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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才是真正的民主、人權、自由時代！

提出這樣的論點，許多人可能很吃驚，甚至當年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特別是時下的所謂民主人士、人權分子和發糞功分子會惱羞成怒地跳起來罵：“這人瘋了！胡言亂語！顛倒是非！”別說是這些人，就連80后、90后善良的人們可能也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最近十多年來，毛澤東已經被這群人妖魔化成“專制”、“獨裁”的代名詞了，再加上時下假共產黨人的瘋狂作亂，這種詞性更讓人深信不疑。

然而，縱向比較一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地位和時下的人民地位，橫向比較一下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的地位和西方國家人民的地位，卻不能不說這是不可辯駁的事實。

談民主、人權、自由，只要稍存一點兒理智和常識，就應當知道這是一個相對性概念，而不是絕對性概念，因為社會是群居性的，不可能有絕對意義的不加任何限制的民主、人權、自由。道理很淺顯，讓壞人充分享受民主、人權、自由，他就會欺男霸女、為非作歹，甚至于瘋狂犯罪到肆意殺人放火。因此，對于這種窮兇極惡的人，必須專政、專制掉他，只有剝奪他的民主、人權、自由，才能維護社會安寧、保護民眾不受其害。不僅如此，民主、人權、自由是以經濟地位平等為基礎的，建立在平等經濟基礎上的民主、人權、自由才是真的民主、人權、自由，不然，一個乞丐馬上就要餓死了，你發給他一張選票，說“你有選舉權，既可以選舉別人當總統，也可以選自己當總統”，顯然，不僅充滿了虛偽，而且十足地滑稽可笑。

既然如此，談民主、人權、自由，就有了一個所有權問題和質量問題，即誰該擁有，是少數人擁有？還是多數人擁有？是擁有貨真價實的？還是擁有虛偽滑稽的？大概沒有人選擇少數人和虛偽滑稽，那就只剩下多數人和貨真價實。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評判民主、人權、自由的標準，我們看待毛澤東時代就清晰得多、簡單得多了。

中國人的成分，簡單地說是由工人、農民、商人、軍人、干部、知識分子等幾類人組成的，就人口數量而言，農民最多，工人其次，其它加起來即使再多，但相對工人、農民而言，也還只是少數。毛澤東時代是從舊社會過度來的，人員成分又比現在復雜，除了這些人外，它還包括原來的地主、舊軍人和舊政府人員、右派分子和隱藏在社會各個角落的敵對破壞分子——俗稱“地富反壞右”，這些人加起來，相對于工人、農民而言，人數更少。因此，談民主、人權、自由，實際上就是變相地談工人、農民的民主、人權、自由，而不是談少數人，更不是談極個別人的民主、人權、自由。

那么毛澤東時代的工人、農民究竟有沒有民主、人權、自由呢？

翻翻歷史，討飯出身的掏糞工人時傳祥1956年當選為崇文區人民代表， 1959年，作為全國先進生產者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首屆“群英會”，并當選“群英會”主席團成員，同年被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1959年10月26日，國家主席劉少奇握著他的手親切地說：“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第二天，兩人握手的照片就上了全國各大報紙的頭版，從此，時傳祥成為載譽全國的著名勞動模范，《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新聞單位都對他的事跡作了報道。1964年，劉少奇把自己13歲的女兒劉婷婷送到了時傳祥的清潔隊參加掏糞勞動。1966年國慶節前，他被毛澤東接進中南海小住；國慶節當天，他作為北京市政府觀禮代表團副團長，有生以來第一次登上天安門。文革開始后，時傳祥又擔任了擁有30萬人的“捍衛毛澤東思想紅色職工團”的領導人，盡管最后因旗幟鮮明地保劉少奇，被對手打倒而終結了政治生命，甚至遭到下放、多次批斗，卻最終被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最后接回北京養病直至病逝。一個毫無社會背景、討飯出身的掏糞工人竟然長期直接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三位國家領導人打交道，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民主、人權、自由？古今中外誰堪與比？

