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伊莎白·柯魯克與白求恩
紅 河
一個偉大的老人走了，她走得是那么的安寧和坦然，她參與和見證了偉大的中國革命，在她的身上，凝聚了一種崇高的、純粹的精神，從來到中國的那一天起，始終沒有改變過。在用小提琴拉那首著名的曲子《東方紅》的時候，她的眼神是那樣的堅定而執著，一個國際主義的理想，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知道寒春（Joan Hinton）這個名字是從陽和平老師開始的，在陽老師做的關于韓丁(Willam Hinton)所著的一本書《深翻》的報告上，我驚訝于一個外國人，說漢語之地道，比中國人還要好。原來，陽和平老師出生在中國，成長在中國，與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陽老師的母親是寒春，而韓丁，是寒春的哥哥，也就是陽老師的舅舅。陽老師的父親陽早（Erwin Engst），在中國革命時期就來到了延安，而寒春，受到中國革命理想的召喚，也追隨陽早，來到了這個東方的國度。
寒春說：“如果沒有毛主席和他領導的中國革命，我也不會來到中國，我之所以能來到中國，并不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吸引力，而是震撼于小米加步槍的力量，也正是在這種力量中，我找到了人類解放的道路。”
與寒春用親身實踐理想一樣，另一位出生于中國的外國人，伊莎白·柯魯克（Isabel Crook），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從加拿大返回中國，開始在中國進行社會調查，親歷了中國農村的生活，見證了在中國革命時期，中國農村的歷史變革，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革命和新中國成立的歷史時期，最后留在中國，任教于北京外國語學院，為中國培養外語人才，將畢生獻給了中國的革命和教育事業。
伊莎白·柯魯克之所以來到中國，也受到斯諾的《西行漫記》的影響，這本書為西方人打開了一扇了解中國革命的窗口。作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國際主義者，伊莎白·柯魯克跋山涉水，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從西方來到中國。隨后她深入中國農村，在中國開展了對土地革命的社會調查，所著的《十里店（一）——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被英國許多社會學教師指定為學生必讀書。直到今天，她依然在關注著中國農村的問題，關注著現實的問題，時代在變化，但她那種樸實的作風沒有改變，仍然在中國這片熱土上繼續著書寫著時代的記錄。
在寒春和伊莎白·柯魯克之前，一位著名的加拿大共產黨員、國際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于1938年，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派遣，率領一個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來到延安。從1938年初到1939年底，白求恩在抗戰后方醫院和前線救死扶傷，他把手術臺設在離火線最近的地方，在炮火的威脅下，連續工作為傷員做手術，為部隊的醫療工作和戰地救治做出了巨大貢獻，后來在手術中受到感染，醫治無效，不幸以身殉職，長眠在他為之奉獻了生命的中國。
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高度贊揚了白求恩：“一個外國人，毫不利已的動機，把中國人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去年在馬賓老人家里，我和大家一起唱起了激昂的《國際歌》，在老人家里的一間屋子，我看到了墻上掛著的一幅白求恩的畫像。我問馬老，我想要一幅一模一樣的白求恩的畫像，是否可以給我一張？馬老說當然可以，然后叫阿姨去找，遺憾的是，找來找去也沒有找到。馬老有些抱歉，說原來一直都有的，可能是已經送完了。這在我心里一直是個小小的遺憾。而今天，我更能理解寒春和伊莎白·柯魯克和白求恩的道路，作為外國人，他們來到中國，沒有任何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精神，這也是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學習的。
寒春的偉大之處，不僅在于她對中國革命事業做出的貢獻，更在于她對這種道路的選擇。1952年寒春在亞太地區和平會議上發言，指出純科學不考慮后果，原子彈的發明，給人類帶來了更大規模的殺傷力。作為核物理專家，她沒有繼續從事核武器的研究工作，而是選擇了中國的革命圣地——延安。從核物理學家轉變為養牛專家，在一般人看來是有些不可思議的事情，而對寒春來說，幸福不在于制造威力越來越大的武器，而在于“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
超越了個人狹隘的幸福觀，理想主義者寒春，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用自己的雙手，驗證了那種崇高的、純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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