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壽不死

——紀念原中共平定縣委書記、社會主義實干家李鎖壽

小的時候我就知道，平定南面有個昔陽縣，昔陽有個南垴村，南垴有個李鎖壽，李鎖壽是大隊黨支部書記。在李鎖壽領導下，南垴學大寨，大干苦干實干，徹底改變了那里的貧窮落后面貌，其模范事跡名揚全國。1975年秋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后，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王謙親自點將，并征得陳永貴同意，李鎖壽出任平定縣委書記。1977年4月，我有幸進入平定縣委辦公室工作，來到李鎖壽身邊。從此，我像敬重父親一般敬重鎖壽，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的家鄉平定地處太行山區，山多水少，人多地少，十年九旱，歷史上就是有名的“一州吃三縣”(舊時平定為直隸州，吃糧主要靠所轄的昔陽、壽陽、盂縣)，從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從300多口人的南垴村來到 30多萬人口的平定縣，李鎖壽一上任首先辦了兩件實事：一是調劑糧食余缺，保證讓農民吃飽；二是為缺煤鄉村的農民送煤上門，解決了那些地方群眾燒煤難問題。這兩件實事一辦，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李鎖壽帶領下，平定干部群眾學習大寨精神，同心同德，艱苦奮斗，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農林牧副工全面發展，不僅解決了平定人的吃糧問題，而且向國家售糧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貢獻，全縣整個經濟工作都上了一個大的臺階。　　

    平定大面積缺水，水資源主要集中在緊靠河北的娘子關。李鎖壽從平定發展的長遠考慮，與縣委一班人果斷作出了“東水西調”的重大決策，即把平定東部的娘子關泉水提回縣城。提水工程上馬之后，鎖壽同志一手抓全縣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一手抓娘子關提水工程，為“東水西調”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報紙公開點名批評了昔陽“西水東調”工程，有人認為平定“東水西調”也是勞民傷財的蠢事。面對極大的政治壓力，李鎖壽堅持實事求是，據理力爭，表示絕不下馬，絕不停工，一定要把娘子關提水工程干下去、干到底、干成功。實踐證明，鎖壽同志當時的決策完全正確，符合客觀實際，符合群眾利益。倘若沒有“東水西調”工程，平定的人畜吃水和工業用水是根本無法解決的。當然，我同樣不會忘記那些為提水工程而犧牲和傷殘的父老兄弟。　　

    李鎖壽不僅重視農業，帶領干部群眾改河造地修水庫，使平定增加了不少基本農田，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而且也同樣重視工業，特別是鄉鎮企業，充分發揮了平定的煤炭資源優勢，興辦了許多鄉鎮煤礦和其他工業企業，從而大大增加了財政收入，同時亦增加了農民收入。　　

    如前可述，鎖壽同志十分關心群眾生活，一上任就辦了幾件大得人心的實事，特別是“送煤上門”。平定雖是煤海之鄉，但資源分布不平衡，半數以上鄉鎮沒有煤。鎖壽急群眾所急，想群眾所想，親自發起組織縣直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定期為缺煤鄉村農民送煤上門活動，既解決了那里農民的燒煤困難，又可使秸桿還田，增加了土地肥力。這些年，煤炭價格一路上漲，有煤的鄉村燒煤都緊張，誰還給沒煤的地方送煤上門?且不論李鎖壽領導平定人民徹底解決了吃糧、吃水問題，也不論他為平定工業發展所奠定的基礎，單單就送煤上門這一樁事，有良心的平定人怎么會忘記李鎖壽?　　

    當然，李鎖壽也絕不是完美無缺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也辦過錯事，犯過“左”的錯誤，比如給一些人扣上所謂“反大寨”的帽子，整得很兇。但這主要是由時代造成的，不能全怪他，更不是他的個人品質問題。1991年夏天我在平定賓館與岳增壽暢談過一次，他因“惡攻”和“反大寨”的罪名曾被判刑十八年。增壽同志對我說：“我不怨李鎖壽，我的案是上頭壓下來的，鎖壽本質上是個好人”。遭受了那么大磨難，增壽還能為鎖壽說公道話，令人感動!　　

    我說自己與鎖壽有緣，首先是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好，看得起我，從來沒有訓過我，使我感到很有自信和尊嚴。剛到縣委辦公室工作，正值大寨和李鎖壽紅得發紫的時候，那時我才十八歲，毛頭小子一個，什么都不懂，且心直口快，說話隨便，毫無心機與城府。鎖壽脾氣不好，有時候訓人很厲害，有些干部包括縣級干部也怕他。但他對我不僅沒有訓過，還時不時夸獎我。與鎖壽第一次零距離接觸，他已知道我的名字，笑著問我：“小孩，你是哪里人?”我說：“我是娘子關公社背峪大隊的，是個小山村，你肯定沒去過。”他說沒去過，接著夸我：“小任琦，你的字寫得好，你是個人才”。其實我算什么人才?字也寫得并不好，我以為這只不過是在鼓勵我，至多不討厭我罷了。的確，后來他多次說過：”任琦是個好孩，我喜歡他!”  　　

