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孔圣人的后代族裔在上一個千年（1000--1999）中，每當外族侵略者大規模入侵并試圖奴役華夏民族的時候，幾乎就沒有一個“圣門后裔”“孔家血脈”能夠站起來組織百姓起“義兵”之類抵抗外族入侵，恰恰相反，他們總是立即迅速的向外族侵略者投降屈服，屁顛屁顛的上趕著請求這些外族侵略者去冊封延續他們的“衍圣公”的封號，能夠再次得到這些外族侵略者建立起來的“朝廷”的膺賞，一副奴顏媚骨的賤樣，真不知道到底從哪里才能看出這群腿腳腰身全都站不直的奴才，到底周身哪個地方有什么圣人之血，竟然能讓他們成為什么擁有“全人類最詳密最準確持續使用時間最長的家譜”的“孔門圣裔”！

北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孫孔端友襲封“衍圣公”。但在1128年，由于女真金國大兵侵宋，后來的南宋高宗--當時的康王趙構南逃，孔端友以應詔書“拜謁圣天子”為名，倉皇逃離曲阜，背負孔子的弟子子貢雕刻的孔子及夫人亓官氏的楷木雕像隨駕南渡，后世居衢州。孔端友成為孔氏南宗始祖，這一宗歷經六代衍圣公，約兩百年。
　　
與此同時，女真金國也冊封未加抵抗便主動投降金軍的孔端操，也就是孔端友的同父異母的弟弟襲封了“衍圣公”，以主持曲阜孔廟祭祀。孔端操成為北宗之始。而后過了一百年，由鐵木真的兒子窩闊臺率領的蒙古汗國的軍隊占領山東曲阜，又立既非孔端友也非孔端操的直系后代的旁支后代----孔子第五十二代嫡孫孔之全為“衍圣公”，這樣，13世紀20年代（1220年代），蒙古、金、南宋三國并立之時，曾出現“天有三日”—三個“衍圣公”（孔端友直系后代、孔端操直系后代、孔之全）的局面。

夠惡心了吧，來一個異族侵略主子，我們的孔子圣人后代就投降一會兒，然后撒嬌拍馬屁要一個“衍圣公”的名分，還真是應了孟軻孟夫子贊美孔子的那句所謂“圣之時者也”（出自《孟子·萬章下》 意思是說孔子是圣人中能適應時勢發展的人），真是“之時者”甚矣啊！“之時”到了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的地步！這里面那個投降蒙古的大漢奸孔之全還曾經跟隨蒙古軍隊與漢人的南宋王朝交戰，是被蒙古人當做炮灰替死羊故意讓其死于跟漢族同胞血肉相殘的戰場上的，孔之全對異族侵略者們建立的專門殘殺漢民族同胞的蒙元王朝，當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啊，我呸！！這種讓人想吐的戲碼究竟要演到何時才算是到頭？到頭，還早著呢，還有的是呢！

在蒙古汗國蒙哥汗統治的時候，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管著華北的河北山東一帶的事務，那正是圣人孔子的后代們大量聚居長住的地方，孔子的后人們對當地漢人百姓如同地獄一般的慘狀生活裝聾作啞，沒有半句上表，沒有一字抗議，只管當他們的“衍圣公”！事實上，根據蒙古人多桑寫的《多桑蒙古史》的第二卷第二章引語所證明，蒙古汗國早在成吉思汗鐵木真時就早有法令，蒙古人“殺一回教徒（伊斯蘭教徒）者罰黃金四十巴里失，而殺一漢人者其償價僅與一驢相等。”，既然命價差出這么多倍，殺個漢人才賠償這小點錢，為了發泄找樂子，當然是想殺就殺想砍就砍，不殺白不殺，就跟砍著玩一樣，蒙古士兵有時候是不高興為了發泄，有時候是高興喝醉了，有時候是試一試手里的刀快不快，有時候是出去打獵殺動物之前熱熱身，總之，但凡有一點理由，蒙古人都會用它來作為殺死漢人以取樂的理由！整個中國的北方幾乎是十室九空渺無人煙慘不忍睹村村血海，尚鋮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中認為：蒙古滅金后得戶八十七萬余，口四百七十五萬余，比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統計戶七百六十八萬余，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余，少了90%。按照這個統計，北方被屠殺漢族人民人數約四千萬。蒙古人在中國屠殺各族人民和他們在阿拉伯半島、中亞、歐洲東部的行為絲毫沒有分別。蒙古帝國在中國境內的種族滅絕，是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受害者的人數，被作為世界記錄，明文記載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的1985年版中！！蒙古士兵又何止是光在北方隨意的無差別的大屠殺，在整個中原漢族地區，蒙古人到處都隨意的無差別的殺死各類漢人：

根據明朝初年宋濂和劉基（劉伯溫）等所編修的《元史》中記載，僅陜南一帶雙方交戰后，南宋軍隊陣亡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達數十萬。 《元史》中所載，蒙古攻宋時，共屠城二百，包括最大規模的常州屠城。元滅宋，得戶九百三十萬，比較南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的戶數一千三百六十萬，少了30%。按每戶5人計算(金朝境內每戶平均5.4人)，南方南宋境內被屠殺人數約兩千四百萬！！ 據《元史。世祖本紀》，“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以四川民僅十二萬戶，（南宋）官府本所設二百五十余萬戶，令四川和省議減之”。元至元十九年是1282年， 距離元軍平定四川的1278年僅晚4年，也就是人口數只有戰亂發生前夕的4%，這就說明了四川省在當年與蒙古的戰爭中人口減少的慘況令人震驚。 僅僅成都一城城內被屠殺至少140萬人。城外數都數不清，下面是從中國地方志找到的記載。舊《成都縣志》引明人趙防《程氏傳》，該傳引元人賀清權《成都錄》曰：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又引元人《三卯錄》曰：“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尸，至暮，疑不死，復刺之。" 于是趙防感嘆曰："元人入成都，其慘如此！"。明朝正德、嘉靖年間詩人文學家楊慎（字升庵，是《三國演義》中開篇詞“滾滾長江東逝水”的作者）所著的《楊升庵遺集》亦謂："宋宣和中，成都楊景盛（即楊升庵的祖先）一家，同科登進士第十二人，經元師之慘，民縻孑遺，以百八十年間，猶未能復宋世之半也！"

而這個時候我們的孔子后人在干什么，在爭著向侵略、奴役和大屠殺我漢民族的異族侵略者的蒙元朝廷的統治者，蒙哥汗的弟弟--主管華北的忽必烈撒嬌，想要當“衍圣公”呢！先頭一個衍圣公孔元措1252年死了，其兒子侄子等一幫孔家族人就開始爭奪這“衍圣公”的頭銜，直爭得是面紅而赤罵成一團狗急跳墻！這些圣人后裔也不管什么“夷狄天所厭之”了，也不管什么“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無也”（語出《論語·八倄》）了，全都親自到忽必烈身邊來添臭腳，忽必烈哈哈大笑，回應道：“爾等皆回，務要竭力苦讀，若果有才華，朕方能封官”（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也正是在這孔子諸后裔狗咬狗的這一年（1252），忽必烈也許是存心想要玩弄孔子后人，把他們當狗耍，更也許是想要玩弄所有漢人讀書人的尊嚴，他這個漢字根本認不得幾個，漢語根本只會簡單用語，連孔子死了多少年都不知道還要問旁邊漢人謀士郝經的蠻夷胡虜酋長，居然在姚樞、竇默、許衡等一幫忠于他的漢人“理學名師”們的簇擁之下，接受了“儒學大宗師”的無恥稱號！這樣荒誕絕倫無恥至極的鬧劇，孔子后人們不但不去爭辯，還都上趕著搶著去上表慶賀，說什么這是“實質榮歸”“名實相副”“圣人開顏”“吾皇圣明”了！！

光陰荏苒，一晃又是四百年，蒙元在中國呆了一百多年被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所推翻，漢人王朝朱明又統治了兩百六十載，卻突然蹦出來了個女真，所謂建州女真者，又給自己起名字叫做大金國，這個大金國不管是胡亂冒認祖宗還是真就是宋朝那個女真金國的后裔，總之這又一個大金國就又重新崛起了，后來這大金國在1634年又變成了所謂的“大清朝”，這女真之族名也改成了“滿洲”，于是便有了滿洲清朝，滿清出現了。滿清1644年趁李自成的闖王軍隊攻入北京，大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福王朱由菘逃到江南組織南明之際，與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合并一處而南下中原，一路原明朝守將雖也有如史可法、閻應元等堅持抵抗不止著，但多是什么李成棟、鄭芝龍之類，多爾袞和多鐸進南京城時，那南明官員們的降書降表堆滿了南京明皇城的玉階，多爾袞根本不厭煩聽完！而多爾袞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卻隨之開始了，非要把漢人蓄滿頭長發后豎起發髻的發型（儒家講“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出自《孝經·開宗明義章》）硬硬改成滿洲人的前額剃得精光后面留一條豬尾巴長辮子，非得把漢人的祖先們從西周那會子就已成定勢的大袖開襟寬衣Y字領右衽的華服冠裳（也就是漢服，非是漢朝之服，乃是漢民族從西周到明朝滅亡前的服裝）硬硬改成滿人穿的對襟盤扣蜈蚣扣馬蹄袖的“馬褂”（滿清滅亡后中華民國之漢人男子亦多有穿著者，民國男裝便是雜穿：中山裝、西服、馬褂、長衫。直到毛澤東時代，才讓這沾滿華夏漢民族血海深仇和奇恥大辱的馬褂，跟長衫、西服等一起徹底消失在了中國大陸廣袤的土地上，中國男性一律是中山裝國防綠仿軍服，女性也徹底脫下了民國年間改自滿族女人旗袍的上海洋場旗袍，穿上了連衣裙和襯衫。倒是自己放屁胡扯蛋一般宣稱是“保持了民族傳統文化”的臺灣、香港，倒是把這馬褂旗袍繼續留存下來，跟西服和西洋晚禮服一并成為常禮服了！到底誰才是真正繼承了中華文化，到底誰才是真正肩負起了華夏漢民族的精神，以此一眼便能觀之！！），當時滿清嚴格命令，如果漢人不答應“剃發易服”的命令，則必需得一律不留情的斬殺。目的也很簡單，就是為了讓被征服者漢人全部在直觀外貌上跟滿洲人一致，消弭漢人的民族不同的區分意識，并且用大屠殺來震撼漢人的抵抗意志，使其不敢再有違抗之心！！“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不隨本朝制度剃發易衣冠者，殺無赦。”(出自：王先謙《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條）“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清世祖實錄》卷十七 順治二年六月丙寅）

在此等嚴令之下，本來乖乖投降滿清愿意當順民奴才的江南百姓，也被逼迫著起來反抗，想要保住自己的先祖們傳承了幾千年的衣冠和發型，以嘉定三屠為例，滿洲統治者“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風柔弱”的江南民眾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昆山、蘇州、嘉興、紹興、江陰等地熊熊燃燒。嘉定城中民眾不分男女老幼，紛紛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臨時組織的民眾義軍無法與滿洲正規軍和漢奸軍的聯盟對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軍蜂擁而入。當屠城令下達之時，清兵“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草叢棘，必用長槍亂攪。”“市民之中，懸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若見年輕美色女子，遂“日晝街坊當眾奸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乙酉紀事》）史家慨嘆：“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幸存者。” (魏斐德《洪業─清廷開國史》)。血腥屠殺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奪財物。 “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僵尸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殺持續了一日，約三萬人遇害，“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尸滿河，舟行無下篙處”。更有甚者，清軍“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等物三百余船”，（《嘉定乙酉紀事》）滿載而去。

