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重拾老一輩的思想利器----馬列毛澤東思想　　

        經過了三十年的“改開”，中國GCD及廣大人民群眾終于清醒了——重慶的唱紅打黑，洛陽廣場的風云變幻，西安趙東民的為民維權，各大城市學生的反日游行，南方、東北各外資企業的工人罷工……這一切都表明毛澤東思想并沒有失傳，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是后繼有人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自豪地告慰主席和總理的英靈：我們必當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共產主義事業決不會沒落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主席、總理，您們可以安息了！　

二、誰在妖魔化中國人？是西方人，還是我們自己？　　

中國人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潰是怎樣發生的？

誰是中國精神大崩潰的幕后旗手，誰是背后的最大贏家？

胡適為什么要替祖宗懺悔？蔡元培為什么要培養西方文化的信徒？

五四新文化運動積極啟蒙救亡，是在幫助中國人走出屈辱的困境，還是為中國人戴上“自輕、自賤、自虐”的精神枷鎖，為中國社會更大的危機埋下了隱患？

我們需要知道這些答案，但我們更需要知道：

中國的西化時代何時終結？中國人崇洋媚外何時休？

當代愛國青年為什么被貼上“憤青”的標簽？

誰是當代中國的思想啟蒙家與國膽？誰是“崛起的一代”？

怎樣做一個高貴、自信、精神崛起的中國人？

反思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泛濫的文化軟骨病，必須說破中國百年西化史的真相；揭露西方殖民史的真相，必須撕破西方人“自我美化”的畫皮，打破國人“西方崇拜病”的迷信。

    可見，走資派們雖然被毛澤東思想打壓下去幾十年，但由于其一百多年陰魂不散，始終在中華大地上游蕩以趁機借尸還魂。所以一二十年前，走資派們群體復活也就不足為奇了。

魯迅稱贊為“真正的中國脊梁”而處于“地底下”的中國人，必須抨擊“身在中國、心系西方”的洋奴精神，高舉“拒絕西化、重返巔峰”旗幟，吶喊“中國人沒有特殊的劣根性、不是劣等民族、更不是西方奴隸”，重樹民族自信，找回民族尊嚴，重塑大國豪情，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三、當前內憂外患，迫使我們重拾毛澤東思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繁榮有目共睹，國家力量的強大盡人皆知。但是，“盛世”之中潛藏著越來越大的風險與危機，并非人人所能見與樂見。細致透視今日中國，在無時不在的“繁榮”中，無處不隱藏著或大或小的經濟、社會與環境危機，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矛盾之尖銳前所未有。在各類風險與危機中，最嚴重的當數道德、思想危機，在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思想的長期浸泡下，馬列主義已成為GCD的夢語，毛澤東思想實際早被扔進博物館，中國傳統道德幾近淪喪，先進思想已十分混亂。真假、是非、善惡嚴重錯亂甚至顛倒，國家利益被部門利益、集團利益、權貴利益、買辦利益肆意踐踏，國際霸權與反華力量聯手遏制態勢明顯，中國內外交困日趨嚴重。

國內外相關專家警告，中國越來越近似蘇聯解體之前的危局。

       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中國歷史上，強大王朝由盛而衰、盛極而衰往往只是在近乎白駒過隙之間，而且很多昌盛于半途夭折，是謂“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國際近現代歷史上，國家盛衰逆轉也不時再現，蘇聯與美國爭霸的故事至今依舊在世界流傳，日本揚起頭顱向美國說“不”猶言在耳，……。那些遠去的王朝與近在的國家，其衰落、衰亡的因子無不是在昌盛過程中悄然種下。

