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壞的盛世”

       今天的中國，是整個中華文明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小部分，但又是中國人最值得探討的一部分，我們無法重新書寫過去的歷史，無法重鑄文明，但是，我們需要總結歷史，我們需要看清現實，最大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要面對未來，我們要將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延續下去。

       按照官方的說法，最近的三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繁榮昌盛的一個“和諧盛世”，是中華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三十年，這種說法到底是否正確、是否能經得住推敲，我想不應當是由官方說了算，也不是由少數專家說了算，當然，如果我說要由人民說了算可能也有些人不愿意承認，一來我不能代表人民，二來在現實的中國人民說了也不能算數，今天，我只想站在個人的立場上發表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如果一定要說是盛世，那中國正在經歷的是一個歷史上“最壞的盛世”。

        判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存狀態及繁榮程度很難只憑借其表面的現象和孤立的國內標本，官方判斷中國正在經歷歷史上“最好的和諧盛世”依據的多半是部分中國人的“吃、喝、玩、樂”，而沒有把自己放在世界的大家庭中去作比較，這顯然是經不住推敲的，有一個被西方人士廣為笑談的中國式笑話是：“中國精英說最近三十年的時間創造了西方二百多年的經濟奇跡，中國人的意思很簡單，就是中國近幾十年發展很快，用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西方近二百年的成就，但是，美國人用一句話就可以讓中國人啞口無言：我們用不到三百年實現了對中國五千年的超越”。其實我舉這個例子并不是說明美國比中國如何的好，也并不表明美國的文明就遠超中國，文明是一個歷史沉淀的過程，美國現實的發達并不代表其對中國整體文明的超越，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們在分析自己的國情時也不要做一個井底之蛙，也不能只看表象，部分人吃喝玩樂的進步并不能代表中國整體文明的進步，更不能以此為標準來框定歷史上最好的“和諧盛世”，如果按世界標準，中國還有幾億人處于貧困狀態，有很多農村甚至連非洲都不如。

       所謂“盛世”，也就是“盛于世”，簡單講就是在世界范圍來說，我們是繁榮昌盛的，“盛世”不是只與自己比較的“盛史”，在與自己的歷史比較的同時，更要與世界其它民族、其它國家相比較，如果只與自己的歷史相比較，那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永遠處在盛世，因為歷史總是在前進的，即使是最貧窮的國家與其過去的歷史相比較也是有進步的，但是，我們能不能說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處在盛世呢？顯然不能。我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判斷她是否處在“和諧盛世”至少有幾個標準：

       第一個標準：是否為世界文明史作出自己獨立的貢獻。不管是傳統的所謂“四大文明古國”還是新興的文藝復興后期的歐美諸強，每一個國家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都有自己的文明貢獻，有政治文明、有科技文明、有文化創新、有技術革命，每一種文明的發展都影響著全世界人類的進步及全人類的效仿，無法向世界傳遞可接受的文明的國家肯定算不上一個值得尊重的國家，也根本無從談到對世界文明史的貢獻，一個沒有自身文明成果的國家能算得上盛世嗎？即使不把中國放在世界范圍看，就把現實的中國與歷史的中國相比，近一百多年來中國為人類所作出的文明貢獻也是微不足道的，近幾十年更是毫無文明成果可言，中國歷史上的所有繁榮盛世都產了屬于我們自己的文明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就算跟自己比，今天的中國也談不上“盛世”，未來，我們準備拿什么樣的文明成果奉獻給世界？

