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2010年12月9日 ,距離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已經整整七十五年了,以此為契機,筆者總想著要表達一點什么。
七十五年的時代大潮席卷了我們,將諸多事物裹挾而去,潮水退去,悵然回望。曾經卷起的千堆雪不留一絲痕跡,卻也有那么一些事件,叫我們哭過、笑過、掠過、惱過、醉過、惑過、愧過、醒過。“華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張書桌”,歇斯底里的怒吼來自這群文弱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學生,他們接過五四的大旗,再一次走上街頭吶喊。而此刻,國家民族卻處在危急存亡的歷史關頭。不談政黨,不談政治意識形態。只談行為與勇氣,只談作為國家棟梁的青年群體的自我覺醒,或許這個群體并非理性、亦不夠成熟,但一種勇于擔當,勇于獻身的精神卻已深深扎根。在那國將不國的激蕩歲月中搏擊風浪、奉獻青春,這便是一種擔當,一種責任。
多少年以后,我們再難遇到那種民族危亡的歷史時刻,本以為精神可以隨之流傳,但在缺乏居安思危意識的當下:五四精神、一二九精神早已蛻變為歷史教科書的作料,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不痛不癢無關緊要。時代的不同,特定群體的歷史責任和扮演的歷史角色當然應該有所不同。我們不必指望今天的青年像當年那樣去街頭游行、高喊“抗日救國”的口號。時代已經賦予了青年另外的歷史使命,不需要拋頭顱灑熱血、犧牲生命。而需要通過自己的大腦用更智慧的方式實現自身價值,作為先進的知識群體引領社會發展的潮流。
筆者不禁思考:今日之中國青年能否擔當起這般歷史重任?今日之知識青年是否還有堅定信仰和革命激情?時代可以改變,但五四、一二九留下的歷史精神不可改變,青年知識群體的奉獻擔當精神和國家民族意識才是留給當今社會的寶貴精神財富。可我們發現,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物質成就突飛猛進,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的國家的確發展了,強大了。但面臨的嚴峻社會矛盾和現實問題同樣不可忽視。尤其是精神需求,我們親手打破了自己烏托邦式的幻想,一下推倒了精神支柱,新事物,新思想混亂了自身的價值觀,模糊了信仰。青年群體對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崇拜,對市場經濟逐利本質的追捧,對自身傳統文化的漠視,對西方社會思想不加辨別的盲目吸納,正一點點的喪失國家民族意識與擔當精神,更有甚者,連基本的責任精神都丟失得一干二凈,遑論擔當?
主席曾經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如果說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都開始顯露初未老先衰的跡象,又如何散發奪目的光輝呢?當下的青年,常常會感嘆生活的無聊,人生的空虛寂寞,不知道自己該做什么,肆意揮霍寶貴的青春。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方式常常阻礙共識的達成,偏執浮躁的表達更是缺乏理性的塑造。建立在自我價值觀基礎上的理論思考總會讓人覺得無從評論,無可奈何。對社會、對國家更傾向于發泄和不滿,始終缺乏理性的辯證思考,唯恐天下不亂的變態想法更與擔當的責任精神和國家民族意識相去甚遠。他們對問題的看法似乎總不能達到歷史的、全局的、國家民族的高度,在自己畫的小圓圈里堅守著所謂的真理,并以此譏諷站在圈外的人。
除了青年學生正逐漸喪失擔當的責任精神以外,某些青年知識分子似乎也忘卻了自己的責任所在。例如前段時間在爭論較大的 袁騰飛 先生,在這樣一個事業正處于上升期的年齡段,竟以許多孟浪輕佻的言論評述歷史,惡毒攻擊歷史人物。其支持者眾多,將其捧為敢說真話,講真實歷史的精神領袖。粗略的看了看那些支持者的言論,不難看出淺薄無知之處。當下有這樣一種奇怪的共識,只要是大肆評論社會的黑暗,解讀社會矛盾,反黨反社會,不管言論是否正確,不管是否實事求是的尊重歷史,這樣的言論就會受到青年們的追捧,被認為敢說真話,堅持真理。與其說在支持袁騰飛,倒不如說袁騰飛以小丑的形象站到了這種奇怪共識的前沿,充當了網友發泄的工具。只要在特定的場合,特定的時間說出這些言論,張騰飛,李騰飛,王騰飛一樣的會紅,一樣的會火……
袁騰飛先生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后在《看歷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 歷史 老師應該教什么》的文章,其中提到一個觀點就是:使學生產生國家和民族認同感和榮譽感,從而培養富有奉獻和犧牲精神的學生群體。這個觀點恰恰他本人之前在課堂上的歷史言論背道而馳,在他的眼中,中國的一切都是黑暗的,與其他國家相比都是差的,西藏是獨立的,朝鮮戰爭是不該打的。試問:這樣的一些觀點如何讓學生對本國和本民族產生認同感和榮譽感,如何培養學生的奉獻和犧牲精神?筆者在這里的主旨本不是再次爭論袁騰飛,只是想到:作為一個歷史教育者,姑且算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你的責任在哪里?你的民族認同感和榮譽感在哪里?當今時代下需要你們這些有影響力的青年知識分子以國家民族意識和勇于擔當的責任精神引領社會發展潮流,這便是當下的責任,這樣的責任可不是隨隨便便在《百家講壇》說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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