    在李鎖壽身邊工作，開始我的主要任務是看電話、抄材料。當時給鎖壽寫材料的主要是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這個“大秀才”生長在大城市，不熟悉農村和農民，他給縣委書記寫的講話稿，有些地方虛來虛去，洋腔洋調，根本不像農民出身的人講話的語氣，不符合鎖壽樸實無華的個性。每當抄到這些地方，我總是邊抄邊改，盡可能把話說得通俗一些，多用一些農民語言。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賀明德看了很滿意，認為改得好，但由此得罪了那位“大秀才”。1977年夏秋之交，全國農田基本建設現場會議要在昔陽、平定召開，那時正值平定“一年建成大寨縣，二年邁了兩大步”之際，故而李鎖壽是重點發言人之一。這個發言稿原先是由“大秀才”和一位縣委辦副主任起草的。一天，賀明德帶著起草鎖壽發言稿的那位副主任和我來到昔陽一招，請晉中地委副秘書長張麗泉同志審改定稿。麗泉同志看后不滿意，要求推倒重來，并提議讓我執筆起草。我按照麗泉同志的思路和鎖壽同志的意見，用一晚上時間重新起草了一個發言稿，麗泉同志很滿意，只作了一些文字性修改。鎖壽看后更高興，他說：“小任琦的字寫得好，沒想到還會寫大材料”。這是我到縣委辦工作后寫的第一個大材料，亦是我第一次為鎖壽寫材料。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看到大寨走下坡路了，李鎖壽也越來越不紅了，那位“大秀才”忙著要調走，從此我便承擔起給李鎖壽寫材料的一大部分責任。對于我的工作，鎖壽還算是滿意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折。我至今清楚地記得，在三中全會閉幕發表公報的那天晚上，我和鎖壽等同志一起在縣委二樓會議室收聽廣播。當聽到中央決定把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整個會議公報只字未提農業學大寨時，我親眼看到鎖壽一臉木然，一言不發，顯得心情很復雜、很沉重。如果說，從一開始這位學大寨的英雄就能衷心擁護放棄農業學大寨的三中全會路線，那是假話，不是實事求是的。但是，經過一段痛苦的自我反思，再加上他那永遠跟黨走的堅強黨性，鎖壽同志逐步認識到學大寨中的某些左傾錯誤，他進而轉變為真心擁護并堅決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如在他領導下，平定縣委積極平反冤假錯案，認真落實干部政策,全面貫徹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等。　　

    在我的親歷親聞中，三中全會后的多次會議上，鎖壽同志對自己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作過真誠的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絕對沒有上推下卸，他不愧是一個敢于擔當的大丈夫。一位曾經全力推行大寨真經的人，又能自覺糾正學大寨運動中的某些錯誤，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重，這種赤膽忠心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品格是難能可貴的，體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良知。　　

    1979年，亦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第一年，李鎖壽和平定縣委全面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新政策，鼓勵廣大農民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這一年秋收之后，縣委派我到冶西公社調查，公社黨委書記馬自有同志介紹了冶西公社的新變化，還告訴我一個青年農民先富的典型。除為縣委起草了一篇冶西公社靠政策調動農民積極性的調查報告外，我還寫了一篇小通訊，介紹了馬自有同志推薦的那個致富典型，發表在《山西日報》上。鎖壽同志看了我寫的調查報告和那篇小通訊，連連說：“好!好!好!”這個細節也可證明，李鎖壽同志是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1979年底，我寫了一篇“政策好，人努力，天幫忙：平定縣農業大豐收”的消息，寄到《人民日報》，原駐大寨記者段存章給我寄來清樣，說《人民日報》準備采用。我告了鎖壽，他很高興。也許因平定和李鎖壽學大寨名氣太大了，怕發出去影響不好，這篇消息后來未用。鎖壽對我說：“沒關系，咱理解人家。”    　　

    1980年春天，在全國第一個植樹節那一天，鎖壽同志帶領縣直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干部職工上冠山植樹，并以此為契機，打響了一場進一步綠化平定山河的人民戰爭。我將此事又寫了一篇小稿，發表在《晉中報》上。鎖壽看到后說：“小任琦，你這個稿寫得好，對咱平定植樹造林工作是個推動。”我說：“老李，不是我的稿寫得好，而是你帶頭實干干得好。”他欣慰地笑了。　　