       第二個標準：中國是否擁有自己的原始推動力？一個國家的進步表面上看是靠世界人民的智慧共享得來的，但是歸根到底還是看其自身的原始推動力，西方國家近幾百年的原始推動力是什么？有人說是基督教使然，我不認為是這樣，基督教不是近幾百年才有的宗教，況且經歷盛世的國家也并非都信仰基督教，在我看來，簡單講是兩條：一是科學素質；二是道德素質。西方國家國民的整體科學素質的強大，決定了西方國家的原始創新能力的強大，原始創新能力的強大決定了西方經濟（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的持續性發展動力，縱觀當今世界人類生活的點點滴滴，我們不難發現：我們的每一個現代生活元素幾乎無一不是西方科技進步的產物，無一不是西方智慧的結晶，我講這一觀點有可能讓很多人中國人不舒服，認為我是在崇洋媚外，其實沒有必要，現實擺在面前，我們無法逃避，在我們能看得到的工業產品中，幾乎是很難找到原始產地是中國的，能讓中國人唯一還能自慰是，歷史上中國也曾經將自己的智慧傳播到全世界，中國的手工藝品、“四大發明”曾經也享譽世界，但那只是過去的歷史，當然，我們無須為自己現在的處境空自卑，我們更應當清醒、理性地認識到我們目前的窘境原因之所在，占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不能為世界原始的科技進步作出貢獻本身就是一個值嚴肅反思的事情，難道我們要永遠坐在那里等待西方進步的殘羹冷汁嗎？現在的中國是一個沒有真正科學家的中國，只有受馴化的工程師和技術員，中國科技進步的每一個原始點都來源于國外，這是一個比較難堪的缺少智慧的國家形象。

         道德素質是保證西方國家科技文明得以正常推廣和應用的一個重要保證，也是保證西方國家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得以有效重建的重要保證，這里面可能還包含有很大的宗教信仰成分，有很多人總把現實中國道德墮落的根源歸咎于改革開放以后西方腐朽思想的侵入，歸咎于西方墮落生活的侵蝕，這客觀嗎？不客觀，我們不能排除西方人對中國人的不道德行為和不道德宣傳，這是民族競爭的需要，也是自然界適者生存規律的需要，我們無知的接受墮落的成分就不能簡單地責怪別人，我們不能整天拘泥于西方人不道德的點點滴滴，我們必須看到整體上西方國家民族內部的道德觀和國家秩序是相當進步的，而反觀中國，民族內部整體的道德敗壞是有目共睹的，與西方國家內部在道德領域存在的落差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近三十多年來中國人道德缺失的速度之快已經讓中國在整體上將自己的國際尊嚴降格，將自己的“文明古國”的形象玷辱，無論是國家道德還是國民道德都接近于墮落的邊緣，國民道德的墮落緣于國家道德的墮落，國家道德的墮落已經置中國于生死存亡的危險關頭，如果墮落的趨勢無法得到有效遏制，中國的未來不是復興，而是滅亡。中國道德墮落的責任不在西方，而在自己。

        第三個標準：人民的感受是否整體幸福？我們如果承認中國近三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值得自豪的“和諧盛世”，那么最有發言權的應當是享受這一盛世的人民群眾，只有人民內部整體和諧才談得上國家整體和諧，大家看看：一個無官不貪的社會和諧嗎？一個礦難頻發的社會和諧嗎？一個黃、賭、毒、搶、拐盛行的社會和諧嗎？一個群體性暴力事件接二連三的社會和諧嗎？一個造假猖獗的社會和諧嗎？一個大部分百姓買不起房或者成為“房奴”的社會和諧嗎？一個兩極分化享譽世界的社會和諧嗎？一個百姓無法維護自己尊嚴、告狀無門、只能以自殺了結性命的社會和諧嗎？在封建社會，老百姓攔驕喊冤，縣太爺還要問個究竟，如今的公民攔車喊冤不但被立馬架走，而且還要強遭拘留，這叫什么世代？日本侵略中國活埋過中國人，如今的政府拆遷隊居然也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活埋自己的同胞，90幾歲的抗戰英雄尚難幸免，這叫什么幸福的社會？一個由腐敗官僚和商人組合共同敲詐人民的社會和諧嗎？一個千瘡百孔的、停滯不前的、擁有8億受歧視農民的農村和諧嗎？一個長期唯西方國家馬首是瞻的國家和諧嗎？我不認為中國是處在“和諧盛世”，只有中國人民絕大多數感覺精神蓬勃向上的時代才是真正的“和諧盛世”。

