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所以轉載時寒冰先生這篇文章，是想從另一個角度告訴大家，我們國家和人民再次走到了災難邊緣，并且是前所未有的空前災難。數年前，我們就在呼喊“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其中，時寒冰文中所說“事關我們這個民族的生死存亡”的生態破壞問題，只不過是諸多災難根源之一。當時，那些反革命極端右翼勢力，一方面打著捍衛改革開放的幌子對我們肆意辱罵和妖魔化，另一方面又打著加快改革開放的幌子全力把我們國家推向災難。現在，當他們親手制造的災難已不可避免地就要降臨時，他們又把這些災難推到了共產黨頭上，借此要打倒共產黨這個中國唯一的統一力量，把中國再次變成可被美國等西方國家隨意解體的一盤散沙。在目前生態環境已被徹底摧毀的情況下，一旦國家統一領導力量垮臺，億萬百姓除了尸橫遍野之外，絕無任何　　

活路。

    中國生態環境已經毀壞到了個體和一般群體根本不能獨立生存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摧毀國家統一力量，就等于是直接滅絕中華民族，至少是滅絕中華民族的絕大多數。中國不僅地表水已被污染凈盡，人畜皆不能飲用，而且如同時寒冰文中所說，絕大部分地區的地下水也被污染成為毒水。剛剛從山東淄博講學回來，淄博作為齊國古都，30年前還是地肥水美的生態樂園，一竿子插下去就能冒出水來。可是現在，不僅一些地方打下去幾十米都見不到水，即便是打出水來也是毒水、污染水，原因如時寒冰文中所說一樣，就是把污水直接注入地下的結果。在淄博看到田野上的化工廠沒有污水排出感到很奇怪，詢問后才得知工廠的污水全都打深井注入了地下。看著那一座座化工廠讓人不由在想，無論當地官員還是企業家，恐怕無人不知道這是斷子絕孫的滅絕罪行，他們之所以要這么干，完全是被中國 “西門慶立法”逼迫的結果。今天報刊文摘報道，甘肅嘉士伯啤酒公司如果建立污水凈化設備需要投資390萬，可如果隨意排放污水只不過每年罰款1萬元，還不到390萬元的利息。而如果像淄博化工廠這樣把污水直接注入地下，則除了打井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錢。

     雖然“GDP犯罪論”是我們最早指出來的，但是目前中國的災難絕不僅僅是“GDP犯罪論”的結果，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金錢超越法律的結果。當今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唯一規定金錢可以超越法律的國家，雖然中世紀歐洲教會也曾出賣過“贖罪券”，但那只是超越陰間的法律，而不是超越陽間的法律。當今中國的“罰款”和“收費”，幾乎涵蓋了社會所有領域和各個角落。同一件事情同一種行為，有錢支付“罰款”和“收費”的富人，完全可以無所顧忌地為所欲為；沒錢支付“罰款”和“收費”的窮人，則要遭受嚴厲懲罰，直至格殺勿論。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完全變成了“金錢面前人人平等”。所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用來約束權力，而絕不用來約束金錢。權力[只]能夠通過暗箱操作才能逃脫法律約束，而金錢則可以大搖大擺完全公開地超越法律約束。窮人讓富人斷子絕孫，要被判處死刑；富人讓窮人斷子絕孫，只需要繳納罰款。采用立法手段規定金錢擁有超越法律約束的天然特權，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空前邪惡的野蠻法律。而制造這種喪盡天良野蠻法律的那些法學家，反倒忽悠欺騙老百姓說，這種野蠻法律是缺乏司法獨立造成的。可以說，如果不是30多年來中國制造了這么一套曠古未有、逼良為娼的野蠻法律，如果不是為了吸引外資而用“罰款”代替“法辦”，像中國這樣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自然條件和人文條件的國家，斷然不會走到千古未有的浩劫邊緣。眼前的西南大旱尚不要緊，因為西南畢竟是水資源富集地區，畢竟還有水可找有井可打，而如果類似大旱出現在已經無水可找無井可打的西北地區、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等，那將會出現什么后果，簡直不堪設想。

