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走了之后……　　

18號傍晚，奧巴馬結束了他三天的中國之行，乘他的空軍一號飛走了。　　

此次訪問，他是否獲得圓滿成功，他的國家從他這次中國之行再次從中國得到了多少東西，他是懷著怎樣的心情來訪和離開的，我們都不得而知，只能有些根據不足的猜測和分析而已。　　

但是，他此行及其前后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些什么，世界又能從中得到些什么。對此，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真共產黨人，還是假共產黨人；無論是愛國主義者，還是漢奸賣國者，甚至中國當代那些特大貪污犯，以及國際國內包括美國國內的目光和輿論都予以了特別關注和在熱烈地議論著。這些特別關注，暫時都不會看到什么明顯的結果；這些議論，暫時也都不會得出什么有益的結論。　　

作為奧巴馬個人與美國人民一樣，也可能成為我們的朋友，這種可能性是從他的個人血統和成長經歷來看的；但他作為美國總統，則只能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因為作為總統，他必定代表他的國家和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代表世界的或某一國或某幾國的利益。他的所有政策和行動，都必定是建立在完全符合美利堅的根本利益的基礎之上的。因為這不是以他個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是由美國國內的壟斷資產階級及其國會的掠奪本性所決定的。因此，美國總統絕不可能成為中國人民的朋友，而只能是中國人民的敵人，是無容置疑的。這是由兩個國家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根本對立的政治制度以及各自的現狀所決定的，這還不包括中美兩國之間100多年來根本對立的歷史因素。　　

奧巴馬走了之后，簡單回顧一下他的此次中國之行，不是沒有益處的。　　

對于奧巴馬的此次訪問，我們有許多觀察能力入木三分的著名的先進學者和進步人士，有許多非常深入到位地分析和十分精辟的概括。如張宏良老師的“美國開始全面扎緊‘中美國’的籬笆”，如朱魯子網友的“統戰”等一針見血的概括，和邋遢道人關于“兩國集團”問題的深刻分析，司馬南老師的精彩議論等，都是值得我們去認真領會的。　　

奧巴馬此次的中國之行，是不是為中國人民一點好處也沒有帶來呢？不是的。我們從中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收獲。比如，他以他的言行，給了我們的官僚主義者們和偽精英們以最好不過的教育并向他們潑了一瓢冷水。這是第一個方面的收獲。　　

第一，他以他的團隊的實際行動告訴全體中國人，特別是向中國的偽精英們（包括那些漢奸賣國賊們）乃至全世界再一次宣告：毛澤東主席是值得全世界人民尊重和敬仰的最偉大的人物，你們中有人，比如像李銳們一類的人，妖魔化這位當代圣哲是沒有理由的，沒有良知的，反人民和反人類的。17日，他的三個隨員抽空瞻仰了毛主席紀念堂，就是一個如山的證據（他的隨員沒有他的許可是不能擅自在最敏感問題上行動的）。因為三十七年前，富有智慧和遠見的現代政治家，美國已故總統尼克松，就以他鄭重的實際行動曾經向全世界宣布過。此次奧巴馬總統以他特有的方式，再次向世界宣告了這一客觀事實。這一行動本身的影響，可以說比他此次中國之行的全部影響還要大。我們應該接受他獻給中國人民的這份厚禮，而不是不適當地去評論他。　　

由于他們的這一舉動，中國人民的公敵，最邪惡、最反動、最瘋狂的偽精英茅于軾們的那個95%——追隨毛澤東的廣大人民——的比例要徹底改寫了，因為從17日起，要加入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這樣一個極其廣大的群體了，他們的那個5%要大大壓縮了。那些至今還在請這個人民的公敵——茅于軾們去給年輕人灌輸反動思想的幕后策劃者們，是不是應該也為自己的后人的處境想一想呢？不要以為自己很聰明，以為穿著馬甲，隱藏得很深人民就發現不了。不要忘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第二，他告訴我們的偽精英們，不要一味地否定和反對暴力，在階級社會，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他只是沒有明確說明更不能反對革命暴力，這句話將由我們來告訴偽精英們。他說：“作為美國總統，我的工作之一是我們美國武裝力量的總指揮，我的當務之急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護美國人民，…...我們不可能完全杜絕國與人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暴力，但是我們可以大大減少這些暴力。”我相信偽精英們一定聽見了奧巴馬總統的這段精彩的講話。請問偽精英們，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如果沒有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暴力，帝國主義會夾著尾巴逃跑嗎？沒有這個革命暴力，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大軍閥利益的蔣介石集團，會狼狽地逃到臺灣島上，中國難道不是直到今天還可能是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生靈涂炭的混亂局面嗎？沒有這個革命暴力，能有今天安定和平建設的環境嗎？　　