翻翻歷史，山西省昔陽縣大寨鄉小南山村農民陳永貴，1952年擔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1958年，始任昔陽縣第一個人民公社常委、副書記兼大寨黨支部書記。1964年12月，出席三屆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受到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熱情贊揚；同年，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文革開始后，1967年，他以全國著名農業勞模身份，代表工人、農民奪權擔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隨后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1969年4月、1973年8月先后當選九屆、十屆中央委員及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全國農業工作。一個毫無社會背景的淳樸農民竟然一步步踏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寶座，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民主、人權、自由？古今中外誰堪與比？

翻翻歷史，河南鞏義縣女農民吳桂賢，1951年即13歲時招錄為剛成立的西北國棉一廠首批工人，分配到細紗車間當擋車工。1965年，她出席西北公交戰線先進集體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并被評為“全國紡織系統先進典型”，先后兩次被邀請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不久，擔任西北國棉一廠副廠長。隨后為提高她的文化知識，政府安排她到西北大學學習。1968年畢業后歷任西北國棉一廠革命委員會委員、主任，咸陽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陜西省委副書記，陜西省革委會委員、常委，中共第九至十一屆中央委員等職。1973年8月，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并以最高票數列四位政治局候補委員中的第一位。一年后，毛澤東當面通知吳桂賢要調她進入中央工作。1975年1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時年37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位女性副總理，也是到目前為止最年輕的副總理。一個毫無社會背景的紡織女工竟然也踏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寶座，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民主、人權、自由？古今中外誰堪與比？

翻翻歷史，原籍河北省樂亭縣馬頭營鎮郭莊子村人、生于沈陽市的李素文，1956年擔任沈陽市南塔第二副食門市部營業員賣菜，1959年，作為勞動模范出席全國群英會；1963年，她出席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發言，周總理7次帶頭鼓掌。1968年5月，任沈陽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9年4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1973年任中共遼寧省委常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共青團遼寧省委書記；1973年4月，作為中日友好協會訪日代表團副團長訪問日本。1973年8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1974年1月，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紐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二十五屆會議并發言；1975年1月，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年6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墨西哥婦女年世界會議，并在大會上發言。一個毫無社會背景的女售貨員不僅最終也踏上了中央委員、人大副委員長的寶座，而且走出中國，走向世界，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民主、人權、自由？古今中外誰堪與比？

以上只是四個典型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在毛澤東時代實在多得數不勝數，全國各級政府、人大、政協到處活躍著這些工人、農民的身影——在目睹了高崗、劉青山、張子善等人的腐化墮落后，在目睹了某些人企圖推行私有制并預見到這種私有制會制造社會貧富不均，甚而帶來剝削和壓迫，并最終危及人民當家作主后，毛澤東斷然決定發動人民群眾——人口占大多數的工人、農民起來奪權——奪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權，直接掌握國家權力。同時，賦予民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的權利，允許和發動全國人民公開辯論，在辯論中找出哪是真理，哪是狗屁，哪是毒草，俗稱“真理不辯不明”。口必稱“民主、人權、自由”的“精英”分子，時下言之鑿鑿光輝得了不得，但當時卻在工人、農民的四大自由面前不僅不堪一擊，反而被剝去華麗的外衣，露出了丑陋、罪惡的本性，成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臭狗屎。

不僅如此，充分享受著民主、人權、自由的工人、農民還專了少數人的政，不但把曾經壓迫他們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而且把存在種種問題的領導干部，甚至懷疑存在問題的國家領導人當作“牛鬼蛇神”而隨意批評、批判，甚而抓起來揪斗和游街示眾，進而又關進牛棚，強迫他們接受貧下中農的思想改造。當年受剝削和壓迫的“窮鬼”、“泥腿子”們竟然“無法無天”地徹底翻身了，不僅對他們吆三喝四，而且還娶了他們的女兒做媳婦，招了他們的兒子做女婿，使這些過慣了呼奴使婢日子的“上流人士”，特別是自視清高的知識分子汗顏得幾近要死。在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打擊下，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們臉面盡失，一個個水深火熱到尋死覓活，以至于今日回想起來還恨得咬牙切齒，大罵毛澤東“專制”、“獨裁”、“暴君”、“殺人惡魔”。但他們忘記了這正是他們熱切呼喚的“民主、人權、自由”的結果，只不過這種“民主、人權、自由”的所有權歸工人、農民而非自己，而且這還不是一般的民主、人權、自由，而是太民主、太人權、太自由了，甚至民主、人權、自由到幾近無政府主義了。

