵它罵得狠，對共產黨你就客氣，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說，你太小看了，
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見識啊就變小了。中國古代一位了不起的
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門，有個女孩子在路上攔他，漂
漂亮亮的這個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講一句話，什么話呢？她跟晏子說我有
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說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難，我希望你幫我爸爸
解決這個問題，什么代價呢？我愿意陪你睡覺，許身給你陪你睡覺。這個晏子就
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說我給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壞印象，居然使這個女孩子覺
得她陪我睡覺，認為用這種代價，我就會幫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
的水準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這種標準來看我。

　　我告訴大家，用很多標準來看人的時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國民黨關
了我，我就恨國民黨啊？共產黨沒關我，我就捧共產黨？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訴
大家，為什么兩個標準不一樣，其實是一樣的，就是說，我們要給他們時間，什
么時間？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搶到了中國的統治權的時候，是一窮二白，國民
黨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給中國大陸是兩百萬土豪劣紳、流亡
土匪要你清除，清除這個臺面，國民黨把整個國庫九十二萬兩黃金搬到臺灣去，
請問共產黨在接受這個攤子的時候，要使中國能夠慢慢復原，是不是要一段時間？
因為被國民黨打劫得這么嚴重，破壞得這么嚴重，趕上了美國人在韓戰出了問題，
高麗戰爭出來了，又為了中國的安全，中國的尊嚴，一定要跟美國帝國主義打一
仗，這個時候又打了這個戰爭的時候，中國要不要付很多代價？所以這個時候啊，
我們發現連吃頓飽飯都是很難的時候，談什么事情，先談吃飯要緊嘛！就這樣子
啊，是在這個情況底下，慢慢地成長起來的，然后再經過自己的錯誤，從文化大
革命再往前算，從大躍進開始，如鄧小平所說，我們耽誤了二十年，說這個時候
呢，我們在摸索里面前進，好容易現在由于鄧小平最后他處理的方法的正確，總
算目前現在開始走這條路了，不是嗎？中國不是這樣走來了嗎？

　　我李敖小的時候，親眼看過日本兵騎著馬，在我們的國家里面那樣子耀武揚
威，所以對我這個年紀說起來，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我是非常重要的，對我的信仰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講，我們中國講富國強兵，什么叫富國強兵？大
家看，中國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記》里面的，《孟子荀
卿列傳》里面的一段話，他說當時的秦國，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國強兵，這
四個字太吸引我了。我們中國太窮了，談不到富國，可是強兵很重要，為什么呢？
因為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被洋鬼子打，我們中國國力太弱了，這個洋鬼子里
包括東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說起來，我們中國有一個武力，使全世界
的洋鬼子、東洋鬼子不敢打我們，這個對我李敖太重要了，對我們中國也太重要
了。今天享受到這種結果的人，知道不在話下，當然沒人敢打我們，可是你知道
我們付了多少代價嗎？我們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花了千萬人頭落地的代價，
才換得了最后中國還沒有富國可是先強兵的這個境界，我們付了那么多代價。

　　所以這個時候，我李敖才知道，至少中國共產黨幫著我們強兵，在強兵的這
種情況底下，沒有人敢打我們，代價付的太多了，沒有共產黨照樣付代價，多少
人餓死了，多少人犧牲了，千萬人頭落地了，毫不稀奇，可是雖然我付了那么多
代價，至少我們落得一個結果，至少有一個結果，就是強兵，中國強了，中國沒
人敢打我們了，中國強了，日本的軍人不敢騎著馬在我們國家里面耀武揚威了，
這個對我太重要，我認為對中國人也太重要，就這樣子啊。其它都不談，什么成
績暫時都可以不談，都不論，可是至少強兵做到了。現在由于鄧小平的政策的一
個展現，我們開始走富國的路線，不是先富國，后強兵，而是先強兵，后富國。
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陳毅就講過那句狠話啊，日本人奚落我們，說你們中國人連
褲子都沒得穿了，還要搞原子彈，我們外交部長陳毅就講了一句虎虎有生氣的話，
就寧肯不穿褲子也要搞原子彈。所以今天，就要做到這一地步了，強兵做到了，
然后富國，現在正在迎頭趕上，不是嗎？

　　這就是我才跟大家說的，我剛剛拿出來厚片薄片土司，厚片薄片黑膠唱片，
告訴大家什么？告訴大家，第一代的革命先行者，他們最后取得了發牌的權利，
就是取得了統治中國的權利，他們統治開始，才能夠有富國強兵的結果，如果沒
有他們，靠著國民黨這種政權，也沒有富國，也沒有強兵，什么都沒有，至少今
天靠著共產黨，別的暫時不談，至少強兵這一點，我們這么多年來做到了。鴉片
戰爭以來，一百五十年以來，一百六十年以來，一百七十年以來，我們做到了，
沒有人敢跟我們玩了，洋鬼子不敢打我們，東洋鬼子也不敢打我們，我們做到這
一點。我覺得很了不起的一點，就是由第一代的革命領導人、革命先行者，取得
了中國發牌權，然后使中國走富國強兵的路，這里面按照鄧小平的說法，走了二
十年的錯路，就算二十年的錯路，我們剩下的時間還是富國強兵啊，還走這條路，
現在走上這條路了。