除嘉定三屠外，還有屠江陰，屠昆山、屠嘉興、屠常熟、屠廣州、屠贛州、屠湘潭，此外還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滿清政府甚至勾結臺灣島上的荷蘭殖民者，攻屠思明州（今福建廈門）義士百姓屠  戮殆盡，尸積成山，血流成河。清軍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殺  戮一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昆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王家楨《研堂見聞雜記》）1649年（永歷三年 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占領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鎮壓大同總兵姜瓖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朕命大軍圍城，筑墻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紅衣火炮攻破，盡行誅戮”，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  戮殆盡，“附逆抗拒”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1650年尚可喜與耿繼茂攻克廣州時的屠城“再破廣州，屠  戮甚慘，居民幾無噍類。……累骸燼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饑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滿清侵略者標榜的“吊民伐罪”的偽善。這類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屢見不鮮。古語云：“殺降不祥”，清軍往往以“惡其反側”等借口將來降軍、民屠戮一空”（顧誠《南明史》第6章第2節 第20章第3節）。

據張善余主編的《中國人口地理》記載：明朝末年人口為九千萬人，清軍入關第二十年（1664年）為五千萬人（筆者認為此數據不準。明朝末年統計人口數量不應該只有九千萬，當時實行的是按人口繳稅政策，所以民間隱瞞了大量的人口，專家一般認為當時明朝末年人口大約在一億左右，還有學者認為人口在1.5億左右。），滿清三十九年（1644--1683）的野蠻屠殺，使全國總人口估計減少了至少一半以上。歷史上其他外族大規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損失為：蒙古滅金、宋人口減少四成，約五千萬人；靖康之難減三成，約三千六百萬人；八年安史之亂劇減二至三成，約二千萬；五胡亂華（含侯景之亂）在低谷中波動并幾度顯著減少；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三千五百萬人慘遭屠殺，但中國總人口未減少。可見，滿清賊寇的野蠻兇殘連國人切齒痛恨的日寇小鬼子也望塵莫及！

滿清入關20年后，滿清康熙三年，1664年，隨著在重慶東部湖北西部活動游擊抗清的李自成后代李來亨的“燮東十八家”的被滿清剿滅，中國大陸上再也沒有華服冠裳的漢服出現，僅有鄭成功的兒子鄭經還在臺灣島上沒有剃發易服，1673年大漢奸吳三桂反正反清的時候曾經再次恢復漢服再次剪去辮子，結果沒八年三藩被滅，沒十年鄭經之子鄭克爽跟劉國軒馮錫范一起投降滿清，臺灣也剃發易服。此時離滿清入關已經整整過去了三十九年！從此以后，漢服和漢人傳統的束發發型便隨之徹底消失在了人世間，再也沒有恢復過，按照滿清“十從十不從”的規矩，漢服變成了“僧服道服喪服孝服戲服”，只有和尚道士、演戲戲子、死人和死人家屬可以穿，其余穿者皆處死刑。漢服在中國的徹底消失和不復再來，這一點甚至還不如做過明朝200多年附屬國，人口比天朝大國少的多的朝鮮李朝能保護自己！“甲申年（1644滿清入關之年），吳（三桂）至（北京）齊化門，居民出迎，見百姓皆剃發，垂泣曰：“清人輕中國矣，前得高麗（朝鮮李朝，高麗是李朝前朝鮮半島統治政權的國名，存在于923年到1392年，1392年高麗王朝被其將軍李成桂發動軍事政變，被所新建立的被稱為李朝的朝鮮王朝滅亡，明朝人卻經常不改用新稱，仍然遵從舊稱古名，仍叫李朝為高麗），亦欲剃發，麗人以死爭之曰，我國衣冠相傳數千年，若欲去發寧去頭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屬國耶？我來遲，誤爾等矣。”（《搜聞續筆》）1634年滿清太宗皇帝愛新覺羅.皇太極進攻朝鮮李朝，占領平壤一路攻入漢城降服朝鮮李朝國王，本來意欲讓朝鮮人都“剃發易服”，朝鮮人哭訴說幾千年這樣穿著不能放棄，滿清就饒恕了朝鮮人準許他們依舊穿著舊時衣服，并且不用剃光頭發后腦留大辮子。所以今天曾經遭受過滿清侵略的朝鮮半島南北兩國，跟沒有遭受過滿清侵略過的日本一樣，還保留著其民族服裝--根據中國從西周穿到明朝末年的漢服改動而成的韓服、和服！！

面對這樣的地獄一般巨大的慘劇，孔子的圣裔后人們又在干什么呢？他們還是干著原來干過的老事，給那些殺人不眨眼的異族侵略者禽獸畜牲魔鬼們當干兒子甚至干孫子，向蠻夷胡虜諂媚巴結，拋媚眼撒嬌，再請求得到原來干過幾次的給異族侵略者當狗的老本行老職位----“衍圣公”嗎！

1644年，滿清那異族小皇帝愛新覺羅.福臨（順治）在其“皇叔父攝政王”多爾袞的庇護下剛剛在北京城里面舉行完登基大典，被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冊封為“衍圣公”十幾年的孔子后代----孔子第六十五代孫孔胤植便立即在第二天上書順治皇帝稱臣,其上處對異族入侵者和侵略屠夫們的贊美拍馬屁可謂是肉麻至極恬不知恥惡心的我羞恥到無地自容！！那畜生漢奸文化流氓孔胤植的《初進表文》，諛頌滿清君主“承天御極，以德綏民”，“六宇共戴神君”，“八荒咸歌圣帝”，“山河與日月交輝”“國祚同者韓并永”,還誠惶誠恐地自稱“臣等闕里堅儒，章健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慶新朝盛治，瞻學之崇隆，趨距恐后”云云。簡直形若禽獸穢似豬糞！滿清小皇帝福臨閱后（當然是其皇叔父攝政王多爾袞閱后假裝其閱過）表示：“先圣為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道之意。本內所開個款俱應相沿，期與優渥，以成盛典。”十月二日，攝政王多爾袞根據方大猷的奏請和吏部的題復，仍封孔胤植為衍圣公，照原階太子太傅，孔胤植長男孔興燮加二品冠服，四氏世襲五經博士孔胤玉、顏紹緒、魯聞達、孟聞璽等仍照舊承襲五經博士，孔胤植保舉的世職曲阜知縣孔貞堪照舊準用。好一派“君臣和睦”“文治大成”四海安寧““天下太平”的景象！可是你們這群孔子后代的漢奸們難道忘記了嗎？就在你們給滿洲人作狗作豬的同時，滿洲人正在那江南煙花之地的揚州肆意的屠殺你的同民族同胞，肆意奸淫你的姐妹侄女，他們在被傷害的時候，還正在想著你們的祖宗孔圣人顯靈，去拯救他們，可是你們現在卻跪在異族侵略者的腳下唱著贊歌，這，就是你們的“仁德”嗎，這就是你們的“王道”嗎？

讓我們來看看這千古第一奴才禽獸文《初進表文》的全文到底如何：
伏以泰運初享，萬國仰維新之治，乾綱中正，九重弘更始之。率士歸誠，普天稱慶。 
　　 
　　恭惟皇帝陛下（順治），承天御極，以德綏民。協瑞圖而首出，六宇共戴神君，應名世而肇興，八荒咸歌圣帝。山河與日月交輝，國祚同乾并永。 
　　 
　　臣等闕里豎儒，章縫微未，曩承列代殊恩，今慶新朝盛治，瞻圣學之崇隆，趨蹌恐后，仰皇猷赫濯，景慕彌深。 懋膺天心之篤佑，金甌鞏固，式慶社稷之靈長。臣等無任瞻仰忻舞屏營之至。謹奉表上。進以聞。

想吐！

滿清順治二年（1645）六月，滿清朝廷頒布剃發令，下令在全國剃發，激起了廣大漢人平民的強烈反抗，而那位主動上表當奴才的衍圣公孔胤植卻于改年閏六月二十六日"恭設香案，宣讀圣諭"，主動地命令所屬內外人役（仆人雜役），與其一起“俱各剃頭訖”（全都剃頭了），并上奏滿清朝廷。多爾袞聞之大悅，再賞曲阜孔家無數白銀、珍奇、金玉之物。 

看到自己的遠房親戚孔胤植這么不爭氣，這么窩囊，另外一個旁支的孔子后人，滿清官員孔聞謤上奏請求，以女真金國和蒙古胡元時都沒有逼迫孔子后代剃發易服而是準許著本來服裝祭祀孔子為理由（“近奉剃頭之例，四氏子孫又告廟遵旨剃發，以明歸順之誠，豈敢再有妄議。但念先圣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當年自為物身者無非斟酌古制所載章甫之冠，所衣縫掖之服，遂為萬世不易之程，子孫世世守之。自漢、唐、宋、金、元以迄明時，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誠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遺規，不忍令其湮沒也。即剃頭之例，當時原未議及四氏子孫，自四家剃發后，章甫縫掖不變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變，使天下雖知臣家之能盡忠，又惜臣家未能盡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發，以復本等衣冠，統惟圣裁。” 出自《清世祖實錄》一六四五年十月初三日孔聞謤揭帖），想要至少讓曲阜孔家一家不要剃發易服，結果被多爾袞大罵一通指責一遍，不予理睬免去職位算完。孔子后人還是不得不穿上孔子生前從來沒有見過的衣服--馬褂，留起孔子生前只會認為是非華夏的蠻夷胡虜之貌的前禿頭后豬尾長辮子，去給孔子磕頭。我不知道孔老夫子在地下世界見了這些被他視為是妖物的蠻夷竟然是他的后代子孫之后會是個什么感覺，我想也不見得會多難受！從今推古，從孫子能推到爺爺，孔子的后代這么惡心，怕是也不能不讓人對孔子個人的思想道德水準產生了嚴重的懷疑了的？這也許主觀性太過嚴重，但是請原諒，孔子的后代太惡心，也就自然讓人對孔子個人的品行態度，實在不能不的產生了巨大的疑心，這是人之常情！！

所以說，即使我們就完全把儒家文化當做是中華文化的徹底代表，那么這一種所謂的中華文化也早就在17世紀中葉的中國徹底絕滅消失了！如果說儒家就是中華文化，那么他早已經徹底消滅近四百年了！！理由很簡單，那最注重孝道，孔子說什么勸說父母幾次父母不答應，就只能乖乖回去干活，仍然恭敬的不觸犯他們，被指責也不能有抱怨，（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語出《論語·里仁篇》），把父母當成是家里的君主一樣驚人的尊敬，子女能做的反抗無非是挨小棍子時要忍著，要挨能打壞了自己身體的大棍子時，則可以逃跑躲藏保住身體而已（“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出自《后漢書.崔寔傳》引《孝經.開宗明義篇》），而同時又堅定不移的認定了身體的毛發皮膚也都是父母恩賜的，剃了割了就是大不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出自《孝經·開宗明義章》。可是滿清已經用武力強迫你全部剃發了，你全體中國人全都“毀傷”發膚了，全都沒了“孝之始”了，全都大不孝了，全都是逆子了，全都“無顏于地下與列祖列宗相見”，全都是孟老夫子說的“禽獸”了。你還談個屁儒家文化，還談個屁“圣人之言”，你的儒家文化的最大根本----孝道都全沒了都全被破壞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整個儒家文化也就徹底消失不復存在了！！

儒家文化可以說徹底不再有了，可是孔子家的那些后生們賣國求榮當漢奸背叛民族的歷史卻仍然在不斷的延續著，滿清經歷了200多年歷史之后滅亡了，但是人家漢奸世家民族叛徒世族的孔子后代們，仍然毫不猶豫的堅定不移的目標明確的絕不懷疑的走著漢奸“衍圣公”的道路，真是風蕭蕭兮易水寒，丈夫，啊，不對，是懦夫一去惜不復還啊！！哈哈。

1919年，前滿清時期的“衍圣公”孔令貽得以再次“入覲天顏”，在愛新覺羅.溥儀那被北洋軍閥政府圈在故宮里幽居享受“優待條件”的“皇城”中享受了可以騎馬來回跑不用下馬進皇城的特殊待遇。后來的數年間，曲阜孔府仍然對前滿清廢帝愛新覺羅.溥儀呈送“奏折”，自稱“微臣”。更可一觀以冷笑嘲諷之的是，滿清滅亡十幾年之后，一九二三年（中華民國十二年），孔丘的第七十七代孫孔德成還以“大清宣統十五年”的落款向溥儀上書以“叩謝天恩”！

