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基本的生活需要能得到滿足時，他不會產生生理的痛苦（如饑餓、寒冷等），但也不會覺得幸福。人的幸福感主要來源于那種所謂的激勵因素，也就是說當人們被肯定，被欣賞，被支持，有成就，有責任感，有信仰時，便會覺得幸福。
20世紀5O年代末期，心理學家赫茨伯格和他的助手們在美國匹茲堡地區對二百名工程師、會計師進行了調查訪問。訪問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在工作中，哪些事項是讓他們感到滿意的，并估計這種積極情緒持續多長時間；又有哪些事項是讓他們感到不滿意的，并估計這種消極情緒持續多長時間。赫茨伯格認為，那些能帶來積極態度、滿意和激勵作用的因素叫做“激勵因素”，包括：成就、賞識、挑戰性的工作、增加的工作責任，以及成長和發展的機會。如果這些因素具備了，就能對人們產生更大的激勵。赫茨伯格認為傳統的激勵假設，如工資刺激、人際關系的改善、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等，都不會產生更大的激勵；它們能消除不滿意，防止產生問題，但這些傳統的“激勵因素”即使達到最佳程度，也不會產生積極的激勵。
雙因素模型能讓我們更好地去理解一些社會現象。
一般人很難理解革命者為了理想和信仰甘于拋頭顱灑熱血。革命者是怕死的，否則不需要顯得那樣的壯懷激烈。“人生自苦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在寫下這句詩時，楊開慧在臨刑前背誦這句詩時，內心必然存在著對死亡的恐懼。但丹心的追求可以讓他們敢于面對生命的死亡。丹心是人所追求的一種境界，一種信仰，屬于激勵因素。在這種力量的激發下的，人會煥發出無窮的力量。
這個理論也可以解釋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什么會有那么旺盛的精力。事實上可能主要不是他們與眾不同的天賦和體魄，而是因為他們有堅定的革命信仰。信仰的力量讓他們發揮了無窮的潛力。心理學家發現，人的潛力往往只被發揮了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的潛力都被雪藏了，被壓抑了。當人在信仰、抱負、責任感等激勵因素的驅使下，就能發揮更大的潛力。
國軍士兵能發軍餉，紅軍戰士沒有軍餉，但前者貪生怕死，而后者卻奮勇而前。朝鮮戰場上，美軍武器裝備先進，但卻打不過武器落后的志愿軍。美軍貪生怕死，他們缺少志愿軍那種為國家為民族英雄獻身的精神。為什么共產黨領導下的士兵會有那么強的戰斗力？在共產黨的軍隊里，官兵一致，士兵參與軍隊的管理，士兵們為自己所代表的普通大眾而打仗犧牲，而不是為了那些官老爺的利益打仗犧牲，他們覺得這樣的犧牲既光榮又有意義。在這種主人翁意識的激勵下他們奮勇向前，不怕犧牲。相反，國軍和美軍的普通戰士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他們缺少這樣的主人翁意識，他們的死在他們自己眼里也是覺得不值得和沒有意義的，所以他們才怕死。軍官們試圖通過物質激勵來激發戰士的斗爭精神，但這種激勵的作用是很短暫的。試想，誰會為了幾塊大洋而丟掉性命，丟掉了性命大洋又有何用？
毛時代的人們能夠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下創造出如此偉大的成就。兩彈一星，雜交水稻，紅旗渠，成昆鐵路，大慶油田，都是在極其堅苦的條件下完成的。這是為什么？這是因為毛時代的普通群眾，是作為統治階級存在著的，他們是國家的主人。這種主人翁意識讓他們覺得被認可、被欣賞，有成就，有責任。他們被真正的激勵了。大寨的普通農民，為什么能夠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克服艱難險阻，把那些荒山改造成良田，并取得了畝產的不斷豐收，而小崗村的村民卻要二十年年年吃供應？很簡單，就是因為前者正象英勇的解放軍戰士一樣，被激勵了。
相反在改開時代，人們怨聲載道。按理從經濟上來說，大部分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人們還是滿腹報怨并懷念毛澤東時代。如何去解釋這種現象？ 改開時代，經濟為中心，人們忙于追逐金錢和利益。利益的激勵是有限和短暫的。當利益達到后，人們便失去了奮斗的動力，當而利益沒有達到時，人們產生了普遍的不滿。當今群眾好象變成了一個填不飽的肚子，一個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的忘恩負義的人。為什么？因為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讓人民群眾產生了不滿。而毛澤東時代，雖然利益很少，但很公平，大家都覺得自己是主人翁，所以不但不會覺得不滿，反而被很好的激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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