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用毛澤東思想治國　　

——紀念開國領袖毛澤東誕生116周年　　

陶  冶　　

在9月9日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逝世33周年的座談會上，我有個發言《用毛澤東思想治國，萬民歸心四海誠服》，在毛主席誕辰116周年我還想談談用毛澤東思想治國。是什么由頭呢？就是幫助校對《毛澤東思想萬歲》這套書稿，使我有機會接觸了《毛澤東選集》之外的毛主席的講話稿，使我對通常所說的毛澤東思想有了偏得，原來老人家對一些后來爭論的問題早有闡述的。因為我只看了第一本，就說說1942年11月21日他《在西北高干會議上的報告——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中關于如何檢驗真理，甚至對待中央決議的？　　

“在我們今天這個高干會，決定了許多，這次高干會以什么為準呢？開這個會是不是正確？我們承認是正確的。如果不承認正確，那我們就不要做決議；既然做了決議，就要承認是正確的，是根據具體條件周密分析，這樣做出來的。但是是否正確？不在于嘴上講的，究竟怎么樣？最后的證明要在你去做，做對了就是對。但在做的過程中，不對的還要修改。你這個決定的許多東西中是不是每條完全對？如果每條完全對，那是你周密的分析很恰當；如果還有一二條不對，那就是周密的分析還差。一切中央的指示、口號、決定都是這樣，不能糊里糊涂地講中央一切都對。這樣講的人是盲目的，是一個沒有覺悟的人。我們說現在中央的都對，這是因為中央過去有這樣多的經驗，有這樣大的勝利，我們犯過許多錯誤，現在是比較慎重地解決問題，是來一個周密的分析。但是什么時候才能徹底正確？只有在實行以后，才能說正確，不然是不能說的。中央不能說自己提出來的口號、指示一經提出，不要證明，就是正確的，不能這樣說的。如果可以這樣說，斯大林的第四條（必須使黨在群眾的革命斗爭的烈火中檢查這些口號和指示的正確性）提出來做什么呢？豈不是多余了嗎？理論是從客觀實踐中抽出來的，又從客觀實踐得到證明，這是第四條。我在這里講話，我決不能說我的話一講出，那就完全正確，這要在實行以后證明它是正確的，才是正確的。今后任何領導者，任何同志要有這樣的態度。客觀實踐，實踐是考驗真理的標準尺度。用什么尺度來衡量是真理呢？就用實踐這個尺，可以說不在他的決議案、宣言，而在他的行動。”“馬、恩、列、斯告訴我們說：宣言、決議案這些東西，不是檢查一個黨、一個干部、一個同志的主要標準，檢查一個黨、一個干部、一個同志的主要標準是在他實行的結果。所以第四條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主要的。一個人做事是有計劃的，他要做決議、口號，沒有第四條是不行的。單有第三條，沒有第四條是不行的。”　　

根據毛主席說的，我們也不能說毛主席說了就都是正確的，而是說毛主席說的，被后來的實踐證明了的是正確的。就說毛主席上面的話，已經被證明了，它是正確的。被革命實踐檢驗過的，被稱做“毛澤東思想”的思想，已經證明是正確的。毛主席自已經說過了，他說的話不能，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但是，就是他話里有不夠正確的，并不能否定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因為這個思想已經不是他自己的了，而是老一輩革命家共同的革命實踐的結晶，是經過一系列革命實踐證明了的，是我黨之所以致勝的法寶。遵義會議之前我黨沒有接受這個法寶就屢遭挫折和失敗。如果還有不接受或者放棄的話，那也要遭到挫折和失敗的。這個是必然的。　　

