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步入老齡化社會，養老金發放面臨壓力，社保軟肋遭遇挑戰，中國研究延遲退休可能性，專家和市民都認為，延遲退休問題很多。“延遲退休”的說法源自國家發改委的一項統計數據，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人平均壽命比1990年提高了2.85歲，但平均退休年齡卻仍停留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為51.2歲。由此造成的問題是，數額龐大的退休金使得現有的社保體系難以承受。據統計，2000年我國養老金“空帳”僅為360多億，到了2005年底，“空帳”已達8000億元，解決空帳的辦法僅僅是挪用年輕人社保帳戶內的錢。而目前每年養老金總需求高達幾萬億之多。因此有人提出，延長退休年齡也許會對“減壓”有利。不過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很多并市民不愿意延期退休。清華紫光股份公司田先生：“我不太贊成，因為我覺得我有很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希望放到退休以后去做。”雙安商場職工趙先生：“如果說退休金能很好的保障，誰都愿意出去旅游呀，把自己的晚年過的更幸福一些。”專家分析，中國之所以面臨的養老金支付過重問題，退休年齡低不是主要原因。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他的原因在于我們的財政角色沒有到位，中國的公共財政正在建設和完善，到今天為止中國沒有社會保障預算，缺乏規劃，缺乏預算。”也有市民認為，延長工作年限，無形中會增加不少風險和不必要的麻煩。雙安商場職工劉先生：“工作的總的盤子是一定的，如果這些年長在職位不退的話，對既定的這一代人肯定是有影響的，尤其是年輕人的就業可定會有壓力。”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很多六十歲的人說，我六十歲可以領養老金了，你讓提高五年，這五年我可能要失業的。”專家分析，減輕養老金負擔的關鍵是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從國有資產中剝離一部分資金充實養老預算，而用鋼性措施延遲退休，在現階段是不可取的。（2006年10月31日北京電視臺《首都經濟報道》）

　　記者在建議觀點里寫道：延遲退休在世界上是一個流行的趨勢，但中國由于勞動力過剩，采取延遲退休的策略是很危險的。英國就曾經爆發了一次百萬在職人員的罷工，原因就是政府設想采取延遲退休。延遲退休確實是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的一種辦法，如果一定要做的話，可以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比如一年延遲一個月。

　　其實，在最初的節目正文當中，清華那個主任的第一段采訪，“缺乏預算”后面還有一句“所以當屆政府東拼西湊去發養老金”；第二段采訪中，“可能要失業的”后面也有一句“蘊涵著很重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導致政治危機”，在當班制片人、主播和策劃共同討論當天節目時，為了安全播出起見，將這兩句話都給刪掉了。

