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清荷：工人階級在中國的三次地位變遷　　

一枝清荷　　

在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工人”這個名字出現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只不過一百來年。一百年時光，恍若昨日。當我們回過頭去，重新回味這段還尚帶體溫的歷史時，發現歷史真是一面鏡子，不但照出了30年河東，也照出了30年河西——“工人”，作為筆畫最少的一種職業名稱，在中國百年里卻是命運最跌宕起伏的一個群體。中國工人曾被抬高到一個充滿榮光的高位，后又經歷了一個群體的艱難轉型。或許這就是歷史的吊詭之處吧：無論何人何事何時，其不同程度的演變，都可以在歷史的這面鏡子之下真實地顯現出來。　　

一、       中國近代工人：“包身工”與“中國勞工”的悲慘遭遇　　

自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家在通商口岸開設的工廠中，產生了近代中國第一批工人階級。從此，工人，作為一種新的勞動身份、新的勞動主體以及一個新興階級的構成元素開始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但是，這個時候的工人身份，總是被置放和排列于工廠、機器以及生產資料的后面，仿佛一件純粹的生產工具，僅是眾多成本投入中的一項。我們從近代的中國文學作品當中，工人在這一時期的形象就是：他們衣衫襤褸，面帶倦容，在城市的邊緣流離，在社會的底層掙扎，在擁擠污穢、疲憊饑餓的狀態下茍延殘喘。。。長時間的工廠勞作，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幾乎構建了我們對這一勞動主體的全部想象。最為典型的是，包身工和中國勞工，是這一時期中國工人宿命式的生存狀態。　　

提到“包身工”這個詞，我們的頭腦里，馬上就會浮現出夏衍筆下的“蘆柴棒”與“小福子”的悲慘遭遇。她們年紀輕輕，卻沒有陽光，沒有自由，只能在嚴密監視下往來于工房與工廠之間，兩點一線。惡劣的生活條件，繁重的體力勞動，嚴重摧殘著這些未成年少女的身心健康。在這樣的環境里，她們變得麻木，像機器一樣。　　

中國近代史上，包工制盛行在礦業、航運業、碼頭搬運業以及上海的紡織工廠中。在這些行業，直接監督包身工的叫做“包工頭”。比如當時礦山的包工頭被稱為“把頭”或“組長”，連帶承擔生產責任和義務，包工頭在自己的工頭和監工的協助下管理礦工，安排工作，組織生產。包工頭供給礦工食宿，按產煤量從公司領取工人的全部工資，扣除招雇費和膳宿費之后再分給工人。這種包工的工人叫做“外工”，也被稱為“死工”或“賣身工”；而公司直接雇用的工人，叫“里工”或者“雇工”，也稱為“活工”。碼頭工人和搬運苦力等一般都是包工，包工往往受到一連串包工頭及中間人(大保、二保、三保……)的層層盤剝。而來自紡織工廠的包身工大部分由包工頭受廠方委托或自行經手從農村招募，送進工廠做工并全權負責管理，這類包身工通常是女工，她們的全部工資完全交于包工頭，不經過女工的手。　　

在這一時期，另外一種現象是：由于清朝末期各國列強染指中國之后，曾誘騙和拐掠大批華人出洋充當苦力，史稱“苦力貿易”。 比如40年代的美國資本家為了開發加利福尼亞州，曾派人到中國華南一帶，以招請為名，誘騙勞動人民前往美國作工，這些人就被稱為華工。被誘騙和拐掠準備運送出洋的華工，一般是先被集中到所謂“豬仔館”里。為何叫“豬仔館”？為了防止苦力們反抗，船上形同監獄，戒備森嚴，艙門多被加上鐵柵欄，警衛人員荷槍實彈，如臨大敵。華工們稍有不馴順的表現，輕則遭呵斥辱罵，拳打腳踢，重則挨皮鞭棍棒，乃至以刀槍相見。不少船上設有專為囚禁懲治苦力的竹籠或鐵檻，慣把“不聽話”的苦力鎖入其中。這樣惡劣的條件，必然導致苦力們途中的高死亡率。譬如有一批被運往秘魯的775名華工，途中就死去289人。這還未必是最高的死亡率。可以說，每一只運載苦力的船，都浸透著殖民者的血腥，記錄著其滅絕人性的殘暴。　　

就這樣，當時拉丁美洲的開發，美國和加拿大橫貫大陸鐵路的建設，巴拿馬運河的挖掘，南洋的墾殖，以及沙俄西伯利亞大陸的建設，金礦、鋁礦和煤礦的開采，無不記錄著中國華工的身影。華工們為這些地方的開發和建設，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在風雪交加、空氣稀薄的高山上，在烈日似火，揮汗如雨的沙漠里，在潮濕泥濘，水深沒膝的沼澤中，筑鐵路，鑿運河，開金礦，做美國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但是工資卻要少一半，而且還要繳納繁重的賦稅。　　

