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教授在其大作《重建公民社會：走向21世紀中國大轉型新階段》中，為國人提供解決國家當前諸多問題的一個藥方，粗看起來道理滿順的，細細一想，不免疑竇叢生，小子冒昧，提出以下疑點。
   首先，蕭教授的公民社會的具體含義是什么？蕭教授有什么具體的闡述？是否包括誠實和守法？如果包括誠實和守法，那么用蕭教授如何看待南方系媒體的諸多言論?要知道，重慶依法“唱紅打黑”是受到南方系媒體的諸多非議的，王立軍提倡的依法“雙起”是南方系媒體使勁攻擊的。
   其次，蕭教授提出的是“重建”，那自然是說中國以前有過公民社會，蕭教授在文中沒有說明中國以前哪個年代是公民社會，幫忙蕭教授仔細推論推論，不難得出答案。王朝年代顯然不會是蕭教授的公民社會，那么清末以來可以劃分為三個具有顯著差異的年代：北洋軍閥，民國時代，建國后60年。由于蕭教授明確地認為建國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不是公民社會，因此只能是北洋軍閥年代或者民國年代。那么，中國要重建公民社會，要向北洋軍閥或國民黨政府具體學習什么?蕭教授可沒有說明清楚！
  
   再次，蕭教授的公民社會顯然不應理解為世界未來社會的一個空想，那么，在現在的世界各國中，哪一個國家稱得上蕭教授文中的公民社會？
   再來看看蕭教授給出的公民社會的四大理由，依然疑問重重。
   1，蕭教授認為充分發展公民社會，才能實現多元社會的和諧和整合。公民社會如何實現和諧和整合？蕭教授說得相當的含糊。中國當前社會是公認的不和諧，又集中地表現在住房、教育、醫療三大問題上，蕭教授的公民社會如何解決這三大問題？現在的世界各國有哪一個國家蕭教授認為是比較和諧的？
   2，蕭教授認為，只有公民社會的發展，才能有效地實現社會監督和權力的制衡。蕭教授再此依然含糊其辭，但畢竟也透露出了他的公民社會的一點秘密，就是要建立有序的公民社會組織，形成制度壓力。然而，在現在的世界，哪個國家缺乏社會組織呢？起到了什么作用？美國的社會監督怎樣？權力制衡怎么樣？為何還到處殺人放火，為何還會有金融危機？當然，蕭教授也沒有透露清晰它的公民社會組織是具體是什么樣的社會組織。
   3，蕭教授認為，公民社會能走向健康的民主社會。啥是健康的民主社會啊？蕭教授沒有片言片語進行說明。
   4，蕭教授認為，只有充分發展公民社會，才能實現社會文明的真正進步。這是典型的嚇唬人的話！中國建國60年，世界所公認，取得巨大的進步！難道蕭教授看不見？或者認為不是社會文明的真正進步？？！！！！

附加

蕭功秦的文章，『重建公民社會：走向二十一世紀中國大轉型新階段』

重建公民社會：走向21世紀中國大轉型新階段類別:時事評論   瀏覽量:738   版

次:TM05   版名:南方評論 歷史評論   稿源:南方都市報   2010-01-10
作者:蕭功秦 原創   手機看新聞 全國訂報編輯此文 摘要：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的

社會利益呈現了多元化和分殊化的趨勢，中國的“強國家—弱社會”模式也越來越顯示

出結構性缺陷，面臨轉型的新階段。蕭功秦教授從多元社會所需要的整合功能、社會對

國家的有效制衡作用、中國走向民主化與文明進步的必要條件等四個方面，揭示當今中

國重建公民社會必要性，揭示了中國轉型之路的方向。    ◎ 蕭功秦　上海師范大學歷

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政治學系兼職教授、

博士生導師(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的社會利益呈現了多元化和分殊化的趨勢，中國的“強國

