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畫鉤　　

田忠國　　

二十多年前，我二十多不到三十歲，在一次給　王笑凝　先生的信中明確說，在宋代以前，中國的思想文化是一直向上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有時有曲折低回，但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曲折低回后，中國的思想文化又趨上發展了。程朱理學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的最后一個高峰，因為，程朱理學建構的是哲學意義上的，對事物的認識模式，同時，程朱理學在對歷史智慧的整理中，也形成了一種復制模式。如果說前者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新的認知方法（心生萬物的要義在于，物質世界只有人類認識了，才具有實際意義，而并非心生萬物，也就是說，心生萬物更為準確的說法是心識萬物），后者則把中國導入了復制思維的歧途。沿著復制思維的模式一路走來，就有了中國數百年的衰落歷史。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復制思維模式的歷史才告結束，因為，毛澤東的平民情懷和不羈思維，在創造了一個新中國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　王笑凝　先生接到我的信后，給我回了一封長信，對我的思索給予充分肯定。令人遺憾的事，復制思維模式的歷史才剛剛結束不足三十年，但隨著毛澤東主席的逝世，又被中國主流精英以近似瘋狂的熱情請了回來。如果以某些主流精英劃界，1979年是新中國的開端，那么，我們不難發現，那就是復制思維模式的開始，而這個“新中國”，竟然在程朱理學后期就開始了。　　

一、社會主義誕生前的人類歷史，就是一個剝削與反剝削的歷史　　

中國的極右翼勢力認為，毛澤東是反歷史的，為此，左翼中的朋友紛紛奮起批駁。其實，極右翼說毛主席反歷史是對的，因為，整個人類歷史，除原始共產主義外，在社會主義誕生前，一直就是一個剝削與反抗剝削的歷史，而且人類一直沒有走出這個怪圈，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歷史周期律。毛主席曾經說中國共產黨找到了破除歷史周期律的方法，現在人們往往舉“人民監督政府”的例子，忽略了人民監督政府的一個基礎和一個途徑問題。這一個基礎和一個途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公有制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前者為人民大眾監督政府提供了經濟保障，后者為人民大眾監督政府提供了制度平臺。有前者無后者，就失去了保障的意義，有后者無前者，監督也成了一句空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是精英治國的歷史，精英治國的代名詞就是壓迫與剝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是大眾與精英共同治國的歷史。所以，我是贊成極右翼說毛主席反歷史的觀點的。沒有毛主席的反歷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就只是中國剝削與壓迫歷史的延續。當然，反駁者沒有看到，極右翼所謂接續歷史，所謂現代化，就是接續剝削與壓迫的歷史，剝削與壓迫在憲法或制度上合法化了，中國就現代化了。　　

有人困惑，中國的極右翼勢力反黨反社會主義也就罷了，何故還要一方面鉆到共產黨里面，另一方面還要賣國？其實這一點也不難理解，鉆到共產黨隊伍便于拆臺，賣國便于找美國當打手，也就是說，拆臺如果拆不成，就請美國以中國不遵守“普世價值”的名義當打手。讀了　張宏良　先生“應該牢牢記取亡國慘劇的歷史教訓”一文和　盧麒元　先生“趙構為什麼要殺岳飛”一文，我們痛感到，中國離這一天不是越來越遠了，而是越來越近了。因為，奧巴馬送給中國的禮物---圍棋---即是一種警告，也是新一輪肢解中國的信號。　　

在人類歷史上，戰爭從來并非只是軍事的，更多的則體現在經濟的、思想文化的和外交的，只有以上途徑無法達到目的時，才會采取軍事戰爭。有人可能認為，我這話錯了，因為，美國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中國的肢解行動，但是，請注意，我在此說的是新一輪，也就是說，肢解中國的新的條件成熟了，美國又該采取新的行動了。新的條件成熟有三大標志，一是沒經中國政府同意，接受南方報系的獨家采訪；二是“當著胡錦濤主席的面，面對全體中國人民聲稱要堅持《與臺灣關系法》，從而使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變成了分裂中國的政策（張宏良語”；三是奧巴馬通過此次訪華活動，通過對“普世價值”的巧妙肯定和不通過中國政府有組織的邀請佳賓，從精神上動員起了反華勢力的反華熱情。一個國家在另一個國家的國土上，能夠有組織的邀請一百多人，可見組織之嚴密。而這個嚴密的組織，今天完成的任務是邀請異議人士，明天就可能是完成引爆中國的顏色革命任務了。　　

