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有濃厚的“小人物情結”

毛澤東的小人物情結是真正的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的體現，是用理想主義精神對人性善的高揚；一些打著資本主義價值觀旗號的既得利益集團代言人的所謂“人性論”，只不過是人類人性丑惡中趨炎附勢的“大人物情結”，這種庸俗的“大人物情結”恰恰是“以人為本”的悖論。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毛澤東曾經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說他和當時擔任農村工作部秘書的杜潤生等人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我行我素，固執于自己的一套主張，而不服從中央的決策，也聽不進其他人的意見——“更何況那些小人物呢”。毛在這里所說的“小人物”其實并不小，指的是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陳伯達。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陳與鄧、杜等人有歧見，而與毛一致。但作為副部長的陳的意見未能得到中央農村工作部包括鄧子恢在內的一些人的同意。因此，在此后的毛對鄧等人的批評中，諷刺鄧“聽不進小人物的意見”。毛在這里之所以把陳稱作“小人物”，不僅是相對于鄧這個部長來說的，還有其它一些微妙的情感因素。顯然，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問題的不同意見，毛在鄧這個“大人物”和陳這個“小人物”之間是偏向于小人物的。盡管這個小人物并不算小，毛的“小人物”情結也可見一斑。

相比較于陳伯達這個實際上不算小的“小人物”，藍翎和李希凡無論從社會地位還是年齡資歷上，的確可以算得上貨真價實的“小人物”了。一九五四年，兩人寫作那篇著名的《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時，均為不到三十歲的毛頭小伙子，初出茅廬的青年學生。盡管當時的社會上不宣揚高低貴賤的等級區別，但是，兩個人在聲名顯赫的紅學大師俞平伯面前，只能算是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毛澤東卻看上了這兩個名不見經傳卻有勇氣、不迷信學術大師的“小人物”，并對他們敢于挑戰權威的行為給予了高度的贊揚和鼓勵。

還有幾位指出毛澤東詩詞中用詞不當的“小人物”、毛澤東的“一字師”。其中，黃任軻作為毛的“一字師”的時候，年僅二十歲，系復旦大學一名在校學生，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一九五千年一月，毛澤東的《菩薩蠻·黃鶴樓》發表在《詩刊》創刊號上。黃同學讀到其中的“把酒酎滔滔”，感覺其中的“酎”字是“酹”字的筆誤，遂寫一封“北京，毛主席收”的信件，寄往北京的毛。不久，黃同學就受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復信，信中說：“黃任軻同學：你的來信毛主席已經看過。他說你提的意見是對的，囑我們代復！此復，并致敬禮！”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活生生的事例，體現出毛澤東這位足夠大的“大人物”內心深處濃厚的“小人物情結”。心理學的理論揭示，肯定“小人物”、同情“小人物”的“小人物情結”一般來自兩個層次，一是來自大大大的“大人物”，像毛澤東這樣的大人物。大人物天性和生涯中的悲天憫人的情懷，其中自然地包含著“小人物情結”。而且像毛這樣的“大人物”的“小人物情結”涵蓋天下蒼生。此種情結是通俗所說的“越是堅強和高貴的人越有同情心”的心理學基礎。再者，小人物中間對更小的小小人物的同情的“小人物情結”則來自小人物中間的樂善好施者，而且一般是比較木訥的、忠厚老實的樂善好施者。而在中產者和普通的大多數彼此中間，這些階層中人對比他們更弱小的小人物的態度上，卻較少較困難地產生“小人物情結”，而更多更容易地產生仰慕大人物的“大人物情結”。

“小人物情結”的產生，除了上述的大人物天性中的悲天憫人因素，還有外在的社會因素，即一個人的經歷對他的“小人物情結”的影響。那么，毛澤東的“小人物情結”產生的社會因素是什么呢？

很早就有不少學者對該話題的研究充滿了近似獵奇般的激情。有學者把毛澤東的“小人物情結”基礎歸結為他早年遭遇了大人物的冷遇后的心理應激，有的學者甚至咬牙切齒地說，這歸因于毛受到大人物冷遇后的變態心理、仇知心理。當年，毛作為一名來自湖南山溝里的農村伢，到北京大學這所洋學堂做圖書管理員。當他充滿外省青年的熱情和鄉下青年的天真，向已經聲名顯赫的胡適、傅斯年、羅家倫、張申府等文化名人討教時，胡等人卻沒有興趣聽他這名鄉下伢濃重的湖南土話。于是，年輕的毛澤東的稚嫩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從此留下了一道恐怖的傷疤，后來而且還變態了，以至于他在以后的職業革命生涯形成了強烈的仇知心理；及至登基，這種變態心理更是變本加厲，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變態心理的心理學基礎和真正的動因。