家—弱社會”模式也越來越顯示出結構性缺陷，面臨轉型的新階段。蕭功秦教授從多元

社會所需要的整合功能、社會對國家的有效制衡作用、中國走向民主化與文明進步的必

要條件等四個方面，揭示當今中國重建公民社會必要性，揭示了中國轉型之路的方向。

    中國現代化需要三個30年

    我今天談的是中國大轉型，走向中國大轉型的新階段，那就是重建公民社會的問題

。我的基本觀點，中國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個重建公民社會的黃金時代，早也不行、晚

也不行，我們不能夠失去歷史給我們的這個機會。

    我要開宗明義提出這樣的觀點，中國改革前30年是一個發展市場經濟的時代，從現

在開始的這30年是發育公民社會的階段，這是發育公民社會的最佳時期，但卻并不是搞

普選式民主的最佳時期。從一個穩健的角度來說，中國的普選民主只有在公民社會充分

發育之后才能夠軟著陸，到了中國的第三個30年時，那時才是一個發展普選民主的好時

機。現在公民社會重建的黃金時代，80年代初期對于重建公民社會過早，當時社會沒有

分化，社會利益集團沒有分化，人們不知道自己的具體利益是什么，人們只是受到泛道

德主義的抽象民主觀念的吸引，造成了政府和民間社會之間的劇烈的悲劇性沖突。晚建

立也不行，再過幾十年或者若干年沒有建立公民社會，社會問題非常嚴重了，政府在巨

大的壓力下要想重建，因為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挑戰，形勢就會非常的危險，所以我覺得

現在是一個最好的時期。

    有人會想，我過去一直強調新權威主義，而重建公民社會的觀點是自由主義的思想

，我是不是放棄新權威主義？不是，在我看來，在現代化的初期需要一只政府強有力的

“看得見的手”來創造“看不見的手”，新權威主義是用一只看得見的手來維持政治的

穩定，通過政治的穩定來發展市場經濟，通過市場經濟來造成社會的多元化和利益主體

的出現，通過利益主體相互之間的制約才能夠形成一種民主的政治文化，而只有這種民

主的政治文化和利益主體相結合才是民主的大前提。我現在的觀點是，社會利益已經充

分分化的情況下，繼續單純用新權威主義這只強有力的看得見的手，來維持社會秩序已

經是力不從心了，換句話說，原來的新權威主義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威權政治

的缺陷日益顯露出來，中國需要現代化大轉型，這個戰略的方向就是發展公民社會，來

解決經濟發展中帶來的社會多元化以及社會多元化所產生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后的“強國家——— 弱社會”

    改革開放之后，首先就是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通過放寬搞活的辦法，讓經濟

領域出現了社會的自主空間，企業家可以進行投資，進行管理、生產，勞動力可以在社

會上流動，從全能主義的結構到后全能主義的轉變，社會在經濟領域形成了自主性。

    在改革初期也出現了一些公民組織，一些社團，但是客觀來說，20年之后，當時的

公民社會組織受到了激進的自由主義思潮的強大影響，總覺得西方那一套制度是好的，

只要搬過來就會解決問題，悲情心態與挫折感，導致沖突過程日益激烈。鄧小平南方講

話后，開始經濟上的繼續開放，標志新權威主義時代來臨，另一方面，國家也加強了對

社會領域的管控，用鐵腕的方法來解決社會沖突。

    由于對自發組織挑戰現存秩序的警惕，二十年來中國執政層形成了這樣的共識，穩

定壓倒一切，要采取各種手段，將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于萌芽的狀態。對于社會經濟

領域當中已經出現的社會中間組織，則通過“不留社會的空白點”的方式來加強對社會

的管控。對于新成立的社會組織，慈善會、基金會等提高登記門檻，凡是不經批準的就

是非法組織。再加上經濟的發展，政府和國家有了足夠的經濟實力來強化自己的強勢地

位，從此國家的強勢如虎添翼。由于經濟的發展，一切都要由國家來包辦，久而久之我

們的國家像一個慈愛的父親。本來是社會的事情，都是政府來管了。極強國家———極

弱社會由此而形成，改革以前是只有國家，沒有社會，現在是國家極強，而社會雖然有

了，但卻是極弱的社會。

    應該說，“極強國家———極弱社會”體制現代化初期客觀上確實發揮了巨大的優

勢。國家可以利用強勢地位來整合社會資源，進行低成本的擴張。中國的高速公路發展

是最快的，在發展高速公路的過程中，老百姓的談判地位是最低的，因為談判地位低，

所以國家經濟建設擴張的成本非常低，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以如此快的速度來發展自