長期以來，西方大國孜孜不倦于篡改一部歷史，編織一套學說，培養一批人才，炮制一組政策，營建一個體系，最終打造出一個使自己保持先進、后進國家固守落后的陷阱。近幾十年來，中國正是在西方及其代理人的誘導下，認真學習了西方已是篡改的歷史，如獲至寶般地接受了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持續重用了他們為我們培養的自由主義人才，在各方面積極落實“華盛頓共識”等政策主張，欣欣然穿上了致富的“金馬甲”，按西方特意制定與隨意解釋的規則與西方大國博弈，形成了對西方危險的全方位而不對稱依賴，由此也就賦予西方不斷敲打、訛詐中國的權力，在很多領域、很多問題上一直隨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的笛聲起舞。正因如此，我們已經在知識產權、外匯儲備等多個領域落入西方陷阱；急迫的是，在氣候變化、央行獨立等多個領域處于陷阱邊緣；無奈的是，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接一個前赴后繼落入陷阱。

四、長期追逐GDP（雞的屁）至窮途末路后的“救命”所需　　

當落水被淹至奄奄一息時，一根稻草也會被抓住不放。當前的我們正急需毛澤東思想這根“救命方舟”了。

2010年有關中國GDP（雞的屁）業已超出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報道，被熱炒得沸沸揚揚。然而，歐美日等西方國家GDP是實實在在的的高科技、高附加值、戰略工業等硬實力、軟實力，我們的GDP（雞的屁）主要是盤剝和掠奪中國式民工血汗和透支甩賣子孫萬代資源的低科技、低回報、第三產業的輕紡、煙酒、房地產、不可再生資源形成的“狗屁不值”的空數據。這種沒有貨真價實的經濟、科技、教育、重工業、戰略產業、創造發明等構成的數據游戲，實在是“雞的屁”。

近現代國際關系史上一再出現一個所謂“老二魔咒”，由于老二不諳世事的稚嫩與老大不遺余力的打壓，使老二崛起理想破滅，終成南柯一夢。中國真能否僥幸逃出自古以來“盛極而衰的讖語”與近代以來“老二夭折的魔咒”？《中國困局——中國經濟安全透視》揭示：如若不及時改弦更張，與新自由主義理論、政策決裂，中國就很難擺脫讖語和魔咒！

這本書由西方文明的陷阱、美國制造的謊言、金融領域的羅網和自由經濟的騙局四大部分構成，每部分內容均從五個方面進行實例概述，下面列舉其目錄，就可以約略了解當前“春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卞州”的“盛世凄涼”：

“陷阱”部分：產權明晰：專為瓦解國企而設計；知識產權：中國一直被動挨打；標準化：扼住中國經濟的喉嚨；氣候變化：懸掛中國頭頂的又一柄利劍；碳交易：當心淪為西方“賣碳翁”。“謊言”部分：美國制造：高—精—尖？強勢美元：早就成為皇帝的新衣；黃金非貨幣化：忽悠了世界？忽悠了中國？經濟失衡：美國危機中國制造；“中國威脅論”：到底威脅了誰？“羅網”部分：央行獨立：成為美聯儲第13個區行；美元陷阱：中國為何越陷越深？主權風險：迪拜債務危機的警示；資產泡沫：非理性繁榮下的中國；金融博弈：中國收益幾何？“騙局”部分：自由貿易：后進國家的依附陷阱；自由言論：評級機構自由代行美國霸權；自由經營：跨國公司自由收購主權國家；自由市場：跨國糧商自由圖謀中國糧倉；自由競爭：工業間諜自由搜竊商業機密。

       五、落入西方設計的GDP陷阱、百姓怨聲載道后的“救火”所需　　

當前90%以上的中國人—小小老百姓是怎么過的，怎么想的？治國者不敢不加注視。我們讀讀《郎咸平說：我們的日子為什么這么難》就可以知道老百姓過得怎樣，從而知道治國者為什么急需重拾毛澤東思想了。

本書一共五個部分。

本書的第一部分談的是每個老百姓都關心的話題，那就是為什么在中國生活總是這么難。我們的老百姓總會面臨幾個難題，似乎還都很難解決。

第一，為什么我們的收入這么低。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后，我們的收入和其他國家相比差距越來越大了，我們工作不努力嗎？我們不夠節儉嗎？都不是。