第三，他還告訴我們的偽精英們，不要一味地模仿和照搬美國的制度。他說：“……每個國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中，每個國家有著自己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因此我認為對于美國來講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推斷說，我們有好的做法適用到別人身上的時候也可以帶來好處。”偽精英們，難道還需要說得比這更明白更直接一些嗎？　　

第四，要尊重婦女，使婦女也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說：“一個國家是不是成就斐然的一個最好的指標就是他的教育以及婦女所受的教育。”這不是十分巧妙地揭了當代偽精英們的一大傷疤嗎？因為當代中國婦女的地位已經又退回到了1949年以前，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悲慘地位，倍受強權和富豪們的欺壓和凌辱，還何談讓婦女受到好的教育。只有毛澤東時代，我國婦女才是世界上最有地位、能頂半邊天、也是最幸福的，她們普遍受到人們的尊重，受到當時條件下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和最充分的就業。這是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稍有良知的人們都不會否認的歷史事實，也是不可能被否認的真實歷史。　　

第五，當領導或當“精英”，要為自己的人民辦最好的事情而不是要賺錢。他說：我“每天都要審查，要看我是不是真的為美國人民做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這完全是在實踐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嘛。難道人民公敵茅于軾最近在河南省的團委會上放出的“為人民服務也要賺錢的”那種狗臭屁，還能彌漫在空氣中不散嗎？我們在此要特別感謝奧巴馬總統，是他替我們當面抽了這些偽精英們重重的一巴掌。這對于中國當代那些只顧貪污和吃喝玩樂，而不替人民做事的、已經蛻化變質的官僚們，是多么好的教育啊！　　

第六，他教訓了我們的官僚和偽精英們，中國實際上在三十多年前就有許多有創造性的、領先于世界的東西，是值得各個國家學習和“接軌”的。比如，婦女的教育和地位，為本國人民做最好的事情，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　　

這種對于當代中國某些官僚們和偽精英們的教育效果，比我們中國人民自己同這些官僚和偽精英們爭論千次萬次，或者嚴厲處罰的效果，還要來得直接快捷，還要明顯數百倍，還要廣泛深刻得多。　　

現在的問題是三十年來，我們的偽精英們，為什么只一味地想到要“與國際接軌”（實質上是與美國接軌，因為國際上的許多規則都是以美國利益為核心，在美國操縱下制定的），而從來沒有想到過，應該象毛澤東時代那樣，也創造一些領先于世界的、普世的價值觀和原則，讓美國人向我們接軌呢？為什么沒有什么人的新的理論或著作，象毛澤東的著作一樣能夠擺上美國總統的辦公桌，和象當代公認的智慧之星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時，要求他的學生學習毛澤東的著作那樣學習呢？為什么三十年來的中國當代外交總是處于處處被動，經常挨打的地位呢？　　

這就是在奧巴馬總統走了之后，我們所應思考和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實際上，這也是早就應該要全面檢討和早應該要解決的一個重大歷史與現實問題。　　

在奧巴馬總統走了之后，我們是圍繞著一些具體問題，比如對與我們有關的臺灣問題、領土主權與安全、什么“兩國集團”、貿易摩擦、朝核六方會談、周邊軍事形勢、東海問題、南海問題、節能減排或者什么“普世價值”等等具體問題進行思考，研究策略，采取措施呢，還是應該全面檢討我們的外交路線、外交戰略與政策，從根本上調整或改變我們的外交路線、外交戰略和外交方針呢？　　