己的市場經濟和進行基本建設的。

    這樣強勢國家、弱勢社會發展的初期，產生了經濟的奇跡，我們稱之為中國-越南模

式，全世界只有中國和越南才真正符合這樣的特點。什么共同的特點呢？原來是只有國

家沒有社會的結構，經過市場經濟的發育，在經濟領域開始出現自主化，在社會領域則

保持緊縮狀態，這種極強國家、極弱社會的體制，比美國學者科利所稱的韓國這樣的“

凝聚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制力量更加具有強制力，但是弱點也是和弱社會相關，因

為社會力量太弱，所以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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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公民社會的四個理由

    新權威主義隨著社會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分化，越來越顯示出“強國家—弱社會”的

結構性缺陷，由此產生的矛盾已經不能單純地通過新權威主義這種強制的國家力量來解

決。中國已經到了非發展公民社會不可的一個新階段了，中國在新權威主義體制下要重

建公民社會，讓公民社會和新權威主義國家之間形成一種有機的平衡，只有這樣才能夠

為中國的未來民主提供一個社會結構的基礎。我們可以把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概括為

以下四個方面。

    一，只有公民社會充分發展，才能實現多元社會的和諧與整合。

    中國社會的和諧不是一句空話，我們講了那么多的和諧，但是為什么有越來越多的

群體性事件，老百姓有那么多的不滿。怎么辦呢？只有公民社會的充分發育才能解決這

個問題，現在的社會群體性事件，絕大多數是屬于利益申訴性的群體性事件，社會成員

的利益得不到申訴，就爆發為群體性事件，重慶出租車罷工就是。剛剛開始時，重慶的

領導想談判，卻找不到談判的對象，你們自己派談判代表吧，實際上客觀上就承認了中

間組織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沒有談判代表就是“烏合之眾”，找誰也談不了，這就是說

明利益申訴性的群體性事件證明公民社會是多么的重要。

    老百姓總有一種社會需求，弱勢群體也好，他們想通過某種關系和政府溝通，從這

個意義來說，只要是有這種需求的就把它砍掉，反過來使這種需求得不到滿足，于是出

現了其他“灰社會”組織。而“灰社會”組織一不留神就會演變為黑社會的組織，這就

會出現問題。也就是說，沒有白社會就會有黑社會。社會需求是砍不掉的，社會需求總

是要通過社會組織來表達的，如果社會需求沒有表達的渠道，社會怎么會不出現問題呢

？

    可以說，中國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在世界100多個國家當中，是社會自主程度最低的

國家之一，而社會的利益分化又那么大，怎么不會出現問題呢？

    二，只有公民社會的發展，才能有效地實現社會監督和權力的制衡。(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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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來制衡官府，他的力量是很微弱的，螳臂擋車、蚍蜉撼樹。很多年前河南省盧