華工對歐洲國家的貢獻，并沒有改變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真正作為中國的代表參與戰爭的，是十四萬北方農民為主組成的中國勞工，協約國稱為“中國勞工旅”，他們為協約國西線戰場提供了重要的勞動力。這些貧苦的勞工，以其勤勉和堅韌的精神，給異國的人們帶去了最初的中國人的印象。西線英法戰場，東線沙俄戰場，西亞美索不達米亞戰場上都有中國勞工的貢獻，但是，中國勞工的參戰并未能改變中國羸弱的國際地位，也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和權利。以至于在巴黎和會上的舉動，終于激起了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的憤怒，他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消息傳回中國，群情激憤的學生走上街頭，這就直接導致了改變日后中國命運的“五四運動”。　　

無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對近代歐洲的建設，中國華工的功不可滅。他們遍布世界，高強度的勞動，受盡磨難與非人的待遇，有的實在不堪重負，慘死異域。據史料記載，有上千人因無法忍受最后被送進集中營一般的精神病院，據說一位華工甚至在極端狀態下挖坑將自己活埋。 　　

因此在中國近代，所謂的工人生存狀態和命運，是極其悲慘與卑微的。而恰恰是深重的苦難和壓迫，使得早期的工人階級對萬惡的舊社會不存在絲毫溫情的幻想，它造就出無產階級毫不妥協的反抗精神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工人階級帶來了真正屬于自己的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成立，工人階級以鐵的紀律和嚴密的組織開始正式登上政治舞臺，標志著階級的團結和覺悟達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土地革命的綱領，使得工人階級能夠找到人數最多，力量最龐大的農民階級作為自己的同盟軍。最終，隨著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在正確路線的指引下，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政治代表，能夠科學地處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各種復雜的矛盾，找到了那把通向勝利的鑰匙。工人階級，這個在舊社會人數不多，苦難深重，地位低下的階級，卻如同火山噴發一般，爆發出驚人的能量，成為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成為推翻三座大山的中流砥柱。無產階級終于取得了第一個重大的勝利－－奪取政權。　　

二、       毛澤東時代：咱們工人有力量　　

伴隨新中國來臨的那一刻，也迎來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曙光。回溯新中國走過的路，伴隨著“中國奇跡”一次次亮相的，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隨著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大大潮，一支陣容不俗的工人隊伍，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迅速被建立起來。與70年代后工人隊伍重門深鎖相比，這時工人隊伍的開放性恍若隔世，倒有點類似90年代后農民工涌入工廠的情景。只不過，90年代后涌入工廠的農民得到的是一連串飽含歧視的稱呼，而這個時期的工人擁有的卻是一個帶有“鮮亮光環”的新稱呼——工人老大哥。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乃至此后很長一段時期內，工人都是中國經濟復蘇與建設的主力軍。與他們的付出相對應，他們在社會地位、經濟待遇上獲得了更高的回報。“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是工人待遇形象的概括。福利房、鐵飯碗、鐵打不變的退休金，令人羨慕的“老大哥”地位與形象在六七十年代達到了一個高峰。“七八十年代，有誰家孩子能進工廠，對全家來說都是一件榮耀的事情。”賈樟柯在《中國工人訪談錄》中寫道：高中時，他很多同學都退學進了工廠，“在有燈光籃球場的柴油機廠上班，是讓無數同學羨慕的事”。　　

工人，這個身份背后的東西——意味著每月穩定的工資，意味著暑期的時候會發茶葉、白糖；冬天的時候會有煤火費。也意味著家里人可以去工廠的浴室洗澡，每個月還發若干雙手套和幾條香皂。　　

這不只是物質好處，更是一個群體的內心驕傲。這種驕傲的源泉，來自于毛澤東對工人階級各方面的重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身份受尊重。在毛澤東時代，如果你是工人，那么馬上就會有人向你投來羨慕的目光。無論是在外面，還是廠里的黨委書記或者廠長、車間主任，見了工人總是一口一聲“師傅”。節假日車間里加班，給師傅們送夜餐的隊伍中就有廠長和黨委書記、工會主席、行政科長等等。　　

第二，工作受重視。尊重是禮節，重視是實質。毛澤東時代是把工人階級視為國家的基礎，視為真正的依靠對象，一旦國家有事，工人這支隊伍是最靠得住、也最忠誠、最勇敢的隊伍，國之干城，非工人階級莫屬。至于工廠的管理，“兩參一改三結合”，職工代表大會，都是行之有效的辦法。　　

第三，生活受保障。毛澤東時代，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期，工廠里最窮的工人也沒有為住房支出發過愁。每個月幾毛錢、一兩塊錢的房租，沒有人說承擔不起。生病看病，子女上學，老人養老，以及探親假、婚假、喪假等等，自新中國一成立，工人就充分享受了。　　

第四，地位受肯定。　1944年9月29日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總綱”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富強而奮斗。”這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并制定憲法以前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關于“……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體的規定，是開天辟地第一朝，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從此，在基本大法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中工人階級領導的地位奠定了不容動搖的基礎。　　

