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曾多次表白自己決不與媒體打交道，更不參加官方組織的活動；放出這話以后，也確實扮演了幾年“高士”角色。溫靖邦一度在私下里對朋友說，看來此公確實是脫卻塵囂“隱于市”了。

 
不料自從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馬氏躥訪成都之后，流沙河的作派為之一變，不再“隱于市”了，頻頻出鏡答疑解難，不斷參加媒體的種種活動，簡直是有會必到，到必發言，言必荒謬。溫靖邦傻眼了，“流”公之變何翻覆如是耶？嗚呼，其一靜一動之間所埋藏的玄機實在非我輩所能參透。

某位了解流沙河從“發源”到幾番曲折“流變”歷史的先生告訴我，要害在諾獎評委馬氏；君不見“流”公多次把自己與馬某合影公諸媒體乎！馬氏是點化者，也是“流變”的要害所在。至此溫靖邦茅塞頓開，恍然大悟。

 
半個多世紀以來，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標準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已不是秘密。其評選標準不再是文學與藝術，或者文學與藝術充其量不過是個次之又次的陪襯而已；最重要的是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必須西化。對待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尤為明確，必須公開表明反共與反社會主義立場。這一點已為無數事實所證明。索爾仁尼琴因其強烈的反共與反社會主義立場，盡管作品的藝術含金量遠不如很多同輩的俄國作家，諾貝爾評委會也毫不猶豫就把桂冠扣到他頭上了；再如跑出去并放棄了中國籍的高行健，從文學的角度視之，比之于索爾仁尼琴更弗如遠甚。但由于其“六四”經歷與深刻的仇華、仇共情緒，諾貝爾獎也慷慨地發到了他手上。顯而易見，這個曾經閃過光的獎項，已經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已不足觀矣。

流沙河的成就有目共睹，不過就是那么幾首短詩，與同輩詩人相比，艾青、郭小川、孫靜軒、公劉、臧克家、聞捷、嚴陣、梁上泉等人的成就都在他之上，文學素質也高于他，奇怪的是海外名氣反倒不如他。所以然者何，業內人都知道是《草木篇》挨批以后，流沙河借后輩人不了解情況，一而再再而三把此事生拉活扯與高層糾纏在一起，推波助瀾使然。蓋功夫在詩外，此之謂也，“流”公深得其三昧焉。不過平心而論，比起高行健來，藝術修養以及文學感悟力，“流”公確實要高一些。既然高某能夠輕松摘桂，俺“流”某為什么不能呢？“流”某所缺不過是政治態度；這個好辦，重操1957年故伎，海罵一通就行了嘛。

于是流沙河以造假為基礎的罵人行動就展開了。

 
    造了那些假？不可勝數，只能略舉數例：

流沙河對一家媒體說，解放前“抓壯丁”只是個別現象，多數人都是“自愿參軍”。此話一出，完全顛覆了我們頭腦中“抓壯丁”的印象。

真相究竟怎樣，不少網友已針對流沙河的言論把“抓壯丁”的事實根據發表了出來，用不著我在這里多說。

例如高戈里網友照錄國民黨政府原始檔案指出，各省“師管區”招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出于無奈，只好靠強拉壯丁”；即便所謂“自愿”參加“青年軍”的學生，也是沖著“到海外免費旅游”的招牌去的。這一點溫靖邦可以提供一個小小的佐證：溫靖邦十多歲時在川交五處當工人，一位負責材料庫的吳少甫先生，曾任青年軍上尉軍官。一次閑聊，他告訴我，當年以“到海外旅游”騙來的青年學生，入伍后發現并不是那么回事，往往都哭得昏天黑地。

人民網強國論壇也有網友發帖引用解放前金堂縣（流沙河家鄉）第三任兵役科長鄒浚哲的話證實，抓壯丁是個極普遍的現象，“貧苦民眾慘遭蹂躪無處哭訴”。

 
他在某網站《讀書》專欄“口述歷史”，稱其父1951年被“新政權”處決，是個冤案。因為其父在舊社會不過“就是普通職員。從來沒有對抗過共產黨，也沒有作過惡，很多人都曉得他是干干凈凈的”。

這是個彌天大謊！首先，他的父親并非“普通職員”，而是四川金堂縣軍事科長、兵役科長。這個職務在縣里并不低，而且是肥缺，地方土豪對之也不能不遜讓三分。有沒有“作過惡”，應該說是不言自明的。國民黨二十四軍退休回家的旅長黃鰲就曾斷言，這川西壩子上的地方官，連保長都有幾個血債，縣上的官兒就可想而知了。那個時代“干干凈凈”能做官么？川西地區剛解放的時候，包括金堂縣在內的各縣國民黨軍政人員只要投誠，都安排了工作；只有那些在1950年底參加了反革命暴亂的人，才會被捉拿歸案，大多數在次年——1951年分別被處以殺、關、管了。顯然，罪大惡極者便是頭一項——殺。溫靖邦的父親是黃埔十二期學生，后又入航校，畢業后成了中尉空軍，算是蔣介石學生。如果像流沙河所言1951年濫殺無辜，那么溫父應首當其沖。而事實是溫父拒絕參與1950年暴亂，1951年不僅獲得了公職，還幸福地活到了九十三歲。然則1951年被殺掉的是些什么人，豈不是不言自明了嗎？

流沙河造假是有悠久歷史的，早在1957年反右斗爭時就開始了。

1982年暑假，我被暫借到四川文學編輯部學做編輯，有幸與“糾正”不久的詩人茜子（陳謙）同住一個小院。當時我處于對名人的景仰，問起他的“同案”朋友流沙河的近況。不料一向隨和的茜子竟嚴肅起來，首先糾正我的話，說與流沙河是同一個“右派窩案”不假，但決非“流氏”朋友；又說石天河等人也是這樣的態度。旋又告誡我，“千萬不要去拜訪流沙河，更不要跟他交朋友，否則要吃大苦頭的。”我說何至如此？有點疑心茜子過甚其詞。后來聽他說起了一些1957年前后的事，我不禁駭然，嘀咕天下竟有這么寡廉鮮恥的人嗎？依然不大敢信。這個疑惑在我心里呆了多年，及至不久前讀了石天河的博客，方知茜子所言不誣。

茜子說他與石天河等人當年從極右分子被推到反革命分子，完全是托了流沙河的福。茜子自謂根本沒有反共反社會主義意識，只不過批評過本單位領導罷了；真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是流沙河，對共產黨懷有殺父之仇的人是流沙河。結果反右斗爭一開始，流沙河為了表現自己悔過自新何等真誠，一份又一份的檢討寫，把自己說過的反共反毛澤東的話全部堆到了石天河、茜子、儲一天等人頭上。這且罷了，還無中生有說石天河、說我茜子要殺人，刀都準備好了，進一步又揭發我們可能搞反革命***。好家伙，他真是筆底波瀾啊，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不容人不信啊。結果，他倒是如愿以償了，上邊認為他是可以改好的右派，留在機關工作；我和石天河、儲一天就慘了，因為是現行反革命，被逐出機關不算，還鋃鐺入獄。

 流沙河造假有成，但愿他能討好他所向要討好的人，早一點拿到那項已失掉昔日光彩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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