二、社會主義是一段取消剝削制度，勞動大眾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歷史　　

社會主義是勞動大眾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經濟發展機制，其經濟發展機制的制度基礎是公有制。從財富積累和經濟分配的角度說，社會主義積累的更多的是實體經濟和支撐經濟發展的工業體系，資本主義的后資本時代則積累更多的是虛擬經濟，因為，前者以發展實體經濟為主體，后者以掠奪式占有為目標，前者的任務是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后者的任務是控制世界，獲取更多的占有。另外，前者以勞動價值為分配標準，后者以資本多少為分配標準，也就是，一個是按勞分配，另一個則是按資分配。按資分配資本為主權，按勞分配勞動為權利的主體，因為制度上的本質不同，結果也就完全兩樣。　　

在中國，有人想搞資本主義，達到子子孫孫享受剝削特權的目的，但他不說搞資本主義，而說，大鍋飯影響經濟發展，于是人民大眾就相信了，跟著砸鐵飯碗，結果發現，砸鐵飯碗的目的并非為了發展經濟，而是為了掠奪和占有。由此可見，大鍋飯影響經濟發展的潛在含義是社會主義影響經濟發展，是否定社會主義的一種方式。社會主義是不是影響經濟發展呢？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成就早就給出了明確回答，不贅。我在“八達嶺的沉思”一文中這樣寫過：　　

“十萬塊錢一個人拿，到五星級賓館就能好好享受一下，如果十萬塊錢十萬個人拿，一人一塊錢，別說去五星級賓館了，就是進理發店還得五塊錢呢。什么？同樣條件下毛澤東時代能創造五十萬，但就是能創造五十萬，十萬個人分也就是一人五塊嘛，發不了財。所以，毛澤東不懂經濟。”　　

同樣條件下創造五十萬元，由十萬人分享的不叫發展，創造十萬元由一個人占有才叫發展，這就是中國主流政治精英、知識主精、法學精英和經濟精英的發展邏輯。這種發展邏輯，也就是剝削邏輯在中國的復活，或者叫復制。　　

那么，中國還有沒有希望重新規制社會主義的可能呢？有，那就是啟動違憲審查與追究機制。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憲法，不論是社會主義的憲法還是資本主義的憲法，都具有系統還原功能，所不同的只是，社會主義憲法還原的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憲法還原的是資本主義。當然，中國能否成功的啟動系統還原機制，我個人認為有希望，但很困難，困難之處在于，龐大的利益集團形成了共識，利用資本優勢控制了中國的各個層面。有人把買官賣官僅僅看做是腐敗現象的一種，其實，不論是偷偷的買官賣官，還是公開的買賣媒體，都是利益集團通過資本控制中國政治經濟的有效途徑和有效方式。有人可能認為，中國古代也有買官賣官現象，不會像你說的那么嚴重，請注意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古代的中國與外界聯系不大或根本沒有聯系，但今天的中國處于全球化時代。　　

當主流政治精英、知識主精、法學精英和經濟精英的發展邏輯現代化邏輯，即，經濟殖民化就是現代化的邏輯融合一體時，我們就看到了偷偷的買官賣官和公開的買賣媒體的可怕了，因為，這不僅意味著系統的蛻變，也意味著美國對中國的控制性操作。　　

三、中國能否走出金宋時代的歷史怪圈？　　

中國能否走出金宋時代的歷史怪圈？有人可能持樂觀態度，但我是悲觀者，再讀到“改革受益者”　向某位　先生表示感謝時，我就更悲觀了。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系統還原機制的按鈕，是掌握在“改革受益者”手里的，而不是掌握在人民大眾手里。回顧前些日子一位先生“中國轉型應由精英掌舵”的高論，這必是金宋時代精英們的共識了：“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當然，這也是在中國當官，為美國謀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的改革共識。　盧麒元　先生在“趙構為什麼要殺岳飛”一文中說：　　

“汪精衛投日作了漢奸之后曾經說過，岳飛是該殺的，因為他是軍閥。汪精衛的話在今天也不陌生。長期以來，國內外反動派對于毛澤東的評價也大體如此。國內的自由派學者們此刻正在進行著同樣的學術敘述。是的，立場決定了觀點。站在貴族和大地主的立場上，秦檜才是英雄，對外妥協和對內壓迫當然會成為必然的選擇。”　　

