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為唐由之講述毛主席的內心世界）

文革研究熱已經退去了，但在人們心中，并沒有留下定論，仍是各執一辭，莫終一是。在這里，有必要再作一次探源。

1959年，毛曾對蒙哥馬利說過，將來兩個主席都姓劉，這就是說，劉是全面接班的繼任人，而在事隔7年后的文革中，劉卻翻身落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難道真的是由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文革來打倒建國的功臣而想取而代之嗎？我認為，決不是！一個人是否有野心，一下子是看不出來的，但經過一些時間的觀察，一些事件來推斷，還是可以看出的。如林彪，毛之所以看出他有野心，就是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本來設國家主席一職，并不是什么大事，又為什么要大動干戈，興師動眾地將它做為一件大事來提呢？原因就是：林雖然是黨的副主席，是接班人，但在國務院里仍是副總理，繞不過周總理，要想超過周總理在行政上的職位，就只有當國家主席。所以，作為林彪本人來說，如果不能當上國家主席，就意味著在行政上，仍比周低一級。當毛不同意林當國家主席后，林就企圖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用眾人之口來壓毛，故此，林的野心就暴露了。

而劉是否有野心呢？如果劉僅是有野心，他比毛年輕，且身體好，是犯不著與毛來爭的，反正遲早這個位子是他的，所以說，說劉有野心不確切，也不是導致劉落馬的原因。盡管劉在會議上采取了一些不恰當的辦法，如在既定的會議程序中，沒有同意毛講話，但這不是大問題。重要的是四清運動中兩人的分歧，劉認為四清運動中所表現的是四清與四不清的問題，而毛認為是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大是大非問題。這不僅是兩人對農村的認識不同的問題，而是黨在農村采用什么政策的問題，也就是說，黨的農村政策決定執政黨的經濟政策和路線、方針問題，這才是導致劉下臺的原因。而文革又并非是要劉下臺，而是想通過文革這一形式，讓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認識到，什么樣的經濟政策所反映的是黨的路線、方針，也就是說，中國走的是什么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修正主義的道路的大問題。

在很多網民中，就有過這樣一種認為，毛領導的農民革命，最后農民仍然沒有得到土地，是毛忽攸了農民。其實，這是一種從低微處看問題。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業政策的實施，就是要讓農民富起來，但怎樣才能讓農民富起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是很難的，因為農業不僅是工業的基礎，也是國家的經濟命脈。

我們知道，農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獲得土地。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就是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張，就調動了農民革命的積極性，黨就獲得了農民的支持，所以，黨之所以取得政權，其絕大部份功勞就要歸于農民，不僅是農民為革命輸送了糧食和兵員，還輸送了大量的勞動力，正如陳毅說的，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農民用手推車推出來的。農民之所以甘愿付出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就在于想獲得土地。

然而，獲得土地有兩種形式，并非象一般農民所想的那樣，唯一的所有就是對土地的占有，象土改時那樣。其實，還有另一種形式，那就是共有，農業合作社及后來的人民公社，也是一種農民對土地所有的一種形式。只是農民看不到這一點。毛曾說過，對于農村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毛為什么要這樣提出來呢？我們學歷史就知道，從奴隸制后期開始，土地就開始私有，三家分晉后，私有土地就合法化了，但是，又有哪一家土地所有者能將土地保留到永遠而不易手呢？沒有，絕對沒有。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土地的私有，導致其所有者可以自由買賣，土地所有者在遇到極大的困難時，如天災人禍，為了救人，就會將土地出賣。這樣，土地就易手了，原所有者就成了失地的流民。為了讓這些失地農民再次獲得土地，就必須來一場革命，這就是歷史上多次發生農民起義的原因。在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不能眼看著農民再次失去土地，那么，就要在政策上加以規范，這就是組織農業合作社。這樣做，雖然有些農民會認為吃了虧，不理解，但這是我國農業政策的大方向，這就要求我們的干部們多做工作，讓他們認識到，單個的農業生產決不能滿足工業化體系的需要，也不能讓農民改變靠天吃飯的現狀。要保證所有農民不再失去土地，要保證農業在災年也能得到豐收，要保證農村的經濟鞏固而成為工業體系的基礎，就必須將農民組織起來，用集體的力量來戰勝各種自然災害。