辮子軍的頭頭張勛在1917年夏季7月短暫的復辟了滿清12天（后來被段祺瑞的討逆軍打跑，復辟失敗），“民國六年”在那12天里又短暫的成了“大清宣統九年”，孔丘七十六代孫孔令貽又拍電報，電文說“恭承明詔，日月重光，毅力誅猷，普天同慶”，“敬賀大喜”“不勝欣喜若狂之真情”。真是無恥反動到了極點，真是背叛民族效忠異族侵略者到了極點！！當這幫子異族殺人魔王們的末代后裔都已經快要走到窮途末路的時候，這些所謂的“圣人后裔”們還在這里捧著蠻夷異族侵略者殺人屠夫魔王們的臭腳不放手，奴才性格和奴才品德竟然能夠下賤到了這般地步，簡直是令人不敢相信世間竟能有如此賤人，他們又有什么理由繼續活著呢？！

最后也是最罪惡的就是：在偉大的八年抗日戰爭中，孔子的后裔又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犯們親切異常的跨國友誼了！孔子的后裔們不僅僅擔任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和奴役中國的副手助手的角色，而且還承擔了日本帝國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和政治迷惑的“文化政策顧問”這類的重要角色，尊崇和祭拜孔子成為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必須進行的重要手段！！

其實日本軍人在大規模侵略中國時所采取的利用宣揚孔子多么多么偉大，來為大規模入侵和奴役中國找借口和理由的做法，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進程中，這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鮮事情了，其他的歐美外國侵略者也都早已經嘗試過了，英國人這種跟遠在十萬八千里外、跟儒家創始地山東和東亞的儒家文化圈八竿子打不著絲毫都扯不上關系的歐洲國家，都曾經用贊美和鼓吹孔子來反對中國年輕學生對大英帝國的不滿，日本人學英國人的樣照樣畫葫蘆照樣演場戲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又有什么不可以的？試看當時這篇1925年的新聞稿：英國貴族伯爾根（注：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的內務部長，英帝國男爵，參議院議員）（注：在英國倫敦的中央亞洲研究協會發言時）曰：“中國學生現在只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卻孔子之教導。英國之大敵，即此種極力詛咒我大英帝國而幸災樂禍之學生......中國已成為過激黨（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之最好活動場”（《申報》譯自倫敦路透社電文 1925年6月30日）

我不知道孔子之教導有多么的美好和偉大，但我知道，那“大英帝國”的布爾牛GATEMEN紳士們是歡迎和喜歡“孔子之教導”的，他們是反對中國學生“忘卻孔子之教導”的，因為“孔子之教導”對他們大英帝國在整個亞洲東部尤其是在中國的帝國利益，根本構不成任何哪怕是一丁點的威脅，更不要說什么實質性的威脅了，“孔子之教導”反而有助于甚至是大大有助于和有利于英國在中國的殖民統治的延續和擴大！所以他們自然要中國人必須記卻“孔子之教導”，必須不能忘記“孔子之教導”！所以說，不管“孔子之教導”以前能不能揚中國國威顯中國國壯，但是從英國人的態度看的一清二楚，它在20世紀的現代社會里面顯然是根本不能揚中國國威護我國家的，反而墮落和惡心到成了給英國人看家護院做狗做奴才的玩意了，這種東西，徹底丟棄之，也就應該徹底丟棄之了！

1937年，日軍大舉扣動扳機，已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想要進攻北平之前，孔子第七十七代孫孔德成“先生”突然詩興大發，鼓吹中日兩國“同文同種”，詩曰：“江川珠泗源流合，況是同州豈異人”，其論調與日寇文化特務馬場春吉臭味相投（馬場是制造九一八事變的日本關東軍少壯派軍官之一，同時又來往于中日兩國，在中華民國的北平南京等地鼓吹頌揚“孔子之道，至大至高”以建立所謂中日兩國“共榮共存”的“東亞新秩序”，馬場春吉還惺惺作態，令人惡心嘔吐的作“痛心疾首”狀——“世道日下，人心不古，吾日覺昌明孔教，實為對癥之藥”而這“昌明孔教”的任務，就落到了那些東洋小鬼子“大日本皇軍”頭上了！）。

1938年2月8日，日本已經開展全國侵華戰爭半年多，在被日本占領的淪陷區的曲阜，孔府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宴請日寇某駐濟寧的聯隊“聯隊長官”，“大隊長”，“副官”等一干頭目到孔府吃飯喝酒，談天說地，并笑盈盈的高興的合影留念，現在照片仍然在《孔府檔案》8914卷里面珍藏。”。

南京的漢奸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1940年寫的《紀念孔子的意義》一文，直言“中國之一切的典章文物，無不源于先師孔子，無先師孔子，便無所謂中國文化（我發現一個問題：為什么所有的賣國賊和大漢奸們，怎么都不約而同的全都一致性的認為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的同義詞呢？真是狗熊所見略同！）”，汪精衛宣稱自己是為了不讓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消耗實力而失去執政權，是為了不想讓黃種人民繼續做英國美國的奴隸，是為了不讓毛澤東主席的中國共產黨趁著抗日戰爭中日本帝國和國民黨政府相互之間持續不斷的“兩敗俱傷”的消耗而趁機做大做強，不得不搞的“和平、反共、建國”的“和平運動”，體現的便是“儒教真精神”“孔圣真教導”！

1942年，汪精衛漢奸偽政權進行“紀念孔子大會”，孔府代理“奉祀官”----孔子第七十六代孫孔令煜于在這次汪偽政權紀念孔子大會上發表廣播演說，表明想要以孔丘之學，孔家之教助力于“大東亞圣戰”，以“復興各方文化”“完成大東亞圣戰”洗滌“共產邪說”抵御“共產陰謀”。這場瘋狂表演的節目錄音在日本軍隊在中國的全部占領區里到處都在循環式的廣播，以表明小鬼子的“大日本帝國”進行“大東亞圣戰”的“真正目的和最終目標”究竟為何。1943年，孔令煜在“恭逢”汪精衛“還都南京（汪精衛從重慶叛逃，南京建立漢奸偽政權建立）三周年”之際，從曲阜向南京拍出祝賀電報，口稱“我主席汪公”，大贊其“旋轉乾坤之 ，實為從前所未有”“力挽狂瀾”“拯救民族”之類如何如何偉大。

當我看到孔子后裔們這些“圣門世家”們在全中國人民幾千萬被殺死上億人被奴役的悲慘地獄一般的環境中，仍然過得有滋有味舒舒服服，還沒臉沒皮厚顏無恥惡心至極的公開的與日本軍人和漢奸高官們在十分親切友好的氛圍中進行各類社交活動的時候，我真的無話可說！真的，對此，我除了鄙視惡心和想嘔吐，再無一字想談，我真的想吐！請我們每一個炎黃子孫每一個中國人都記取這一時刻的，請我們大家都永遠記取我們民族歷史上那萬分恥辱萬分荒唐萬分卑劣萬分齷齪的時刻吧！我們一定要記住當時那些憑借著自己身上先天血緣才帶來的巨大的祖先光環而很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們，當時是怎么樣的遵循著跟他們祖宗一樣的劣等腳步，繼續干著幾千年如一日的不停歇的持續不斷的叛賣民族出賣國家殘害同胞的無恥勾當的！請我們大家永遠記取吧！請你們千萬不要忘記！！

現當代的中國，很多人用以譴責和攻擊毛澤東的論點，就是譴責毛澤東引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思想是“西來邪教”，馬列主義的傳入中國并且信仰此主義的中共得在整個中國大陸執政統治， 是俄國人的思想殖民，  是俄國人的思想奴役，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沖擊和砸毀儒家、道教和佛教的孔廟、佛寺、道觀、神像和“名士”們的墓碑，是“欲圖徹底滅絕中華傳統文化的巨大罪行”， “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是“中共這個用俄國人思考方式行事的漢奸政權，以對中華傳統文化獨有的深深傷害為形式的背叛民族的罪行”所以，所以毛澤東是共產主義的赤色俄國人的狗 ，不是中國人，而是“黃俄羅斯奴才”

可笑的是在俄羅斯，作為自詡為評價什么是所謂“真正的俄羅斯文化”的權威， 那些“回歸俄羅斯宗教和文化傳統派”（從1970年代開始興起的當初反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中，除了主流的向往美國西歐的“多黨制憲政民主自由派”之外，另外的重要一派----以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為首的，其政見主要就是力圖回歸沙皇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的政治體制，力圖建立起一種新的沙皇制度，力圖重新讓俄羅斯全民信仰東正教，力圖重新恢復和鞏固東正教會的權利）的支持者們，這批跟隨著索爾仁尼琴的俄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們，他們卻是根本不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俄羅斯本土產生的文化， 他們認為共產主義完全都是生活在德國和西歐的猶太人創作出來禍亂全世界的產物 ， 列寧等人的十月革命是在“破壞俄羅斯傳統， 破壞俄羅斯人民世代的宗教和文化”，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黨員在俄國試圖建立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在引進“外來的猶太毒品”，在引狼入室一般的“以猶太人的謊言謬論取代神圣的俄羅斯人對耶穌基督的正信傳統”，所以深深地破壞和傷害了俄羅斯人民的傳統信仰----東正教！（當然說到這里，我不禁必須要插一句疑問句：索爾仁尼琴等人卻徹底忘記了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共同祖先----基輔羅斯大公國在公元988年，也就是1020年前才皈依于耶穌基督，之前一直都是多神教萬物有靈崇拜，信仰戰神斯文托維特、雷神佩倫等十數位神祗，當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皈依基督教的時候拽到了多少基輔羅斯以前信仰的多神教的圖騰柱，拉倒了多少眾神的神像，砸壞了多少眾神的雕刻，抹去了多少眾神的圖畫？這難道不是在“破壞俄羅斯傳統， 破壞俄羅斯人民世代的宗教和文化”嗎？！當年來到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基輔公國傳播基督教，并且幫助弗拉基米爾大公確立基督教在思想意識和神學觀念上的徹底獨尊地位的傳教士們，絕大多數都是希臘人，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于當時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現在的伊斯坦布爾的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難道弗拉基米爾大公用外來的基督教取代本土的多神教信仰，不是引進“外來的拜占庭毒品”“破壞俄羅斯傳統， 破壞俄羅斯人民世代的宗教和文化”？索爾仁尼琴在這里無疑使用了雙重標準！）

所以說我不禁想反問一聲：我們國內這幾十年里剛剛蜂擁而出的那些大罵毛澤東是“黃俄羅斯”“思想文化上的賣國賊”的所謂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捍衛者”們， 在辱罵罵毛澤東不是中國人而是“黃俄羅斯”之前， 請至少先得做一件事吧，那就是還應該先去跟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2007年就已經歸西的死去三年多的魂靈去談談聊聊，好好研究一下，搞搞清楚毛澤東既然追隨的是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府的傳統，而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又被索老頭等人說成是西歐傳來的猶太毒素，那么追隨蘇維埃的毛澤東豈不成了“黃猶太”，又怎么能接著被中國的那些傳統派們罵成是“黃俄羅斯”呢？！！這個問題我想即使索老頭復活后跟他們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也恐怕花多長時間也永遠搞不清楚！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偽命題，是個先入為主的沒有嚴密的科學論證根據的站不住腳跟的虛假假設！毛澤東既不是黃猶太，也更不是什么黃俄羅斯，他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炎黃子孫，是一個真真正正的華夏兒郎，是一個響當當的中國人！！   