然而，毛澤東終究是個人，終究擺脫不掉死亡的命運。他死后，長期忍辱負重希望東山再起的走資派立即翻盤，通過趕走各級政府、人大、政協里面的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們，進而又推行私有制改革和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法律改革，最終剝奪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發言權和執政權，把人民——人口占多數的工人、農民趕下國家主人的寶座，把當年的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們——“社會精英”不僅解放出來，而且扶上國家主人的寶座，讓這些“精英”——少數人充分享受“民主、人權、自由”——利用權勢為非作歹，甚至是欺男霸女，不斷地制造貪污受賄、賣官鬻爵、包蜜養奶、賣國求榮的種種丑聞和劉興偉事件、胡斌事件、鄧玉嬌事件。“精英們”的確擺脫了毛澤東的“專制”、“獨裁”，實現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民主、人權、自由，但人民——人口占多數的工人失業下崗了，只好給人打工出賣苦力；農民種地養不起自己了，只好撇下老人、孩子背井離鄉地四處務工。工人、農民竟然恢復了舊社會的窮苦人本性——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只好去當童工，只好去做保姆，只好去賣淫吃青春飯，只好去偷盜搶劫和殺人。失去經濟地位的工人、農民最終也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再也沒有工人總理了，再也沒有農民總理了，吃飯穿衣都成問題，居然還被強迫幻想著去選舉和被選舉，真是十足地荒唐可笑。

“精英們”口口聲聲要求“民主、人權、自由”，但人民——人口占多數的工人、農民真正地民主、人權、自由了，他們卻又受不了了，反罵作“專制”、“獨裁”。而如今他們逐步地民主、人權、自由了，而人民——人口占多數的工人、農民卻受不了了，成了無依無靠、生死由命、整天為吃飯、穿衣、上學、看病、住房、養老犯愁的社會草根。說明了什么？恰說明“精英們”講“民主、人權、自由”不過是玩陰的、搞虛的，他們口中的“民主、人權、自由”只是建立在經濟地位不平等基礎上的少數人的民主、人權和自由。而我們許多“草根”——過去威風、顯赫的國家的主人，卻看不透這一點，也跟著“精英們”講民主、爭人權、鬧自由，卻不知是為人做嫁衣，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講來講去，爭來爭取，鬧來鬧去，地位越發下賤，反而失去了毛澤東賦予的民主、人權和自由，真的可悲、可氣又可憐！

盡管如此，盡管工農十分地窘困了，可“精英們”卻依然不依不饒，仍然嫌他們的民主、人權、自由不夠，甚至像死爹了一樣哀號——“不民主，不人權，不自由！”其實是抱怨不能公開地像黃世仁那樣逼死楊白勞強霸其女兒，不能像四大家族那樣肆意發行金圓券榨干民眾財產，不能圈占土地像洋鬼子那樣“窮（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于是，精英們痛心疾首、凄愴吶喊、搶天呼地，利用各種時機、場合，甚至把人大、政協改造成“精英沙龍”，積極宣傳他們的“民主、人權、自由”主張——塞給乞丐選票但就是不給飯吃的主張。

飽漢不知餓漢饑，人數只有0.4%卻攫取了國家70%財富的“精英們”吃飽了、喝足了，需要更廣泛的“民主、人權、自由”而為所欲為，卻愣說人民——人口占多數的工人、農民渴盼“民主、人權、自由”，豈不知工人、農民對“民主、人權、自由”早已絕望——捍衛他們利益的毛澤東死了，用陳永貴的話說就是“今后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時下，工人、農民們不再不切實際地幻想，所需要的只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一份穩定的工作、一份穩定的收入，能夠讓他們上得起學、看得起病、住得起房、養得起老、死得起人，如此簡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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