           對照三個標，中國算不算得上五千年的最強盛世是一目了然的，“盛世”不是自封的，是要公認的，不是靠官方宣傳的，而是人民感受的。

       我為什么說中國是處歷史上“最壞的盛世”呢？主要有二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中國的繁榮是建立在三個寄托之上的。首先是寄托挖空中國所擁有的地球資源，中國近三十的所謂高速發展，其中最大的一個依靠因素就是資源的無限消耗，石油、煤炭、金屬、非金屬等礦源幾盡挖絕，并且挖出來以后要么是賤賣，要么是低水平消耗掉，這種消耗不僅僅是浪費了資源，而且嚴重地污染了環境，中國人民現實的生活環境其惡劣程度絕對是古今中外歷史所罕見的。其次是寄托占用和破壞子孫賴以生存的土地，政府天天講18億畝耕地紅線，還有誰相信這個承諾？一個靠大興土木支撐繁榮的時代是不計成本的，無論是國民還是國家都在貪大求洋，都在啃食著自己生存的寶貴土地，啃食完耕地又開始啃食山林，“短視的林權改革”是一輪新的對環境破壞的運動，我不否認林權改革在個別地方的短期經濟效益，但是，它必將對中國人民的生存壞境帶來致命性影響，為今天不慎重行為買單的必將是我們的子孫后代。第三個寄托是市場的開放，近三十近來，中國的表面繁榮依靠的不是科技，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場，有人認為改革開放的政策催生了中國式繁榮，這種提法要理性分析，分析起來也比較復雜，今天我不想展開，我想只提一個假設就知道我們的表面繁榮來自于哪里：如果中國不放開市場，中國能得到西方的一丁點好處嗎？。幾十年來，門戶洞開的結果除了得到了表面繁榮以外，我們還得到了什么？超國民待遇民的西方國家企業已經接近于全面控制中國的各個產業，可以毫不夸張地講，從農業到工業，再到金融業，中國已經全面被西方牽著走，并且越陷越深，國內“私有化的浪潮”慢慢朝著“西方并購的浪潮”邁進，中國政府喊了十多年的經濟結構調整為什么就調不過來？為什么會進步緩慢？因為我們沒有核心技術支撐，我們形成的獨立的研究體系除極少數能茍延殘喘以外，絕大部分接近淪陷，我們的調整權和調整速度由別人說了算，市場是換不來技術的，換來的只能是操控權握在別人手里的技術，當中國的市場控制權被西方操控到一定程度時，市場這個本可以由中國調控的法寶就會大權旁落，那時，我們的中央政府還能依賴什么？一個不能由自己支配的所謂繁榮期毫無疑問是最壞的繁榮期。

        第二個理由：中國的現實繁榮是一個精神墮落的過程。近三十年的所謂繁榮，首先讓中國人失去了價值判斷標準，“金錢”成了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盡管近幾年從上到下都有所反思，但是，這條標準已經深深地傳染到幾代人的血液中，無法在短期內得到任何改觀，除非進行整體性換血，整個社會處于一種對金錢的極度亢奮和對傳統道德的極端蔑視中，沒有多少人能夠在關鍵時刻對“金錢與道德”作出一個理性選擇，90%以上的中國人有處于“金錢剝削道德”的狀態和準狀態之中，無數人在批判他人的罪惡之時，自己也處于類似的道德困境之中，因為每個人都害怕在這個人人都認為“繁榮昌盛”的時代自己處于落伍者的范疇，人人都不惜一切代價來實現自己搭上“繁榮列車”的愿望，否則，你很有可能被社會所歧視甚至是唾棄，不管你使用了什么手段，當你在物質上實現了超越所在圈子的積累，你就一定能活在虛榮的生活中，如果你曾經犯罪，只要你一天不被繩之以法，你就可以以強者自居，非常悲哀的是，在現實的中國，有很多罪大惡極的人仍然能被供奉在道德的神壇上，黑白不分的社會評判環境加速著中國一代代人前赴后繼地違背人類社會的良知與道德，拼命的武裝自己的物質基礎，教育者的“道德觀”正一步步在被教育者心中成為“笑話”，我不知道這個“笑話”還要延續多久？也許只有這個“笑話”成為歷史的時候，中國才真正有可能步入“和諧盛世”的新時期。

       結束語：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可以不追求長盛不衰的繁榮期，但是，永遠不能放棄對自身的思考，千萬不要把對于部分人而言物質上的簡單豐富作為“盛世”的標準，如果把整體墮落的民族與少部分人物質的豐富看成是“盛世”，那我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盛世”。

中南大學孫錫良（禁止轉載）2010年4月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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