昔日斯大林的蘇聯在1938年發起“消滅宗教的無神論五年計劃”，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境內的一切宗教，無論是主體民族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傳統上長期信仰的東方正統教會（東正教），還是蘇聯各個少數民族的主要宗教----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和波蘭人信仰的羅馬教會（天主教）、愛沙尼亞和芬蘭人信仰的基督教新教信義宗（路德派）、韃靼人、車臣人、阿塞拜疆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等等信仰的伊斯蘭教遜尼派、猶太人信仰的猶太教、阿留申人、楚克奇人等等原住民信仰的”萬物有靈“的拜物教或薩滿教等等在內的一切宗教，斯大林當時都予以毫不留情的徹徹底底的堅決消滅，當然當時對蘇聯的主體民族俄羅斯人傳統上信仰上千年的東正教會也一樣予以了徹底鏟除！當時的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的號召下，響應“消滅宗教的無神論五年計劃”，在砸毀破壞蘇聯各少數民族的宗教建筑宗教場所----伊斯蘭教清真寺、猶太教會堂、天主教堂、新教教堂等等的同時，也砸毀了無數俄羅斯傳統宗教信仰的東正教堂、修道院、教士墓碑和所謂的上帝、天使、圣人顯靈的“神跡神物”。只是因為納粹德國1941年突然大規模襲擊整個蘇聯，才導致這個“無神論五年計劃”中途夭折停止！斯大林也改變態度而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合作抗擊納粹德軍，把被關押在古拉格勞改營里的東正教神父們放出來，允許他們帶著愿意祈禱的市民跟著祈禱求平安，并且允許在被納粹德軍正包圍和正被攻擊的城市里豎起任何大小的東正教十字架，并且重新開放和修繕當時正處在戰爭發生區域內城市里的東正教堂（但東正教十字架不能在蘇聯紅軍軍營里豎起，蘇聯境內并非納粹德軍和蘇聯紅軍正發生交戰的區域內的城市的東正教堂則一概都沒有修復），東正教神父們并可以站在遠處遙望著手拿十字架劃十字對蘇聯紅軍士兵賜福（但不能進入蘇軍軍營里面劃十字賜福），蘇聯紅軍的軍官士兵可以自己在戰斗期間自己單獨祈禱上帝保護自己平安（但不能軍營里全體軍人大規模聚集一起祈禱上帝）。這種對東正教的寬容和放松管制當然不可能是因為斯大林改變了從他16歲那年（1895年）就已經形成的希望徹底的不留余地的消滅一切宗教的強烈的反宗教觀點，而是因為當時蘇聯正處在極度恐怖可怕殘酷無情的戰爭狀態中，而且這一戰爭發生的時間、地點和戰爭進行的過程和方式，恰恰又是蘇聯共產黨之前所沒有預料到的，所以不得不被逼無奈的對宗教寬容，借由宗教的安慰性和麻醉性來安撫平靜廣大蘇聯人民受到驚嚇和恐懼后，惴惴不安驚恐莫名急需安慰平靜的心靈！是一種權宜之計和暫時政策！所以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斯大林很快就立刻重新對東正教會收緊了繩索加大了壓制。當然了，蘇聯當時這種對宗教的寬大優厚待遇僅僅是對作為蘇聯主體民族的俄羅斯人傳統上信仰的東正教如此，對蘇聯各個少數民族傳統上信仰的那些天主教、新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和一切拜物教“萬物有靈”的信徒，都并沒有任何這種相類似于東正教徒的寬大措施，反而在整個蘇聯衛國戰爭的過程中加大了對這些蘇聯少數民族信仰的宗教的理論批判力度，并且更加嚴厲的禁止和繼續摧毀這些宗教剩余的痕跡和影響，對這些宗教信徒們進行宗教活動的禁止和打擊程度也明顯的增強了！由此可見，共產黨政權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其統治下的國家中的人口多數的主體民族所謂的傳統文化（就是這個共產黨政權建立，該國家的主體民族以前上千年里長期維持了較長時間的思想主導性的宗教、哲學和思想觀念），跟對待共產黨國家內所有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一樣，總會在一定的時間段內進行猛烈的批判、反對和破壞，這是一種共同的現象！怎么能把中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舊”說成是共產黨政權里“獨一無二的瘋狂摧殘本國傳統文化的罪行”呢，怎么能被某些人說成是什么“中共比別的共產黨不同，獨有的特性就是對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深深仇恨”呢？斯大林停止“無神論五年計劃”改善與東正教會的關系是因為納粹德軍的大規模入侵，絕對不能證明斯大林又開始重新信仰起了他小時候學習的東正教（他少年時是沙皇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的格魯吉亞省哥里市的東正教學校的一名學生），將其比之于中國，如果上世紀60年代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蘇聯或者林登.約翰遜的美國真的像毛澤東主席所擔心和憂慮的那樣大規模軍事入侵和進攻我國的話，毛澤東的中共也很可能會徹底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已經進行了的“破四舊”運動，結束對佛教和道教的必欲消滅之的仇敵關系，會改善與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民族傳統上長期信仰的佛教道教的關系，把和尚道士們從勞改營里釋放出來，允許他們帶著愿意跟著他們燒香磕頭的老百姓們一起燒香求平安（但絕對不會把中國國內諸如回族、維吾爾族、藏族等等少數民族所信仰的其他宗教的神職人員釋放出來，諸如阿訇、神父、牧師、喇嘛之類不可能獲釋），毛澤東也會允許他們在戰爭中中國正被敵人攻擊和圍困的城市里舉起一些畫著佛教萬字符號或者道教陰陽太極八卦之類的旗幡布卷（但解放軍軍營里肯定不準有），也會允許他們在遠處站著念經焚香轉佛珠遙遙的給解放軍士兵賜福（肯定也不允許他們進軍營里賜福），也可能容許解放軍士兵自己個人單獨的上香磕頭拜拜神佛求求平安（肯定也不會允許軍人們大規模聚眾一塊磕頭）。毛澤東到時肯定會那么做，雖然他也會像斯大林那樣繼續保留很多對宗教儀式和活動的限制，但是毫無疑問的，毛澤東到時是肯定會改善與漢民族傳統信仰的宗教的關系并且放松管制的，而他這么做，也跟斯大林一樣，僅僅是為了安慰和安撫百姓的害怕情緒使之平靜而已。毛澤東當年沒有這樣做，是因為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雖然高聲大喊著嚇唬人一般的說要給中國懲罰要把中國“打回石器時代”，但其實一直到毛澤東1976年去世以前的十幾年，盡管中國與美國和蘇聯兩個陣營都是敵人，但兩個陣營也最終都沒有膽敢大規模全面入侵我國，既然當年蘇美兩國根本不敢那么做，那么毛澤東自然就沒必要這么做，如果真的發生了大規模了入侵之后他這么做了，雖然看上去是對他剛剛搞過的“破四舊”的激烈反傳統的一種180度的大轉彎，然而事實上并也沒有什么非常奇怪和值得詫異的！這就是歷史規律、時代環境和他本來的超然剛猛的性格特征所帶來的必然邏輯！

