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爺爺和反革命的孫子
安慶仁
在當今俄羅斯政商兩界，活躍著一群革命的后代，但他們的價值取向和政治立場卻跟他們的祖父截然相反，“這是些從骨子里仇視列寧主義和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人，”一家俄羅斯網站在評論的時候，用詼諧的語調分析說：“革命的爺爺不一定會有反革命的孫子，但每一個社會活動能量巨大的反革命孫子，好像都有那么一個特別革命的爺爺。這既是他們能夠靠反革命起家混跡于政商高層的原因，也是他們能夠無所顧忌侵吞國家和人民財產的家族資本。”
這些孫子反對革命的堅定態度，無疑是對其祖父們當年為革命事業流血犧牲的巨大諷刺，俄《消息報》上的一篇文章就此指出，“斯大林的瘋狂殺戮，在當時看來是一場災難，但現在來分析，如果沒有這場災難，那么另一場災難即俄羅斯歷史上最黑暗的十年，也許根本等不到葉利欽和這些孫子出場有人就代勞了。”
《消息報》的這個說法明顯是情緒化的產物，無論怎么說，一場災難都不能證明另一場災難是正確的，因為任何一種形式的屠殺，都是人類所不能接受的，無論后來的俄羅斯發生了什么，也不能成為替斯大林開脫的理由，如果要公正的評價斯大林，就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功是功過是過，因為革命的根本動機不是為了殺人，而是為了讓全體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需要汲取教訓的，不僅僅是斯大林冷血的肅反，還應該包括前蘇聯的和平演變，僅僅是三代人的時間，世界上第一個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消亡了，來自外界的力量當然是一個方面，但更大的原因是內部出現了問題，記得小平老人家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曾經說過：“中國若出現問題，一定是出在我們黨內，”對比前蘇聯的解體和質變，小平老人家預見何其準也。
那么究竟是哪一部分人出了問題呢，從前蘇聯的演變中我們不難發現，問題就出在干部子弟身上。到上個世紀70年代，前蘇聯的官三代已經整體的變質了，“革命”這個詞匯，在他們的眼中已經變成了“笑料”，有些人甚至在公開場合談論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批評列寧當年不應該在俄羅斯推行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因為這極大的限制了他們追求物質和追求刺激的自由。
既然官三代們放棄了革命意識，轉而反對革命，那么這種以權力世襲為政權延續形式的紅色國家變質，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不過在這里筆者想特別指出一點，“革命”或“反革命”這兩個刺耳的字眼，從表象上看是純粹的政治概念，但從本質上推敲，完全是道德概念，因為革命的根本目的，旨在于在人類社會推廣一種兼有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從而盡量的避免不公平現象。
所謂消滅剝削和壓迫，如果僅從“消滅”這個概念上看，當然有血腥的一面，但是，如果其目的是為了實現人人平等，那就應該另當別論了。實際上在墨家思想中，其所主張的兼愛理念中，就明確的講過“以惡治惡”，從而達到其所主張的兼愛境界。墨子的這個觀點說明，墨子并非我們原來想象的那個充滿了浪漫主義的思想家，而是一個非常務實的現實主義者。
分析墨家思想在中國所以一直不能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墨子具有濃郁的平民情懷，他所主張的“以惡治惡”明顯是針對權勢者，所以他的學說絕不可能變成權勢者治國的理論。第二、權勢者較低的道德自我認知能力，一直是制約中國社會走向和諧的絆腳石，無論新舊王朝的交替，給權勢者提供了多么重要的啟迪，但每一個新王朝誕生以后，權勢者的道德水平旋即一落千丈。
從理論上說，如果權勢者有很高的道德水平，并能自覺踐行道德定律，人間要做的事就只有鑄劍為犁了，又哪里會有殺戮和仇恨呢。就這個意義分析，“革命”與“反革命”這兩個概念，應該從政治范疇里剝離出來，用哲學的眼光還原它們的本來面貌，即雖然有政治的表象，但實際上是道德的本質，換句話說，革命是為了追求一種高尚的道德，反革命是為了滿足本能的需要。
201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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