氏縣縣委書記杜保乾做的壞事太多了，告狀的話被抓回來，寫信申訴也沒有用。他上司

到盧氏縣，直接說：“保乾同志是好同志，告他的信這么高，但我從來不看，你們也別

寄了。”盧氏縣是一個國家級的貧困縣，任命了650個干部，都是他的保護人和效忠者。

杜書記的父親死了之后很多人到村子里吊喪，哭成一片，有兩個人哭得暈天黑地，拉都

拉不起來，杜書記走過去踢踢他的屁股說，“好了好了，起來吧。我知道了”。這兩個

人后來當了財政局的局長和副縣長，杜書記還提倡大家都向他們學習，都要像他那樣好

好干。為什么會這樣？就是因為沒有公民社會。老百姓個人的力量太薄弱了，當然，我

這里說的公民社會組織是一種有序的組織，合法的組織，通過合法的手段，溝通協商，

形成一種制度壓力。

    三，只有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才能走向健康的民主社會，否則民主就會陷入民粹主

義陷阱。

    現在很多人，包括不少領導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曾經有這樣的觀點，只要給老百

姓普選權，就會自然而然形成民主政治。普選權總是要給的，只是現在有點早。如果一

個社會沒有中間組織，培養老百姓的公民文化，一旦搞普選化，就會出現民粹主義的大

泛濫。誰票多，誰能迎合大眾的心理，誰就能當權，一人一票的條件下，誰將老百姓的

票吸收到手里，誰就是總統。拉丁美洲民粹主義的名言，“給我一個陽臺，我就會當總

統”。

    但是民粹主義者一旦上臺的話，就有三種情況。一種就是大眾中已經出現非理性情

緒，政客要獲得選票，就迎合老百姓的激情，當權后推行非理性的政策，這對國家就是

災難。最典型的就是希特勒。希特勒不是搞政變上臺的，他是通過民主的選舉合法上臺

的，他玩的就是民粹主義，迎合老百姓在一戰之后的失望情緒，而且將這種情緒推向高

潮，發展出法西斯主義，給世界造成如此大的災難。陳水扁也是如此利用民粹主義的。

    民粹主義的第二種類型，就是形成弱國家弱社會，因為民粹主義者除了一張嘴巴沒

有其他的本事，真正上臺之后，這樣的總統并沒有辦法和企業家、銀行家溝通，沒有辦

法和軍隊、強力機構溝通，辦什么事情都辦不成，改革也搞不下去，國家掌握在民粹主

義的領導人手里就是一個弱國家，執行能力很低。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都是這樣的類型

，巴基斯坦就是這樣的情況，印度的情況也是如此，任何結構性的改革都會在議會被勢

力集團否定掉。

    除了這些類型之外，第三種類型，拉丁美洲型的“政治拉鋸戰”。民粹政客上臺之

后實行福利政策，因為老百姓是窮人，窮人將你選上去的，由于投資下滑，經濟又滑坡

，經濟不行了，只能印鈔票，引發通貨膨脹。于是軍隊搞政變，壓低稅收，吸引投資，

經濟發展起來了，但是這個社會又無法解決貧富分化問題，老百姓又不滿，于是又把民

粹主義領導者選上臺，這樣的拉鋸戰周而復始。

    根據我20多年對政治學的研究，我對中國特別擔心的，在缺乏公民社會充分發展的

情況下，中國要么不搞民主，一搞民主就可能會陷入到民粹主義的陷阱中，因為中國的

公民社會最弱，公民文化也最弱，中國人缺乏妥協與談判的意識，動不動就是你死我活

，非此即彼。

    如果沒有公民社會的話，黨內民主的動力何在？只有在公民社會存在的條件下，黨

內不同的所謂觀點之爭，就和社會的利益集團之爭，形成了一種溝通，這種溝通就把社

會上不同利益的妥協，在黨內形成了一個有效的妥協機制。必須使黨內民主成為表達社

會不同利益之間妥協、調解的機制，而這個機制和博弈，失去這樣的調解，就變成了朋

黨。從某種意義來說，為了避免黨內民主走過場，公民社會是非常需要的。

    四，只有充分發展公民社會，才能實現社會文明的真正進步。

    更具體來說，整個社會的進步，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說，一個社會的真正進步只

有建立在多元互動的基礎上，從歷史上看，社會文明進步往往與多元并存的小規模的社

會共同體之間的富有生命力的競爭聯系在一起的，這種無數多元個體的競爭過程，就會

出現基因的變異，以適應競爭的環境和競爭的條件，這種競爭過程就會形成示范作用，

其他的個體或小共同體就會在模仿這個變異的基因，這個社會就發生變化了。社會進步

就這樣由點到面地擴展開來，資本主義就是在這樣中世紀多元結構中發展起來。

    我們現在的社會治理已經形成了危機。嚴復曾經在100多年前到英國留學時曾經寫了

這樣的文章，他說英國的哪怕是看一個小小的溝渠，都弄得井井有條的，因為在英國這

個國家社會里，一直有著民間組織的社會自組織的能力，官方管不到的地方，老百姓在

管，而中國相反，中國沒有民間組織、沒有民間社會。官家管不到或者不想管的，民間

又沒有組織力量，個人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去管，這與其說這是中國國民性的問題，

