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刀急了》一文刊出后，沒見牛刀著急，但很多人急了。

估計這些人大多是牛刀的支持者或粉絲，他們當中有人懷疑我是開發商，大概認為房價馬上要暴跌了，說：“我看你比牛刀還急”，有人質疑動機，有人說我“幸災樂禍”，有人說牛刀是替國家著急，為人民代言，縱然不對，那也是低估了惡意推高房價人的實力。言下之意，只要動機沒問題，說幾句錯話沒什么大不了的，更何況是“為國家、為人民”。

這又讓我想起了那篇文章里提到過的“政治上正確”這個有些時髦的外來語，“政治上正確”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解釋，用的最多的是用在為人處世哲學方面。政治上正確要求說話不能得罪人，要絕對避免使用有性別、年齡、生理、種族、工作等各方面帶有的歧視性的容易使人感到不爽的語言?！　?/p>

說白了，政治上正確是一門說好聽話的藝術?！　?/p>

據說英文里面的政治(politics)這個詞來源于客氣(polite)，為簡單起見，不妨把政治上正確叫做“客氣政治”。當然，這種“客氣”不是僅僅為了追求一團和氣，客氣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無立場、無目的的客氣是不能放在政治這個詞匯前面的?？蜌獾哪康臒o非是為了保護或爭取個人乃至某一團體、集團的利益。這一點似乎又頗得“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這一歷史上中國帝王治國理念的真傳。

“客氣政治”非常重要而且實用，小到百姓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大到派系之間的斗爭與妥協，乃至于“政權交待”（鳩　山　先生競選口號）全都用得著。政治上正確的具體方法很簡單，就是說好聽話，而這一點要想做得圓滿卻沒那么容易，同樣一句話，有的人聽起來舒服，另一些人聽了卻可能覺得刺耳。因此，什么時候說話，什么時候不說話；什么話能說，什么話不能說；什么場合該說什么話，對什么人該說什么話，一切都要拿捏得十分精準，事關得失成敗，絲毫馬虎不得。

比如在公司里處理好同事關系，了解上級好惡，準確揣摩領導意圖，就是政治上正確，就可以左右逢源，人見人愛。達到這個境界，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就水到渠成了。

再比如在“民主政治”下的自由競選活動中，那些政治人物的競選班子會仔細研究不同族群不同階層的“訴求”，提出自己的競選綱領，設計出最能打動人的競選口號，然后發動宣傳攻勢，到各地去拜票，拉選票說成“拜”票，客氣之極啊。

“政治上正確”還有另一個版本：在政治掛帥的年代里，站對了陣營，有正確的政治方向也叫政治上正確。只要大方向是對的，即使說錯了話，辦錯了事，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這和敵我矛盾有本質的卻別。識別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有個簡單的方法，那就是提到你的名字的時候后面還有沒有個“同志”的后綴，如果有，你就可以暫時松一口氣，如果沒有，那問題就嚴重了。

這種政治上正確與是否客氣無關，它常常是很不客氣的。

不管哪種版本，歸根結底，政治上正確都可以歸納成言行要符合某種主流意識，這種主流意識要么是傳統的，要么是官方的，要么是精英的，要么是草根的?！　?/p>

問題來了，當同一個時期不同群體之間出現不同的主流意識的時候，會出現不同的政治上正確，選擇哪一種“正確”就成了一個問題，好在有一個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的方法，那就是選擇“人民”。

有了這一選項，即使錯了，那也是“低估了邪惡勢力的能量”，我的出發點是好的，我的動機是為國為民，所以我依然正確。

這一選項的妙處在于，誰也說不清人民在哪兒，而人們往往誤認為說人民就是在說自己。

人民是個不可數名詞，它是個“可思不可見”的抽象概念。你我他，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可見而具體，故而都不能叫做人民，雖然大家也許可以說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

如果你我都是人民，那開發商是不是人民？炒房客是不是人民？貪官污吏是不是人民？

把人民這個概念搞清楚了，就會發現“替人民說話”這種提法毫無意義，不著邊際。

　牛刀　先生把開發商們從人民中剔除出去，把他們歸入邪惡勢力范疇，并且委任任志強為“邪惡勢力的代表”。實際上人民包括地球上的每一個人，而任何一個人乃至一個群體卻都不能代表人民。人民中有善有惡，每個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臉譜化地把人分為好人壞人，那是喜歡看動畫片的幼兒園孩童的認知水平。　　