然而，劉沒有從應有的高度來認識中國農村的的問題，而是從農民的立場上，忽視了農民最根本的利益和工業化體系建設的重要意義，只是將農民的根本利益局限在眼前的利益上，這就是毛劉在農村問題認識上的差異。更為重要的是，單個的農民的是小生產者，而小生產者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著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因為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是原始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我們建立在社會道義上的追求，但不是整體上的共識，所以，我們不能相信所有人都取財有道，要讓所有人都取財有道，就必須從制度上加以約束。如在朝鮮戰爭期間,軍隊向私營企業訂購棉紗、棉布、醫療用品等，這本是對這些私有企業的支持，可是這些私有企業主為了能爭取到政府的定單，采用非法手段，用行賄的辦法獲得定購單，再以次充好來獲取更大的利益，導致戰士們棉衣穿上身就厚薄不勻，棉被蓋上就破洞，更為嚴重的是醫用紗布包在傷口上就化膿，試想，這樣的企業主能給國家提供質量有保證的產品嗎？國家的工業體系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嗎？

在農村，當時的勞動力充足的家庭對于所分配的土地就感到不滿足，而對于勞動力不足的家庭來說，所分配的土地都沒有能力耕種，這樣，沒過幾年，獲地農民就再次出現了失地的現象，那么，任其下去，新的地主階級和新的雇農不就會產生嗎？那么，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是就前功盡棄了嗎？農村如此，城市如此，一場資本主義的復辟就用不了多久，在全國實現了。這難道是中國黨人革命幾十年所需要的結果嗎？

所以說，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毛劉之爭，就是路線之爭，是中國前途之爭，也是占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之爭，而不是個人恩怨之爭，權力之爭。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就號召全黨，不要學李自成，并以《甲申三百年祭》為教材，讓全黨充分認識到，革命不是改朝換代的工具，革命不是你方唱罷我登臺的皇帝輪流做的舞臺，黨要的是，徹底改變中國的機制，讓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這才是中國黨人的真正歷史使命。然而，黨的號召盡管在，仍然有些人要學李自成、劉宗敏，一旦大權在握，就不再顧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再繼續革命了，而是坐下來當老爺。進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換妻，然后就是蔭子，第三步就是撈利益。毛看到了，劉青山之類在黨內還大有人在，決不是個別的，只是還沒有走到劉青山那一步，從保護的角度出發，通過教育，達到改過自新的目的。

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自以為對革命有功，大貪不敢，小腐不斷，網上大量的相關文章就能證明這一點。然而，資產階級做為以經濟為表象的形式是不存在了，但其思想意識還在，特別是過去對革命有功的人的腦子里，還根深蒂固，劉亞樓爭大將就是一種表現，這些人可能是貧下中農出身，是工人出身，但其意識里有資產階級的思想，一旦有權后，就會在這種意識的作用下，做出資產階級要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如在農村搞三自一包，在城市搞自由經濟。而這些自由經濟為了能得到發展和保護，必然要尋找其政策的保護傘，用金錢開路去尋找政府中的代理人，而持有發展資本主義意識的政策官員，也就會積極地尋找權力尋租人。故此說，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說法是正確的，是有依據的，決不是無中生有。幾十年后的現實告訴了我們，毛的這一觀點是非常正確的。

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毛劉之分歧的出現，導致了毛對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在四清運動沒有，也不可能達到目的后，毛感到，單純地靠干部做工作是行不通了，這就只能靠群眾運動來達到目的了，正如寺廟里的和尚，雖然也穿上了袈裟，但并不都是佛一樣。要使和尚成為佛，就要讓和尚們公開自己的一言一行，讓信徒們看看，要想黨員、政府官員能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就必須將黨員干部放在人民大眾的眼皮下，接受人民的監督，文革就是一種較好的形式。

為此，文革就產生了。

1、文革是政治局一致同意開展的。思想上沒有任何分歧。由當時的第五位人物彭真任組長。運動由文藝界開始。社會上以破四舊、立四新，改革封、資、修統治舞臺的局面。

2、彭由于領導不力及一些問題，政治局由劉主持會議，罷了彭的官；一致決定由劉掛帥，鄧協助領導文革運動。劉開始在學校開刀，用57年反右的方法，向北京各大院校派了工作組，各省市也向院校派了工作組，56天抓了大批學生和教職員工，企、事業單位也抓了一些有一般政歷問題的技術人員和職員....引起反工作組告狀潮，

3、毛回北京后，支持了受壓的學生，毛、劉發生了分歧，鬧到8屆11中全會上，重新組織了文革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調整了政治局的座位，劉由2位調為第6位，鄧的座位沒動。發表了決定，即16條。后來的發展是難于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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