第二，為什么我們什么東西都比美國貴。美國人實在太幸福了，人均年收入四萬美元，我們呢？才幾千美元，而且美國幾乎什么都比中國便宜。

第三，為什么我們的蔬菜價格這么貴。這已經不僅僅是大蒜和綠豆的問題了，而是一般蔬菜價格也像股價一樣大幅度的變動，搞得這些小菜販子賣菜像玩股票一樣。

第四，為什么我們的食品這么不安全。現在連吃個飯都不安心，本書找了地溝油的例子來做解讀，這些商人黑心黑到了這個地步，我們的社會道德出現什么問題了？

第五，為什么我們的產品這么不靠譜。霸王洗發水事件和云南白藥事件釀成軒然大波，還有三聚氰胺也死灰復燃，毒奶粉又在一些省份上架銷售，這讓老百姓的日子過得驚心動魄。

第六，為什么我們年輕人沒有出頭的機會。電視相親攪起了驚濤駭浪。一群偽君子揮起道德的巨劍指向我們的年輕人，說他們拜金。可是我們的社會給年輕人往上爬的機會了嗎？

本書的第二部分談的是為什么醫改、教改和房改這么難。

第七，為什么我們的醫改這么難。全世界的醫改都難，這不是中國的專利。但是2010年美國的醫改給了我們一個啟發，那就是醫改成功的關鍵是必須斬斷醫生和藥廠的掛鉤。

第八，為什么我們的教改這么難。大陸的教改是屬于重度偏離的那一種，但是香港幾乎無為而治的教育體系，竟然成了成功的典范。

第九，為什么我們的房改這么難之一：火山理論。中國雖然是全世界碩果僅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一個，但卻是全世界幾乎唯一不怎么替老百姓建設經適房和廉租屋的國家。

第十，為什么我們的房改這么難之二：重慶模式。2010年6月七大部委聯合推出的重慶模式給了我們一絲希望。重慶模式或許是中國地產未來發展的方向。

本書的第三部分談的是為什么我們企業的日子過得也這么難。

第十一，為什么中國的企業活不下去：富士康悲劇。富士康十三名員工跳樓自殺的事件震動了全中國的老百姓。可是我們卻忽略了富士康背后真正的元兇蘋果電腦。

第十二，為什么中國的企業走不出去：吉利收購沃爾沃。實在不知道李書福娶的到底是美女呢還是棄婦。我們的企業是一批批地走出去，又一批批地倒下。

本書的第四部分談的是為什么中國的環境這么糟。

我們國家2010年的政策可以說被誤導到了節能減排的領域。氣候變暖就是個驚天大謊言。今天中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節能減排，而是：

第十三，為什么我們的垃圾問題這么嚴重？

第十四，為什么我們的水資源問題這么嚴重？

本書的第五部分談的是為什么中國政府處理國際事務這么難的問題。

第十五，為什么美國人這么不講理。2010年的5月份，“第二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結果是讓美國透過匯率大戰拿走了我們8 000億元的新能源市場！

第十六，為什么德國人這么不講理。2010年的7月份，德國代表團來了，透過和美國類似的方式拿走了一大堆讓中國人感到痛心的“以市場換技術”的合同。

       六、追隨圍堵肢解中國的美國，后果嚴重，迫使我們深思，迫使我們重拾毛澤東思想　　

馬耀邦先生出生于中國，在加拿大讀書。受愛國華僑父親的影響，自幼對中國事務、中美關系、商業、金融、和國際事務有著濃厚的興趣。長期在風起云涌的金融投資市場摸爬滾打，鍛造了馬耀邦先生廣博的視野和深刻的洞察力。他的《中美關系》被國內多家雜志、網站轉載，對國人了解中美關系的實質，非常有用，能使我們認識到重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中國的迫切性。

讓我們看看這本書的中文版序：

開啟思想創新之門的批判

馬耀邦先生的著作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金門危機談起，直到21世紀美國實施的反恐戰爭與全球戰略，幾乎囊括了這半個多世紀國際上發生的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還不止于此，該書還涵蓋了軍事沖突、經濟發展模式、金融貨幣體系、自由貿易、科技政策和資源生態等多個領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長時段、全景式的廣闊視角，提醒我們在觀察和分析中美關系的時候，絕不能僅眼于兩國自身的改變和兩國間的關系變化，而要更多地關注整個世界的變化。