現當代中國大陸涌現的諸如什么“新儒家”的李澤厚、蔣慶等等“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中華文化復古主義者”們，胡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是什么“中共這個用俄國人的外來思考方式行事的漢奸政權，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了深深傷害，實質是一種背叛民族的叛國罪行”。哈哈，真是荒誕絕倫諷刺至極，“深深傷害”“背叛民族”“叛國”？哈哈，這些愚昧無知無恥無學的畜牲們，其實根本就不知道當年的紅衛兵們是怎樣思考和行動的。當時紅衛兵們對中國大地上那些諸如什么哈爾濱的圣.尼古拉東正教堂、天津的老西開天主教堂等等近幾百年間由歐洲各國的或是羅馬天主教會或是東正教或是新教各派的基督教各派教會的傳教士們，所建起的數百個教堂都是一概的砸毀砸爛，搗毀干凈！（其中半數以上都是建成于蔣介石----這個跟宋美齡1927年結婚以后就成了“耶穌基督信徒”，加入了基督教新教信義宗衛理公會的假洋鬼子領導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是由當時那位蔣委員長宣稱的各“友邦”，那些美英法等等國家的傳教士們建立起來的。歷史就是喜歡這樣冷酷無情的毫不保留的進行天翻地覆的嘲諷。這個自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國民革命繼承人”的蔣光頭，卻在自己1975年臨死前的遺囑中說的清清楚楚，“余自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先總理中山先生信徒自居”，也就是說，他蔣某人不光是國民黨總裁，不光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同時居然也還是那跟中國人民跟華夏民族跟中華文化十八桿子都打不著的、沒有一點關系的兩千年前的勞什子猶太人、拿勒撒的木匠耶穌的弟子，合著人家不光追隨孫中山先生一個，而是“土洋結合”“中外一體”“既華既夷”，把孫中山先生和耶穌基督兩個干爹連在一起都一塊拜一塊敬，而且還把那兩千年前的古洋人耶穌的位置放在現代中國人孫中山先生之前，是先拜洋大爺然后再拜中國人！這他媽的算個鳥“復興民族文化”，那個十字架上的長毛發瘦排骨面色慘淡的猶太木匠耶穌基督，跟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有個屁關系！就這樣的人還有臉在1966年搞什么“復興中華文化運動”，宣稱自己是什么中華文化的真正傳人，并且指責毛澤東毀滅民族文化，我呸！事實上，歷史不光嘲諷了這些新儒家們所指望所稱贊的蔣介石，同時也嘲諷了很多新儒家們所贊美所羨慕的南朝鮮---所謂的大韓民國人，那些新儒家們在1980年代以后持續不斷的眾口一詞的贊美韓國是什么“傳統儒家社會”的典范，“真正對儒家文化進行了完整的傳承”，但可笑至極的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軍事占領朝鮮半島南部并且扶植建立起“大韓民國”以來，韓國人中的基督教徒，無論是新教各派還是天主教會的信徒，其數量和占韓國總人口的比例，都一直在不斷地增長之中，尤其是在被稱為是“漢江奇跡”的1960----1980年代，也就是所謂韓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內，韓國的基督教徒更是首次超過了半數，現在韓國總人口中61.3%是基督教新教各派與天主教派的信徒！韓國這樣一個明明確確嚴嚴實實的基督教國家，竟然被“新儒家”的廢柴弱智們胡扯蛋成什么“儒家社會的典范”，簡直笑破我的肚皮！難不成，孔夫子就是那個在十字架上被釘死的木匠？《論語》就是《圣經》？《孝經》就是《福音書》？圣保羅是顏回，圣彼得是子路？哈哈，笑死人了！），事實上當年紅衛兵們一共在武漢、上海、濟南、淄博、青島、徐州、洛陽、開封、福州、廈門、泉州、惠州、東莞、廣州等等一百多座城市里砸爛摧毀了由基督教各派分別在不同歷史階段中所建起的數百個教堂！當時對他們的政策就是都一并都盡數砸之毀之，十字架和圣像被從高處扔下砸下，教堂壁畫被劃爛，《圣經》被燒毀。這難道就是“新儒家”們所說得什么“文化大革命”所“獨有的”對中華文化的“滅絕”？這些自稱“回歸中華文化”的文化復古主義者們請回答我，難不成你們想要給我說這么多教堂里掛著的那個十字架上的拿勒薩的木匠猶太人耶穌也成了中華文化的代表了，難不成要給我說基督教也成了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了？這些文化復古主義者還說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所謂“民族背叛”“叛國”，這些王八們不要給我扯蛋什么毀滅基督教也成了民族背叛，不要給我扯砸爛摧毀基督教堂不是為華夏民族的本土文化的自我防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反而成了“背叛民族”“叛國”？背叛的是什么民族？難道是背叛了華夏民族嗎？難道在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們的眼中，基督教各派的教堂、教會和傳教士們不是一種外來文化輸入外來文化侵略所帶來的嚴重威脅，反倒成了“中華本土傳統文化”了？難道毛澤東摧毀這些基督教會的行為，不是在非主觀意識的客觀事實上，實際上客觀的幫助了儒家佛教道教，因為正是因為“破四舊”里對基督教各派的強烈打擊，才使其中國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進行改革開放后一直到今天的這幾十年里，在基督教各派的不斷派出傳教士進行立體轟炸的文化輸出的優勢地位的重壓之下，還沒有能夠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還能夠雖然節節敗退但還能勉力支撐有所抗衡，這難道不是因為當年“破四舊”時對基督教各派勢力進行統一消滅砸毀所做出的貢獻嗎？（看看同樣在亞洲東部的，那個沒有發生過“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的“滔天罪行”的，自稱是什么大韓民國的南朝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間里，不是很快就全民擁抱基督教投靠耶穌基督了嗎？韓國不是在70年代末其國內宣稱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就超過了總人口的一半了，現在達到60%以上，并且已經二三十年間一直維持在這個比例嗎？儒家社會對基督教會的不能抵抗的軟弱本性，不是一眼就能明知了嗎？）也許，那些“新儒家”的文化復古的白癡們已經在自己的幻想中發現自己臉上皮膚上變成了白色、鼻梁也已經高起、渾身也長出遍體體毛，所以他們覺得自己的人種都變了樣，所以他們的“回歸傳統文化”就變成了大規模信仰耶穌基督了？另外還需要值得仔細研究和引起我們研究歷史時必須加以重視的是，中國現在維吾爾族、回族、哈薩克族等十幾個民族所信仰的超過一億信眾的伊斯蘭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是被徹底批判和加以摧毀消滅了的，當時各個清真寺全部關閉，清真寺被砸也是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不僅僅是漢族紅衛兵起來砸毀砸爛清真寺，回族、維吾爾族等等原本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的年輕人們所組成的當地紅衛兵，也在當地革命委員會的組織之下必須參與和加入摧毀和砸爛清真寺的行動中來！清真寺中的新月被從高處砸下，《古蘭經》被撕爛，本來是伊斯蘭教徒，因為豬極其骯臟所以極其避諱靠近豬更不能吃豬肉的穆斯林各民族百姓，甚至包括以前的伊斯蘭教教士----阿訇們，也必須全部動員起來，全都得去養豬喂豬，甚至必須都得當著革命委員會中下派來的干部和中原內地紅衛兵中的先進代表們的面當場試吃小塊豬肉，以表示和驗證其忠誠。砸毀清真寺和反伊斯蘭教也成了“文化大革命”這一“民族背叛”和“叛國”罪行“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了深深傷害”了？難道在那些“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的眼里，真主安拉和祂的“最后派出的最完美最智慧的先知---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也成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了？哈哈，他們是不是也覺得“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出自《圣訓.第三十一》）也成了中華古圣先賢的“至理名言”了，所以消滅它就成了“背叛民族”？真是莫大的諷刺！難不成那些“回歸中華傳統文化”者在剛剛換了白皮長出長毛發高鼻梁之后沒多久，又搖身一變的穿上袍子戴起頭巾騎上駱駝成了高喊“阿拉.阿克巴（真主至大）”的本拉登們了？怕是他們雖然有拉登那種瘋癲和胡思亂想，卻根本沒有拉登那種膽子和勇氣吧！毛澤東當年這么大力度的毫不留情面的徹底砸爛新疆和寧夏的清真寺，新疆和寧夏在那個時代又哪里發生過什么大的動亂和激烈的反抗？！反而在那時是風平浪靜一片寧靜毫無波濤！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后在新疆、甘肅、寧夏和青海等地全都大規模的修繕、整理和重新開放清真寺供信徒禮拜，并且中共重新嚴密保護并且保證絕對再也不對這些重要的宗教和人文設施加以任何的人為毀壞，然而這幾十年來想要讓新疆獨立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的疆獨運動，想要在新疆建立起一個伊斯蘭教遜尼派原教旨主義的神權國家的什么“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之類的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暴行組織們，一個個的如雨后春筍春日禾苗一樣在新疆不斷興起，導致新疆幾十年里治安和安全秩序越來越差，維吾爾人跟漢人的矛盾沖突越來越劇烈，一次次大規模的反漢分裂暴動和殺戮一次次的發生，從1988年就在烏魯木齊爆發，隨后幾十年里不斷地爆發，最終越釀越大最積越深，最終引起了新疆烏魯木齊2009年大暴亂大砍殺那么大的動亂暴行！難道不足以證明更大的危險仍然潛藏在后面，隨時準備突然爆發涌出將中國在新疆的統治徹底埋葬嗎？！最后還要提醒一下方面，那就是西藏的藏傳佛教（喇嘛教）的問題,這個藏族人傳統上信仰的藏傳佛教，在歷史長河中是曾經被兩個把漢族廣大人民當做豬狗奴才一樣屠殺奸淫虐待凌辱了數百年的外來侵略者的殖民政權----蒙元滿清所欽定追捧的“國教”，蒙元、滿清的統治者們還采取各種手法政策，將漢傳佛教的影響力徹底置于藏傳佛教之下。這個被想要讓整個西藏、青海和四川甘肅兩省一部分都從中國分裂出去建立獨立主權國家的藏獨分子們所信仰，并且現在其宗教教法里面明確規定的最高的精神領袖最高位的活佛----達賴喇嘛，也就是“西藏獨立運動”的總頭子！這個宗教幾乎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邪教！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中，這個邪教也一樣被徹底禁止和猛烈批判，所有的喇嘛寺都關閉，很多佛像被砸爛，山門被砸毀，佛教萬字被砸碎，經堂被搗毀，周圍那些豎立在佛像周圍的----本來來自于印度教或者西藏本土苯教而被藏傳佛教（喇嘛教）加以利用了的邪神們，什么大黑神之類的神像也都被砸碎。這些砸爛西藏藏族人歷史上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里一直長期信仰和尊崇的藏傳佛教（喇嘛教）寺廟和佛像的行為，并不是僅僅只有漢族紅衛兵在砸毀，恰恰相反，主要都是當地的藏族紅衛兵在組織起來砸爛和消滅自己民族長期傳統信仰的宗教設施和場所！這種砸爛喇嘛寺的行動不僅僅大規模發生在西藏，在青海、甘肅、云南、四川等等藏傳佛教寺廟集中和藏族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也都大規模發生，在青海省壤塘縣的夏炎扎西贊拉貢巴寺等等著名的藏傳佛教寺廟都發生過，在西藏更是在諸如拉薩的扎什倫布寺、大昭寺、哲蚌寺等等藏傳佛教著名的嗅到圣地都進行過徹底砸爛佛像和經堂的運動。還有陜西省境內那座保存有那位滿清時對全中國各民族都進行殘酷壓迫的康熙愛新覺羅.玄燁（康熙）為拉攏西藏、青海、甘肅境內的藏族封建農奴主，而立起的所謂《御制 廣仁寺碑》，還存有那位蘭兒皇太后慈禧妖婆1901年躲避八國聯軍攻擊北京因而西逃陜西時打賞當地喇嘛的楠木龍燈等等所謂“文物”的西安市內唯一的藏傳佛教寺廟----廣仁寺（可以說此廟中保存著大量被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教科書評價為“最腐朽最黑暗最愚昧的封建王朝”的滿清政權，進行黑暗殘暴的種族奴役和種族壓迫政策的昭昭罪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舊”中也一樣被徹底砸爛夷為平地！事實上，西藏全自治區內的兩千七百多座藏傳佛教寺廟在當時被本地藏族學生為主的藏漢兩族紅衛兵幾乎徹底砸沒消滅，西藏之外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等地區總共加起來有六千多座的藏傳佛教喇嘛廟,經過“破四舊”的嚴厲懲罰，保存下來仍然可以使用的也最終只剩下了個位數！正是毛澤東當年對藏傳佛教勢力的這種猛烈打擊和強烈鎮壓，才使得達賴喇嘛在海外進行的“西藏獨立運動”，在這十幾年期間根本沒有半點可以進入西藏地區搞顛覆破壞或者煽動活動的可能性！！在毛澤東對西藏地區傳統文化這么嚴厲的懲罰和整治下，西藏地區在那十幾年間再加上之前的幾年總共二十年間卻是非常平靜非常安寧非常順利，在當時根本沒有任何形式的反漢或者分裂活動的暴亂和動亂。反倒是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鄧總設計師和（胡）耀邦同志們，說什么為了“修正和改悔文化大革命這一十年動亂對我國民族自治工作所造成的嚴重傷害”，為了將來更好的“維護民族團結和推進民族互助工作”，于是乎重新開放并且重新建造重新修繕重新擴大上千座藏傳佛教（喇嘛教）的喇嘛寺廟，在1980年將1955年以后在西藏搞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所逮捕關押判刑審判的舊西藏官員、農奴主、封建主、活佛和各類喇嘛神職人員全都一刀切的不加區分不加辨別的全都“平反、恢復名譽，釋放并給予補償”，在邀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到達賴在西藏嘉措的老家參觀并且開始在北京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進行多輪次各方面的談判以后，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和對文革錯誤的反思、道歉、謝罪和改正，卻不僅一點也沒有讓西藏變得更加平穩安定，反倒是讓“西藏獨立運動”死灰復燃死火重生重新崛起，讓藏獨分子們以為中共中央害怕達賴喇嘛并且不敢真正打擊藏獨分子，助長了他們的膽量，這種思維邏輯的推廣和情緒的蔓延，大大的助長和鼓勵了喇嘛等神職人員和西藏舊貴族舊官員們尋求和追求西藏獨立建國成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熱情，大大增加了西藏的安全隱患，導致西藏在1987年、1988年、1989年連續三年每一年都在拉薩、日柯澤等地爆發大規模動亂，2008年更是再次爆發在拉薩街頭極大規模的打砸搶燒的捅殺漢族人民的仇漢分裂的嚴重動亂，出現了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控制力嚴重失控的現象！以現在這種情況繼續延續轄區，未來在西藏發生更大規模的動亂，甚至將來達賴喇嘛和藏獨分子們尋求的“西藏國”獨立建國理想的成功，誰又能說是不可能的？！難道說藏傳佛教這種幫助蒙元滿清兩代外族侵略者延續了數百年的罪惡至極的血腥侵略和殖民統治，現在又幫助達賴喇嘛進行“西藏獨立”這種妄圖分裂祖國傷害祖國母親的準邪教，在“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復古主義者眼中，也居然都成了什么“中華傳統文化”了？那些胡扯什么文化大革命是什么“背叛民族”“叛國”的“對中華文化的深深傷害”的“回歸傳統文化”者，莫不都是已經跟達賴喇嘛等藏獨分子站在了一條道路上，莫不都是些潛藏在深處的藏獨分子？！誰敢保證這些人都不是些隨時準備“簞食壺漿”以迎接達賴喇嘛這個“王師”的“第五縱隊”呢？！恐怕只有未來中國歷史的發展變化，才能慢慢的以它的悲情和殘酷來加以驗證！

