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何來民主與憲政？

中華民國（1912--1949），是中國歷史上最短命的朝（時）代之一。所有這些短命王朝有一個共同點，皆是由于人心盡失而被推翻，迅速走進歷史。雖然兩蔣偏安臺灣，但無法改變其在正史的地位。最多不過如三國時期的“蜀漢”、清初的“南明”或“明鄭”罷了。

然而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來臨之際，卻又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紀念大潮。當然，如果這種紀念，是指向它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或者是喚起兩岸共同的“一個中國”的記憶，自然值的大張旗鼓一番。但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紀念卻指向“民主與憲政”。中華民國什么都有：國恥(二十一條、九一八、南京大屠殺)、國家分裂（外蒙獨立）、國民黨獨裁、政變、復辟、軍閥混戰、內戰、腐敗、民不聊生、超級通貨膨脹，卻獨獨沒有民主與憲政。把中華民國和民主與憲政聯結起來，簡直是歷史的錯位與荒唐。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歷經袁世凱、北洋軍閥及孫中山廣州政權、蔣介石三個階段。袁世凱雖是舊體制內的革新之人，但卻骨子里仍然是舊官僚。指望他來建設民國，本來就是緣木求魚。所以最后稱帝是再自然不過的結局。當然，“背叛”也是其一生的寫照：背叛李鴻章、背叛光緒、背叛清朝、背叛民國，終至自己也眾叛親離，暴病橫死。在他的葬禮上，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這樣回答記者的提問：在中國的現有條件下，實行歐美的民主共和辦法，會導致政令不一，地方割據，軍閥混亂，民不聊生。今日似乎共和取得勝利，切請諸位拭目以待。看日后會不會出現我預言的局面。不幸的是，這一次歷史站到了楊度一邊。他的預言一一實現。

孫中山雖然在美國成長，但依然未脫中國沉重傳統。1912年他就任臨時總統之時，盡管宋教仁提議實行內閣制，總統為虛位國家代表。卻被孫中山一口否決，表示絕對不能實行內閣制。然而，僅僅幾個月，當他將權力交給袁世凱的時候，卻又制訂《臨時約法》，重新實行此前他一再聲稱絕不能搞的內閣制。這實際也違反了當初革命黨對袁世凱的承諾：一切以大總統為先。這恐怕也是最后袁世凱背叛民國的一個原因。后來，孫中山到南方就任非常大總統，又實行總統制。這種把國家如此嚴肅的政體當做兒戲般的因人而改，算的上什么民主和憲政？不僅如此，孫中山在廣州任非常大總統，他的兒子孫科則任廣州市長。國民黨上將張發奎在其回憶錄中談到這樣一件事：為了解決叛亂的陳炯明的威脅，孫中山命令他率軍進攻惠州。由于無錢買糧，他晉見孫中山。孫中山立即給廣州市長、他的兒子孫科下個了條子，要他發放三千大洋。這種家天下模式，后來自然也被他的接班人蔣介石所沿襲。

另外，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后，重新成立中華革命黨。他自己認為：中國人不行，只有我一個人行，我是中國的救星，服從我者請來。主張革命成功之后，實行以黨治國，獨攬政權，貫徹革命方略。這一點可以從加入中華革命黨的誓詞中可見一斑：“立誓人XX，為救中國安危，拯生民痛苦，愿犧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特誠謹矢誓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生共死。如有貳心，甘受極刑。”他甚至在《中華革命黨章程》中把黨員分為幾等，而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不得享有公民權。一個站在中國社會最前列的孫中山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人？實際上，民國剛成立不過半年，民國元老章太炎就已經公開發出“民國亡國論”了。如果對照孫中山自己的做法，對照中華民國的命運，再與他所總結的：“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實在是歷史的反諷。

等到蔣介石繼承孫中山的衣缽之后，很快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決定行憲，舉行了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國民大會選舉。然而，就是這唯一一次，再次展現了中華民國的底色。這里不妨以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為例，以窺“中華民國的民主和憲政”的全貌。

副總統一職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乃一無職無權之位。而且蔣介石也公開放話：只要夠資格，誰都有權競選。盡管如此，李宗仁參選之前，仍然首先多次征求蔣介石的意見，待多次首肯之后，才正式展開競選。不料，當他的競選開展的如火如荼、頗有勝望之際，蔣介石的本意露了出來，先是要求實行候選人黨內提名，以達到將李宗仁排除在外的目的。由于李宗仁勢力堅決反對，于是蔣介石親自出馬，便出現了堪稱千古一絕的“蔣李”對話（見《李宗仁回憶錄》）：