　　說延遲退休的說法來自國家發改委的統計數據，這種披露顯然是不對的。其實，最近延遲退休被擺到公眾面前，是因為基于那些數據的政策研究動向。10月26日《中國財經報》報道，據2005年底全國百分之一人口抽樣顯示，中國65歲以上人口逾1億人，占總人口數的7.7%。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0.5％，2050年將上升到28％以上。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已經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按照這個標準，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與老齡化相伴而生的一個問題是，新型“421”家庭模式和撫養系數比上升將使得現行的家庭養老模式發生困難。上個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的第一批獨生子女已長大成人，并以每年數以百萬計的規模進入生兒育女的生命周期。夫妻兩人供養雙方4位老人，撫養1個后代的“421”模式將成為中國今后幾十年主流家庭模式。據人口專家預測，未來10年，包括獨生子女與獨生子女、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組成的獨生父母家庭（即421家庭）在我國至少會達到上千萬個。這種模式直接導致老年撫養比從1964年的6.3%逐漸上升到2000年的10.1%以及2050年的33%。據最近一項京滬穗城市居民調查顯示，35%的家庭要贍養4位老人，49%的家庭要贍養2-3位老人。從贍養費來看，35.6%的家庭每年花費超過1萬元。一個家庭因為老人身患重病而被拖垮的事例并不少見。中國傳統的以家庭養老為主的養老模式在新情況下難以滿足養老需求。巨額的養老資金對每個國家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但是和西方發達國家“未老先富”相比，我們面臨的情況或許更嚴峻些，因為我們“未富先老”。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都在5000至1萬美元以上。而我國目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超過1000美元，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實力還比較薄弱。資金的匱乏最終導致巨額的養老金虧空。為了解決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鎮職工養老保障存在的矛盾與困難，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實行由現收現付制度和個人養老賬戶這兩大支柱組成的模式。根據該模式，一部分養老保險費用于支付當前退休者的養老金，另一部分則被存入個人賬戶，以后直接付給繳納養老保險費的個人。但是，這種“老人老辦法、新人新措施”的養老金制度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必然產生“空賬”問題，2000年我國養老金“空賬”還僅僅為360多億元，到了2005年底，“空賬”已經達到8000億元。而這8000億的虧空還只是為了供養少部分加入養老保險的公民而造成的。2005年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為1.74億人，占總人口數的13.38%，遠遠低于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20%的最低線。廣大農民及農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在工業化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主要方法是延遲退休期和使勞動力隊伍老齡化。美國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是67歲，歐盟一般是65歲，而我國將法定最低退休年齡定在50歲。有專家表示，隨著社會的發展，對中年人、老年人的年齡定義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按照現行的退休年齡，許多人其實還正處在知識儲備最豐富的時期，此時退休，無疑是一種人才浪費。最重要的是，推遲退休年齡將可大大緩解養老金不足的現狀，大大減輕政府壓力。但是，延遲退休將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可以預期的。中國仍面臨勞動力總量過剩的矛盾，延長退休年齡，意味著有一批中老年人要推遲“交班”，可能會導致一批年輕人得不到工作崗位，使本已嚴峻的就業壓力雪上加霜。另外，大批“4050”人員也將更難實現再就業。正是出于對這些負面影響的考慮，各國對延遲退休都采取謹慎、漸進的做法。美國政府在1983年就通過法律要將退休年齡從65歲推遲到67歲，直到2000年才真正開始實施。2003年，年滿65歲的職工將延長工作兩個月；2004年，年滿65歲的職工將延長工作4個月；如此直至2015年，退休年齡被延長到67歲。而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官員曾表示，對于延遲退休的問題，有關主管部門正在研究，目前尚無定論。

　　這則消息一面世，立刻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關注和爭議，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當今的中國，原本就是任何政策變動都形成了對國民的新一輪權利侵害和財富掠奪，因此，政策變動被社會越來越敏感而激烈地注意，反映出中國社會已經危在旦夕，中國的國民一個個都成了驚弓之鳥。

　　勞社部聲稱這個政策還在研究當中，但眾所周知，衙門的研究通常都是閉門造車，一群強勢利益集團中的既得利益者想入非非決定著人們的命運。而且，從這個報道來看，很有最高委府將如此政策變動方向用這么一種方式透露出來向社會試探以投石問路的意味。

　　其實，延遲退休的說法并不新鮮。2004年第35期《新聞周刊》就以“延遲退休　養老與就業兩難”為題刊登了陳曉文的評論，其中介紹，勞動與社會保障部正在考慮延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鄭功成認為，中國延長退休年齡是必須的，因為人的壽命延長了。我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已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7歲增加到72歲，原來的退休年限已經不適合目前的人均壽命。我們養上一代只要十年，而下一代要養我們二三十年。這樣對下一代剝削太多。這是養老負擔公平化的要求。問題是，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歐等國的老齡化是在工業化完成以后漸進出現的。漫長的過渡時期使社會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來應對老齡化問題。而中國由于社會財富積累不夠，首先面臨考驗的是養老金支付系統。由于制度設計的缺陷，我國已經面臨養老金支付隱患。很多老職工的個人賬戶中的資金很少，退休職工的個人賬戶則完全是空的。因此很多地方政府挪用在職職工個人賬戶的資金，支付退休人員養老金——這是一種拆東墻、補西墻的“空賬運行”方式。養老制度設計還存在另一個隱患。我國目前實行的退休年限為男性60歲，女干部55歲，女工人50歲。在此基礎上，支付養老金的年限按人均十年的預期設計。但我國的人均壽命已達到72歲，壽命延長為原來的制度設計留下一段虧空。因此，延遲退休，對養老金制度的自我平衡是有好處的。據測算，如果所有工人的退休年齡在2020年都提高到65歲，養老金體系將保持盈余。

