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John Wu）

謊言揭露者

在大陸一些最富盛名的學者中廣泛流行的腐敗已經損壞了這個國家的科學界，但一個人決心要盡其一己之力揭露造假、凈化學術環境。

記者：Paul Mooney
香港《南華早報》2010年1月31日

（Eddie翻譯，經方舟子修改）

　　一月十六日，方是民以概述其二零零九年十大新聞來迎接這個新年。在他為人熟知的《新語絲》博客上，作為大陸自命的“科學警察”而同時被人尊敬和憤恨的方是民回顧了一系列驚人的指控：十二位大學校長和副校長被指抄襲；一位大學校長把一個并不屬于他的科學大獎據為己有；兩位教授因為在國際期刊上偽造科研結果被查出；一位醫生為其新的手術方法夸大成功率，有可能已經導致了嚴重的醫療后果。

　　方是民列舉的這些無賴行徑讓人覺得每一次當一位真正的天才靈機一動時就會有一位大陸科學家順手偷竊其主意，獲取不應有的榮譽。而這些案例對他博客的讀者來說卻又絲毫不令人驚訝。近十年來，以筆名方舟子創作的方是民一直用這個網站在與學術腐敗作戰。有些人認為，學術腐敗在大陸如此猖獗，已經構成了對國家發展的威脅。

　　一九九五年在美國的密歇根州立大學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的方舟子是在二零零年時開始關心這一現象的。那時候他開始在互聯網和印刷媒體上看到越來越多的學術造假的報道。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方舟子已經有一個叫做《新語絲》的文學網站。他從那時起便把這個網站用來揭露學術欺詐。

　　“我關心中國的科學，”他坐在北京的一間咖啡廳里說道。“我希望看到它取得成就。（學術欺詐）在（這里）比其它任何國家都更普遍，比中國歷史上其它任何時期都更普遍。”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做的一個調查發現他們聯系的科學家中超出一半的人說他們親身接觸過學術不當行為事例。然而，只有極少數造假者受到懲罰。這是最令方舟子憤怒的地方。他在美國受到的訓練使他了解到一種制度，那里很少有抄襲，而如果有的話，抄襲者會得到嚴厲的懲罰。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的一位副教授沈洋率先開發了在大學論文里發現抄襲的軟件。但使用這個新產品的決心還沒有出現。

　　方舟子說在他揭露的九百多起學術腐敗案例中，只有大約二十件受到了懲罰，而被懲罰者大多數是學生。

　　《新語絲》每星期有大約十萬個點擊。過去九年內有接近一千六百萬人訪問過這個網站，大多數是學術界人士和學生，也有記者。【譯者注：原文如此。方舟子自己估計的是每星期十萬位讀者來訪問。】政府有時候會屏蔽這個網站，迫使讀者通過鏡像站訪問。

　　“《新語絲》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中國絕大多數科學記者的新聞資源，”《科學新聞》的記者方玄昌（與方是民無親戚關系）說道，“實際上，最近幾年媒體曝光的學術腐敗事例中絕大多數都是最先由《新語絲》的供稿者揭露的。”這位記者把《新語絲》稱作“深喉”，就像美國“水門事件”里那位告密者一樣。

　　方舟子說他每天收到二十多件揭露學術腐敗的電子郵件，他平均每天花四個小時時間處理這些事例。他說他處理時采用嚴格的標準：揭露者必須提供他們的真名實姓（很多人因為害怕報復而拒絕）；必須提供具體證據；揭露的事例必須有意義。方舟子經常自己做調查，有時候會請教他不熟悉領域里的專家。

　　從自吹自擂獲得冒牌的國際獎項到對知識產權的剽竊，學術腐敗涵蓋了廣泛的領域。不下十六位中國學者聲稱他們贏得過一九八四年開始頒發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世界科學獎。有些年度，不止一個大陸科學家聲稱獲得該獎，盡管這個獎每年只給一個人。在頒發該獎項的世界文化委員會的網站上搜索獲獎者名單時卻看不到一個中國人名字。