不如說這是公民社會的缺乏，中國公民社會的缺乏也造成中國教育的困境。(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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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還可以順便提一下，公民社會也可以提供大量青年人的就業機會，這是非常具

體的問題，為什么現在一千多個大學生去爭一個公務員的位置，我聽到這個消息很心酸

，道理也很簡單，那么優秀的人才，博士，去干一個中專生就可以干的事情。公務員當

然也有很多了不起的，但是大部分的公務員都是螺絲釘的工作，普普通通，中專水平就

夠了，博士生讀了那么多東西，八級英語都過了，到那里面去，那么多的人才，多大的

浪費啊。報紙的解釋很簡單，因為公務員的待遇好，真的是這樣嗎？你去問問他們，他

們會告訴你，因為沒有其他的機會。而公民社會本來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滿足尤

其是文科大學生的需要。我到臺灣去，臺灣的文科大學生就業沒有什么太大的問題，因

為臺灣的社會中間組織比較發達，有那么多的慈善基金會、那么多的出版社，那么多的

競選團體，都可以為大學生提供就業機會。

    如何走出公民社會缺乏癥的困境

    概括地說，近代中國是一個弱國家———弱社會結構，毛澤東的紅色革命時期是用

國家來動員社會的總體戰體制，新中國成立以后是有國家無社會的結構。而鄧小平的時

代是極強國家———極弱社會體制，未來的中國應該向何處去？我認為應該是這樣的：

國家將一部分原先應該由社會來承擔的功能轉交給社會，使極強國家———極弱社會體

制，轉變為“強國家———強社會”體制。這是一個發展前景。

    通過什么樣的辦法來做到這一點呢？我覺得不應該學習英國的模式和美國的模式，

英美模式是在抗爭的過程中獲得自主權，而大量的國家，像德國、日本、臺灣地區和韓

國，都是通過國家掌控的工會、農會，讓它放寬搞活，更多的承擔社會的功能，這樣的

發展模式我們稱之為法團主義模式。這種法團主義模式應該說有幾個好處，首先就是國

家可以放心，因為工會本來是你創造、你控制的，如果亂了你可以收回來，但是你讓它

承擔社會功能時，又可以建立國家與民間社會的談判機制，更多的代表群眾的利益，和

政府之間形成一種溝通，這種辦法其實在中國來說，應該是行之有效的，因為中國一直

有著國家所建立的工會和工商聯等組織。讓這些組織逐漸通過放寬搞活實現自主，這是

大有希望的。

    我曾經在不久前訪問過上海某區的一個個體勞動者協會，他的秘書長是一個街道干

部，他說這個組織建立就是因為區政府覺得那些大量的個體戶利益要表達沒有機會，我

就組織這個東西，也是為了維持穩定。他說建立這個組織之后，發現只有真正滿足老百

姓的具體愿望，能夠跟政府溝通的情況下，它才能夠對老百姓有吸引力。更何況政府也

不發津貼給他們了，錢完全是靠會員費，而個體戶交會員費，就是因為你能為他們辦事

情，于是這個組織越來越承擔著為老百姓和政府溝通的功能，這就是活生生的中國從法

團主義向公民社會發育的例子，從國家法團主義向社會法團主義過渡，中國可能通過這

個路徑走出缺乏公民社會的困境。

    最后我說要幾句話。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解放，當然官員也

有自己的兩難，公民社會會不會一搞就出現一些所謂的連鎖反應，會不會對政治穩定構

成沖擊，等等。我們應該這樣告訴這些官員：我們現在的形勢和發展，已經和80年代有

很大的區別。

(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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