 說毛澤東徹底否定中華文化，其實說到底，究竟什么才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思想？這原本就是一個帶有巨大疑問爭議極大的問題！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就是中華傳統文化了嗎？翟玉忠等先生現在正在主張“新法家”，在辦網站辦刊物，極力宣揚“道法中國”，認為由慎到、商鞅、申不害、韓非所創立的，由商鞅 、李斯、 秦始皇進行了真正大規模的深刻的社會實踐的法家思想，才是黃老道學的真正繼承者，  是上承自黃帝老子的道家思想，  是所謂的“中國原生文明”！儒家從西漢開始獨斷掌控了國家機器的文化教育產業（注1）之后，尤其是從西漢末期漢元帝劉奭還在給漢宣帝劉詢當太子時，就開始不斷干預政治運作（注2），簡單的說，儒家的上位，才是使得華夏民族走上了破壞中華原生文化的歪路邪路，使得華夏民族在公元后第二個千年（1000----1999）中多次飽受外族侵略帶來的奴役統治并發生無數次屠殺慘禍的潛在原因（女真金國、蒙元、滿清、八國聯軍、日本；常州屠城、襄陽屠城、揚州三日、嘉定三屠、廣州之屠、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     
 （注1：漢武帝劉徹的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還僅僅是文化教育上獨用儒生，軍事政治財政等職務，仍然多用諸如張湯、楊可、桑弘羊、上官桀之類學申商之術幾十年的法家子弟，那位著名的大儒時任大農令的顏異，因為反對用告發手段反擊商人偷漏稅，被告發偷漏稅的商人財產全部沒收并且一年戍邊，而告發人可以拿到被告發人一半財產的算緡和告緡法令而被處斬；反對再繼續長時間的與匈奴交戰而主張與匈奴議和并且再次和親通好的儒生狄山，本身毫不懂得軍事，卻被漢武帝硬送到前線哨所在前線被匈奴人打死；董仲舒僅僅被漢武帝視為是顧問一類，結果還因為董宣揚“天人感應”說因而被罷斥不用。這就是所謂“內儒外法”者矣）   ）（注2：當時還是太子，未來成為漢元帝的劉奭年輕時就曾經勸諫父親漢宣帝劉洵：“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漢宣帝氣的痛罵：“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語出《漢書·元帝紀》。翻譯成現代漢語也很簡單，太子劉奭勸說父親漢宣帝劉詢要多用儒生，覺得父親以前刑法太嚴厲殺人太多，希望父親改。父親漢宣帝劉詢則說得明白：我們漢朝本來就有制度，本來大漢朝就是把法家所說的霸道與儒家所說的王道結合在一起治國，并且將禮儀和法制并重，你身為太子，怎么能光采用儒家主張的道德教化那一套，竟然荒謬到想要恢復周朝那時的禮制了呢？而且庸俗平庸的儒生們根本不合乎時代的向前發展，喜好拿過去的所謂好時代來非議和否定今天的統治，讓人們目眩神迷于虛幻無意義的名譽而忘記了根本的實在，讓人們根本忘記了要什么東西才最值得保衛守護，又怎么能夠任用這些儒生來治理國家呢？他們根本不配被任用！漢宣帝劉洵接著長嘆：“亂我漢家者，必太子也”。果不其然，劉詢的太子后來的漢元帝劉奭死亡后未有三十載，一代巨奸大騙子王莽便借助其姑姑是漢元帝劉奭的妻子的裙帶關系，裝出一副最符合儒家所講孝道的孝子面目，討人歡心步步高升，最終篡位上臺登記，搞的天下大亂匈奴在此背叛中原而侵擾漢地，西域各小國也都不服而起兵作亂，中原赤眉軍、綠林軍、平江軍、下林軍等農民軍都借助扶持西漢皇室的名頭而紛紛竄起，因而中國大地上發生了持續十幾年的大規模內戰了！），  

某些人說毛澤東一生都在極力反對儒家，所以毛澤東是一個徹底反對并且試圖滅絕中華文化的“精神上的賣國賊”。可是他們卻完全忘記了，或許也是故意的有選擇性失明的忘記了，毛澤東在其輝煌燦爛的一生中，卻始終都是極力熱忱的贊頌和維護曾經作為儒家思想最大的反對者的中國先秦諸子百家之一的法家思想的，對法家思想的贊美和捍衛在他整個一生中都絲毫沒有過改變！早在毛澤東年輕時在湖南省長沙第一師范畢業后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代理圖書管理員的時候，他就曾經在讀書筆記中極力歌頌商鞅“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商鞅之法，良法也......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哉。”而到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尤其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毛澤東對商鞅韓非秦始皇以至整個法家思想的推崇贊美更是到了無以附加的地步。毛澤東1963年在會見郭沫若、巴金、周揚、老舍等等過去國民黨統治區域寫出二十幾年內的老作家時說道：“我知道你們中有的人罵我是秦始皇，我很清楚你們腦子里想的是什么。我要說你們罵我是秦始皇，其實是沒罵成我反而夸獎了我。我說你們說的還不對，還不夠，我不光是秦始皇，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還要偉大很多倍！”1973年8月5日，毛澤東會見江青，讓江青記下一首著名的七律并在各大黨報上公開刊登供全中國人學習，此詩大力贊美秦始皇的偉大功績“勸君莫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原返文王。”，此詩宣稱孔子儒學講空話不敢實話虛偽至極，而秦始皇則是干實事大功績振興民族，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里要實行人本主義也就是人民本位主義，卻認同孔夫子是人民本位主義，辱罵秦始皇，則是寫出了一篇垃圾爛文。郭沫若趕緊認罪認錯，重新改正自己的觀點，寫出大量的歷史論文贊美秦始皇。當時從1973年開始，中國的“批林批孔”中出現了“批儒評法”“批儒揚法”的高潮，贊美法家批判儒家，各大中院校歷史系都在鼓足干勁的創作一系列贊美法家批判儒家的學術論文，全國各大報紙都加以刊登全民學習、全民背誦、全民了解、全民體會。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難道法家思想不也是中華文化中非常偉大的組成部分嗎？難道推崇和極力贊美法家思想還讓全民學習的毛澤東，不也是在為維護中華文化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了嗎？難道擁護和推崇法家思想反倒成了破壞和摧毀中華文化，也成了“妄圖徹底否定和摧毀中華文化”了嗎？     

我們都應該很清楚，儒家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幫閑文人對法家思想的憤怒辱罵和誹謗攻擊是數千年以來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都不曾有過絲毫的稍加放松的！儒學和法家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思想領域深處的爭端就是一直存在著，在政治層面雖然法家越發大勢頹廢，但仍然常有力圖翻身的悲壯抗爭。不要說戰國到秦朝，也不要說西漢，東漢末年三分天下的曹操曹孟德，其三篇《求賢令》中多次聲言要尋覓人才不應該強求忠誠孝順，雖不忠不孝，對天下社稷萬民有大用的，也一定要著力提拔。在其第三篇《求賢令》《舉賢勿拘品行令》中他更是明確說到“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直接把母親死了都不回家看看的吳起類型的人都認為是大才必須被起用，這嚴重的違背著孔孟儒家孝道的教導，卻很有幾分法家的色彩。雖然曹操迫于生活的環境，不敢說自己不是孔孟之徒，甚至還以維護儒家主張的對父母的孝道為名借孔融閑談中隨便說了幾句話，誅殺了政敵孔融（曹操殺孔融找的理由就是因為孔融說過：父親對子女無恩德，只是父親當時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欲而已，母親對子女也無關系，只是懷孕時當做是一個承載物品，也就是胎兒的盒子而已，如果父母親不好，那么遇上大饑荒大兵亂時，只有一口吃的夠一人活命，就不應該給父母而留給自己吃了活命。毛澤東一生極為崇拜和贊頌，并將其立為“社會主義的新圣人”，所謂“封建社會有圣人孔子，社會主義社會有圣人魯迅”的魯迅先生，在他1927年7月23日在國民黨廣州黨部下屬教育局的夏季學術演講會上所作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極力贊美曹操，說“曹操在歷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編歷史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但是在談到曹操殺孔融的時候也不禁反問質疑“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你求人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孔融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但是他這幾篇求賢令都毫無疑問的是印證的申商之術法家之言的，也難怪在南朝宋齊梁陳時就開始出現惡名罵名（但好歹當時還是毀譽參半，尚有榮譽），到了北宋之時，那二程程顥程頤，創立了宣稱是上乘自韓愈李翱“承繼自孟子后中斷千余年之道統”的理學之后，曹操就徹底的變成了不是人的禽獸畜牲惡魔鬼魅了，因為這曹操本身就尊孔孟不純凈，本身就內心神往于商君韓非子，能不漸漸被儒生大哲們罵成畜牲嗎？甚至到北宋時，王安石仍還有法家余輝，雖然迫于大勢，王安石不敢公開說自己不是孔孟圣人之徒，也不敢公開說自己不是儒者，同樣不敢公開說自己是法家思想的追崇者！但是王安石仍然十分崇拜和敬仰被千百年來儒生們罵成妖魔鬼怪的商鞅，王安石后來的變法也仍然帶有明顯的商鞅韓非法家的色彩（雖然遠遠不徹底不純粹，只是帶有些法家色彩而已），法家思想在王安石身上形成了最后一點奮起的波濤，最后一點徒勞的努力，最后一縷落日的夕陽。最終，伴隨著那些可以被稱之為“儒家原教旨主義”的“宋儒”----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名士”一擁而上的反對下，王安石的變法中途夭折中道崩阻，法家思想對中國政治決策層面的最后一點影響，也隨之徹底消失。（附：王安石贊美他之前一千五百年的商鞅，為被儒家唾罵的商鞅恢復名譽“翻案”的詩句  《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而我們回朔到整個漢朝那時候，在那個儒家門徒們剛剛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上得到了獨尊獨享的盛譽和壟斷權力的時候，由于儒家門徒們極為害怕這種在人們思想領域中的獨斷權力會迅速丟失，以及他們害怕再出現一個類似當年誅殺他們中無數人的“暴秦”這樣的法家政權卷土重來，所以儒生儒者們對法家思想的攻擊和殘余的法家勢力的回擊也就隨之相當猛烈！整個西漢的儒法斗爭是非常緊張白熱化的。西漢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大罵商鞅是“其天資刻薄人也......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卒受惡名于秦  有以也夫”。也就是說，法家思想家和實踐者商鞅，是天性刻薄暴虐，缺少對人的恩情感情，后來被人辱罵，是純粹活該！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對秦始皇更是大加攻擊，直接把秦始皇辱罵成了不是人的禽獸畜牲惡魔和暴君，“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司馬遷如此，其他的儒家信徒們對包括當年給與他們教育文化專控大權的漢武帝劉徹一樣是嗤之以鼻，多加侮辱，常以“秦皇漢武”并列加以羞辱丑化，無非是因為漢武帝雖然給了他們教育文化政策的制定權，卻根本沒有給他們政治干預能力，所以一樣是懷恨之心而已！公元前81年（漢昭帝始元六年）舊歷二月，霍光為首的西漢朝廷從全國各地召集各地儒生“賢良文學”60多人到京城長安，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政府官員共同討論鹽鐵朝廷官營、酒類朝廷專賣（鹽鐵與酒都一律徹底的國有化，絕對不允許私人經營！）、均輸、平準（都是類似于計劃經濟的政治強而有力的直接干預干涉經濟，力圖平均物價和減小各地區之間的貧富差異的手法！均輸就是在各地設置均輸官，負責征收、買賣和運輸貨物，地方應交納的貢物，折合成錢交給均輸官，均輸官再在貧富不同的各地區之間賤買貴賣，調節物價，減小地區間經濟差距，同時也為國家增加了收入。平準則是官府負責京師和大城市的平抑物價工作，賤時國家收買，貴時國家拋售，抑制奸商的投機倒把行為，穩定物價。）、統一鑄幣等財經政策，以至屯田戍邊、對匈奴的和平與戰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會上儒生們無恥混蛋，竟然敢質疑漢武帝劉徹的對匈奴自衛反擊戰爭的正確性，滿口什么“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語出《論語.季氏》）”的意淫YY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胡扯什么“好事之臣（明說臣，實說君，暗指漢武帝劉徹），求其（匈奴）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語出《鹽鐵論.備胡第三十八》）”，公然宣稱對匈奴的自衛反擊戰爭是沒有必要的不應該的，沒有什么功績反而導致“中國干戈至今未息”，也就是說讓中國老百姓生活水平因為發動自衛戰爭而大為下降，還因為發動自衛戰爭而使得和平安寧的大好局面徹底喪失，所以漢武帝劉徹反擊匈奴不僅沒有什么功績，反而有了巨大的罪過和罪行。我觀文至此，不禁大怒出聲，怒不可遏，試想，若無漢武帝劉徹率領一干能臣悍將數出塞而北擊匈奴，爾這幫儒生文人之頭顱早就被匈奴騎兵砍下百次了，那還會有性命安坐在大殿之上，居然更厚顏無恥的攻擊當年給與了你們文化教育獨尊特權的先皇帝，真是膽大包天無恥之尤，就應該被碎尸萬段焚尸揚灰！！這樣的一群儒生，這樣的一群賢良文學，這樣的一群混蛋就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代表了嗎？反對和摧毀他們就成了摧毀和消滅中華文化的滔天罪行了？呸，我只有一聲呸字！這些儒生們居然還厚顏無恥的公開宣揚漢武帝討伐匈奴之前，漢朝文景二帝屈辱至極不得不妥協讓步的對匈奴的和親政策是多么的美好幸福，埋怨漢武帝手下王恢在馬邑伏擊匈奴是破壞了和親的大好局面，挑起了不該有的戰爭，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破壞了人民本來的美好生活，這真讓人惡心的想吐！“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后，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鹽鐵論.和親第四十八》）這些言論不是公開的宣揚民族投降有理嗎？這不是公開的聲稱賣國倒有功嗎？這些儒生賢良不是投降派誰是投降派？這些儒生賢良們連漢朝本朝的政治都能肆意歪曲胡扯八道忘恩負義，更不要說對西漢前的所謂暴秦劇秦了，對商鞅他們更是大罵出聲，只把商君說成是禽獸惡魔“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鹽鐵論.非鞅第七》）對秦始皇更是譴責得無以復加。儒生們還扯淡說什么秦朝的滅亡不是因為趙高，卻是因為商鞅和后來秦始皇時的開邊名將蒙恬才導致秦朝迅速滅亡（就像現代整個世界大部分主流歷史學家都在說不是因為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兩次經濟政治改革讓蘇聯滅亡，反倒是斯大林本人所作所為、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斯大林主義的經濟模式讓蘇聯滅亡一樣），簡直荒謬到了極點！“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敗......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鹽鐵論.非鞅第七》）“今商鞅反圣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后政耗亂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于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鹽鐵論.申韓第五十六》）桑弘羊則堅定不移的對儒生們進行堅定地還擊，為商鞅和秦朝進行強而有力的辯護，并且強調商鞅及以后的秦始皇和蒙恬等秦始皇部下都是功高蓋世偉大無比，不應該由他們承擔秦朝滅亡的責任，而應該由趙高來承擔秦朝滅亡的罪責“昔商（鞅）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余。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昔商君明于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幷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飭素修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畜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后卒幷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商朝）而非伊尹（亂殷）也。”（《鹽鐵論.非鞅第七》）桑弘羊還明確的公開指出蒙恬被趙高和秦二世胡亥假傳圣旨而處死，才導致了秦朝的滅亡。強大的秦朝滅亡之后，被蒙恬打的北逃數百里成喪家之犬十幾年不敢南下搗亂的匈奴，才重新對于本來已經沒有任何邊患的中原王朝再次成為了巨大的禍患！“蒙（恬）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群雀。匈奴勢懾，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及其后，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寇。”（《鹽鐵論.伐功第四十五》）桑弘羊還為漢武帝劉徹偉大的對匈奴的自衛反擊戰爭進行光榮的辯護，痛斥儒生們反對進攻匈奴是無恥投降！“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長患。先帝（漢武帝劉徹）興義兵以誅強暴，東滅朝鮮，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強胡，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為黎民遠慮。”（《鹽鐵論.結和第四十三》）“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漢武帝劉徹）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余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眾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侵。于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鹽鐵論.誅秦第四十四》）看到儒生賢良文學們如此無恥的公開宣揚賣國有理，桑弘羊開始對孔子和他的那七十二門徒這些“原始儒家”“初期儒家”“本初儒家”都產生了巨大的質疑、懷疑和厭煩，開始認為儒家一開始出現的初期就對于強大國家強大民族毫無用處卻有阻礙和禍害作用，甚至對孔子、孟子等等所謂大圣人大賢者的本人經歷都開始大加嘲諷諷刺挖苦“昔（春秋時）徐偃王行義而滅，魯哀公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鹽鐵論.和親第四十八》）“文學（儒生）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魯、衛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愍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困此不行。”（《鹽鐵論.論儒第十一》）至于那些漢儒，那些西漢時期的當世之儒，當世之圣人門徒，桑弘羊更是無情的揭開其臉上畫皮，公開指出他們就是一群廢物垃圾和民族敗類的客觀事實！“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況無東方朔之口，其余無可觀者也”（《鹽鐵論.褒賢第十九》）“諸（儒）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循。”（《鹽鐵論.世務第四十七》）

