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給下崗工人一條生路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黨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據記載當時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在知青下鄉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知青的生活艱苦，很多知識青年在“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等方面遇到了實際困難。在這期間，有個福建莆田縣的教師叫李慶霖的，寫了一封長達2000多字的信給毛澤東主席，向他陳述了知青下鄉存的在的問題。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主席看到了此信并作了回復。

李慶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4月26日

　1973年4月27日　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中央高層會議專門討論知青問題，并將毛澤東給李慶霖的復信印發全國。當年　6月22日　至　8月7日　，國務院又相繼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還據資料可以查到，關于下鄉知青的工作會議中央是每年都有一次的。在黨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下，各地痛下決心，相繼解決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凡是當過知青的都知道，從那以后，知青的許多問題得到了社會高度關注，各方面條件也大有改善。許多地方還撥款為知青專門建了住房。

知青下鄉，當時是國家有組織地按排他們到農村生產隊插隊落戶的，也就是說是把那些城市的沒有按排工作的知識青年按排到農村去生產、生活。后來知青回城在工廠工作后，下鄉這段在農村勞動的時間還作為工齡計算，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在工作期間作為他們工資增長、生活福利的依據，同時也是他們能在退休后發放退休工資時作為依據。

1600萬的下鄉知青是有生路的。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是在共產黨的領導的中國生活的，因為共產黨保證了他們的勞動權力，保障了他們的生活權力。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至今的國企職工“轉換身份”、“下崗賣斷”，使不低于3200萬憲法定性的“國家主人”、“領導階級”一夜之間失去工作崗位，丟失了生活保障的來源。也肯定遠遠超過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一夜之間流離失所、流落他鄉、不知所措。

有的家庭是一個，有的是二個，有的是一家從此就沒有了工作，被政府定性為一個新名詞：“靈活就業人員”。這種“靈活就業人員”是要靠自己去找工作，自己到全國各地“靈活”去“就業”。他們找政府工作人員辯理、上訪、集會、堵路、抗爭都是無濟于事的，用來對待他們的是公安、警察。強制執行政府的規定，這就是各地下崗工人抗衡的最終結果。“下崗工人”似乎他們一夜之間就變成了需要專政的對象。這種“下崗活動”是各個地方政府組織的“置換”工人身份的，置換后，政府就等于甩掉了包袱，就沒有人再會管你了，這連原來是黨員的“靈活就業人員”，從此也被甩掉了，再也不會與組織有任何關系了。

那么政府對待下崗工人如此的態度，是不是政府有困難需要工人作出“犧牲”呢？從現在看來不是這樣的。2009年12月16日《生活新報》有篇報道《剩了兩萬億 還差錢不差錢》是這樣說的：2009年全國人大批準的財政預算報告，全國應完成財政支出76235億元。但是，在時間進度已經完成91.7％、財政支出進度僅完成73.8％的情況下，意味著還有2萬億元資金將在12月一個月中全部用掉，突擊花錢似乎又在所難免。　2009年07月16日　《京華時報》也報道了，我國外匯儲備突破2萬億美元 。　2009年07月20日　《國際先驅導報》報道，　　7月16日　，美國財政部發布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截至5月底，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為8015億美元，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在這里，政府的錢是怎么來的，我們沒有必要去討論，我們只想問一去，為什么有那么多的錢，卻還要那么苛求幾千萬的下崗工人呢？

另一方面我們國內的下崗職工生活狀況又如何呢？網絡時有報道下崗女工賣淫為生，下崗家庭賣血為生，下崗工人跳樓自殺的。但有關下崗工人的情況，不是不能上貼，偶然上貼也馬上就是被刪掉。這種做法說明他們的虛偽和缺少人性。

我們可想而知，在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就面臨著失業的國度里，在一個農民工的血汗錢需要跳樓也拿不回來的國度里，下崗工人的就業問題是應該可想而知的。但是現在各地的政府又如何對待他們呢？不但會議沒有任何議題，連下崗工人這幾字現在盡可能回避。下崗工人都是無產者，他們不但會存在著眼前生活的保障問題，而且必然會存在著醫療、養老方面的問題，那么現在又是如何對待他們呢？政府規定用當地的平均工資（實際上是公務員們的平均工資）作為計算下崗工人的繳費基數。各地每年每一個下崗工人要向當地政府上繳4000至10000元不等的養老保險統籌金，上繳1500至3000元的醫療保險統籌金。另外政府每年還要向下崗工人收取檔案管理費。這些在網絡上時有反映，但這些官僚階層熟視無睹、麻木不仁。下崗工人有收入嗎？收入是多少，能與公務員相比嗎？政府就差這筆錢嗎？是不是不想給工人生路了？！

我們現在還是用著“共產黨”這個光輝的稱號的，有著7000萬的黨員的執政黨。這種先進性應該表現在那里呢？那么在對待“下崗工人”的態度上，請與30年前的同樣用著共產黨的這個稱號的黨在對待“上山下鄉”的知青的態度上作個對比，到底是那個有黨性？那個有人性？同樣都是用著共產黨員的這個稱號，就沒有必要回避這種對比。老百姓是注重實際的，他們不需要做表面的工作，他們需要的是自己的工作，他們需要的是自己的生活！

30年前的這個時候，在平反彭德懷時稱他為“實事求是的”，“耿直剛正，廉潔奉公，嚴于律己，關心群眾”。那么在評反后，這個社會就可以胡作非為了嗎？就不需要彭德懷這樣的黨員了嗎？實際上在我們現實的生活中、網絡中有很多“李慶霖”這樣的人，實際上現在的老百姓已經不只指望有誰來“關心群眾”。在這里我們也只需要能給下崗工人一條生路！

請給下崗工人一條生路！！

200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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