然而，暗藏的危機卻也在此時步步逼近：雖然完成了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幾千年的私有制，幾千年的小生產不可能不在社會文化與人的心靈中留下烙印；右派和反革命們雖然被鎮壓，雖然在學習在改造，可他們中的許多人還在教育文化等部門擔任要職，他們中的許多人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恢復自己曾經的天堂；與此同時，新生的黨內資產階級開始接管各個重要崗位，開始利用國內外黨內外各種矛盾向毛主席和黨內革命派施壓；而最讓人扼腕的是，伴隨著共和國而誕生的新一代工人階級，并沒有如他們前輩那樣，親身經歷過萬惡的舊社會，也沒有親自體驗過在舊社會環境下那樣尖銳的階級斗爭。雖然可以從書本上，尤其是從馬列毛著作中學習，但這畢竟與他們平時經歷的東西有所不同。因此，也就造成了他們中的多數人缺乏政治敏感性，追求生活上的安逸，容易被小資產階級思想同化的特點。國民經濟在發展，工人階級的人數在增加，但政治上的覺悟和力量卻在減弱。“告別革命”等小資產階級的口號開始暗流涌動。在這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黨內革命派沒有能夠通過文革等手段消滅走資派。隨著偉人離去，走資派掌握政權，資本主義的復辟也成為必然。于是，自然地，我們來到了今天這個“特色”時代。　　

三、       資改時代的新稱呼：“下崗工人”和“農民工”　　

“失業”，是世界通用的語言，涉及勞動和就業的問題，各國法律都認可“失業”。而“下崗”和“內退”，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是中國勞動問題中的特殊詞匯，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同樣，在中國的漢語詞典里，你絕對找不到“下崗工人”和“農民工”這兩個詞，與同“弱勢群體”一起，也成為了改革開放“新成果”的體現。當年國家經濟建設中重要的生力軍的農民和工人，國家的主人，正隨著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在我們現在這個為人民幣服務的社會里，如果你對“沐浴”在改革開放“春風”里的年輕人說：“我是工人，我是國家的主人。”那么，他們一定會認為你是精神病患者，難怪當下動不動就以精神病患者來說事，也就不足為奇了。　　

清荷認為，改革開放最大的“創舉”，就是讓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讓上億農民成為“農民工”。聽說最初還不叫“下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職”，有的叫“廠內待業”，有的叫“放長假”、“兩不找”等等。下崗的原因，無外乎這么幾條：產業結構不合理，資產結構不合理，職工大部分素質差，下崗職工就是競爭的失敗者，就理所當然地被淘汰。于是在所謂一連串的“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規范破產、鼓勵兼并”的國企改革浪潮中，下崗工人數不斷增加。　　

　1986年8月3日　，中國第一家破產企業在沈陽出現。宣布破產的第二天，在這家名為沈陽市防爆器械廠的廠門邊，掛了一對小花圈。沒有挽聯，沒有落款，觸目驚心。之后，隨著國企改革的如火如荼，全國各地的國企也爭先恐后地宣布破產，一批又一批地下崗工人，便被無情地拋棄在時代的大潮里自生自滅。前面是工人們前赴后繼地下崗，接著領導們前赴后繼地腐敗，中國特色制度下所增添的又一新的特色。　　

盡管《憲法》第一條仍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實際上工人階級已經變成同企業只有由勞動合同確立勞動關系的雇傭勞動者，無論在企業內或在社會上都處于無權的地位，工農兩大勞動階級都已經成為社會公認的弱勢群體，中國工人階級隨著中國社會步步演變，社會地位正步步下降。　　

寫到這里，清荷從以上三個不同階段不得不得出這么一個結論，這就是資改派的歷史貢獻：他們正在造就中國歷史上人數最多，覺悟程度最高的新一代無產階級。他們把資本主義的罪惡，一樁樁，一件件，赤裸裸地擺在人民面前。他們通過血汗工廠和黑磚窯式的生產方式，這種高剝削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地吸收廉價勞動力，使工人人數大幅增加；他們通過征地，通過拆遷，不斷地使農民失去土地，從而最終轉變為工人；通過通貨膨脹，不斷地讓社會中間階層走向破產，社會兩級分化不斷加劇，而最終這些破產的小資產階級也會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通過教育改革，使得大量貧寒學子畢業即失業，成為高文化的無產階級后備軍。　　

當然，人民絕不會感謝反面教員，他們的罪惡一定會得到清算。現在重要的是弄清楚我們的位置，和我們所需要去做的。那就是和工人階級結合起來，了解他們的特點以及他們所思考的和關心的問題，把理論的武器傳播給能夠真正掌握和運用它的人，自覺充當無產階級的大腦與喉舌。尤其是如我一樣，出身小資的左派，必然存在片面性。這種片面性只有在無產階級的幫助下，才能得到克服。這就使得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互聯網上的宣傳，而應該想方設法去影響身邊的人，尤其是那些平時不太上網的工人農民們。并且一些反饋信息，發到網上，讓大家學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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