回答顯然是后者。如果還是圍繞著具體問題進行討論和決策，依然會在外交上同處理各種內政問題一樣，不僅會沒完沒了，而且會同樣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被動挨打局面的境地。比如，假如我們具體解決了如何防止大使館再遭襲擊的問題，卻又沒能有效地防止我們的飛機在自己的領空被撞擊的問題。因此，諸如領土主權與統一，金融貨幣，自由貿易與保護，氣候變化，碳排放等等一類無窮無盡的具體問題，不僅永遠是爭論不完的，而且，這些具體爭端和問題的正確解決，從根本上要依賴于外交路線和外交戰略的正確。因此，只有全面檢討我們的外交路線、外交戰略和外交方針，才能從根本上擺脫當前的外交困境。　　

這就是我們不僅要注意研究美國乃至西方國家的每一個具體動向，而更要注意從整體上研究、檢討和調整我們的外交路線、外交戰略和外交方針的一個主要根據。　　

首先，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明顯的：中國也好，世界也好，任何時候都不能把自己的希望系在他人的褲腰帶上，尤其不能系在象美國這樣“伙伴”的褲腰帶上，更不能寄希望于他們的某一位總統或某一次訪問上。因為總統總是要代表他的國家利益的。比如，這次奧巴馬總統就說的很清楚：“作為美國總統，我的工作之一是我們美國武裝力量的總指揮，我的當務之急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護美國人民，……”。誰能說，他說的不是一句實話？誰能說，他說的不對？哪國的總統不應該是同樣？之所以說尤其不能把本國的希望系在象美國這樣的“伙伴”的褲腰帶上，是針對美國對于世界，尤其是對于與中國人民交往的100多年來的真實歷史來說的，而不是對著奧巴馬總統的這句話來說的。　　

不把希望系在他人的褲腰帶上是一個什么原則呢？就是毛澤東主席提出和始終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這一原則可以視為外交的靈魂。對一個人如此，國家之間更是如此。沒有這個最基本的原則，沒有這個靈魂，任何外交努力都只能是徒勞的，甚至是徹底失敗的。　　

回顧新中國的外交史，特別是我們自1979年以來的外交史，大家就會清楚地看到：我們的官僚們和偽“精英”們，一次次地巴望著美國總統來訪或者去美國訪問，一次次地對他們滿懷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一次次地都令中國人民失望，一次次地被出賣，最后都落得個一次次地被動挨打還挨罵。不管是大使館也好，海上行走的船只也好，還是翱翔在自己領空的飛機也好，總是被他們算計，而我們竟毫無反手之力。最令人感到難堪的是，挨了打還不算，先是不敢吭聲，后是登門道歉。　　

我們一步步地向他們開放，一步步地與他們接軌，一步步地向他們讓步，還每日每時地不斷向他們廉價地輸送他們永無止境地所需要的一切利益。但是，他們仍然還在一步步地緊逼，一次次地要挾，一次次地索要。中國13億人民，辛辛苦苦三十年，流了多少血汗，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創造了多少財富，但到頭來除了0.4%的人暴富之外，絕大多數人卻都被搜刮得干干凈凈，落得個兩手空空。　　

近三十年來，為什么造成了中華民族在外交上如此被動挨打的局面呢？是因為中國沒有像樣的外交人才嗎？是外交部和外交人員努力不夠嗎？是自錢其琛、唐家璇、李肇星等到現在的外交部長楊潔篪們的外交智慧和外交才能不足嗎？是由于“韜光養晦”失策嗎？是中國人民的素質在蛻化嗎？　　

都不是主要原因，盡管有人才因素問題存在，比如，象龍永圖那樣的洋奴人才，搞了個WTO套在了我們的脖子上，至今不敢公布，還自以為為中華民族立下了不朽之功，在國內對著老百姓吆五喝六耀武揚威的，就是一個證據。　　

外交存在的根本問題是，三十年來倡導和執行了一條極端錯誤的外交路線、錯誤的外交戰略和和錯誤地外交方針。在于毛主席逝世之后，某些目光短淺，自私自利的決策者，出于個人功利的考慮和急功近利，把13億人口大國的所有希望都系在了美國人的褲腰帶上，完全拋棄了毛主席創立和堅持的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執行了一條根本錯誤的、親美媚美的、投降主義外交路線。這種狀況是自1979年的那次急于與美國建交而私下允諾美國對臺售武開始的。這就不僅給后來者們開了一個先例：為了獲得某些表面上的外交成果，可以背著本國人民進行某些違背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私下交易。同時，也讓美國人自此看出了中國的破綻，抓住了中國的軟肋，用中華民族當代反潮流英雄李敖老師的話說，“睪丸”被美國人捏住了。“發展”了三十多年，中國的某些官僚們和偽精英們，被美國人捏住的“睪丸”已遠不止是臺灣一個，而是多個了，特別是中國的兩萬億美元儲備和大貪官們的貪污和腐敗事實的“睪丸”也被美國捏住了。現在已經“發展”到了美國人想捏那個就捏那個、需要捏那個“就捏那個，中國一動也不能動的地步了。　　