     西南大旱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目前黨中央沒有說話，人民群眾也沒有說話，進行爭論的僅限于官僚部門和少數學者之間。國務院有關部門和中國科學院、中國林科院的那些科學家，還有美國雇來專為轉基因作物辯護的那些所謂學者，堅持說是天災，拒不承認有絲毫人禍；而稍有良知、稍有人文關懷的進步學者則認為主要是人禍。在此最讓人不理解的是那些科學家，此前科學家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是何等美好，一提起科學家所聯想到的，就是純潔的品格和輝煌的發明，可通過這次轉基因主糧及西南大旱事件，人們提起科學家所聯想到的，已不再是科學發明和兩彈一星，而是日本731部隊和德國人皮燈罩。如果拋開天理人倫來談科技，那么日本731部隊的醫學家肯定會被認為十分卓越，德國人皮燈罩則更是科技與藝術的完美結合。其實，天災人禍無需多論，只要注意一下時寒冰文中3個簡單數字，就會得出準確無誤的正確答案。時寒冰轉述了云南省副省長提供的3個數字：從建國到1995 年，國家對云南水利設施投資3元億，建造了5000多座水庫，另外還有十分龐大的水利灌溉設施；這3億元當中有沒有改革開放以后投入的一分錢暫且不論，至少那5000多座水庫是改革開放之前修建的；可是后來，僅僅為治理被污染的一個滇池就已經投資100多億元，至今仍然是臭水一潭，究竟后續投資還需要多少個100多億，才能治理好滇池，完全是一個未知數。3億元建造5000多個水庫，與將要耗費數百億元治理一個滇池，兩相比較，究竟是改革開放之前創造財富，還是改革開放之后創造財富？究竟哪個期間是創造，哪個期間是破壞？眼下正在向全國蔓延的旱災，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恐怕這既不是一個經濟學問題，也不是一個數學問題，而是一個基本良知問題。

     時寒冰提供的數字，更加證實了我們的一個基本判斷，如果把30多年來犧牲環境和資源（即使不包括勞動）所變現的財富，全部用于國內人民生活，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至少能夠接近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前中國大陸資源幾乎被消耗殆盡就是根據，目前26個發達國家中家家都有中國產品就是根據，包括日本、韓國、臺灣在內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增長時間和國民生活提高程度之間的相互關系就是根據。正是因為經濟增長和國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間具有一種內在聯系，所以許多中國人才相信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能夠帶動共同致富的歷史謊言，結果，率先富裕起來的那極少數人不僅沒有帶動大家共同致富，反倒在把全體中國人共有的資源消耗殆盡之后，又開始幫助西方壟斷資本打起了消滅中國人口的主意。雖然中國的自由主義力量和一般右翼人士，并沒有意識到是有人在故意把中華民族推向災難深淵，但是他們卻已經看到了深淵，所以才有了時寒冰他們的呼喊。
    時寒冰呼喊的意義在于，時寒冰不是左派，更不是毛派，而是自由主義的一面大旗，由他來揭露西南大旱的真相，源自于對前30年水利設施的破壞和發展方式的倒行逆施，更加具有說服力。時寒冰轉述云南省副省長的話說，改革前30年建造了100多億立方的水庫容量，尚有40多億立方的缺口，這意味著如果毛澤東時代再延續10年，就能夠彌補上這個缺口，形成抵抗大旱的全部水庫容量，包括云南省在內的中國農業就能夠徹底擺脫旱災的困擾。可惜，一個貓論外加一個買辦，便徹底毀掉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夢想。面對如此慘烈狀況，連時寒冰這樣的自由主義者，都呼吁要“仿效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做法”興修水利。而那些喪盡天良的買辦漢奸，卻總是盜用自由主義民主派的名義，堅持妖魔化興修水利的毛澤東時代，那個曾經造假小崗村“寫血書搞承包”，編造說“要吃米，找自己”，參與制造了中國農業千古浩劫的改革教長老，就顛倒黑白地把所有這些災難全都扣到了共產黨頭上，特別是扣到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頭上，以此來討好西方國家，為其在西方國家揮霍放縱的子孫開辟更大活動空間。仍在掌權的中國民運派政治領袖，更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大肆詛咒和妖魔化興修水利的毛澤東時代。就這樣，一步更緊一步地把中國推上了生死存亡的災難邊緣。
    其實，目前不僅中國自由主義接受了關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呼吁，包括中國共產黨同樣關注到了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呼吁，所以才果斷提出了轉變發展方式的政治綱領。大家一定要注意，黨中央提出的不是原有發展方式的“完善”和“深化”，而是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為什么要轉變，就是因為原有發展方式是一條禍國殃民的死路，是一條亡國滅種的絕路，所以黨中央才把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意義，提高到了如同1949年新中國代替舊中國那樣的高度。只是有些晚了，因為比生態破壞和水利設施破壞更大的災難——轉基因主糧——正在加諸到中國人民的頭上。這是“砍腿賣拐”式改革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摧毀水利設施和生態環境——農作物便不能正常生長——要生長就必須改變農作物的正常基因，搞轉基因產品——一旦中國主糧實現了轉基因，則中國的糧食和人口便全都控制在了盎格魯·撒克遜人手中——中國人口在質和量兩個方面的計劃控制將由此開始——中華民族將有可能從目前與大自然相對立的主體，重新回歸成為大自然客體的一部分，完成中華民族從生到死的整個循環過程。轉基因主糧的恐怖就在這里，全世界其他所有國家一概拒絕轉基因主糧的原因也在這里。
    目前中華民族的命運，就取決于轉變發展方式的速度和種植轉基因主糧的速度之間，誰比誰更快了；如果轉變發展方式能夠趕在主糧轉基因之前，中華民族將能夠成功跨越劫難，成為崛起于21世紀的強大國家；如果相反，中華民族必將成為西方盎格魯·撒克遜人實施“馬爾薩斯人口論”，采用基因武器滅絕的第一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