　　所以對我李敖而言，我真的珍惜這個情況，并且我也知道，以一個歷史家的
判斷告訴大家，靠國民黨，到今天沒有這個結果，這就是說為什么我在言論里面，
我毫不掩飾地說至少共產黨帶來了強兵的結果，強兵的結果對一個從小看到日本
鬼子騎著軍中的大馬，在北京城里這樣子囂張的人而言太重要了，我不要再看到
那個鏡頭，我要中國強大起來，這就是今天我的一個基本的立場。如果有人說，
你李敖偏袒中國共產黨，罵國民黨，我告訴大家，即使有這個現象，我也有我的
理由，就是說，至少共產黨帶來了富國強兵，帶來了強兵這個結果，富國呢，現
在在走這條路，依靠中國國民黨，我告訴你，依靠無能的中國國民黨，什么都不
是。至于說要依靠民進黨，對不起，什么都沒有了，什么都給你賣光了，民進黨
是個孬種的政權，怕美國人，怕日本人，談都不要談，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所說
的，我有我客觀的論證方法。可是從感情上面，即使有人責備我，有所偏袒，我
也欣然接受，對我而言，我一再講過，我再也不要看到日本鬼子騎著軍馬在北京
的街頭耀武揚威了，我很快樂。

附二：

中華民族千古第一巨人毛澤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708/22215.html
 
 
誰是中華民族千古第一巨人?我們不妨將中國歷史上的巨人們加以比較。   

    
 秦始皇的功績是統一了六國。但從當時秦國的強勢地位來看，即使沒有他，秦統一天下也不可避免。秦始皇年輕氣盛，統一中國的速度過快，還沒有來得及消化，結果在他死后不久，秦王朝很快崩潰瓦解。    

    
 唐太宗被稱為千古第一明君。但從隋末群雄逐鹿的情況看，如果沒有唐太宗，竇建德建立的夏政權肯定一統天下。在中國的古代農民起義領袖中，竇建德可以說是品質最好的一位，他當了皇帝必定比唐太宗更關心百姓疾苦。從他死后二百多年，山東、河北的廣大老百姓仍然深情地懷念他，就可以斷定這一點。   

    
 成吉思汗是只識彎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只會馬上打天下而不會治天下。他建立的龐大蒙古帝國只是曇花一現。而且成吉思汗的赫赫武功是建立在對手的衰落之上，如果他遇到的是同樣剽悍善戰的八旗兵和秦始皇的威武軍團，情況很可能大不一樣。   

    
 康熙帝統一中國有功，尤其是對今天中國的廣大疆域功不可沒，但他卻扼殺了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造成中國落后于西方，因此他可謂功過參半的人物。電視劇《康熙大帝》說什么希望康熙再活500年，似乎他可以帶領中國抵擋西方的入侵，殊不知他正是導致中國落伍的禍首。   

    
 孫中山被許多人推崇為國父，但他是位理想主義者，長期生活在美國，不懂中國國情。他認為黑暗的君主專制，是中國落后的根源所在。但是他不明白，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土廣大的多民族國家，必須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統治，才能維持國家的統一和穩定。西方民主制度的特點，恰恰是中央政府權力較弱，難以對一個多民族國家實施有效的統治。看看蘇聯和南斯拉夫在實行“民主化”后的迅速解體，就可以知道這一點。當時對中國來說，比較適合的政體是君主立憲制，而不是民主共和制，而清政府也正準備實施君主立憲。由于滿蒙王公聯系密切，如果保留清政府，將有利于維系中國中央政府對蒙古的統治。清王朝的過早被推翻，導致中國陷入混戰和動亂，外蒙古的王公貴族乘機宣布獨立，而中央政府無力兼顧，結果中國最后丟失外蒙古。    

    
 通過這些比較可以看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第一位巨人毫無疑問是毛澤東，因為他起到了其他人無法代替的作用。他誕生的時代，中華民族正處于歷史上的最低點，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眾所周知，當時的世界上沒有誰瞧得起中國人，“東亞病夫”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成為中國人深切的恥辱和隱痛。正是毛澤東使中國站起來了，朝鮮戰爭使全世界都對中國刮目相看，從此中國人揚眉吐氣。中國成為舉世公認的世界軍事強國。    