    三中全會后的一度時期內，在縣委大門口和平定大街上，貼出了一些大字報，矛頭直指李鎖壽。鎖壽讓我和縣委辦穆生福等同志把大字報內容原原本本抄回來，一字一句地念給他聽。其中，有的用語尖刻，說了不少過頭話，我知道，他當時的心境很不好。我一邊念，一邊觀察鎖壽的表情。一次，聽我念完一批大字報的內容時，鎖壽對金堂、生福和我說：“人家說的大部分是事實，給一些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扣上反大寨的帽子，還處分了人家，其實是派性在作怪。我雖然一來平定就堅決反對派性，我用干部從來不分這一派，那一派，我就喜歡干事派，誰干工作我就用誰，但還是搞錯了一些事，冤枉了一些好同志，我是縣委書記，應該承擔主要責任。”記得有一次鎖壽同志指著我說：“小任琦，你抄回這么多大字報，有些話也讓我寒心，但沒有一個人說我李鎖壽是壞人，沒有一個人說我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錯的，也沒有一個人反對我大干苦干實干，這就夠了，說明平定人民還是公道的。”　　

    這里，我還想特別說一點史實。在糾正學大寨“左”傾錯誤時，鎖壽常說這樣一句話：“我們潑臟水不能連小孩也一齊倒掉”。他說：“毛主席、周總理肯定的大寨精神沒有錯，科學種田沒有錯，娘子關提水工程沒有錯，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沒有錯，大干社會主義沒有錯!”在當時特定環境下，李鎖壽肯定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但在輿論一邊倒、墻倒眾人推的時候，他能為大寨和學大寨說公道話，彰顯了他實事求是的品質，更體現了他厚道誠實的人格。與某些當年緊跟陳永貴而做了大官，但后來為保住自己烏紗帽，不惜出賣良心、出賣恩人的勢利小人相比，李鎖壽的人格比他們不知要高尚多少倍。當然，鎖壽首先是講黨性的，他是在堅持黨性原則的前提下堅守自己的良心，堅守做人的尊嚴。我以為，這種品質是十分可貴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值得我終生學習。　　

    1980年11月，上級免去李鎖壽的縣委書記職務，他又回到昔陽降職使用，送別時我對他說：“老李(我從未稱過他李書記，感到叫老李更親切，對其他領導同志亦復如是)，我真不愿讓你走，平定人也不愿讓你走”。當時我的心情很沉重，眼淚奪眶而出，鎖壽同志卻安慰我：“這是組織的決定，你好好干吧，你還年輕，前途無量”。在他走后不到一個月，我飽含真情給他寫了一封長達兩千字的信，大意是：你在平定工作五年，雖然有缺點、有錯誤，但你的成績是第一位的，你不愧為社會主義的實干家，你是一個好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平定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你，我任琦更是永遠不會忘記你。這封信是李鎖壽離開平定后第一個平定人給他寫的也算情真意切的信，也許我的信對他當時的心境多少有一點安慰，他后來多次對人提到這件事，反復說：“小任琦，有良心”。　　

    與李鎖壽真正談心交心，結下深緣，是在他不紅之后，特別是我調到晉中地委辦公室工作之后。有一次，我隨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張子儀到昔陽調研。子儀同志主動提出要見見鎖壽，我具體安排他們在大寨旅行社單獨暢談過一次。事后，子儀老張對我說：“鎖壽的確是個好人。”在我心中，子儀老張是個大好人，他對鎖壽的評價，是一個好人對另一個好人的評價。每次下鄉到昔陽，我都要去看望他，什么話都能說，我向他交心，他更對我講了許多心里話。

    他不僅關心我進步，也關心我的其他個人問題。1989年，我調到山西省委機關工作，但妻子調并一時有難度，我到昔陽告訴了鎖壽這件事，他當即表示要幫我，去找省里的熟人試試看。1991年后半年，一位平定籍軍官家屬在并安置有困難，我又到昔陽找鎖壽請他幫忙，他很爽快地說：“我去找找蔡醒民(時任山西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看他能不能給想點辦法?”這兩件事最終都沒有勞動他，但鎖壽一片真心，令我終身難忘。　　

    多年以來，我回平定或到昔陽，總要去看看李鎖壽，請他一起吃頓飯。每一次聚會，他總是說：“我身體不好，現在不喝酒了，但你來了我非喝不行!”鎖壽每次來省城，只要時間允許，總打電話叫我聚一聚。1995年秋天，他來太原住在煤氣化公司，叫我去吃飯，我送了他一條紅塔山煙。他說：“我是不請不到，不給不要，但你買不起這煙，我不能收”。我說不是我花錢買的，是別人送我的，說死說活，他才勉強收下。記得那次與鎖壽聊天談心，當我說到胡耀邦同志有“兩個沒想到”時，鎖壽說他自己也有"兩個沒想到”：一是沒想到我能當上平定縣委書記；二是沒想到離開后平定人對我還這么好。最后一次在太原見到鎖壽，是在2000年12月，他和大兒子愛慎來辦事，我把他接進省委大樓，并安排到省委招待所吃午飯，但他說什么也要走，說是到榆次還有事，不吃了。我想，鎖壽可能是知我無權無職，怕我個人花錢，不愿給我添麻煩。未能留住他吃—頓飯，這件事后來讓我甚為遺憾。　　

