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運行和其本質，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生產關系，以金錢私利為主流的思想，在漫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暫時不能以物質文明的發展完美帶動精神文明，而使人們產生完美的社會公益覺悟。而法律的健全、補充和完善，又比較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顯得力不從心。
    此時尤其是國家與個人這個關系中，國家利益這個抽象概念更難以通過傳統的思想教育和法制約束的方式，使人們全部擺正金錢與國家的位置，權衡利益上的利弊。特別是在我們這個發展中國家，剛剛從傳統的計劃經濟的運行體系和思想體系中解放出來，人們從基本貧窮的狀態中競相個人致富，市場經濟金錢動力的積極性使人們踴躍地走入發家致富之路。有的在競爭中按照法制規則取得了致富成效，有的在競爭中用的是政府行為與商企搭橋的關系而致富，在后者的里面就產生了行賄受賄的腐敗現象。
    同時，金錢能夠滿足人們享受需求的實際作用，也使得黨委、政府、人大、政協這四大主權機構有些人員分外眼紅，于是就又產生了索賄受賄的腐敗現象。為了達到行賄者與受賄者的關系保持穩定，不產生東窗事發的矛盾，買官賣官、玩忽職守、瀆職犯罪與腐敗網絡，以及腐敗行為的交接傳承就產生和形成。官員腐敗、權力腐敗、司法腐敗的格局也就隨其形成。于是，“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打擊犯罪”的工作被腐敗格局所干擾，甚至導致維護黨紀國法的終極機關的紀委部門，也產生了以獲利為目的，而包庇腐敗者的終極腐敗行為。不少官員將子女出國，將財產出國，給國家造成很大損失。
    這種情況下表露出傳統的提高黨員思想素質的教育方式不能取代個人享受的需求和個人利益的追求。黨員干部不能夠統一正確的表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甚至出現不少高官成為腐敗者，這樣一種反面的示范也就不能說服廣大基層群眾的思想依附于黨的傳統的思想教育方式。同時也造成了努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少數優秀干部，為轉變是非觀念、維護黨的威信，而苦心積慮、積勞成疾、鞠躬盡瘁地犧牲于工作崗位。
    并且，腐敗行為在侵占國家利益的同時也就直接或者間接地侵占和剝奪了人民群眾的利益，比如農村的集體土地是國家資源，是集體財產，而農村基層干部對土地的開發使用在利益上的瓜分，無疑直接損害了農民群眾的利益。城市工作上的腐敗行為的擴大也損害了職工群眾個人的切身利益。農村和城市官員的腐敗行為引起了群眾的不斷上訪，而上訪的結果又在腐敗的格局下不能達成問題的解決，于是人們進京的上訪也給國家領導和有關部門找了不少麻煩。國家三令五申和發布文件，讓基層化解矛盾，此時城市中有的領導干部歪曲了上級的精神，自以為是地明白了“弄錢時不侵犯職工個人利益就行”，用利益滿足部分群眾個人的利益需求，達到自己掩蓋腐敗行為的目的，這不僅是褻瀆了政策精神，而且褻瀆了黨的思想教育的目的。
    雖然上訪的有時一時少了些，可是腐敗者貪得無厭，又生驕狂，最終還是繼續侵犯群眾個人利益，群眾的怨氣就不斷上升。在明著上訪不解決問題卻遭報復的情況下要求受理匿名舉報和嚴懲腐敗的呼聲就愈來愈高。
    農村的問題主要是農民群眾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問題。農村城鎮化建設的發展不斷開發良田，而開發的利益所得又被少數干部所壟斷，造成農民個人的生存問題。到個人頭上的補貼救濟，以及到城市打工掙錢都不能彌補被腐敗干部侵占的土地利益。因此農村的上訪在很多情況下矛盾不能被“化解”，只有通過公平地懲治腐敗讓腐敗干部繩之以法，受到制裁，才能使群眾的上訪“化干戈為玉帛”，正所謂患貧而不患不公。相對來說，懲治了腐敗也就是維護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就是以具體的行為教育方式來達到思想教育的效果，可以探求用體制機制的教育方式管理黨員干部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行為，改革傳統的宣傳教育的思想教育方式。
    人必須通過接受教育來消除或減少本性帶來的自私自利之心，但是因為自私自利之心又是人維護自我生存的必然存在，這樣，“接受教育”與“維護自我”就是一種矛盾，因此解決這一矛盾的基本手段就離不開法律的嚴肅性和強制性，黨風黨紀的思想教育也就離不開維護法律的方式方法，也就必須有嚴肅性和強制性的措施，而且這種措施是不能被松懈的。一旦松懈這種嚴肅性在整體上就會被破壞。特別是黨的執行紀律的嚴肅性，如果被褻瀆之后，一是對大家的心理損傷不小，很多人對防腐反腐漠不關心，政治思想麻木不仁，只關心自己利益，不關心國家利益；二是居心叵測的人就從黨的紀律渙散的機會上找到了反動借口，接著就肆意歪曲黨的歷史，污蔑和褻瀆黨的豐功偉績。造成凝聚力下降，私心愈演愈烈。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體制改革，催生了企事業單位的行政負責制，以及農村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使原有的黨務監督政務的體制機制，在現實中變成了一種抽象概念，基本不起作用，也走失了具體的民主集中制對大事情決策的控制機制。更在黨務政務一肩挑的單位中表現出對腐敗行為的不能扼制，所以一定程度上說，不是腐敗者鉆了政策和體制的空子，也不是沒有受到思想宣傳教育，而是政策和體制給了官員腐敗的機會。因此這就不能只是通過口頭上的重復宣傳教育，和要求讀書看報等提高素質，來改變一些黨員干部不能為人民服務的行為。而且在領導干部的腐敗行為暴露后，才知道這些人是利用職權謀私利而工作，工作權力被他們利用了，黨和政府也被他們欺騙了。
    這就讓我們不能不考慮到應當在市場經濟下實事求是的對黨的思想教育方式予以革新的想法，革新的目的是適合在市場經濟下繼續維護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用有形的體制機制的管束來達到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建設的目的，同樣不能脫離密切聯系群眾，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黨的三大作風。
    市場經濟的私心大環境與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公心教育是一對尖銳的矛盾，這就需要我們在思想教育的方式上順應市場經濟的實際情況，改革過去“以黨的信任換來黨員誠信”、“加強黨性修養，例行黨員義務的榜樣觀摩”、“廉潔奉公，嚴于律己提高防腐能力”，這些傳統的教育模式，在繼承的基礎上予以革新，進行對應的體制機制上的教育模式的創新。把市場經濟下不斷放縱的公職人員的自私自利之心，通過體制機制上的行為教育，管束到為人民服務的健康軌道上來。將私心約束為公心，將私心轉化為公心。
    紀檢垂直體制機制是富有黨的思想教育功能的，其形成的廉政體系的組織結構，既能及時監督和管束廉政行為，作以示范教育，又能及時揭露腐敗行為，作以誡勉教育，是與時俱進地加強黨的建設的必要。垂直體制可以作為黨的思想教育的一種方式嘗試應用，同優良的傳統教育形式相結合，提高黨的思想教育的質量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