    
 但中國成為世界軍事強國，并不等于世界經濟強國。20世紀強國與弱國、富國與窮國的主要標志是工業化的程度。又是毛澤東使中國在短短二十多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強國之一。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世界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在西方強國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見美國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的名著《大國的興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許多人有一種錯誤認識，即認為毛澤東不懂經濟，導致中國大陸的發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龍”。這是當今最大的謬誤。首先，日本和“四小龍”的起點與中國不一樣。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就開始了工業化，到二戰時，日本能夠年產上萬架飛機，而中國連一架飛機都不能制造。許多人以為德國和日本經過二戰，變成了一片廢墟，其實戰時德國和日本的工廠都隱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國的飛機根本奈何不得，否則美國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彈和拉攏蘇聯出兵，用飛機將倭國工廠統統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還抵擋美國人嗎?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產上千架飛機的能力，比1942年的飛機月產量還高，說明其工業基本完整無損。何況日本擁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隊伍，以及一支熟練技術工人大軍，這是舊中國根本無法比擬的。因此到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日本實際要領先中國80年。即使是臺灣和韓國，由于它們曾經成為日本的部分領土(殖民地)，整體水平也要領先中國大陸50年(誰如果不信這一點，可以去閱讀著名作家蕭乾在1946年寫的《冷眼看臺灣》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為城市，以整體水平來衡量當然要比中國大陸(大多數地區是農村)發達得多。何況它們還是英國遠東殖民地的兩大中心城市，英國從殖民地掠奪的大量財富都集聚到這里，所以中國大陸與它們的出發水平不同。

     
     
 經過毛澤東時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偉大工業強國的歷史性跨越。中國實行的是趕超戰略，即瞄準西方先進的工業水平，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到毛澤東去世前夕，幾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國都有了。天上有噴氣式飛機，地下有汽車、火車和輪船，衛星、導彈、原子彈樣樣俱全。而“四小龍”能造什么？它們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只能造服裝鞋帽之類。它們趕上了冷戰時期的好時光，那時西方殖民地各國的反帝獨立斗爭風起云涌，對西方來說，只有在美英刺刀保護下的“四小龍”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資都集中于它們，造成了它們的短暫繁榮。但它們沒有發達的制造業和核心技術，繁榮根本長不了。20世紀初期的阿根廷靠養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現在如何呢?   冷戰結束后，“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國卻仍在高速前進，因為中國有自己的制造業，幾乎什么都能夠制造。而中國的工業化基礎正是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奠定的。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與西方強國的經濟差距飛快地縮小著。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稱毛澤東時代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中認為，新中國取得了其它任何國家都沒有取得過的成就。但是近20年來卻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謬論，認為1960年中國的GDP與日本相同，1980年則降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為日本的1/5。其實這是某些經濟學家的錯誤計算。他們是用當年中國和日本的GDP各為多少美元進行比較，而忽略了兩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80年代前后，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經濟出現了虛擬膨脹；而同期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大幅下降，使中國經濟總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縮水”。因此，用美元總值進行的中日經濟比較，就與實際有很大的差異。事實上，正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的實際規模已經超過日本。還應該說明的是，所謂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超過蘇聯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經濟憑空膨脹給人們的錯誤印象。如果比較當時蘇聯和日本的工農業總產量，日本較蘇聯相距尚遠。例如，蘇聯解體前的最高年鋼產量和最高年發電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過，而中國到90年代已經超過。今天，中國鋼產量是日本的3倍，年發電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國的鋼、煤、水泥等許多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    
   
    
   
 誠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這是為了籌集中國工業化的資金。西方工業化的資金來自殖民掠奪(英法)、剝削黑奴(美國)、對外征戰獲得賠款(德日)。而象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只能首先節衣縮食積累工業資金，將自己的工業發展起來，然后利用工業創造的財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礦山鐵路，然后是鋼鐵廠，再以后是機械廠。當機械工業初具規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種輕紡廠、自行車廠、電視機廠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澤東就在中國即將從積累時代轉向消費時代的時刻離開了我們，沒有看到人民生活獲得極大改善那一天的到來。這是他一生的遺憾。而許多不明道理的人，卻將毛澤東時代看成貧窮的時代。   

    
 令人遺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來，中國的某些經濟學家被四小龍的暫時發展所迷惑。在他們的鼓吹之下，中國一度采取了與四小龍相似的經濟發展路線，即追求的是賺錢而不是趕超。這些年來，中國利用外資建立了許多低水平的加工工業，賺了一些錢，卻沒有集中力量進行艱苦的技術趕超，導致中國的技術水平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取得了許多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來，中國取得了哪些引以為傲的技術成就呢？也許只有飛船上天了，但這是靠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技術底子。如果當初我們按照毛澤東“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能夠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平”這句話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今天已經是與美國并立甚至超過美國的現代化強國。    