2004年4月中旬，昔陽有人告我說鎖壽病了，而且很重，恐怕……。　4月24日　，我專程去看望他。當時他幾乎處于昏迷狀態，喘著粗氣，不能說話，我對他說了幾句安慰話，他點了點頭，拉了拉我的手，看樣子他還認得我。　5月11日　，我到北京中南海送材料剛剛返回太原，妻子告我說：“老李(鎖壽)不在了，他兒子電話告的”。對于他的死，盡管不覺突然，但我還是悲痛欲絕。在當天的日記中我寫道：“回并后驚悉鎖壽同志于10日病逝，萬分悲痛，我與鎖壽同志個人感情是許多人都不可能理解的，我永遠懷念他。現在只想說五句話：“第一，李鎖壽同志是毛澤東時代的英雄；第二，李鎖壽同志是那個時代縣委書記的榜樣；第三，李鎖壽同志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實干家；第四，平定人永遠不會忘記李鎖壽；第五，我要永遠學習李鎖壽同志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風”。　5月15日　，舉行追悼告別儀式，我本來是非去不可的。不料，12日因悲傷過度加之其他一些原因，我又犯病，被單位和家人送進醫院治療。未能親自參加李鎖壽的葬禮，是我今生最大的遺憾之一。 　　

人怎樣選擇歷史，歷史亦將怎樣選擇人。從南垴到平定，從平定回昔陽，李鎖壽一生選擇了實干，選擇了廉潔奉公。我親眼看到他沒明沒夜地操勞，甚至抱病帶頭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和水利工程建設，為平定的發展他真是掏出心來，撲下身來真抓實干的。鎖壽心地善良，公而忘私，為火正派，為政清廉，在平定當縣委書記五年，從未謀過—己之私，甚至連煙酒都沒有收過人的。這位實干家，一是干事，二是干凈，他奉公廉潔的高尚品格，在平定、昔陽幾近有口皆碑。與李鎖壽相比，當今那些只知自己升官發財而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們，顯得多么卑鄙！我看李鎖壽，千好萬好，最主要的是他的心好。一個人根本無法選擇有個好出身、好腦袋，但完全可以選擇有個好心腸、好品德。寫到這里，我又一次想起鎖壽的一句話：“這好那好，不如心好”。在我看來，李鎖壽的好心腸、好品德，主要來源于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他說過，共產黨的干部只能為民實干，絕不能以權謀私，絕不能買官賣官，絕不能沾腐敗的邊。鎖壽是一個表里如一，說到做到的人。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李鎖壽對歷史作出了正確的選擇，歷史亦成全了他的美名。　　

　魯迅　先生說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李鎖壽就是一個典型的“埋頭苦干”、“拚命硬干”的人，這樣的實干家正是“中國的脊梁”，其實干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我喜歡《道德經》如果用《道德經》解讀李鎖壽，他至少有五點與老子智慧是相通的。一是“強行者有志”。在農業生產上，許多方面他都是“強行”的，而娘子關提水工程則是李鎖壽“強行”的代表作。有志者，事竟成。鎖壽成功了。二是“治大國，若烹小鮮”。從300多口人的南垴村來到30多萬人口的平定縣，除文化教育和機關工作有所欠缺外（主要因為他的出身和經歷），在農業生產和工程指揮上，李鎖壽得心應手，瀟灑自如，舉重若輕，領導有方，夠得上一個農民出身的帥才。三是“不欲淥淥如玉，珞珞如石”。李鎖壽從農村黨支部書記當了縣委書記，但他從來不以縣委書記自居，處處以一個農民的面目出現，不喜歡人們叫他李書記。他不是把自己當成“美玉”，而是始終把自己當成大地上的一塊“石頭”。四是“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李鎖壽認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間正道，他為此而拼命苦干，不愧為社會主義實干家。五是“死而不亡者壽”。鎖壽死了，鎖壽不死！鎖壽精神永生！他永遠活在平定人民心中，永遠活在一切熟識他的同志朋友們心中。　　

我萬般珍惜與鎖壽的殊勝緣分，敬他如敬父，決心像學習父親的高尚人格一樣，學習鎖壽的好心，學習他的實干精神，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作為共產黨人,為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奮斗,就是為共產主義而奮斗。我雖無才少德，但愿傾盡全部心力為大道真理和百姓利益奮斗到底。我想，只有這樣的奮斗，才是對父親般的李鎖壽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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