汪精衛曾經說“岳飛是該殺的”，這又成了在中國當官，為美國謀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的政治攻堅共識。或許，金宋之歷史，就是中國之命運。　　

但是，中國也不是沒有走出金宋時代歷史怪圈的希望，有，但很渺茫。因為，只有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自強不息、挑戰強敵的精神回歸中國大地，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回歸中國大地，中國才可能走出金宋時代歷史怪圈。但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自強不息、挑戰強敵的精神回歸中國大地，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政治機制回歸中國大地的前提是破除“改革受益者”的攻堅共識。破除“改革受益者”的攻堅共識一共有兩條路好走，一是高層拿出毛主席拼死一搏的勇氣，發動群眾捍衛憲法，強制啟動憲法的系統還原機制；二是讓“改革受益者”的攻堅逼迫人民大眾起來革命。前者雖然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比后者來說，代價再大也大不過后者。　　

現在，有人寄希望于制度機制建設，認為制度機制建設好了，中國現存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制度機制建設固然重要，固然是中國未來的出路，但是，當制度機制中社會主義的價值邏輯被替換為資本主義的價值邏輯時，制度機制就是黨和共和國生命的殺手。所以，制度機制建設的核心是價值邏輯。以馬列毛主義的價值邏輯為制度建設的核心？還是以剝削壓迫的價值邏輯作為制度建設的核心？從近三十年的制度創新的實踐上看，在中國當官，為美國謀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以后者為核心。有人認為中國的制度不起作用，不保護人民大眾了，所以，中國不應該以制度建設為目標。其實，不保護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因，并非上是中國有制度的問題，而是制度中的價值邏輯---馬列毛主義的價值邏輯---被剝削壓迫的價值邏輯所取代。而這樣的價值邏輯，也必然是未來亡黨亡國的歷史邏輯。　　

所以，欲圖制度救國，就必須確立馬列毛主義在制度中的主體地位，也就是社會主義的三大原則和為人民服務、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　　

從廣東和重慶不同的政治走向上看，或許它們是中國兩個不同的實驗區，但是，若廣東實驗成功，在全國推廣，中國必分裂；如果重慶實驗成功，并實施國進民退，走集體化道路，中國就有第三次騰飛的希望。如果廣東試驗失敗，廣州牌就打給了右翼；如果重慶失敗，重慶牌就必然亮給左翼。但是，廣東的成功，就意味著中國失去第三次騰飛的機會，而是分裂的開始，同時，也為美國的維和部隊進入中國創造了條件。　　

以前，我曾寫過一篇叫“中國崛起在十五年之后”的文章，但同時，我也寫了“中國經濟到了制度拐點期”和“中國應構建動態糾錯機制和系統還原機制”等與此相關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并非可以單獨看的，而是一個整體，也就是說，沒有動態糾錯機制、系統還原機制，就沒有中國經濟的制度拐點，沒有中國經濟的制度拐點，就不可能有十五年后的中國崛起。因為，中國經濟的消費能力結構，需要七八年的調整期。消化掉近三十年積累的潛在危機，或許需要更長時間。消化內部危機的根本出路，首先需掐斷向美國的輸血管道，而掐斷向美國的輸血管道的前提是清理賣國精英的賣國行為。其次是恢復公有經濟，以全民之力抗擊內外夾擊的重大危機。　　

稻鄉老農在“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一文中說：“毛澤東的思想就是共產黨的靈魂，就是新中國的靈魂。就是中華民族的靈魂！”現在我再加一句，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制度機制的靈魂。所以，我們不僅要學會用毛澤東思想分析問題、判斷問題、解決問題，還要學會把毛澤東思想轉化為中國的制度機制。如果我們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轉化為科學的制度機制，管不住黨的蛻變，今天不亡黨亡國，明天那也是很可能的。明天不亡黨亡國，也可能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黨。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忘記胡錦濤總書記的警告，其一是黨蛻化變質了；其二是官員亂政。治療蛻化變質的途徑就是把腰緾億萬的政治、知識精英清理出共產黨內部；治療官員亂政的唯一渠道就是放手發動群眾，讓人民大眾監督政府。試想，一個腰緾億萬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怎么會以黨的宗旨作為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們不過是迫使人民為自己服務的推行者而已。 　　

2009-11-30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