 目前那些反對毛澤東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場問題，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人均2—3萬美元的現實，對比中國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澤東沒有讓他們過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實這里有一個很大的誤會，西方和中國的物價不一樣，無論西歐、美國還是“四小龍”，物價都比中國高得多。由于各國的物價不同，用美元總值來比較各國的GDP就會與實際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較各國的經濟實力，只能用工農業總產量來衡量，這是不受價格影響的。在工農業總產量方面，今天的中國要領先日本和所有的歐洲國家，與美國相比也絕不遜色。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絕不是許多人所認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這些人有幸到“四小龍”實地生活體會一下，就會發現“四小龍”的絕大多數老百姓并非他們想象的那樣富得流油，日子艱難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歐美發達國家，大多數老百姓生活同樣是緊巴巴的，基本上在銀行沒有存款。歐美國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個孩子，絕不是他們有計劃生育的意識，而是難以負擔兩個孩子的供養和教育費用。    
   
    有些人認為毛澤東是專制獨裁。他們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點是一盤散沙，軟弱無力。美國也承認，凡是實行了美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至今未有能夠在經濟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工業化進展最快，它們的君主專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為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使它們能夠將資金集中于重工業。戰后，日本和“四小龍”在它們的高速發展時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而實際是專制國家(日本是自民黨長期執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權，香港是殖民統治，臺灣和韓國是軍人獨裁)。中國沒有在20世紀后半期實行美式民主，是中國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要阻止中國在21世紀成為世界首強，最好的方法就是實行歐美式民主制度。菲律賓近年光榮地實行西方式民主，選出的總統都是演員和美女。我們不難想象，如果在中國實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國眾多的小燕子迷們就會將身穿日本軍旗裝的趙薇抬上總統寶座。當然趙薇的軍旗裝事件很可能只是無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為金錢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這樣的人來領導偉大的中國趕超西方，簡直就是天大的笑話。    
   
    
 那些“民主斗士”認為，一黨執政使權力得不到遏制，無法有效地制止腐敗。請問：世界上所有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可有任何一國能夠做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清廉？印度和印尼這些國家實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敗呢？從近年它們先后榮幸地當選全球最腐敗的國家，人們不難得出答案。當然，中國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絕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澤東給中國帶來了社會主義制度。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的大鍋飯不能使人們發揮積極性。其實，西方現代企業都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制度，由專門的管理層經營企業，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擁有一套嚴格的獎罰制度，誰要是搞砸了企業，他將終生沒有飯碗；而中國的官員搞砸了企業，還可以易地為官。可見，中國缺乏的是有效的獎罰機制，而不是所有制的問題。那些鼓吹中國應全面實行私有制的經濟學家們，都應該埋名隱姓到私企去體驗一下生活，親身嘗嘗老板和工頭們拳腳的滋味。有過這一番體驗后，相信他們中有良心的人會紛紛從右派變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鮮的情況，認為毛澤東時代的經濟不行。其實朝鮮是戰后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即使按照臺灣方面的估計，20世紀80年代朝鮮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亞洲也僅次于日本和“四小龍”，而高于所有其它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亞洲各國（不包括西亞石油國和作為資源富國的馬來西亞）。目前朝鮮的經濟困難，主要是其主要貿易對象蘇聯東歐集團解體和西方封鎖的結果。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將韓國封鎖幾十年會是怎樣的情形？也許不用幾十年，只要幾年就可以使其制度優越的神話徹底破滅。   

 毛澤東時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體中國人民具有很強的凝聚力，這是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必不可少的條件。人們看看那些近代發展最快的國家如日本、德國和蘇聯。德國和日本由于統治集團大肆宣傳本民族優越論，客觀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強的凝聚力。蘇聯是用共產主義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戰斗力。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是億萬軍民眾志成城，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敢惹。可以斷言，如果毛澤東在世，給美國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炸中國大使館。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逝世以后，中國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識分子，大肆攻擊毛澤東、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謂民主(他們忘卻了孫中山的教訓)，造成社會人心混亂。他們并不真正了解歐美和“四小龍”，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國人在一夜之間喪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眾多的人才外流。現在許多有點錢或技術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許多有點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發老翁)。本來香港和臺灣根本不值得我們效仿，它們近年的蕭條已經說明了其殖民地經濟模式的失敗。但在這些知識分子們的美化下，香港和臺灣被許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沒有文化、沒有才干，只會吼幾嗓子的港臺歌星們，竟然成了內地眾多少男少女傾慕的對象。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少年兒童們高唱著氣壯山河的革命戰歌，這樣有戰斗力的一代沒有任何國家不害怕；而現在中國的少年兒童們沉迷的是港臺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韓。這樣，美國會把中國放在眼里嗎?    我們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時代，響徹天下的是雄壯的“秦王破陣樂”，此時的大唐積極進取，國威遠播，萬國來朝；而到唐玄宗時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時正是“漁陽鼙鼓動地來”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擊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實這種謠言任何人只要用腦袋想一想就會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說大躍進餓死了3000萬人。要知道，當時中國只有6億人口，如果餓死3000萬人，就等于20人中餓死一個。換句話說，幾乎家家都有親戚在大躍進中餓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數字必定會引起全國震動。人們不妨看看周圍，每百家有幾家在大躍進中死過人？這樣就很容易知道此種說法是何等荒謬！而在舊中國，餓死人的數量是驚人的，僅1945年湖南就有500萬人餓死。今天的亞非拉美廣大發展中國家，每年都有1500萬人餓死。以中國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計算，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現在每年應有300萬人餓死，這50年來應該有1億到1.5億人餓死。象今天的印度，死個人就象死只螞蟻一樣，印度可是擁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議會制度的。