　　二零零六年，方舟子在得到一個線索后檢查了清華大學醫學院新任助理院長貼在網站上的簡歷，他注意到其列出的科研論文中有一篇是關于艾滋病毒的分子生物學研究，那并不是這位院長的專業。開始懷疑的方舟子追蹤下去，發現那篇論文出自在美國的一位與這位院長有著同樣的姓和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的中國科學家。他還發現這位教授對他的工作經歷撒了謊。

　　方舟子指出華中科技大學的泌尿科教授肖傳國關于其獲得過美國泌尿協會大獎的說法是謊言。他質疑肖傳國鼓吹的一個新手術的成功率。這位醫生兩次嘗試成為地位崇高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均告失敗，學者們把這歸于《新語絲》的功勞。

　　方舟子說，在1990年代以前，政府對科學和研究有著強有力的控制，它能夠把作弊的蓋子捂住。

　　“改革開放以后，控制沒那么嚴了。那是好事情。”他說道，“我們不希望政府控制所有的事情。但副作用是腐敗和不正當行為都冒出來了。”

　　評論家說政府對高等教育系統現代化的努力讓問題更加惡化。教育部和大學在學術上施加壓力，要求在收錄進“科學引文索引”的期刊上發表論文。學校的排名、資助和獎金經常與這樣的標準掛鉤。

　　方舟子說，一位博士候選人必須發表至少三篇論文才能畢業，許多碩士研究生也被要求發表文章。“這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尤其是對學生物學或醫學的學生。”方舟子說道。

　　這個不發表就毀滅的現象甚至已經延伸到在小學院和中學教書的老師那里。但在需要發表的論文數目超出這個國家的主要刊物能夠刊載的數量時（這是一個每年接近五十萬的數字），新的趨勢便是出現了一系列低質量的“非法刊物”，在那上面作者可以付錢來發表自己的文章。

　　“這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產業。”方舟子指出，“沒有人相信這種刊物上發表的文章。那只是為了評職稱。”

　　發表文章的壓力使得學者們大量制造論文，經常顧及不到科研的質量或甚至不加注明地直接從其它資料里照搬材料。在許多情況下，教授讓他們的研究生自己做科研。如果學生抄襲，教授便可以宣稱不知情。

　　在方舟子看來，問題之一在于不用害怕被抓到。

　　“因為大多數科學家都卷入了不當行為，沒人在乎了，”他說，“所以他們不覺得這有什么了不得的。你無需要擔心會被抓住或受到懲罰。”

　　方舟子說官方也有責任。

　　“官員有著發放研究經費的權力，卻對科學一無所知。”他說，“他們只知道數一個人發表的學術論文的數目。你只需去抄他人的論文，他們說，‘干得好，給你經費。’”

　　大學和政府通常不愿意懲罰造假者，尤其是那些高級科學家和與共產黨有關系的人，也就是幾乎所有的高級學術官員。

　　“政府官員不愿意調查和懲處大學的校長或副校長，因為這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方舟子指出。

　　大學通常會掩蓋這樣的行為來保護學校的聲譽。方舟子說科學院的院士能為他們的學校帶來大量的資金。他說，他的網站揭露了幾十位院士的不當行為卻沒有一個被正式調查或懲罰。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的何士剛是方舟子的支持者，他說，“所有的事情都歸結于政治制度。如果政治制度腐敗，就沒辦法讓其它事情有一個清潔的環境。”

　　“（雖然造假數量在增加），媒體上報道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方玄昌說，“記者得考慮報道這些事時是否有風險。結果許多案例就沒有被報道。”

