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通鋼（4）：大跨越中的缺陷。 　　

《財經》雜志2009年第17期有一篇《通鋼改制之殤》的特別報道：　　

“死后第七天，40歲的　陳國　君遍體鱗傷的尸體被擦拭干凈，化妝，入殮，最終化為一縷清煙。”　　

記者以一種憂郁的筆調寫到：　　

“　陳國　君的妻子和一雙中學剛畢業的龍鳳雙胞胎兒女泣伏靈前。。。。”　　

對于個人，筆者不能不抱有同情之心。面對文字構成的這樣的場景，不免想起孔子那一句成為世界金言的語錄：“己不欲勿施于人”，擔任一個大公司的經理，按現行標準也算是一個精英了，為什么連這一句話都不懂呢？　　

在理論缺失，文化沉淪的現代，也不只是　陳國　君一人，有多少人正在自以為是地違法亂紀。　　

例如，吉林省國資委副主任王喜東代表吉林省國資委表示：　　

“建龍集團對通鋼增資擴股方案，是在通鋼集團已經改制，員工身份全部轉換，并在股東協商一致的情況下，履行了相關審核、審批手續，方案的實施符合國家法律法規。”　　

據說，他的這一番理論，在一次討論會上把幾個通鋼的職工代表駁得啞口無言。王喜東大約不知道他在理論上的缺失如同一只蝴蝶翅膀的煽動，正在直接引發一個強烈的革命運動。　　

人們自然有權力問到：“員工身份全部轉換”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著三萬通鋼職工只能任人宰割？是不是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失效？是不是意味著中國工人必須滾出中國？是不是意味著現代中國人喪失做人的權力？　　

　7月24日　，吉林省國資委副主任王喜東告訴記者：“有些人挑撥、煽動群眾不滿情緒，將矛盾集中在陳國君身上，對其進行圍堵，將其打傷，并作為人質挾持。”　　

這句話倒是說對了，　陳國君固然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但是矛盾的根源并不在他的身上，而是在王喜東們身上，更深刻的原因則在現代中國在理論上的缺陷。（《壺公評論》）　　

又如，根據工作組記錄，在現場指揮援救的省國資委主任李來華上午11時判斷，鬧事的人中，可能有通鋼在崗及離退休人員以外的其他類型人員。他要求公安部門關注此類人的動向。　　

來自吉林省、通化市“7·24”聯合專案組的消息稱，目前已鎖定的超過50名疑犯中，絕大部分并非通鋼職工，但他們的生計與通鋼有直接關聯。　　

悲劇仍然在繼續，吉林省國資委至今無法明白他們正在做什么。誰也無法否定這種群眾運動的復雜性，可是既然當掌權者不愿意在開著空調的會議廳里與其他的群體交流，又有什么理由和權力拒絕面對更加復雜的局面呢？　　

悲劇仍然在繼續，吉林省國資委仍然堅持他們的一貫正確，而無視他們正在處于一個更加廣大的事件中，他們自己甚至正在促進這個事件向更加激烈和復雜的方向發展。　　

作為在東北生活的李來華們，應該懂得周立波描述東北土改運動的小說《暴風驟雨》，在這篇近于紀實的小說中告訴人們，土改開始的時候常常有一些散兵游勇和妓女煙鬼類的積極分子――準確地說，他們也是屬于貧民階層，具有翻身求解放的權力。但是，如果抓住一些人的劣跡否定土改運動，證明的只是自己的反動立場。　　

嚴格地說，作為國企主管，吉林省國資委是沒有權力指揮公安部門的，李來華們的行為突顯了其官僚的特性；作為國企主管，李來華們當然有資產者頤指氣使的權力，突顯了其老板的特性。官商行為，或者這就是　吳敬璉　先生企圖描繪的權貴資本主義――自由資本主義之前的資本主義萌芽形態，如同滿清末期的洋務運動。　　

吉林省國資委的行為并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國資委在中國普遍行為。　　

例1、　　

　8月4日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廣州有一場題為《遵循企業發展規律，推動國有企業科學發展》的專題報告，他提出一個傳之后世的觀點：“如果沒有當時的下崗，哪有后面的效益？”　　

大概是第一個，也許是第一次，有人為中國的下崗運動作如此證明。不知道　李榮融　先生讀過《第三帝國的興亡》沒有？是不是也想為希特勒的大屠殺做一個辯護？不過，就其它的方面言，　李榮融　先生絕對趕不上希特勒，因為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基本上解決了失業問題，這是當時處于經濟危機中的西方列強都無法做到的。　　

例2、　　

　李榮融　先生聲稱，他被稱為是“國資一號探路者”，6年多來，他帶領的國家隊資產總額從7萬億增加到了18萬億，相當于每年誕生一個中石油。　　

呵，挺自豪的，難怪有鮮血染成紅頂子一說。正如上面他對“下崗”運動的歌頌，6年多來他制造了多少貧困的家庭，又制造了多少通鋼工人對　陳國　君式的仇恨？李榮融想往上爬一爬了吧？不過，依　李　先生的如此德行，與有德者居天下的中國文化相去甚遠矣。　　