    
 誠然，同歷史上的所有偉人一樣，毛澤東也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遠遠大于他的過失。正是他旋轉乾坤，把一個備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馬的黑暗舊中國，變成昂首挺胸、人民當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國。從毛澤東誕生的1893年到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僅僅在這半個多世紀里，中國死于饑餓、營養不良和缺醫少藥的人，就可以說數以億計，全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4歲。新中國的建立，徹底改變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命運，使他們擺脫了原先悲慘的生活狀況。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為籌集工業化的資金，曾經實施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導致農民的生活處于比較低的水平，而且“大躍進”的災難也發生在農村，但時至毛澤東逝世幾十年后的今天，中國農村的眾多家庭仍然懸掛著毛澤東的畫像，甚至在改革開放后富裕起來的沿海地區農村也一樣，沒有任何人的強迫命令，完全是農民們自發的行動。農村的老一代人都經歷過舊社會，他們知道在風雨如晦的舊中國，千家萬戶啼饑號寒，流離失所，賣兒賣女，妻離子散，是毛主席派來的親人解放軍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從此他們過上了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學上，有病能夠治療，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腐敗的新生活，因此，無論這些年來某些知識分子和海外敵對勢力攻擊毛澤東如何“專制”，如何“獨裁”，如何“不懂經濟”，他們始終認定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沒有任何輿論引導，沒有任何人發動和組織的情況下，“紅太陽熱”席卷了萬里神州大地，千千萬萬的老工人、老農民和當年的知青們，一遍遍地唱著毛澤東的頌歌，深情地懷念這位已故的領袖。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從天南海北，從四面八方，來到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向他們敬愛的領袖和導師表達崇高的敬意。毛澤東永遠是人民心中的一座豐碑。   
  
    
   
    
 毛澤東不僅在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幾十年后的今天，中國人到非洲經常會遇到這種現象：非洲的黑人們一聽說對方來自中國，立即豎起大拇指說：“毛澤東！毛澤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位其他國家的領袖能夠讓他們如此肅然起敬。在亞洲和拉美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有同樣的現象。甚至世界各國的領袖們（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的首腦）也對毛澤東十分崇敬。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到中國訪問，他是懷著朝圣般的心情去謁見毛澤東的。從毛澤東會見尼克松的照片中人們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態恭敬得象個小學生在老師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私下對女兒評論各國領袖時，對超級大國蘇聯的首腦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輕蔑，而推崇毛澤東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澤東被某些人妖魔化時，他們對毛澤東的看法仍然不變。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圖書館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與之打過交道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塑像，其中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塑像最突出和顯赫，而且唯有他們是雍容華貴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難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幾年前，英國前首相希思回答記者誰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國的毛澤東。   

    
 由此可見，毛澤東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英雄，歷史將千秋萬代銘記這一點。最近二十多年來，某些受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們(他們并不代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惡毒攻擊毛澤東，企圖將中國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國脫離向世界現代化強國沖刺的道路，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低級加工廠。他們渙散了中國的人心，削弱了中國人的斗志。他們就象蘇聯的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義的小說《古拉格群島》而著稱，是反蘇維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蘇聯解體后認識到自己反對斯大林和蘇共是絕大錯誤。面對俄羅斯正淪為西方附庸的現實（即使在普京時代，俄羅斯的所謂經濟復蘇也是靠出賣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與沙皇時代的俄國和當今世界的絕大多數落后國家沒有什么兩樣），他痛苦悲哀地說：“今日的俄羅斯已經徹底喪失了斯大林曾經賦予這個國家的沖勁與斗志!”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們正在扮演索爾仁尼琴的角色，無論他們出于何種目的，實際上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將中華民族重新拖向深淵。   

    
 中國要成為一個強盛和公正的現代化強國，必須高舉毛澤東的偉大旗幟，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前進。這樣，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最偉大的強國。   

 今年是毛澤東逝世30周年，我們深深地緬懷這位我們民族的千古第一巨人。

附:

這是一個流傳甚廣的經典謊言,是一個不遵證據,全憑推算的謊言,--餓死近四千萬是什么概念?稍有點文化的人都可以算一下,按當時中國人口總數計算,每十六七個人就有一人餓死!果真是如此嗎?按上海大學金輝的公式: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增減值＝非正常死亡值,因為60,61年中國人口淨減少1348萬,所以金氏推導出:
新生的活人-正常死亡人口+死人總數=非正常死亡值.也就是說,活人+死人=死人,
這個推導公式是這樣的產生的,先設59年人口總數是A,61年底人口總數是B,B=A-1348萬.
再設60,61年人口新出生總數是X,正常死亡人口總數是Y,設非正常人口死亡總數是Z,
那么:A+X-Y-Z=B.
即59年底的人口總數+兩年新生人口總數-正常死亡人口總數-非正常人口死亡總數=６１年底的人口總數．
而B=A-1348萬．由此我們得到這個公式：
Ａ+X-Y-Z=A-1348萬
兩邊Ａ銷掉，即X-Y-Z=-1348萬，
即：X-Y-Z+1348萬=0
即：Z=X-Y＋1348萬
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里邊的數據是如何產生的．中國在59-62年間官方并沒有進行過全國性的人口普查,六十年代時間前后只在53,64,82有過三次人口普查,因為那三年前后沒有人口普查，所以這些推算家伙的數據都來自千分之一抽樣或者建模估計，所以這是個爭辯就是建立在"估算之估算"的基礎上,沒有一點真實的證據.而這些"估算"近些年來一直沒有停止,
- 美國漢學家B. Ashton等人1984年的估算，約2947萬；
- 美國人口學會主席A. J. Coale在1984年的估算，2700萬；
- 西安交通大學蔣正華教授1986年的估算，約1800萬；
- 彭西澤(X. Peng)1987年的估算，2300萬；
- 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先生，1998年對Coale結果的改進估算，約2200萬。
1985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萬。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GCD的七十年》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多萬”。
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與李南先生共同發表兩篇文章。他們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報告數據，及1981年人口壽命表，得出中國歷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據此，再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再減去正常死亡人數，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們經研究、推算認為：三年大饑荒，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為1700萬。
但黨史專著（《曲折發展的歲月》，叢進著）有載，“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書中說：“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凈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 由此有個問題要提出來,未出生或延期出生的是不是被"估算家"們也列入了死亡人口?
198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所著的《生存與發展》一書認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
1993年，上海大學金輝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指出：1960和1961年，中國人口凈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萬。--金輝也沒有提出所謂3755萬這一數據,金師爺又偽造數據了?
另外,我們發現一個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估算的數值也在增長,這里邊不排除有嘩眾取寵的嫌疑,也不排除有其他政治動機的可能.這些"估算"的依據仍然是"估算".
而金輝甚至提出三年災害時期是"風調雨順"根本沒有什么自然災害,這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謊言.
茲根據1995年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簡稱《災情報告》）所記載的材料逐年作一介紹：
1959年
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范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每公頃等于1萬平方米，合15市畝，計6.8650億畝），成災（收成減產80%以上為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災情報告》第378頁）。其中成災占受災面積比例30.8%，與歷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占全國成災面積的82.9%，而且各種災害交替出現，對糧食生長影響十分嚴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龍江出現嚴重春旱，影響300萬公頃農作物，黑龍江受旱達4—5寸深，為歷史罕見。4—5月的霜凍造成華北、黑龍江50多萬公頃農田受災。與此相反從2——6月，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長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又發生風雹災害。進入夏季，旱災、洪澇情況開始對移。
6—8月出現江淮流域的大旱災，到7月下旬受災面積達82.2萬公頃，持續到8月上旬擴大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受災面積達2276萬公頃。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龍江地區突降暴雨，山洪驟發，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
7—9月，東南沿海遭到5次臺風侵襲，最高達12級，使120萬公頃農田受災。
本年災害從受災面積看已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災害種類繁多，在部分地區輪番發生。除旱災、霜凍、洪澇、風雹外，還出現了建國以來不多見的蝗災、粘蟲災、鼠災。
本年全年成災人口為8043萬，超過1949—1958年平均數80%以上，其中山東、湖北、四川各占1000萬。本年春荒人口達9770萬人（主要指缺糧人口，包括外流逃荒、營養病、破產度荒、賣送兒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
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后，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后嚴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五十年首位（《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第35頁，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簡稱《五十年匯編》）。主要災害是北方為主的持續特大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臺風洪水災害。
l—9月，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缺少雨水的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陜西等華北、西北地區持續大旱，有些地區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災面積達2319.1萬公頃，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山東、河南、河北三個主要產糧區合計受災1598.6萬公頃，成災808.5萬公頃，分別達整個旱災地區的68.9%和56.9%。山東、河南境內的黃河等河流都長期斷流，濟南地區的800萬人生活用水告急。進入夏秋，旱災擴展到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區。整個大陸省區除西藏外旱災面積達38.46萬公頃，是建國五十年來最高記錄。
6—10月，東部地區發生嚴重的臺風和洪水災害。5個月里臺風登陸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數近兩倍。臺風過境時間高達10—20小時，高于往年平均數三倍以上（《災情報告》第379頁）。臺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受災993.3萬公頃，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東部分地區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積水3—4米。東北遼河、太子河泛濫，流量為有史以來最大，淹沒遼寧、吉林等143.7萬公頃，“鞍山、木溪等地區農田、村莊受到毀滅性打擊”（《災情報告》第378、379頁）。
本年3—5、9月，東部和西北部發生嚴重霜凍災害，波及21省區，受災面積138.1萬公頃。3—9月，還發生了由南向北推進、波及,21省區的風雹災害，受災面積達392.26萬公頃。
本年大災害不僅面積超過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災害基礎上連續發生，危害極大，成災地區人口達9230萬人，春荒人口高達1298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個特點是旱、洪災同時發生，反差極大，一個省內，部分地區暴雨洪水泛濫，另部分地區持續干旱，給救災帶來復雜困難。
1961年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于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匯編》第35頁），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16300萬，也超過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去年冬季持續到本年3月下旬，黃河、淮河流域1300萬公頃農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擴大到長江流域廣大地區，年內全國旱區受災面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面積1865.4萬公頃。其中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小麥比去年低水平又減產50%，湖北有67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損壞房屋504萬間。4—6月，江南珠江、湘江、贛江、閩江流域兩次普降暴雨，洪水決口，泛濫成災，水淹10個縣市城……7—8月，海河、黃河平原連降暴雨，發生嚴重水澇災害，其中河北、山東部分地區災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災面積達160萬公頃，占播種面積54％，近100萬公頃無收成。
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滄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東北局部地區遭受暴雨侵襲，山洪暴發，沖入伊春市，交通、電訊中斷，工廠停工。松花江流域7萬公頃絕收。
8—10月，東南地區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臺風襲擊11次，其中12級以上占9次，是建國五十年里最多的（《災情報告》第82頁）。淹沒180萬公頃農田，造成損壞漁船、倒塌房屋、沖毀海堤、死亡人數的損失都超過往年。“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五十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個時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確實是建國五十年來范圍最大、程度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最大自然災害，確實是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因素。正如周恩來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5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全國受災最嚴重的有10個省：河北、遼寧、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廣東、四川；前三名是山東、河南、安徽。“（國家科委全國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及減災對策〈總論〉》，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頁）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產力狀況下，人類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綜合國力較弱，遇到持續三年的如此特大嚴重自然災害，出現經濟困難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50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時期。這三年受災面積大大高于建國50余年來任何一個時期。
“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最大損失，莫過于使糧食大幅度減產，造成農村嚴重缺糧。全國糧食因災減產情況，據統計，“由于一些地區連續三年受災，全國共減產糧食611.5億公斤”，“其中1959年受災最嚴重，約損失糧食378億公斤，其中以旱災為主造成的損失約為260億公斤”（《災情報告》第67、第6頁）。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目前國家糧食庫存實在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余糧區、缺糧區都很緊，幾個著名的高產區，余糧實在調苦了，農民生活水平大為降低。”（《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頁）
可見,金輝又說謊了,其背后的目的不得而知.

