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辛培
聽了“我爸是李剛”這樣輕狂的言語，不禁想起我的中學同學。
如今，大家都懷舊，我們延安中學66屆初三（4）班的同學最近已聚會兩次，對老同學的“家庭出身”，到現在才算有了一點了解：我們這個班級，干部子女不少！
然而，除了陶媛媛（其父陶勇，時任東海艦隊司令員、海軍中將），其他人的“保密工作”做得那樣的好，在校5年（其中1966-1968年“文革”待分配），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家庭情況。當然，那時不管你父母干嘛，你家有錢沒錢，大家都平等相待，同學間不會去打聽別人的事，干部子女更是閉口不談自家的事。
陶媛媛的“出身”，在學校的前兩年大家也不知道。那時，延安中學是長寧區唯一的“市重點”，沒有優異成績你甭想進來。我所在的小學四個班級，1963年也只有我與另一位同學考入“延安”。所以，學習成績似乎決定著你在班級的“地位”——陶媛媛學習成績一般，她在班里便不怎么起眼。只是初二那年，陶媛媛青春勃發，竟然在校運會上連奪三塊中短跑金牌，令大家刮目相看。
發現異常的是某日放學前的一場大雨：一個英武的海軍戰士站在我們教室門口，他是來給陶媛媛送雨具的。起先，我也不知道這個解放軍來找誰，但突然看見旁邊的陶媛媛滿臉通紅，好像有什么見不得人的事被人發現了……后來，再沒有解放軍來學校，聽說，陶媛媛的媽媽責備了警衛人員：“下點雨怕什么，人家的孩子能自己回家，咱媛媛就不能？”
陶媛媛的爸爸就這樣“浮出水面”。有一天我突然問陶媛媛：你爸爸是什么“將”？她的臉又一紅，裝糊涂地說：“我也不知道他是豆瓣醬還是甜面醬。”
班上的干部子女在其他方面也得不到什么好處。卓越的父親是新四軍出身的干部，建國后任華東電力管理局的局長。可卓越和徐英明（其父為知名大廠的廠長）一起到崇明前哨農場圍墾、種稻，當最苦的“小農工”（1966屆畢業分配，最差的就是市郊農場）。
徐英明對我說，叫他的父親去為女兒的工作托人、說情，“絕對不可能！”
朱稼雄的父親是市郊很大的一個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可他沒有沾上一點光，也下了鄉。
金小寧的父親是解放軍八五醫院的院長，來校第一天，這個解放軍高級干部之女褲子的膝蓋處居然打著兩個大大的補丁。現在談起這件事，金小寧一臉淡然：“那時候，大家都困難，穿補丁衣服的同學很多的。”
金小寧說，我的家教之嚴，你們難以想象。家里只有粗茶淡飯，父親的待遇，不要說我們，母親也享受不到一點點。父母不允許我們這，不允許我們那，反正，什么都不允許。
金小寧妹妹的公公是改革開放后的國務院秘書長，那一天，她聽到她妹妹很嚴肅地對女兒說：“爺爺是爺爺，你是你，你決不能代表爺爺的什么！”
婚姻方面，干部子女也沒有“門當戶對”。陶媛媛嫁給了電影制片廠的一個木工，金小寧憑著自己的努力，雖然擔任了科學會堂的黨委委員，但她的丈夫卻是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腿部殘疾的工人。怎么回事？原來，剛踏上工作崗位時，金小寧和丈夫是江南造船廠的工友，丈夫后來因工傷致殘，心地善良的金小寧由關心、同情到愛情……
講到“干部子女開后門”，1967年底，只有陶勇夫婦受迫害致死后，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將陶家子女包括陶媛媛一起收養在家，又送他們去了部隊……
比起“我爸是李剛”的那些趾高氣揚的“權二代”來，我當年的那些干部子女同學們可真是“低調”得可以。
《新民晚報》20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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