說了這么多，桑弘羊最后怎么樣了呢？鹽鐵論的爭端最后又怎么樣了呢？在當時的首輔大臣霍光的支持和庇護下，朝廷宣布這次儒法之間關于鹽鐵的辯論是儒生賢良文學們獲得了勝利，徹底廢止了酒類的朝廷徹底的國有經營專營，罷去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改成民間經營朝廷征稅而已。霍光后來雖然還不至于愚蠢到按照這些儒生賢良文學們的觀點，即所謂純粹的修造內政以成德政，而對匈奴單純的感化教化而不使用軍事，霍光沒有傻到那程度，他還是維持著邊防防御工事和巨大的軍隊規模的。但是霍光卻不在大規模的主動地積極的先發制人的進攻匈奴，不在像衛青霍去病那樣“窮亡逐北”“封狼居胥”，重新回到了漢武帝之前的靜態被動防御。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0年，霍光指責桑弘羊與上官桀父子和燕王旦圖謀不軌意圖叛亂，結果被處決殺死！本身這次政變是因為燕王旦為了謀取自己年幼的弟弟漢昭帝劉弗陵的帝位而外結合于想要把自己的孫女嫁給漢昭帝劉弗陵被霍光拒絕，走鄂邑公主門路才最終成功，所以反霍光的上官桀父子，并且與為了給自己的婚外情人丁外人求封列侯而被霍光拒絕的漢昭帝劉弗陵的姐姐鄂邑公主建立了聯盟，意圖除滅霍光。《漢書》等正史也都言之卻卻說桑弘羊因為給自己的兒子求官被霍光拒絕，因而也參與了這個誅滅霍光的陰謀。但是長久以來都有人起來質疑，對桑弘羊是否參與了燕王旦、上官桀父子和鄂邑公主與其情人丁外人的謀反陰謀問題，可以說迄今尚無定論。從霍光的西漢朝廷官方所公布的材料看，其指控并沒有直接證據。而桑弘羊是否參與謀反，關鍵在于他對上官父子的密謀是否知情。桑弘羊有可能知情，但種種跡象卻顯然是得出相反的結論。故所謂“謀反”，實際僅僅“涉嫌”而已，桑弘羊純粹是被霍光進行了殘酷無恥的政治迫害（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de17300100cmpd.html  桑弘羊“謀反”案考實）。而霍光本人也遠談不上什么“一心忠漢”“有人格魅力”，事實上霍光本人曾將六七歲的女兒嫁給漢武帝的四大托孤重臣（霍光、桑弘羊、上官桀、金日磾）之一的金日磾的幼子金賞，以建立政治聯盟共同反對桑弘羊和上官桀。他自己如此，卻竟然胡扯什么上官桀的孫女上官氏才六歲年齡太小不能嫁給漢昭帝劉弗陵，這是純粹的雙重標準有選擇性失明！霍光治家和馭下都嚴重不嚴，縱容家人和惡奴為非作歹，他的家奴在長安橫行霸道，甚至曾打上御史大夫府第。東漢樂府詩中也有“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之句。此外，漢朝封給有大功的權臣的兒子以官職一直都是慣例，霍光的幾個兒子也無一例外的得封為中高級官員，因此他反對桑弘羊為兒子求官的行為，純粹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心考量，根本不是出于班固班昭所寫的《漢書》里所說的高尚的動機。一句話，桑弘羊之死，是千古奇冤，是悲慘至極，是法家名士被儒家路線無端迫害致死的典型例證！霍光扶植漢昭帝劉詢登基，劉詢后來又在霍光死后認定霍家后代造反，誅滅霍家全族。漢昭帝劉詢的兒子，就是那位被劉詢說成是“亂我漢家者，必太子也”的漢元帝劉奭，漢元帝劉奭即位當年，即采取朝廷官方出面，比以前更高尊貴的多的程度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為關內侯，賜食邑800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兩次穿素服去吊祭，賜給東園秘器錢帛，贈予列侯禮安葬，謚號“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師傅蕭望之，賜爵關內侯，食邑800戶。夏侯勝卒后，“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萬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尊崇帝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致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會地位。而這位漢元帝劉奭的妻子--正宮皇后王政君，正是后來篡漢自立建立新朝的王莽的姑姑！王家專權攬政，從王莽的叔叔伯伯，也就是王政君的兄弟們，諸如王鳳等就開始了，一直到王莽。王莽竄漢本不必指責，但他這位滿口恢復周禮滿嘴尊崇孔孟先圣滿身都寫著尊奉圣人之言的“謙謙君子”，登基沒有幾年，使得匈奴人有膽量重新反叛作亂，西域各國響應匈奴一并造反，使得西漢剛在現在的新疆和中亞東部設立的“西域都護府”編制和行政單位徹底喪失應用功能，實際使得中原王朝徹底喪失西域這篇駐軍看管遙控干預的廣大國土數十年，一直到東漢明帝時才重新由班超恢復遙控，這就是對民族對國家的巨大罪行了！     
我們又得重新談到毛澤東對法家的態度問題，毛澤東對法家思想和法家的各位思想家和實踐者其一生都是一直極力贊美的，前面已經說過，有那篇著名的讓江青記錄的“勸君莫罵秦始皇”詩句為證， 文化大革命后期，從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國之后，  1972到1976年的報紙期刊上，  到處都是中國大陸各大院校歷史系學生和教師們所寫的“批儒揚法”“批儒評法”的長篇雄文，贊美申不害、商鞅、韓非、李斯、秦始皇嬴政、漢武帝劉徹、桑弘羊、上官桀、曹魏武帝曹操、郭嘉、 恒溫、南朝宋武帝劉裕、隋煬帝楊廣、女皇武則天、太平公主、周興、來俊臣、王安石、北宋神宗趙頊、沈括、呂惠卿、李贄、李漁、天王洪秀全、馮玉山、洪仁玕等人，認為他們都是要么主張要么研究要么力行要么實踐法家思想的杰出人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里到處都是這些歷史論文，遲靜主管的“梁曉編寫組”里匯聚了如馮友蘭、郭沫若、巴金等等教授，每個月的工作也就是寫這些文章。我還曾經在過去的大學母校圖書館里廢棄圖書室中，多次看到了諸如197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歷代儒法斗爭文章選集》之類的書籍，滿滿當當的這類儒法斗爭書籍當時擺滿了幾個書架！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他說，“郭老（指郭沫若）在《十批判書》里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儒學），而且是反法（法家）。尊孔反法，國民黨蔣介石也是一樣的啊！林彪也是尊孔反法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毛澤東說，歷代政治家真正有作為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為了倡導法家反對儒家，毛澤東還批發了廣東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在后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更是提出要將毛澤東評述中國歷史上儒法斗爭的談話內容，寫入中國共產黨的十大政治報告，但受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的反對而作罷。同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黨政軍最高領袖恩維爾.霍查派遣的外賓----國防部長貝基爾·巴盧庫時又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還要偉大。林彪罵我是秦始皇（林彪之子林立果在《571工程紀要》中辱罵毛澤東是“借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以為是罵我，其實等于是在夸我。中國歷來分成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孔子壞，一派講秦始皇壞孔子好。孔子是說空話的，只會講漂亮的空頭承諾，不干實事，孔子周游列國一事無成，四處亂竄，幾無立錐之地，按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惶惶如喪家之犬”，而秦始皇是干實事的，結束西周滅亡后五六百年的大分裂，掃滅六國統一華夏，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建立起偉大的國防工程---長城，派蒙恬主動施行積極的反擊性防御政策，“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十年不敢南下而牧馬”，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看看當時的一篇“批儒揚法”運動最高潮的時候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歷史論文吧，一切也就明了清晰了。《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1974，09，08， 《人民日報》）（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912/120768.html）文章中明確寫道“兩千一百多年前，在我們偉大祖國的大地上，出現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初步統一的封建國家，這就是秦始皇領導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然而，這樣一個頗有新興階級革命朝氣的王朝，在統一中國之后不久就滅亡了。這樣一個歷史現象是怎樣發生的？歷代的孔孟之徒，在這個問題上制造了大量的謊言。他們把秦王朝滅亡的原因，統統歸罪于秦始皇，歸罪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線。這全然是對歷史的歪曲！”這篇文章中的幾個大標題也都把整個主題的立意表明，寫得清清楚楚，“沙丘反革命政變和秦始皇法家路線的中斷”“ 駁法家亡秦論”“秦末農民大起義與法家路線的繼續推行”等等等等，真是清清楚楚把自己想要表明的立場說的一清二白。“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東方，當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廣宗一帶），突然死亡。趙高看見篡奪大權、改變秦始皇的法家路線的時機已到，立即跳出來發動了一場反革命政變。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車馬衛隊和用來傳達朝廷命令、征調軍隊''符璽''大權，扣壓了秦始皇臨終給公子扶蘇的信件，煽動和誘騙胡亥，威脅和拉攏李斯，偽造秦始皇的遺詔，逼死太子扶蘇，禁閉并害死堅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線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為秦二世。趙高用反動的孔孟之道作為發動政變的思想武器。他引證儒家經典，說什么，歷史上有的奪權政變，''孔子著之''，''不為不忠''，''不為不孝''；今天發動政變正合乎孔 丘之''智''。他對胡亥說，始皇臨死前沒有分封諸子，不搞政變你就''無尺寸之地''。他對李斯說，秦的丞相功臣沒''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殺身死，而發動政變擁''慈仁篤厚''''盡禮敬士''的胡亥，就''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在秦始''焚書坑儒''的幾年之后，趙高如此明目張膽地吹捧孔丘，鼓吹所''仁'' 和''禮''，宣揚分封諸侯，這充分暴露了他復古倒退的反動儒家立場。在這個關鍵時刻，身居要職的丞相，老法家路線功臣李斯，本來有可能搞掉趙高，粉碎復辟勢力的政變陰謀，但卻受剝削階級自私自利的本質所制約，為了維護個人的名利地位，妥協動搖，鑄成大錯。李斯在幫助秦始皇統一中國和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方面是有過重要貢獻 的，但也犯過嚴重錯誤。他在趙高發動反革命政變這個緊要關頭，出于私心，向反革命勢力退讓、屈服，就是重大污點之一。”“秦王朝迅速滅亡到底是不是因為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推行了法家路線的結果？這是歷史上儒法論爭十分激烈的一個問題。歷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這個題目攻擊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線。叛徒、賣國賊林彪也學著他們的腔調，寫了《論秦》三條，對秦始皇的法家路線極盡誹謗誣蔑之能事。孔孟之徒叫嚷說：秦朝的迅速滅亡，是由于秦始皇''窮兵黷武''，''內平六國''，''北卻強胡''。林彪也攻擊秦始皇''輕啟戰端''（有若當今袁騰飛之流譴責1950年與美國佬打朝鮮戰爭，1960年代初與蘇聯徹底決裂，同時”援越抗美“，同時堅定地反對兩個超級大國---蘇聯和美國的做法是“窮兵贖武””愚蠢至極”“罪惡滔天”一樣）。事實上，秦始皇所進行的戰爭，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公元前二三○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內，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了關東六國的諸侯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一種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將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匈奴。這兩種戰爭，前者結束了封建諸侯割據的局面，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后者反擊了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隸主貴族的侵擾，保衛了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衛了中原廣大地區先進的封建制的經濟、文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兩種戰爭都是正義的、進步的戰爭。消滅諸侯割據 局面所用的''兵''，抗擊匈奴奴隸主侵襲所用的''武''，都是完全正確和完全必要的。''內平六國''，''北卻強胡''，不但不是秦朝滅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興盛的兩個重要條件。只有那些在社會制度上主張倒退，在侵略者面前主張投降的儒家無恥之徒，才會對此進行喪心病狂的攻擊。”“同時必須指出的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比起春秋、戰國幾百年的任何時候，戰爭都大大減少了。春秋時期的二百四十年間，僅在《魯史》上有記載的，列國間的戰爭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戰國時期，戰爭的規模更加擴大，次數頻繁。其中很多是非正義的割據混戰，給人民造成極大的痛苦。”（事實上毛澤東建政之后，國內內戰也毫無疑問的少了很多，比起北洋軍閥統治時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盧永祥、孫傳芳之間十幾年不停歇的來回拉鋸沒完沒了的內戰，比起1927到1931年間蔣介石與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石友三等人沒完沒了的新軍閥內戰，比起1931到1937年之間日本帝國侵略東北三省、熱河察哈爾、華北北部，同時蔣介石卻還在江西湖南一路“繳共”，比起1937到1945年間的八年全面抗日戰爭，比起1946到1949年之間的三年國共內戰，毛澤東1949年建立政權之后的戰爭當然毫無疑問的是減少了，而且1949年之前除了八年抗日戰爭，多是沒有半點意義的純粹搶地盤的軍閥內戰，1949年后與美國、蘇聯、印度、南越的幾次戰爭都是帶有民族自衛性質的純粹的保衛民族的反擊戰爭）“比起封建諸侯割據時期的這些情況來，秦朝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人 民負擔，相對地說是減輕了的，又哪里有幾十倍苛重的問題呢？在秦始皇執政時期，為了鼓勵發展農業，規定貧苦農民（即“閭左”）每年只服勞役一個月，一生只做正卒一年，戍邊一年。何況，秦朝統一后人民的勞役負擔中，有些純粹是為了抵御匈奴奴隸主的侵擾而不得不做出的犧牲。面對匈奴奴隸主的侵擾，是抵抗還是不抵抗？這是一個關乎民族大義的原則問題。抵抗，人民當然要有較多一些的生活負擔。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勢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難和慘劇。為抵抗匈奴奴隸主的侵襲而動員人力物力，這怎么能和諸侯割據混戰時期的情況相提并論呢？”“儒家殺人的血腥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復辟勢力上臺，革新者就會人頭落地， 廣大勞動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對于復辟勢力，只有實行專政，實行獨裁（毛澤東從來都不屑于否認自己是獨裁，但一直都認為他的這種有利于民族大義的偉大的光榮的獨裁，遠好于無能的腐朽的賣國的小集團小階層的“民主”），才能鞏固新興的社會制度，鞏固國家的統一。秦朝之所以滅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革命暴力運用得還不夠，對反革命的儒殺得太少，有一些漏網了，有一些養起來了，鎮壓反革命不夠徹底。這些反革命的儒、奴隸主復辟勢力的存在，正是趙高篡權、妄圖 復辟的社會基礎；也是后來乘農民起義之機大搞復辟活動的反動力量。”“在秦末農民戰爭之后，又經歷了以項羽和劉邦為代表的儒法兩條路線的大搏斗。這場大搏斗又以法家路線的勝利而結束。劉邦繼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在女政治家呂雉（呂后）和法家蕭何、張良等協助下，為創建和鞏固中央集權的西漢封建王朝進行了多次重大的斗 爭。劉邦、呂雉（呂雉以后曾經中斷)、武（劉徹）、昭（劉弗陵）、宣（劉洵）幾個皇帝也都是堅持法家路線的。（法家路線直到后來的漢元帝、漢成帝和王莽等時才被嚴重破壞）他們經過一百多年的反復斗爭，基本上打垮了奴隸主殘余勢力的復辟活動，打敗了不斷侵擾的匈奴奴隸主軍事政權，捍衛了新興的封建制度和國家的統一。秦始皇開創的封建大一統局面，到漢武帝的時候基本上得到鞏固。正是在秦皇、漢武這個時代，我國初步形成了強大的統一的國家，這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大進步。”