海外一些被網友們稱之為"漢奸論壇"的政治論壇，這個打著“理性”的旗號由版主集團躲在幕后以代號日夜監視保證輿論導向的偏見論壇，這個鼓勵、慫恿對被劃入敵對政治陣營的人（本人也被列入其中）進行謾罵、攻擊的造謠論壇，最近又上演了一出滑稽戲：建了一個“大饑荒檔案”，糾集了一幫未上好統計課、連數量級是什么意思也沒搞明白的自封的“人口學專家”論證“大躍進餓死三、四千萬”之為無可質疑的事實，為了丑化質疑這個數字的眾網友，又以“作為思想史資料，我們也想保存各種不同觀點，適量收集網上有關大饑荒的爭鳴文章”的堂皇借口，采用斷章取義、不顧上下文前后貼關系、只收原始貼不收以后的補充說明等卑鄙的手法，收了一些網友的異議“示眾”，做為靶子加以“回應”，而完全不顧這些網友的反駁。其中也摘錄了本人的若干言論。從這些被巧妙地隔離了上下文關系的摘錄看，未追蹤網上對此事的爭論的人，也容易誤以為本人全盤否認大躍進導致了大批非正常死亡。新觀察論壇主辦者的用意，也就是要將一切質疑“餓死三千萬”這個數據的人，全都打成否認大躍進餓死人的異己分子，他們甚至欣賞“否認餓死三千萬就是否認南京大屠殺死了三十萬、否認納粹殺害猶太人幾百萬”的弱智類比。事實上本人從未否認過大躍進導致幾百萬乃至上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本人反感的是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毫無起碼的科學理性精神，在沒有確切的統計證據的情況下，將一個還有爭議的問題當成鐵板釘釘的事實，不顧常識無限地夸大死亡數字，效果適得其反，引起普遍的反感，使得許多人、特別是年輕的學生們模糊了對這場歷史大悲劇的認識。
1959-1961年所謂“三年困難時期”期間，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因為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所以只能估算。我們先來看看西方的估算：