說到這兒也許有人會想到，既然替人民說話經不起推敲，那就換一種說法，用“替窮人說話”總可以了吧？

還是要命！實際上替人民說話一直被大家默認為替窮人說話，這一點我很清楚，為順應習慣，姑且還是把替人民說話等同于替窮人說話。前面沒有點明是為了先澄清概念，理出些頭緒以便后面的分析。

當今世界“替人民說話”的人很多，從陳水扁到馬英九，從小布什到奧巴馬，哪個不說自己為了人民，哪個會傻到說自己反人民？最終又有誰曾真正救過人民？我曾把那些口惠而實不至的行為稱為“拿窮人開心”，實際上又豈止拿人開心這么簡單？

說白了，對這些政治家而言救不救得了窮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賺人氣，拉選票。只要把人民掛在嘴邊那就是政治上正確。政治家們統統政治上正確，政治上“不正確”的成不了政治家。　　

這是個思想家輩出的年代，通訊技術的空前發達，人們可以很方便地通過不同渠道提出各式各樣的思想、見解、預測和解決問題的方案，可謂是百家爭鳴，“諸子百家”無一例外地打出“為國為民”的旗號。

這樣的人多了，當然可以帶來思想和文化的繁榮，但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種現象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如果處理不好，于國于民未必是福音！

當年老子曾提出“絕圣棄賢 民利百倍”，“不尚賢，使民不爭”，這被很多人理解為對儒家思想的否定和批判，實際上老子并非反對仁義道德，只不過因為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里，很多滿嘴“仁義道德”的思想家周游列國，到處游說，煽風點火，以至于各國紛紛興“正義之師”相互討伐，搞得天下大亂，民不聊生。

天下大亂不是因為缺少圣賢，反而是因為太多，倒不如沒有這些個“圣賢”，老百姓還能修養生息，過幾天安穩日子?？梢娢飿O必反，“賢人”太多，聰明人太多，仁義道德講的太多，對國家是禍不是福?。　　?/p>

反觀當今社會，商品經濟發達，物欲橫流，資本主義民主思潮泛濫，人們的幸福感并沒有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相應增加，相反很多人的被剝奪感卻不斷增加，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產生和激化。這些現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搞商品經濟的必然結果。

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很少有人愿意成為后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們往往不去做縱向比較，卻時常做橫向比較，與先富起來的人比較。老子期望的“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那種境界是無論如何達不到了，人們天天見“欲”，天天與人比，于是天天心亂，天天很生氣。

我們尚未很好地解決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兼容性和排異性的問題，商品經濟帶來了生產力的大發展和社會財富的不斷積累，同時也產生了嚴重且具有普遍性的腐敗現象，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些問題至今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給那些思想家們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和巨大的發揮空間。他們致力于研究財富的“再分配”，如何進一步發展經濟，更多地創造財富似乎不是這些人的研究重點。

政治不好玩，就拿所謂的“民主社會”來看，一些人在臺下的政客說的頭頭是道，等他們上了臺，問題照樣搞不定，或者一個問題解決了，又出來一堆新問題，說不定情況更糟?！澳愣迥阋猜椤?。話說回來，問題雖不能全盤解決，利益再分配的目的總是能達到的，不過與窮人無關。

政治家往往更注重姿態而不是效果，我希望研究經濟的人們不要變成那樣的人，這是兩個行當。經濟雖然離不開政治，但把更多的精力專注于經濟規律的研究，少搞一些形而上的東西，拿出切實可行的發展經濟的措施，才是對國家和人民真正的貢獻。

政治上正確往往伴隨的是經濟上的不正確，經濟上的不正確會給喜歡聽好聽話的人們帶來實際的經濟損失，最終在政治上也無法正確了。

“語言相對論”認為：“語言表達思想，甚至能控制思想?！保ㄟ@里借用，并非取薩丕爾－沃爾夫假設的原意），說出去的好聽話，雖然未必能實現，但它會變成一個精神枷鎖，牢牢地控制住說話人的思想，這在“為國為民”的自我暗示下會更嚴重，會在發現不對勁的時候仍然拒絕反思，義無反顧地在害人的道路上繼續前行。

我說的是房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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