然而，廣闊的視角并不是該書主要的特色，它最重要的特色是始終保持的批判性思想。可以說，它是對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的全面批判。在馬耀邦先生看來，美國對全球化進程的推動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動機，而主要是為了美國自身的利益，美國所宣傳的全球化學說和推行的全球化政策都是為了通過對其他國家和人民的掠奪和剝削來加強自身的實力。也正因此，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加大了國家間的貧富差距，導致全球混亂而非世界和平。為了提高這種批判的學術性，作者旁征博引，不僅提供了諸多事實，并且引述了許多專家學者的見解，從而有效地增強了本書的說服力。這些，對于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逐漸涉足全球化潮流中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種嚴肅的告誡。

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全球化已經是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全球化中得到了發展經濟的巨大機會。準確地說，我們得到了全球化的利益，也為全球化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然而，在今天的中國，許多人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弊端認識并不充分。高速發展的GDP、大量先進科技與管理技術的引進、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世界對中國崛起的議論，都使得他們只見全球化之利，未見全球化之害。其實嚴重污染的環境、鴻溝般的貧富差距、跨國公司的巧取豪奪、正陷入混亂的國際貨幣體系，這些問題已經導致了美式全球化難以為繼的困局。面對這些問題，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不可能提供解困的思想指引，因為實際上“新自由主義”本身就是產生問題的思想根源。

對于如何解決全球化所產生的問題，馬耀邦先生對未來全球化的兩個最重要的主角中國和美國分別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在書中提醒中國的決策者：“現在是應該放棄過于依賴美國市場這種戰略和集中發展國內經濟與市場的時候了。至于世界其他國家，它們彼此也應該開始進行更多的貿易活動，尤其是在亞洲。它們應該集中精力發展它們自己的共同市場，而不是依賴處在破產邊緣的美國。”而對于美國，他的態度要嚴肅得多：“現在應該是華盛頓拋棄軍工聯合體、華爾街金融資本特殊利益集團、新軍國主義、‘先發制人戰爭’學說、軍事干預政策、新自由主義學說以及允許通過金融操縱對其他國家人民進行邪惡的金融進攻和掠奪政策的時候了；應該是華盛頓采取和平發展、國際合作、尊重國際法、人道主義和公平貿易而不是無情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工人政策的時候了。”憂之深、責之切，字里行間可以看出，馬耀邦先生在對全球化進程進行反思和批判之余，也在考慮對全球政治和經濟秩序作更加合理的新設計。

七、貪婪、自私、好戰、垂死的美帝國主義丑惡嘴臉的越發暴露，使我們更加認識到毛澤東思想的珍貴　　

人認請美帝國主義貪婪、自私、好戰、垂死的丑惡嘴臉，我們不僅可以從它一直在世界各地到處表面饋贈實際掠奪的種種行徑中看得一清二楚。我們也可以從馬耀邦先生的專著《美國批判》看得更全面更深入。

《美國批判》引人入勝地揭示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大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是所有關心公正和公平的人士值得一讀的佳作。——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教授  高默波

這是一部幫助我們認識和思考“現實”世界的書。金融危機、戰爭危機、環境危機……現在，人類正在被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危機包圍，世界處在大動亂甚至崩潰的邊緣。馬先生的《美國批判》正是給我們提供了一條尋找其根源的思路。批判是一切思想創新的開端。馬耀邦先生對美式全球化的批判，無疑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王湘穗

我們再看看本書2008年12月英文版序——

混亂的美國和平

討論國際事務問題時，“美國例外論”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含義。雖然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否認“美國以戰爭武器將美國和平強加于世界”，但美國國際關系教授羅納德·斯蒂爾提出了“美國和平是仁慈的帝國主義”，美國“建立帝國，是基于崇高的目標，而不是基于尋求利益和權勢等動機”的觀點。與仁慈論相對的是，一些人認為，20世紀的美帝國主義例外論是一種充滿敵意的現實論；馬格多夫(Magd—off)和斯威齊(Sweezy)稱之為“美國治瘟疫”：一種狂躁的帝國主義，興之所致地對其他民族使用壓倒性的、毀滅性的武力打擊。