最謹慎的是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October 1997這本小冊子中，將這三年的死于饑荒的人數估計為“數以百萬計”。
《劍橋中國歷史》的估算為一千六百萬到兩千七百萬之間，光是1960年一年有超過一千萬人死于饑荒。
Basil Ashton等人的綜述提到二千三百萬、二千七百萬、三千萬等估計數字。
美國人口學家Judith Banister將死亡人數估計為三千萬。這個數字被《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Jasper Becker寫進了暢銷書《餓鬼：毛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Mao's Secrect Famine），以后這個數字就成了西方媒體的共識，在提到這段時期時必說“餓死了三千多萬”。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人的估算：

一九八九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著《生存與發展》認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金輝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四十萬。”
一九九四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煜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估計為“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千萬人”。
丁舒在《人禍》一書中，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長率推算，先是估計為餓死兩千萬，但是在修訂本中，此數字卻膨脹到“三千五百萬是個下限，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數很可能與四千萬相去不遠。”此書在網上流傳很廣，因此“餓死四千萬人”就成了網上常見的說法，“民Yun”、“臺獨”人士對此尤其津津樂道。
云兒《大饑荒餓莩知多少？－－從官方統計看“非正常死亡”》一文中稱：“可以說，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關于大饑荒導致兩千萬到四千萬非正常死亡的事實認定，已經解決。”

但是所有這些估算，都是根據當時的官方人口統計數據，而這些數據，卻是靠不住的，如云兒一文所承認的：“目前大家一致公認，從大躍進到１９６４年這六年的人口統計，問題多多，準確性很差。”主要問題是虛報人口。在大躍進期間虛報的人口，以后被糾正時，就會成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實際上這個問題可以一直追溯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據阿姆斯特丹大學漢學家Wim F.Werthheim的回憶，當時主管人口普查的官員就認為統計結果是被大大夸大的，而這一結果，構成了以后人口統計的基礎。

另一組數據是當時公安局上報的死亡數字。有人根據這組數字，做了一番簡單的加減后認為三年期間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了一千四百萬人。這個數字被當成了下限，據說存在著嚴重的遺漏和瞞報，如何估算這些遺漏和瞞報，就完全是靠主觀認定了。我認為也可能存在著多報。那些逃荒的人，做為失蹤人口也可能被當成死亡而上報注銷戶口。而在饑荒期間，逃荒的無疑是非常多的。

總之，因為當時的統計數字非常不可靠，以之為基礎的估算都屬于數字游戲。由于中國人口基數太大，任何估算都能有上千萬人的出入，連丁抒也承認：“作為農村人口統計主要依據的公安部的戶藉記錄和商業部發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無例外）的記錄都要相差千萬以上。”

因為缺乏準確的統計，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是無法知道，也許永遠無法知道的。但是我們可以根據常識就可以判斷哪種結果是可以相信的。按紫弦通過建立50年人口模型的方法估計這三年非正常死亡了七百萬到一千四百萬，還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字，而翻番到兩千萬，再翻到四千萬，卻是一個荒唐的數字。四千萬非正常死亡是個什么概念？當時的中國人口六億七千萬，這意味著每十六、七個中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非正常死亡。按祖孫三代平均六人算，這又意味著平均每兩、三個中國人就有一個直系親屬非正常死亡，可能嗎？

所謂非正常死亡，并不意味著活活餓死，而《人禍》等書卻全當成了餓死。事實上，更多的應是因為營養不良導致各種疾病而死亡。還有一個因素不容忽視，就是大家都在餓肚子，導致醫療系統的崩潰，因此，本來在1958年之前已患重病的，在這時候就沒法再靠醫療活下去，本來應該再多活幾年的，也因為醫療系統崩潰而提前死亡了。這當然也是悲劇，但其程度跟活活餓死不同。1962-1963年的死亡率特別低，是不是就是因為本應該在這兩年死的人提前在1959-1961年死掉了？

那么為什么會有人一直在宣傳“餓死了四千萬人”，又有人玩數字游戲非要證明這個建立在"估算之估算"基礎上的荒唐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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