這樣一條錯誤的外交路線，在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已不是頭一回了吧，對此，中國人民記憶猶新。近三十年來，重走這樣一條外交路線，使我們失去的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中華民族所失去的一切的總和還要多不知多少倍。這再一次讓反面教員以實際行動和效果證明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無比。　　

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外交，正如我國古代的那個披著虎皮的羊的傳說幾乎一模一樣：一見到青草就喜悅，正如貓見到老鼠一樣；一看到狼就嚇得發抖。為什么呢？因為它總是忘記自己身上是披有虎皮的。中國現在也有這樣一張虎皮，就是13億人口的大國，是世界上能夠提供質量高、價格低的勞動力最多的國家，是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現代市場的國家。可是在外交上，我們總是忘記我們的虎皮，每每見到一點眼前利益就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結果總是占小便宜吃了大虧；我們的某些官員和偽精英們，每每一見美國兩個字就情不自禁地要起立，一聽到美國的聲音就發抖。最引人注目的證據之一是，據網友們透露，連“抗美援朝戰爭紀念館”的牌子都不敢在軍事博物館掛了。　　

回顧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160多年的近現代史，中華民族在外交上最輝煌的時代，西方列強們沒有在中華民族占到任何便宜的時代，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最受尊重的時代，中華民族擁有最多朋友的時代，說話最有影響力的時代，中華民族使世界上號稱最強大的國家的常勝軍——美軍也不得不認輸的時代，唯有毛澤東時代。這是中華民族近代160多年來最令人揚眉吐氣，最值得驕傲的偉大時代。　　

其次，近三十年的外交困境，也源于我們放棄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科學理論，拋棄了我們廣大的第三世界朋友，錯誤地選擇了主要外交方向。可以說，我們近三十年來的所有外交努力地失敗，是一味地親美的結果。被動挨打的外交困境完全是由于選擇了錯誤的外交戰略方向所導致的。三十年來，我們的外交唯美首是瞻，只交富“朋友”（實際上是一個嚴重負債的“朋友”。“朋友用引號是由于人家沒有把我們當朋友），丟掉第三世界的廣大朋友。實際上第三世界才是我們最可靠的朋友，也是資源豐富的朋友，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是他們將我們抬進聯合國的。這三十年來忘記他們，是我們最大的失策。好在胡錦濤同志為首的黨和國家等主要領導人，做了不少的修復工作。這一點，人民是看得見的。　　

再次 ，我們的外交困境，還源于外交以外的原因，即由于我們內政方面的問題所導致的。“弱國無外交”就是這一原因的最好注解。　　

用偽精英們的話說，現在不是經濟基礎已經非常雄厚，市場已經十分“繁榮”的“盛世”，已經“崛起”了嗎？怎么能說成是弱國呢？ 難道毛澤東時代的“窮國”外交，還能稱之為強國外交嗎？　　

而實際上，我們知道，毛澤東時代的外交為什么那么成功，借一個軍事上的術語來說，叫做“攻勢外交”，也叫積極外交。現在美國的外交就很有點攻勢外交的味道。大家看看，這次奧巴馬來華之前，做了多少準備，給中國施加了多少壓力，出了多少難題？不是很清楚嗎。他們總是把問題和責任想盡千方百計都說成是你的，讓你消極地辯解，消極抵御，總是處于被動地位。這同我國那個關于狼和小羊的寓言一樣，在河的上游的狼，為了找借口要吃羊，卻抱怨在下游的羊把河水搞臟了。但他們的這種攻勢外交，與毛澤東的攻勢外交是有著根本區別的：其一是他們是以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為基礎的，而毛澤東外交是以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基礎的；其二是他們奉行的邏輯是強行奪理的霸權主義的強盜邏輯，而毛澤東時代奉行的是相互尊重民族平等的互利原則邏輯。由于毛澤東時代奉行的是人民利益原則，所以，盡管那時并不富裕，人民團結一心，成為我國外交上的堅強后盾，外交力量就很強大，就能真正實現強國外交。美國人也不得不謹慎行事，在封鎖了新中國二十二年之后，不得不親自登門在毛澤東的書房里會見毛澤東。　　