還有一篇文章，也算是當時的代表文章，《儒法斗爭與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來自《紅旗》雜志1974年第8期  （

我們說完了法家對儒家的優越性，現在就要話題一轉，再重新說到儒家身上。很多現當代的“新儒家”們都在教導我們說，儒家孔子孟子的思想原本是非常偉大的，只是后來被宋朝的程顥程頤這“二程”以及以后的朱熹等“宋儒”所創立的“理學”，給徹底篡改歪曲了，以至于使得中國社會很難再有進步，中國社會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至于鴉片戰爭以后對西方英美法沙俄日本等列強的侵略毫無辦法。所以“新儒家”想要“反朱熹，擁孔子” 。但是之前我們看到的西漢昭帝年間（公元前81年）那場著名的“鹽鐵爭論”，就足以看出，西漢那時候的“漢儒”們，就已經在戰爭與和平這種巨大的深刻的關乎民族大義的命題上，存在著嚴重的投降主義賣國主義和空想主義的色彩！那些“漢儒”們就已經開始嚴重的破壞和傷害漢武帝劉徹時期積極進取開疆拓土的以進攻代替防守的進攻性戰略了！在對待數千年來持續不斷的一直對中原華夏王朝造成嚴重威脅和傷害的，位處東北西北和正北方的野蠻落后殘暴兇狠的，從匈奴東胡烏桓鮮卑羯氐羌到柔然敕勒東西突厥吐谷渾薛延陀回紇回鶻吐蕃再到契丹黨項女真蒙古滿洲，這一長串連續的一系列的游牧漁獵民族的防御政策的問題上，“漢儒”和“宋儒”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他們都是不僅僅是純粹的被動防御，而且整日里做夢什么只需要修煉和改進中原王朝內部的政治清明和仁義施展的程度，就能夠通過中原王朝內部的政治清明和道德高尚，不打仗就能感動感化游牧民族胡虜們自動不戰而內附歸順，所謂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語出《論語.季氏》）“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語出《鹽鐵論.備胡第三十八》）。這純粹就是白日做夢胡思亂想意淫YY，自古以來，無論亞洲歐洲，無論過去現在，哪里有什么某國家自己“修文德”而政治清明就能夠讓敵國外邦自動的“感德而慕義歸順”的事情？哪里有任何一個這樣的真實例子存在？！對外文化宣傳固然在一些情況下能夠瓦解敵軍戰斗意志，能夠蠱惑敵國民眾的心智，但那也僅僅是虛假宣傳而已，根本并不是要求本國國內一定要真實達到了對外宣傳中所說的那樣的“政治清明”或者“民生樂利”的程度，才能夠起到效果的！換句話說，對外文化宣傳本身就是用來欺騙他國的，根本就不是要求本國必須達到的！儒生們蠢至一定程度，認為自己非要在國內真真正正的切切實實的達到了“政治清明”，甚至不需要對外宣傳，就可以隨之“以來之”了，這是徹頭徹尾的扯淡，純粹的幻想，如同白癡一樣的意淫！儒生們倒是不欣賞，按照孔子在《論語》等書中反復闡述的“華夷之辨”對這些游牧民族進行文化層面上的瞧不起，諸如什么“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無也”（語出《論語·八倄》）“尊王攘夷”“微管仲，吾等皆披發左衽者矣”（語出《論語.憲問》），或者如漢儒在鹽鐵辯論上說的那些什么“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語出《鹽鐵論.備胡第三十八》）的言論，做出一副好像是站在文化優越點上而對可憐的（雖然這些蠻夷無數次的進入中原殘殺你的血親同胞兄弟姐妹，他們卻依然還做出可憐蠻夷的姿態）游牧民族們施以一種憐憫，似想救他們卻沒辦法的輕聲嘆氣，并且自戀自憐的感嘆自己是多么命好多么幸福的可憐面目。而這種文化價值觀上的可憐同情，也自然很容易就能變成對積極進取的自衛戰爭策略的反對否定了，很容易就能變成對方既然已經這么悲慘，那么我們何必還要去遠征討伐人家，根本犯不著之類的自我感覺良好了。“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語出《鹽鐵論.備胡第三十八》）您瞧瞧，人家這些漢儒們說出來的話和想說的話多么清楚明白啊：你漢武帝劉徹就不能和不該用軍隊逼那些匈奴人“求其義，責之禮”，這不是難為人家嘛，這不是苛求人家嘛。還苛求難為自己，你軍事打擊人家，讓人家知道禮義干什么呢？你看自己不也很慘嗎？“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嗎？不打仗給人家匈奴和親屈辱性的嫁過去多是真的少是假的公主給人家單于父子幾個一塊玩（匈奴習俗父子兄弟皆多同妻），讓人家匈奴騎兵再每年每年定期的來中原邊界搶劫搶劫殺殺漢人男子XO漢人女子多好，那就不用干戈未息萬里設備了嗎，不就大家都省事了嗎。所以啊，那些要進攻匈奴的將軍們，什么衛青霍去病之類本來就不是民族英雄而成了就是“小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這樣的禽獸邏輯和畜牲思維，令人憤而發指，儒生們拿了漢武帝劉徹的好處卻回頭亂咬翻頭痛罵，這就是禽獸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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