一些學者在如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量地拎著偽心理學的解剖刀剖析毛澤東的“狹隘”、“變態”心理時，更是搬出錢基博也就是錢鐘書的爹爹抑或錢鐘書的爺爺也就是錢基博的爹爹為反證。當年，尚未成名的錢爹爹或者錢爺爺也曾像彼時的毛澤東一樣，滿懷求學探真的熱情，進京向一些名宿耄耋求教，其中包括向梁啟超還是梁啟超的爸爸求教。但是，這名同樣年輕的江西佬也像毛澤東這個湖南伢一樣，遭到了大師名人的冷遇；再但是，與因此偏激了、變態了的毛所截然相反的是，錢小伢并未懷恨在心，而是唯唯諾諾地打道回府，以冷遇為動力，在老家頭懸梁錐刺股地苦讀。若干年后，終于也成為了像冷遇他的那些人一樣的文化名人，成為了可以冷遇其他的鄉下伢的洋學堂的大師。

把毛澤東架這個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故事上烤的人，目的很明確，就是力圖證明毛天性中的狹隘和受到創傷以后的變態，并為以后的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找出心理學的深層依據。

因為不停地說道“心理學”，不妨在這里說一說心理學與人文學科研究的關系的題外話。隨著學術研究方法論的多元化，今天，不少學者主張在人文學科領域的研究中引進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比如在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領域，對于一些與歷史人物有關的問題，可以大膽引進心理學的理論，進行合理的推測。這是一個不易把握的問題。在歷史學尤其是比較敏感的歷史問題的研究方面，比如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引入心理學的某些已經被實證為科學的基本理論，是必不可少的，有時候甚至是唯一的途徑。比如，對一些重要歷史人物思想的逆轉，例如，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所謂“五月變化”的研究，因為缺乏足夠的實物資料佐證，只能靠推測。但是，這種推測，只有建立在心理學的正確理論基礎上才有資格作為學術結論，任何尚未被心理學證實為顛撲不破的心理學理論，都不宜被貿然引用過來。否則，本來就撲朔迷離、缺少實物證據的歷史事件，再加上本身就不確定的模模糊糊的心理學方法論，這樣的雙重揣摩手段得出的結論，其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實在驚險！許多時候，依靠這種手段得出的結論，僅僅是“莫須有”。特別是，在今天中國的學術道德狀況異常地目不忍睹的境況下，更不宜輕易采用心理學的分析辦法。學術道德沒有保證的研究者，極有可能在一些關鍵的細節問題上，在缺少原始檔案佐證的情況下，在那些恰恰必須借助原始實物檔案才能驗證的關節上，借口采用了心理學的辦法，偷梁換柱，瞞天過海，做出錯誤的、嘩眾取寵的、為我所用的結論。此種不道德的學術行為，在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所謂研究中，尤其在這些領域重大的、敏感的問題爭論中，已經多次出現。網絡上和坊間流傳的一些惡意丑化毛澤東的所謂學術著作，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舉證不足，所謂心理分析的采用過多，而且大多是在一些結論性問題上，繞過實物證據不足的缺陷，用心理分析實行了偷換。更滑稽的是，一些喜歡采用心理學的所謂研究者，壓根兒就不懂心理學，在他們的研究中，心理學就是為我所用的主觀推測。

毛澤東在北大遭到冷遇的經歷，不能作為用偽心理學理論解釋文化大革命和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依據，這一經歷倒是暴露出，當年的文化精英們的虛偽。這些口口聲聲民主、科學、平等的精英們，這些依靠販賣以眾生平等為核心的資產階級價值觀而聲名顯赫的大人物們，在毛澤東這名來自湖南鄉下的虔誠求教者面前，自然而然地露出了他們骨子里的等級馬腳，這些骨子里尊奉著封建專制等級制度的所謂資產階級精英們的資產階級價值觀，不過是他們吃飯的一些職業行為。未能指導一個人行動的人文觀念、人文思想，無論這個人在這種觀念和思想的學術研究層面的成果有多豐富，都注定這種人格分裂的研究不具備嚴肅的價值。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遭受名人冷遇的經歷是否造成了毛澤東的仇知情結，無法推測，但另一個心理向度的推測因為有事實為證倒讓人更容易信服：毛的“小人物情結”，也許恰恰源自這種冷遇的遭遇。受到大人物的冷遇，不但未能消減毛靈魂深處悲天憫人的情懷，反倒激發出這位偉大人物對弱勢階層的“小人物”的更加的同情！上述的毛與諸多“小人物”的交往，毛一生中時刻把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思想和行動，足以給出無法推翻的證據。

曾經有一些學者說，通讀《毛澤東選集》，通篇不見一個“人”字。如果這些學者不是被文字弄花了眼的瞎子或者別有用心的人，他們應該在毛澤東的“小人物情結”的活生生的事例面前，為自己這種無知的“研究”成果而感到臉紅，而感到自己實在愧對博士、教授的稱號。科學的心理學理論告訴人們，仰慕大人物、仰慕強勢者的“大人物情結”是人類天性中的一種正常現象，但卻不是以人為本的真正體現；只有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小人物、弱勢者謀利益的“小人物情結”，才是以人為本的本質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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