有的人以為自己比毛主席高明，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給毛主席挑出了不少毛病甚至錯誤，自己提出一套來，就認為可以取代毛主席那套了。殊不知還未經過實踐的檢驗哩，怎么就能認定是絕對正確了的呢？如果僅僅是自我認識到這一點也沒什么關系的；問題是不容許人家懷疑，這個就成問題了，而且成了大問題。姑且不說全社會，就說黨內，如果在黨內都不容許討論這個問題，不準許涉及這個問題，那符合咱們黨的精神和原則嗎？黨員對黨員不能開展討論和批評是不對的；黨員不能發表跟上頭要求不一致意見的，那是不正常的，是黨內生活不正常的表現。就是黨的領袖級人物也是個黨員，在黨內是平等的同志關系。普通黨員對黨的某個時期的領袖就不能指出毛病和錯誤嗎？更可悲的是，到了他本人都承認“走上邪路”了，怎么還在堅持，還不準許在黨內開展個大討論評議一下呢？不開展大討論，開展個小討論行不行呢？不開展討論，小討論也不搞，個別發表個意見總該有個渠道吧？目前，連這個也沒有開通。我希望黨中央考慮到廣大黨員熱愛黨、關心黨、維護黨的良好愿望，鋪設或開通一條渠道，廣泛聽取廣大黨員的意見。不要用“穩定壓倒一切”的武斷做法堵塞言路，繼續辦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憲法》取消了“四大”，也取消了工人罷工的權利，就使得企業主（其實就是資本家）們無視《勞動法》，為追求他們利益的“最大化”延長工時，壓低工資，沒有休息日和節假日，不給雇傭者上保險。他們只管賺錢，不管雇傭者的勞累、病痛、甚至溫飽。反正你不干還有別人。他們就希望你干不長，以便他們好不負責任。私有化已經化到極點了，還要“深化”，不知道“化”到哪里去？現在到街上想找個國營飯店，難了！　　

12月12日，我兒子來了，趕上給他老媽過生日。我想去北京老圖書館臨瓊樓聽厲以寧的報告，看看他能講出什么新東西來；可是人太多，勉強擠進去站在后面聽了近1個小時，實在堅持不了了，便到廣場會他們娘倆。老伴腿腳不好，已經多年未來廣場了，兒子為表示孝心，硬是給勸來了，說是看完廣場再看看前門大街，最后進一家飯館吃一頓現成的。他們沒想到我會趕來，自然很高興。然而過地道時就發生了分歧，我說你們去吧，我在外面瞅著你們。他們自然不理解我，說我自找不痛快。可是我知道，進廣場是要安檢的。我已經領教多次了，通過機器后還讓你開包受檢，掃興、失意、糟糕透了！今后不進就結了嘛。可是這次怎么也得配合了。我把挎包放在傳送帶上，當我揀包時，那個坐著的女士讓我打開包。我的皮包拉鏈壞了，拉不嚴。就說“你們還不相信你的機器嗎？”又上來個小伙子和一個女的，就拉我皮包的拉鎖。我一把奪過來挎在肩上。我挎包里就有個電話號本、一個數碼相機、一個錢包一個手機和一包蛋糕、橘子。為了避免麻煩連水果刀都不帶了。可是還是不放過。這時我兒子的挎包已經通過安檢，我老伴手里的布兜子只裝一長報紙，是準備走累了坐下休息墊屁股的。檢查的人也要過去看了看。我覺得好氣又好笑，怎么怕得這樣？是不是太心虛了？老百姓有句話，“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現在怕老百姓怎么怕到了這個程度？15年前我家在楊梅竹斜街住的時候，早晨躺在床上就聽住在旅館里的旅客匆忙的腳步聲，他們是去廣場看升旗的。我們每天都能聽見升旗時奏的國歌。那若是像現在這樣通過安檢再進入可就麻煩了。當時是從四面八方涌進的。對于廣場和前門我們是經常去的。尤其是晚上，人更多。然而，我19號下午6點左右坐1路車經過天安門時發現廣場上空無一人，只有四周的圍欄和安檢包證明，廣場也“下班”了。　　

