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兩個體制”改革綱要》建議草案

                 夕照明/文

近日，《求是論壇》上先后發表了袁紅章的題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綱要》建議草案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綱要》建議草案的長篇大論，供全民討論。本文且不準備全面詳盡評論上述兩個“建議草案”各章節條款具體內容的是非正誤，重點想就這兩個“建議草案”的發表形式及其核心觀點和指導思想作如下評述。　　

                          （一）　　

作者首先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綱要》建議草案的前言中開門見山地宣稱：“恐怕中國沒有第二個人寫這樣的文章”。應該說，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和領導下，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多年來全國上下共同關心并為之獻計獻策的關乎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大事。作者為之提出個人的建議，這沒有錯。但“中國沒有第二個人寫這樣的文章”之說，未免有大言不慚的舍我其誰之嫌，而且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難道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除了　袁紅章　先生，果真就沒有第二個人提出過關于“兩個體制”改革的建議嗎？其次，我覺得作者的提議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綱要》提議草案的形式發表也似為不妥。因為關于我國的政改問題，日前人民日報已發表鄭青原同志的署名文章《沿著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文章旗幟鮮明地指出，那種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的看法既有悖于客觀規律，也不符合客觀事實。文章充分體現了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決議對于政改問題所持的慎重態度。然而，在中央尚未對政改作出具體部署公開發布“綱要”之類的決定之前，　袁　先生卻以個人名義捷足先登地在網絡媒體上發表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綱要》的建議草案，供全民討論。這不僅失之慎重，而且未免又有與民主集中制原則相悖的喧賓奪主之弊。筆者以為，即便全國每一個公民都具有對國家的政改提出個人建議的權利，但也需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在廣泛聽取建議的基礎上通過集中達成共識，形成綱要，然后在中央的集中領導下付諸實施，穩步推進。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政改的順利進行。如果只有分散的自下而上的建議，而沒有自上而下的集中領導，是難以如期完成政改的重大任務的。　　

                           （二）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黨的工作重點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之日起，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進行了30年之久。然而，在作者看來，“如何進一步改革，究竟還需改革什么，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并沒明晰的方案”。作者并表示，“發此稿，供大家探討，目的是希望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的發展，進入科學發展的軌道”。作者既然認為“過去的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難道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這一輝煌成果，是在事先沒有計劃綱要，純粹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盲目無序的狀態中取得的嗎？難道中央不知道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務和方向，　單等袁　先生提供一個“明晰的方案”嗎？難道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的發展從未“進入科學發展的軌道”，需要　袁　先生來“指點迷津，撥亂反正”嗎？試問，作者以純粹的個人名義在國家主流論壇上發表中國“兩個體制”改革綱要建議草案供全民討論，這樣做合適嗎？如果作者姓名是官方什么組織機構的化名，那也沒有必要。如今連黨務政務都公開透明了，更何況體制改革原本就是全國人民理應關心的國家大事，如果是官方機構廣泛征求全民意見，還有什么必要隱姓埋名呢？　　

                           （三）　　

　從袁　先生起草的“兩個體制”改革綱要的體例和內容來看，也令人有不倫不類和荒誕不經之感。作者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綱要》建議中，內容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目的、目標、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國家組織管理的思想路線、國家組織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等方方面面，章節條款詳盡分明。名曰“建議”，但怎么看，都像是一份完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草案，而且若干原則性的具體內容也與現行憲法有著本質性的不同。比如其中特別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作者竟然在他提出的政改綱要的建議中，肆意妄為地篡改了我們國家的根本性質。我國現行憲法《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作者的政改建議草案第一章第一條卻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人民統一的社會組織，是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的最高形態”。可見，在作者定性的這樣一個國家中，什么“工人階級領導”（即共產黨領導）、“工農聯盟基礎”、“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制度”，全都灰飛煙滅，蕩然無存。如果是這樣，那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盡28年浴血奮戰，犧牲了幾千萬革命先烈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嗎？如果是這樣，當今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還有它的立足之地嗎？為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政改無異于飲鴆止渴，自取滅亡。殊不知，只要當代中國在一定的范圍內還存在且有時甚至表現十分激烈的階級斗爭，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就絕不能改變！　　

作者如此圖謀徹底顛覆中共的領導，篡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性質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制度的政改“建議”，實際上是一份不得人心的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宣戰書”。這是我們的黨、我們的工農群眾和我們的人民軍隊所絕對不能允許的！可想而知，作者在這樣一個基調和圖謀下所炮制的所謂“政改建議”，將會是一個什么東西？它還能起到為我們搞好政治體制改革獻計獻策的作用嗎？！　　

此外，作者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綱要》建議中引經據典、談古論今、條分縷析地詳盡破解論述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組織管理體系、經濟組織形式的健康發展以及所有制、姓“資”姓“社”等問題，怎么看，都像是一份用來裝飾門面，故弄玄虛的社會發展史和政治經濟學教程的內容摘編。　　

