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外文談》：認識和評價魯迅的重要窗口（五）　　

5、發生于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都產生了波動，各種關系發生和和發生著深刻的變動。思想界的變動，是世界各種關系變動的重要反映和標志。正如在國際上有人公開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國際關系、公開提出為軍國主義翻案一樣，在中國，否定魯迅的思想和創作、誣蔑魯迅等等，成為一股思潮。　　

魯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革命的文學家的典范。他經歷了中國革命兩個重要的階段，一個是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階段，一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藝運動的階段。兩個階段，魯迅都是自覺地按照時代的“將令”，非常圓滿地完成了作為一個革命的文學家、思想家的使命和具體任務。　　

在以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學和民主、提倡人的解放（包括婦女解放、婚姻自由等）為主題的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魯迅參加了“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話文等思想文化運動，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代表作家。他寫作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孔乙己》、《風波》等小說和《我之節烈觀》、《論雷峰塔的倒掉》等大量的雜文，揭露了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宗法制度“吃人”的本質。這一時期的魯迅，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白話文小說，從“國民性”的角度，描繪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人民麻木、整個社會死氣沉沉的可悲畫卷，在全國青年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震動，青年毛澤東等無人沒有受到他的影響。　　

在魯迅等人的思想批判中，一個新生的社會的精神和語言也已經誕生！魯迅主要從文藝創作的方面，圓滿地完成了這個時期歷史賦予的任務。　　

成為左翼作家和左翼領導以后，魯迅階級思想更加明確，不僅繼續以雜文為武器與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勢力在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作直接的斗爭，而且更加重視文藝理論，其中也包括思考文藝的大眾化和語言的大眾話問題。在《中國語文的新生》中，魯迅指出：“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更少……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著中國文化，代表著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并不對。這樣的少數，并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魯迅全集》第6卷第11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魯迅清楚地看到，這不是人民生來愚鈍，而是近兩千年來封建主義推行愚民政策的結果，因此，他對于蔣介石國民黨在現代條件下大搞“尊孔”活動、恢復舊文化、舊道德，從心理上就根本抵制，認為這不過是對民族的麻醉，是對歷史的倒行逆施。在這種時代條件下，魯迅不僅以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己任，而且以雜文為武器，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始了對于封建殘余勢力和形形色色的新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左翼內部錯誤思潮的思想文化斗爭。這一時期的魯迅，其思想成就達到了更高峰。這一時期魯迅大力提倡“大眾語，大眾文”，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成就的繼承，也是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思想文化上的復古倒退的直接回擊。為配合黨的事業，為無產階級文學藝術和文藝理論的發展等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旗幟。　　

所有這一切，魯迅都堅持了階級的立場，他并不是替那個超階級的“全民立場”出發去認識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等問題，而是堅持看問題“應該以最大多數為依據” ，要從大眾立場看問題，從而堅持了“階級立場”，也就爭取了未來的“全民立場”。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因為偶然的機會，重新看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將魯迅的思想與斯大林的思想進行比較，很多過去沒有注意到的問題，忽然全部“自動”地跑了出來。更使我堅信，魯迅先生雖然不是黨員，更不是領袖。但是，斯大林的語言學沒有完成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建樹工作。將魯迅先生的語言學思想與之比較，魯迅的思想更符合馬克思主義，因此寫作此文，以期更多的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更加重視語言的發展，更進一步地將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向前推進一步。　　

毛澤東對于魯迅的認識和評價沒有拔高，更沒有過時。魯迅不是黨員，但他是中國最早有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作家和思想家。在《二心集》中，魯迅坦言自己就是守舊階級的“叛逆”，并進一步坦言“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向世人宣告“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 （《二心集》序）這些都說明，毛澤東肯定魯迅先生不是黨員但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解放以后，更稱魯迅先生是一位圣人，是完全正確的。　　

魯迅的語言學思想，同樣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中重要的經典之作。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就要將魯迅先生的語言學思想加以發揚光大！（2010。12。31。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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