　　中國的學術作弊源遠流長。在清朝（1644-1911），需要通過科舉考試才能獲取有油水的官僚位置的考生使用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包括偷帶進微型書籍、指甲大小的作弊材料，甚至穿著寫有相關材料的內衣內褲。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竟然為了批評僵硬的教育系統和其對考試的重視而鼓吹作弊。他宣布說：“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甚至冒名頂替。冒名頂替時也不過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作弊在學生中間也很普遍。近年來，“槍手”被雇傭來代考。在大陸可以找到槍手參加任何考試，包括英語考試。一個現在已被關閉的網站提供三種服務：兩千元可以獲得一個槍手，四千元可以事先得到答案，或者只花一千二百元，考試的答案可以通過一個不比指甲大的進口的“衛星接收器”傳遞進考場。

　　方舟子說他不通過網站獲得任何收入，他通過寫作科普書籍謀生。

　　已經有十一件案件起訴這位斗士：法院在三個案件上判決對他不利，駁回了五個，另外三個還在等待判決。

　　肖傳國在他任教的湖北省武漢的地方法院上起訴方舟子誹謗，他贏了該官司和上訴案。方舟子對判決不予理睬。去年，法院從他妻子的銀行賬戶里取走了40763元。

　　有些案例看起來近乎荒唐。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學者劉子華的家屬控告方舟子誹謗。在三十年代，劉子華認為他已經用中國古代哲學的八卦理論發現了太陽系第十顆行星。方舟子把它稱為“偽科學”。北京第二中級法院判方舟子輸了，對他罰款兩萬元，盡管劉子華已經在十四年前離世。

　　何士剛認為方舟子在法庭上的失敗是政治、地方保護主義和不健全的法制系統的結果。“我覺得他的工作做得非常仔細。這是我非常尊重他的原因。”

　　支持者們已經建立了一個資金來幫助他支付法庭費用和支持另一個反駁他的批評者的網站。

　　同時，越來越多的人擔心學術作弊可能會對大陸的科學和教育的發展形成威脅。方舟子說國際學術刊物現在對接受來自中國科學家的論文很猶豫。這個問題在上個月得以凸顯：科學刊物《晶體學報》E分卷發表社論宣布由江西省井岡山大學兩位科學家在二零零七年提交的七十篇晶體結構論文是捏造的。

　　紐約州立大學列文國際關系貿易研究所的一位高級研究員曹聰在這個月撰文介紹說這個同行評議的刊物現在已經充斥了來自中國的論文，主要是因為這只是一個晶體結構的數據庫，文章長度通常只有一頁紙，不需要經過嚴格的評議程序。曹聰寫道，黑龍江大學的一位化學教授在過去五年里在《晶體學報》發表了297篇論文。

　　這個事件引起了醫學刊物《柳葉刀》主編理查德·豪頓的注意。他認為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根據中國學者發表文章的數目進行獎勵的制度。

　　“不幸的是，在中國存在著造假的巨大動力，”他在《柳葉刀》的網站上寫道，“當你把有名聲的工作位置和大量的金錢同發表數目緊密地聯系起來時，便會創造出造假的條件。

　　“問題是中國的科學在一些領域是否還值得信任，這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

　　“學術腐敗對納稅人的錢的浪費駭人聽聞，”方玄昌說，“而且，學術界的腐敗趨勢會降低科學研究效率，嚴重地阻礙中國的國際化夢想。”

　　盡管表面上看來《新語絲》只得到了有限的成功，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指出，“如果沒有方是民，中國的學術腐敗會更嚴重。”

　　“方舟子與學術不當行為的斗爭效果不應該只用受到懲罰的人數來衡量，”方玄昌說，“更重要的是讓那些可能作弊的人害怕，這已經導致減少了學術界這種現象的發生。”

　　方舟子說雖然教育部和科技部都頒布了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條例，但他懷疑是否會被執行。他說科技部在二零零七年成立了一個科研誠信建設辦公室，但他從沒聽說這個辦公室調查過一個案例。他還認為科技部的一些官員自身腐敗，在分發科研資金時接受回扣。

　　“至少那里有一個辦公室，”他樂觀地說，“政府現在認識到這是個問題，雖然它還沒有做什么事，我也覺得這是個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