                           （四）　　

特別是作者對“兩個體制”改革建議的核心觀點和指導思想，就更加令人不能接受了。盡管作者在他的兩個建議的長篇大論中拐彎抹角，時明時暗地講了那么多令人猶如霧里看花的“道理”，然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們仍然不難從其中的關鍵表述中看出作者的葫蘆里究竟賣的是什么藥。　　

作者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綱要》建議草案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開宗明義的表述：　　

“當代中國，與中國的歷史有著必然聯系，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反帝、反封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過程中，在思想文化、政治體制、正確處理與民眾的關系上，實現了深刻的、重大的變革。但我們是否就破解了歷史周期律？我們是否已建立了科學的政治體制？……我們提出的這個建議草案，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或許真能在中國建立起具有普世價值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　　

至于什么是“中國歷史的周期律”？作者概括是：中華民族多災多難。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家天下，高度集權，國家權力成為統治者最大限度提高個人愿望實現程度的工具。……在中國歷史上，不斷演繹興盛——衰落——滅亡的王朝更替周期律。　　

在這一段表述中，作者首先伏筆肯定“當代中國，與中國的歷史有著必然聯系”，緊接著的兩個“但”字，使整段表述的意思發生了兩次轉折。第一次轉折是：抽象肯定中共領導下的人民反帝、反封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因何只字不提被人民推翻的“三座大山”中的官僚資本主義？—筆者注）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勝利，實質上否定了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共政權與歷史上所有封建統治的本質區別。第二個轉折，用兩個表示肯定意思的設問句——“我們是否就破解了歷史周期律”和“我們是否已建立了科學的政治體制”，意在否定中共破解了歷史周期律建立起來的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由人民當家作主的人代會政治體制，并以此印證“當代中國與中國的歷史有著必然聯系”妄斷，將當代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完全等同于歷史上所有封建統治階級的集權。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作者概述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的特點，意在借古諷今地非議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甚至急切地期盼“在中國建立起具有普世價值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這就是袁某人所說的“科學的政治體制”，說白了，就是美國式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有道是，圖窮匕首見。至此，作者熱衷提出中國政改綱要建議的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五）　　

作者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綱要》建議草案中直言不諱地表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組織人們不斷提高物質愿望的實現程度，控制和調節人們的物質愿望實現關系”。我們認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所有制問題。具體地說，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調整社會成員的利益格局，實現所有制經濟成分的合理構成，通過改革更好地完善和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不是通過經濟體制變革 ，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變成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如果是這樣，社會主義的政治上層建筑也必然會隨之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那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如果否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還有它的立足之地嗎？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信仰和理論基礎，把實現共產主義的公有制社會作為最高理想和終極奮斗目標的共產黨，還能合法存在嗎？！　　

誠然，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日益增長的全體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而絕不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靠剝削雇傭勞動鯨吞社會財富，“不斷提高物質愿望實現程度”的需要。殊不知，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絕無可能通過所謂“控制和調節人們的物質愿望實現關系”來改變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殊不知，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幾千年私有制的剝削壓迫下，遭受了那么多慘絕人寰的苦難，難道還要讓當代中國人再重新回到民不聊生的私有制社會中去嗎？！　　

作者在他的建議草案中還說：“當今的主流媒體，高談堅持馬克思主義，卻對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草草敷衍。以致堅持馬克思主義，成了維護黨的現實利益的一種形式。如果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那么當今的工人、城市貧民、貧窮的農民，最應該堅持這一理論。如果將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在全世界推行，全世界每天都可能發生暴力革命。如果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那么作為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還在“摸著石頭過河”。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至今未能科學界定社會主義的性質和任務，如何引領全世界向社會主義靠攏？”我們從這一段論述中不能發現，作者不僅否定馬克思主義關于公有制的理論，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也極力反對，甚至對馬克思主義、對堅守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共產黨竭盡冷嘲熱諷、污蔑攻擊之能事。至此，作者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極力美化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立場觀點已暴露無遺，無須筆者再作詳盡的剖析了。　　

由于作者極端仇視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公有制，因而在這份“建議草案”的最后，他終于按捺不住地叫嚷：　　

“是該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歷史結論的時候了。只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正確的歷史結論，才能破解許多難題，才能確立正確的、具有永恒價值的、有利于中國持續發展的思想路線”。　　

何謂“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歷史結論”？說白了，就是到了該終結馬克思主義，宣布馬克思主義破產的時候了。在作者看來，只有在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才能順理成章地廢除社會主義公有制，改變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才能破解許多難題，才能確立正確的、具有永恒價值的、有利于中國持續發展的思想路線”。如此荒唐的邏輯，同國內外敵對分子誹謗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如出一轍。　　

總而言之，《中國“兩個體制”改革綱要》建議草案認為，只有資本主義私有制才具有“永恒價值”；只有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觀念才是“有利于中國持續發展的思想路線”；只有具有“普世價值”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才是人類社會最為文明、進步、理想的社會制度。這就是作者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綱要建議草案的全部核心觀點和指導思想。　　

與其說袁紅章的兩篇令人不齒的宏論是兩份“建議草案”，還不如說是兩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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