但三十年來的外交卻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弱勢外交，軍事上叫做消極防御，外交上就是消極外交。這種外交就是一種處處被動的外交。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在又經過了三十年“發展“之后，有了”雄厚“的經濟基礎，為什么反而還倒退成了弱勢外交呢？根本原因除了外交路線的根本錯誤之外，就是利益集團完全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不同利益群體相互爭奪扯皮，內在力量相互抵消的緣故。　　

四是我們完全忘記了毛主席關于敵人“亡我之心不死”的諄諄教誨，對于敵人抱有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我們三十年來外交處處被動，經常挨打的又一重要原因。　　

總之，歸結起來，我們三十年來的所有問題和失敗，不只是外交，都是由于我們完全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缺失了這個靈魂，沒有了脊梁，完全喪失了新中國逐步建立和打造起來的先進文化，沒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園的緣故。這就是在奧巴馬總統走了之后，我們的觀察與思考所能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這就是奧巴馬此行之后，我們所能得到的第二方面的收獲。　　

我們通過奧巴馬總統的訪問所得到的第三方面的收獲是，透過奧巴馬作為美國總統的不由自主，反觀我們三十年來，這條錯誤外交路線一直貫徹了下來表明：這條投降主義的外交路線已經有了一個集團自始至終掌控或操縱著。這個集團，就是那些掌握了很大權力并把它作為個人的特權的人們，和那些積聚了巨額財富的人們，當然也包括了當代漢奸走狗們。我們還有幸看清了這條投降主義的外交路線，是早就隱藏在這個集團的人們心中的，而不是偶然出現的。這條外交路線，就是反應和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的，前面說過，這條外交路線1949年以前就存在過。因此，中華民族和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只能是每每受到嚴重侵害。這條亡國的外交路線如不徹底改變，中華民族就將成為美國和西方列強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中國人民就將成為現代世界里最悲慘的奴隸！　　

不過，從這次奧巴馬訪問的某些細節觀察，以胡錦濤同志為首的黨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已經充分認識到了我們外交上乃至具體到中美關系上的根本癥結所在，公開不同意美國“兩國集團”的提法，只是一個信號。盡管目前已經實際存在著一個“兩國集團”，但這個公開表態是三十年來所沒有的，仍然不失為一個良好的開端，雖然晚了些。　　

結語：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關于黨的某些方面存在“與黨的性質和宗旨不相符”的政治判斷，是三十年來最英明的判斷。當代的這條錯誤的外交路線，就是與黨的性質和宗旨不相符合的一個重要方面。　　

毛主席的光輝再次照耀著我們，他說：路線對了，沒有一切，我們可以擁有一切。……路線錯了，有了一切，也會徹底喪失（大意）。中華民族的所有優秀子孫，難道不應該永遠銘記他老人家的這一諄諄告誡？　　

誰說小沈陽沒有文化？請聽：“走中國的路，讓中國無路可走！”這是美國人的辦法。他們正在走毛澤東的“攻勢外交”之路，不過前面說過，他們采用的是侵略者慣有的強盜邏輯機芯。我們還應記住美國赫德森教授的反復教導：“不要按照美國說的去做，而要按照美國做的去做。”但不要采用他們的強盜邏輯。　　

三十年前，有那么幾個鬼鬼祟祟，心懷不軌的小人，搬起了一塊不大不小的石頭，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存心向著毛主席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砸過去的，卻不曾想到把自己的腳反倒砸了個稀爛。這條投降主義的外交路線，就是他們這些人的腳上被這塊石頭砸到的一部分。　　

最后，請允許我感謝奧巴馬總統！感謝美利堅“優秀”的侵略文化！是你們讓我們獲得了以上幾個方面的收獲。　　

謝謝你們！歡迎奧巴馬無論作為個人還是總統的再次到來！　　

　2009年11月2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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