12號那天我拒絕開包檢查，旁邊一個高個的小伙子叫我拿出身份證，我當然不拿。憑什么要看我的身份證？我大步走去。我沒帶任何危險品，也不是上訪人員，更不是法輪功信徒。我是不是“良民”都看不出來，什么眼光啊？我對這種檢查已經討厭極了。前不久為陪同一位小朋友去紀念堂，通過安檢時，挎包里給朋友帶本我自己寫的書，安檢員不僅讓開包檢查，還把那本書翻看了一遍，這還不算，還把兜子旁邊我從來不拉的拉鏈拉開掏一掏。那是個象征性的拉口，我從來不放東西的。因此，我對這種擾民的做法感到厭惡，但無能為力無可奈何，就只能避開不進。可是，那天為了陪老伴只好“就范”了，哪曾想又惹了一肚子氣。到前門大街兒子就問保安的，哪里的餃子好吃，回答是東來順飯館。為了取近就沒有照直走去找那個東來順，拐到大柵欄，可是到這個東來順門口，又遠遠看見了“狗不理”，兒子就改去“狗不理”了。我們坐下后，女服務員介紹了一套包子，是各等餡的配合，比較全味的。一份6個，3個人是18個。說是一套是68元。1個人6個包子肯定不夠吃的，兒子又點了幾個菜。我擔心花錢太多，就制止他不要再點了。他哪里聽我的，這是他表示孝心的機會呀！為了讓他媽生日快樂，他是不惜花錢的。我無意中問了女服務員，一套包子是這3份嗎？她說一套包子是6個。我們這是3套套。那么就是一套68元錢只買6個包子。我立刻站起來要走，說這包子也太貴了。原以為18個包子68元錢，那都夠貴的了。結果是6個包子68元，那是什么餡呀？是人肉的？兒子說“若是人肉的就不值錢了。咱們不就是沒吃過嗎？”我說“沒吃過的太多了。你爺沒吃著這包子也是一輩子。走！”他娘倆卻不動窩。我急了：“如果是國家開的飯店，貴了就當給國家做貢獻了。現在給資本家創收，挨宰我不認可。”我頭也不回地走了。兒子追出來，我已經消失在人流里，他們娘倆都生我的氣，也離開了。到底是趕回家里，由兒子動手包了餃子吃。晚上我聽完講座回來他們還在生氣，都說我的不是。沒想到這個生日我們3口都氣滿了肚子。可是，我的氣是打哪開始的呀？我發狠，天安門廣場我是不能再去了！那已經不是原來人們心中的讓人感到舒適、愉快、愜意的圣地；而是對國民充滿不信任、警惕甚至敵視的“禁地”了！　　

尤其當我得知60年大慶的14萬人在廣場上的歡樂祥和、顯示太平盛世的場面是靠北京周邊180萬人的安全保衛換來的。前任和現任國家領導人走下城樓與群眾拉手跳舞的表現是多么大的本錢啊！這個與當年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兵的場面相比，讓人們怎么想啊？毛主席為什么能那樣走下城樓來到群眾中間？是他相信人民群眾。他認為人民群眾是水，黨和人民群眾是魚和水的關系。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和國家的領袖是為人民掌權的。人民群眾絕對不會傷害自己領袖的。他心里有底，人民群眾也真地信賴自己領袖。那時候別說傷害呀，就是對偉大領袖有不恭的言語老百姓都不答應的。而現在，能跟那時候相比嗎？老百姓對共產黨、對領袖的信賴就是來自黨和領袖對人民群眾的信任，來自黨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一句話，黨、黨的領袖和人民群眾是坐在一條板凳上的。他們的立場是一致的，朝向是一致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先走社會主義道路，大干社會主義，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盡快實現四個現代化。使中華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活得展揚，活得揚眉吐氣。　　

毛主席對共產黨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貫重視的，他是把這個作為檢驗真共產黨和假共產黨的標準的。共產黨員把屁股坐到人民群眾對立面去了，那他就失去了黨員的資格。如果我們黨放棄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轉而為別的什么階級或是新階層的利益極盡保護之能事，那就不是共產黨了。面對改變黨的宗旨和性質的危險，不想變質的共產黨員向黨進言是對黨負責的。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希望自己的黨垮掉的。而想演變共產黨，搞垮共產黨，顛覆共產黨的不是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共產黨從領袖到黨員，都應該認識到這一點。如果不警醒，還麻木，還自我感覺良好，或者是已經感覺不那么良好了，卻還要繼續堅持的話，那只能被拋棄或唾棄的。　　

“7、24通鋼事件”中央是知道的。對這樣的事件怎么看？如何定性？采取怎樣的措施？老百姓，全國人民是拭目以待的。不管是怎么定，怎么看？就算是惡性的群體事件的話，省委書記是要負有連帶責任的。就地免職都不為過，可是，卻“小孩子拉屎——挪個窩”，而且比原來的窩還近還好了。這樣的安排怎么能服眾啊？聽到這個消息的報道，我就覺得跟廣場的過分安檢不可思議，比“狗不理”的天價包子還無法接受的。　　

中央提倡構建“和諧社會”，口號是不錯的。但是怎么構建？那就是要創造和諧的基礎，解決不和諧的土壤，消除產生不和諧的因素。分配不公、放任剝削、推行私有化、兩極分化、化公為私、盲目的醫改房改教改、領導干部的貪占腐化、公有經濟的削弱等等，都是孳生不和諧因素的土壤。對此，不予正視或不面對是不行的。必須想方設法解決了。怎么解決？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治國，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按人民群眾的意志決策、行事。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沒有不公平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2009年12月20日23：3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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