國企資產總額的增長是GDP增長的一方面。事實上，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現在中國GDP統計數據掩蓋了經濟結構比率，掩蓋了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它所形成的機制正在損害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即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從而亂政、毀政。　　

現在中國，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事件不斷，而每一次事件所表達的信息都是社會大眾對現在機制的不滿，無論是崔英杰事件，華南虎案、楊佳事件、鄧玉嬌、劉漢黃案和正在進行時的通鋼7－24事件，其本質就是一些階級矛盾和階級沖突的實例。　　

中國精英以GDP數據彈冠相慶的時候，中國人民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樓。中國精英的GDP，從它作為一種概念出現的時候，就存在著對它的否定，這個否定來自民意。　　

什么是合法？并非法律意義的合法，而是社會公認價值意義上的合法。　　

什么是社會公認的價值意義？公平、正義是一種社會認同的價值意義，社會追求的價值目標才是合法的追求，其他的任何法都必須接受自然法的檢驗。　　

所謂社會，指的是生存于這一空間的絕大多數人。他們的成份是復雜的，部分利益是沖突，雖然其中的關系具有妥協性和長、短期性，但是他們并非指少數人或者某個人的利益。（《壺公評論》）　　

從本質上說，GDP的結構比率，即體現出經濟結構的互動狀態，又從數字中體現出經濟的階層流向。我國的GDP統計中，掩蓋了一個現實：經濟的階層流向和國別流向，即大量的GDP成為為極少數利益獲得者的財富，大量成為美國的國債。　　

　李榮融　先生的業績，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例3、　　

　李榮融　先生又有一句名言，在談到央企高管薪酬時，他說：“其實錢給少了，我也于心不忍”。　　

他告訴他的聽眾們，從2002年到2007年，他給1556個中央企業副總經理以上的領導年均增加了共計4600萬元薪水。　　

不知道　李榮融　先生注意到沒有，不僅是私企，在國企中一個普通工人的收入僅僅數百元或近千元。　　

如此巨大的差距是個效益優先問題，還是撕裂社會的問題？　　

　李榮融　先生作為國企領導人，是否還知道國企作為生產關系的存在，其中最基本的要素的生產力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即工人和管理者。為什么厚此薄彼呢？　　

這種分配模式合理嗎？　　

在整個中國的工資水平根本無法與西方經濟強國相比較的情況下，盲目地拔高一部分人的收入以比擬于西方經濟強國的標準，合適嗎？　　

如果管理人員存在不平，無非拔腿而去――這種人并不少見，而廣大職工處于相對貧困或絕對貧困之中，社會能夠穩定？　　

如果國企的改革導致通鋼式的混亂，　李　先生又怎么向黨和人民交代，又如何對自己的歷史有所交代？　　

天津大學化學工程系電化學工學專業畢業的李榮融與國企打了一輩子交道，作為一個企業家也許是合格的，但是作為一個執政人員卻缺乏哲學與歷史感。于是他自己也缺乏自己的定位。　　

例4、　　

　08年8月10日　在北京國際新聞中心召開新聞發布會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答美國僑報記者問，得意地說了，他是中央企業最合格的老板，他可以為自己打一百分。　　

１０萬億元國有資產“掌門人”李榮融表示對央企改革的思路。：“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辦法，中國的企業面對世界仍要不斷地改革發展，學別人的，干自己的。”　　

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對此評論：　　

央企改革的思路基本是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思路進行的，但因為古典經濟學工具本身存在缺陷，導致央企改革不盡如人意，表現好的央企都集中在壟斷性強的行業。　　

　林毅夫教授的評論有二層意思：　　

其一、古典經濟學工具本身存在缺陷。　　

其二、表現好的央企都集中在壟斷性強的行業。　　

事實上，中國國企的改革并非遵循古典經濟學，而只是按照李榮融“干自己的”思路，這個思路拋棄了亞當－斯密的道德說，也拋棄了后現代派例如康德、黑格爾、羅爾斯等人的理論，甚至拋棄了主導英國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主導思想邊沁主義，李榮融基本上漠視了社會人文方面的關懷。這是多么可怕的思維缺陷。　　

李榮融作為一個老板，合格嗎？　　

理論的缺失構成中國現代改革的致命的缺陷。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失敗的重要改革：　　

例如公元前1世紀的西漢晁錯面對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的社會亂象，勇敢地提出加強集權，力主削藩。晁錯是有理論的，如《削藩策》，但是晁錯的理論有致命的缺陷，失于陰陽說與平衡說。　　

又如11世紀的王安石，他反對國家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堅持“榷法不宜太多”，大約是人類第一個實踐自由經濟的政治家，不過他失敗了，失敗在他的理論缺乏社會基礎。王安石變法留下的缺陷是如此致命，后來的蔡京是王安石變法的追隨者，可惜把好端端的一個北宋葬送了。　　