蔣：你還是自動放棄的好，你必須放棄。

李：委員長，這事很難辦呀。

蔣：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還選的到？

李（惱火）：這倒很難說。

蔣（似乎也動怒）：你一定選不到。

李（不客氣）：你看吧，我可能選的到！

隨后李宗仁解釋了為什么他能選的到，蔣聞言后，滿面怒容，一下站起來，口中連說：你一定選不到，一定選不到。李宗仁也站起來：委員長，我一定選得到。

在勸阻無效后，蔣介石派夫人宋美齡動員時任立法院院長的孫科出馬。由于孫科一再表示寧做有實權的立法院長，也不做無實權的副總統，而且他本人也無競選經費。于是宋美齡承諾如當選副總統可兼任立法院長（據憲法不得兼任），全部費用由蔣先生撥付。初選之后由于孫科落后，國民黨動用黨部、政府機關、憲兵、警察、中統、軍統的力量，對各代表威脅、利誘、勸告，甚至半夜三更到代表處敲門訪問。在這種壓力下，李宗仁以退為進，聲明退出，全國嘩然。孫科等其他候選人為表明清白，也宣布退出，選舉大有流產之勢。蔣介石只好讓步、收斂。李宗仁歷經四次投票勝出后，蔣介石盛怒之下竟一腳將收音機踢翻，氣喘如牛，立刻命令侍從備車。車輛剛剛駛進中山陵，蔣忽高叫掉轉頭。回到官邸，才下車又復上車，再度吩咐開車出去。侍從見蔣介石如發瘋一般，害怕他自殺，乃加派車輛隨行。車再進陵園，又吩咐掉頭。轉回之后，又令司機開向湯山。真惶惶如喪家之犬。第二天李宗仁夫婦前去拜會蔣介石，結果竟在樓下枯坐半小時，蔣介石才姍姍而出。就職儀式上，蔣介石告訴李宗仁將穿軍裝。不料當李宗仁披掛完畢，卻見蔣介石身著長袍馬褂而出。蔣介石就是以這種方式再次戲耍了李宗仁。而此時，國共正在淮海進行決戰。

這就是中華民國所謂行憲唯一一次選舉的真相。

至于蔣介石之所以敗給毛澤東，還是在于從時代的角度講，他遠遠落后于毛澤東。雖然兩人都被傳統深深影響，但以時代進步為刻度，毛澤東還是站在蔣介石之前。

蔣介石雖然號稱自己是“三民主義”信徒，但他維系上下的并非信仰，而是封建式的上下級效忠。其所使用的手段，也完全是江湖做派。比如當他需要桂系之時，就非要和李宗仁結為金蘭之好。當李宗仁堅持革命黨人不搞這一套時，卻被蔣介石一再催促換帖。然而，轉過臉來，就對李宗仁下手。和蔣介石結拜之人還有馮玉祥、張學良。然而，最后均反目成仇。張學良由于兵諫，囚禁幾乎一生。而馮玉祥則在內戰末期回國參加政協籌備會的途中，意外火災致死。相對于蔣介石這種極其落后的封建結拜，可曾發生在毛澤東身上？除此之外就是裙帶。除了宋美齡很深介入政治，他的兒子、妻弟都是如此。淞滬會戰時，宋美齡穿毛皮大衣出席軍事會議，竟然要求國軍再堅持十多日，以致國軍元氣大傷。宋美齡的弟弟宋子文更把中華民國當作私產（張發奎語）。抗戰勝利后，張發奎、何應欽曾與宋子文同乘一機。宋子文竟然躺在帆布床上，用腳趾頭接隨員送來的電報，引發眾怒。高層如此，豈能不敗？豈能不被人民拋棄？如果與毛澤東多位親屬為了革命而獻出生命，他的兒子毫無特權，最后獻身于保家衛國的朝鮮戰爭，是何等鮮明的對比！(毛澤東：“打仗總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個普通的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

當然蔣介石陣營的腐化、結黨營私也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龍應臺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提到這樣一件事：一位有錢，一位有國防部關系兩個人，決定成立一個三萬人的兵團，實際只要一萬人就可。如果上面來檢查，隨意從街頭找些人充數就可以。然后就可以吃空薪，軍火還可以賣。賣給誰?賣給八路軍。

所以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在其回憶錄中這樣評價蔣介石集團：“蔣介石實在無可救藥，他們的腐敗是與生俱來的，我決心不虛耗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們怎么說。他們繼續嘲罵與控訴，說我對共產主義軟 化，又說我庸碌無知，但我不會屈服于這些指責。對于蔣和他的一伙人，我從來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看法，這群混蛋一個個都該關進牢獄里”。

還有一點值的一提的是，蔣介石和宋美齡都是基督徒。現在不少自由派人士認為中國只有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才能走向民主。哪么，就看看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吧。

歷史自有其規律。它的每一個演進都是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從1840年算起，李鴻章主導的洋務運動、光緒和康梁的戊戌變法以及六君子的鮮血、義和團運動、慈禧的清末新政、民國袁、孫、蔣的嘗試、一直到后來的毛澤東時代。這些政治精英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索國家重新復興的道路，并成為這條道路的鋪路石。直至1978年鄧小平時代，這一系列的代價才換來正面的歷史回報。改革開放，是歷史的選擇，更是一百五十多年來歷史的總結。如果我們紀念辛亥革命，出發點是怎樣吸取歷史教訓，避免悲劇重演，還是頗有意義。哪怕說是為了總結中華民國時期民主和憲政何以失敗，也仍然有其意義。但如果紀念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是為了憲政和民主，哪可是歷史的笑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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