    根據定義，在美國和平中，美國在全球(混亂)秩序中處于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因此，馬耀邦先生以“美國批判”作為本書書名，對之展開論述，這是非常切題的。同樣根據定義，憑借強大的帝國影響，美國和平是和平盛行的穩定體系。按照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平與霸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霸權國支配性的軍事和經濟地位保障了和平。從這一點來看，本書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它反駁了現實主義者的立論，清醒地指出在美國全球霸權體系中存在的長期混亂景象。

“混亂”的觀點既不同于戰爭，又與和平相異。實際上，二戰后，一直出現周期性的沖突和混亂，它們經常涉及霸權國。在如今的21世紀，這種體系最重要的特征是長期混亂。這種長期混亂包括兩方面。一是混亂與純暴力和殘酷的武力有關，因為一些具有軍工情結的國家(主要是美國)將遂行熱戰、實施占領和酷刑作為發展的主要動力；二是發生于金融世界的混亂頻率之高和規模之大前所未有，正如華爾街的動蕩已經將沖擊波擴散到全球經濟。從而，軍事干預和金融瓦解成了馬耀邦先生描繪21世紀黯淡前景的兩大主題。

短期混亂轉變為長期混亂主要是在美國總統小布什的領導下完成的。在小布什執政期間，兩方面的混亂合流，與之同時，石油峰值、氣候變化、全球糧價攀升和世界資源競爭全結合在一起。制造戰爭與攫取利潤成為一體兩面，由一些公司進行了充分展現，如黑水國際公司及其在伊拉克的暴行。

雖然從軍事和金融上看，美國目前仍然是新羅馬帝國，但混亂的沖擊又是真正全球性的。馬耀邦先生令人信服地闡述了，在經濟新自由主義和軍事單邊主義雙重奏的強有力驅動下，全球地緣政治導火索、南方債務危機、地球生態惡化和數十億人的貧困化全聯系在一起。這是美國和平的光輝歲月，還是“帝國過度擴張”的宿命一刻?雖然新自由主義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的里根一撒切爾改革，當時他們對工業和金融解除管制，推行華盛頓共識，但先發制人戰爭和單邊軍事干預論主要是由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義集團提出的。雖然這種雙重奏被寄望能夠和諧共鳴，但小布什的政策困境已經清楚地說明，狂熱、好戰的新保守派與貪婪的華爾街無法一致地分享相同的遠見和戰略，美國統治精英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所產生的分歧已證明這點，這顯然成為美國單邊主義的“反沖”。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們已經見證世界邊緣區和半邊緣區由于債務和金融危機而爆發的一些觸目驚心的崩潰和動蕩。這些危機使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全世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帝國主義規則——名譽掃地。在更早的《中美關系》著作中，馬耀邦先生對美國經濟、美國抵押信貸市場及其與中國的牽連關系作了準確的預言，據報道，中國的銀行是抵押貸款證券的最大買家。而本書寫就于2008年秋季金融海嘯爆發之前，它以雄辯和博學，確定無疑地強調了我們當前見證的景象：金融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終結的先兆。

    雖然美國正在考慮從伊拉克進行一次必然丟臉的軍事撤退，但它還需要制定另一項“新政”，以肅清金融危機在國內的負面影響。這些都是艱巨的任務，它們需要美國人，既包括政治領導人，又包括普通民眾，進行大量嚴肅的、批判性的反省。它不得不開始重視傾聽世界的必要，理解世人如何看待美國以及為何那樣看待美國。馬耀邦先生的全面批判猶如一場及時雨，它不但對形成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區的“新政”，而且對美國自己有寶貴的借鑒意義。

    馬耀邦先生是一位加拿大籍華裔公民。值得指出的是，其靈感和動力的主要源泉不是來自對狹隘定義的種族和國家身份進行自我美化，而是來自其愛國主義精神、人類大團結和強烈的全球正義感。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各地愛國人士應該意識到，他們需要聯合起來，實現國際大團結，為另一個可能的，同時也是可取的現實世界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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