可怕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即失于陰陽說與平衡說，更失于社會基礎。　　　

無論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陰陽說，歐洲啟蒙時代興起的辯證法，還是毛澤東的矛盾學說，都承認任何事物，都是以對立統一的形式存在的。可是中國古代的法家變革者們，總是企圖以橫掃千軍的氣概無視客觀存在的另外一面。中國現代的一些主流經濟學者與晁錯、王安石們相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基本上是把中國工人和農民當成猶太人了――希特勒眼中必欲去之的猶太人。　　

“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以善，成之以性。”這些駕駛著獨輪車的人們，如何達于“善”，又如何為中國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他們對社會的傷害是必然的，他們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這一觀點的論述還見證于最近發生的一件事：　　

本年度5月中旬，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訪問中國，在經濟學界激起熱烈旋風。克魯格曼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孩子，他提出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們不知或故故不知的問題：　　

1、“中國陷入的美元陷阱非常深”，這個問題現在也常常成為一些委員、代表們揪住的那些精英經濟學家們的小辮子；　　

2、“中國仍是相對貧窮的國家”，因為被人稱為“經濟學的良心”克魯格曼有無數的證據表明，“中國工人平均工資是美國工人的4%” 。　　

事實上，之前，保羅－克魯格曼不止一次地在《紐約時報》專欄中描述中國經濟前景：　　

1、不靠先進科技和提高效率，缺乏核心競爭力和創新精神的經濟模式，是“遲早要進行大規模調整”的；　　

2、“我到死都看不到人民幣國際化”，他看到了片面發展經濟的巨大負作用，即使GDP成為世界第一，也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克魯格曼認識到中國發展重大的缺陷，即在經濟學上，更主要的是在社會人文學上。于是他遭到了比他更偉大的中國經濟學精英們的反駁，例如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等人強力反駁。因為在后者看來，中國早已是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幾十年的“太平盛世”語境已深入人心，尤其是經濟改革的成果不容置疑。　　

龍永圖們洋溢的愛國主義熱情令人敬佩，可是至少在方法論上他們已經喪失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能力。克魯格曼是現代國際級的自由經濟的權威，也是凱恩斯主義的修正者，他預測了美國的經濟危機，也熱烈地抨擊了美國社會自身存在的種種缺陷。但是，他的觀念在中國的經濟學精英中就難以得到響應，多少也有點刻舟求劍的味道。　　

不過大師終究是大師，克魯格曼已經諒解了中國精英們的心態，所以他只說用大量資金購買美國國債是“很奇怪”。為什么很奇怪？若以克魯格曼在美國的風格，他完全有可能把此等問題提升到民生高度理論，其實，任何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的理論怎么可以脫離民生呢？　　

無論是　陳國　君們，是王喜東們，是李榮融們，還是龍永圖們，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最為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民生的關懷。這一點大約就是通用汽車和通化鋼鐵之間的差距了，大約就是克魯格曼和龍永圖們的差距了，大約就是美國式“危機”與中國式“勝景”的差距了。　　

有文章描述通鋼工人在國企改革中的困境：　　

“主人身份的失落感，工資福利的被剝奪感，收入分配的不均感，以及在改制過程中的邊緣感……這一系列復雜而微妙的主觀感受，在長達4年的時間和相對封閉的空間里相互交織、發酵，并最終匯集成通鋼事件中工人群體的心理能量。”　　

其實不只是通鋼，所謂國企職工都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這樣的困境。中國國企改革是以否定社會主義運動為前提，回到滿清末期的洋務運動。筆者探討“義寧陳氏”――陳寅恪家族的思想軌跡，在兩次洋務運動中，并沒有隔世之感，盡管前者是倒退，后者是變革。如果說俄羅斯是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難道中國是在補上封建變革這一課？后來筆者把這一觀點表達于《反封建論》與《墨子情懷》中。（《壺公評論》）　　

面對現實，筆者時常有一個疑問，我們到底是在彌補一個缺陷，還是在制造一個缺陷？　　

據說，建龍集團已經在清東陵為陳國君選了墓地。在那里，一塊一平米的墓位，售價已經到了11萬元。　　

清東陵倒是去過，一些年前，筆者參加一個專業性的會議，主辦方請邀請大家參觀了這一名勝，主要的是看了慈禧太后陵墓，更主要的是看了那一塊著名的“鳳在上，龍在下”的石版。　　

清東陵確實是一風水寶地，進入那一片土地，就為北方能有這么一個所在感慨，有人描述：　　

“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錦屏翠帳，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間有影壁山做書案可憑可依，　　

東有鷹飛倒仰山如青龍盤臥，西有黃花山似白虎雄踞，東西兩條大河環繞夾流似兩條玉帶。　　

群山環抱的堂局遼闊坦蕩，雍容不迫，真可謂地臻全美，景物天成”。　　

不過，那里的農民似乎很窮，我在他們那里買了一些核桃和紅棗，都很便宜，不過農民們都衣著古樸，滿臉菜色。　　

建龍集團或陳國君大約都有很多錢，用在這個地方，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是比陳寶箴運氣好了一些，大約是社會進步了。清末洋務運動的實踐者陳寶箴――陳寅恪的祖父沒有陪葬清東陵的機遇，卻是被慈禧殺了。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壺公評論寫于09－08　發表于《壺公評論》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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