　　那么，2004年到現在發生了什么變化？退休制度并沒有進行調整，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男女退休年齡不統一所造成的男女同工不同酬這種違反憲法的制度依然暢行無阻。人類歷史和現實情況都告訴我們，女性的生命周期比男性要長，而縮短女性的工作期限，形成了對女性權利的剝奪，違反了憲法有關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以及男女同工同酬的法律原則。這種女性退休提前于男性的制度設計和執行，使得女性工作權利被剝奪，而由此造成的交付養老金年限被制度性壓縮，造成了退休后領取養老金份額的降低，使得女性群體利益都被侵犯。

　　還有什么變化呢？那就是社保資金被挪用甚至被貪污的案件層出不窮。上海市社保資金被當地委府用于房地產開發、郴州社保資金被一把手腐敗等等案件，反映出社保資金案件大規模爆發的態勢，折射出目前官場搖搖欲墜的基本走向。

　　說延遲退休將避免人才浪費，那不過是為了強制性延遲退休所找的借口。其實，那些退休了的人如果還有繼續工作的愿望，可以采取多種多樣的方式，目前的制度安排上也有返聘的路數，因此，退休后是否繼續工作，應該取決于退休者個人的選擇。

　　歐美國家不約而同采取了延遲退休的政策，其背景是，這些國家普遍面臨勞動力短缺，導致很多粗重活計沒有人干，必須采取調整移民政策的方式，引進移民來填補粗重工作崗位上大面積的空缺；同時，延長工作年限推遲退休年齡，緩解勞動力緊缺的壓力。

　　而采取如此政策，立即遭到兩部分人群的強烈反對。一部分是在職人員，政府通過政策強制性迫使其工作年限延長，加長了交付養老金的期限，而縮短了享受養老金的時光，這種對個人利益的剝奪，自然會不討好；另一部分人則是失業人群，顯然，在職人員延遲退休，會更多地擠占就業機會，加大就業難度。因此，當時歐美都曾經大規模爆發針對如此政策調整的示威游行罷工等群體性活動。

　　當然，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后，在憲法上剝奪了那些群體性活動的權利，也就是不認為那些活動是合法的，為將這種群體性活動視作非法奠定了法律基礎，也形成了對于公民權利的悍然剝奪。

　　而與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相對應的是，中國的就業問題已經到了十萬火急的地步。上周江西發生大學生因為就業的大規模騷亂致使與當地警方發生沖突，被各地宣傳主管部門責令不準報道，但卻是風起云涌的群體性騷亂事件當中的滄海一粟。

　　各方越來越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的就業問題將是中國在21世紀當中最大的社會問題，其中所包含的動蕩因素，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有所體現，很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北京，類似人民大學女博士開價每小時50元陪逛街聊天，北大光華學院畢業生公開打出欲從事陪聊工作等等，都表現出當今就業的巨大壓力，以及就業市場的嚴峻形勢。

　　中國被全世界廣為詬病的計劃生育政策，作為國策實施了約30年，強制性剝奪人類生育權利，也是造成當今人口老齡化的制度性因素。

　　在如許背景下，提出延遲退休的政策設計思路，很明顯是不合時宜的，是國家（具體說就是委府）再一次推卸責任的舉動，而將社會保障的責任擴散給社會，由民間來擔負原本應該由政府承擔的責任。

　　對此，我們能夠如何？沒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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