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的左派人士無不感到正面陷入到一種特殊的歷史困境之中，這個特殊的歷史困境，就是目前中國的左派與右派相比，不僅已經徹底地淪為了弱勢群體，而且還正在遭到國內的反動勢力勢力和國外帝國主義勢力殘酷的聯合圍剿。　　

中國的左派之所以會陷入到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困境之中，這是由于中國的左派天然地就負有一種特殊的歷史責任，而中國又是一個具有特殊國情的國家。中國左派天然的歷史責任，就是不僅要維護普通工農大眾的利益，而且更要在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奴役之下，在中國的反動勢力積極主動、心甘情愿地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情況下，擔承起拯救中華民族的歷史重任。中國的特殊國情，就是在幾千年來漫長的歲月中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都可以說是一個小人主導下的國家。　　

按照辭書上的解釋，所謂的小人有兩種含義，一是指那些社會地位低下的人；二是指那些人格卑鄙的人。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與辭書上第一種意義上的小人相對應的，則是達官貴人、知識分子和富裕階級這些社會精英人士；與辭書上第二個意義上的小人相對應的，則是人格品質高尚的正人君子?！　?/p>

人的社會地位，主要就是指人在社會中所處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目前，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新富裕階級，占據了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社會財富，而剩下的那百分之九十九點六的普通工農大眾則只占有不到社會財富總量的百分之三十。與新富裕階級比起來，普通工農大眾的社會經濟地位實在是低。在眼下中國，能夠體現人的社會政治地位的各級“兩會”和黨代會的代表中，真正的工人和農民身份的代表只有寥寥的數人，而其余的不是各級的官員和各類的學者，就是致富典型和百萬富翁這些新富裕階級，這種現象說明了普通工農大眾的政治地位也同樣是低下。十三億中國人中的十二億多的普通工農大眾都是社會地位低下的人，根據辭書中關于小人的第一個定義，故而說目前的中國是一個“小人”中國，實在是恰如其分的?！　?/p>

近幾十年來，龐大的官員隊伍中，人品高尚的孔繁森只出現了一個（還不知真假，本人沒有親自去考證過），而人格卑鄙的王寶森之流卻是層出不窮（肯定是真，有你身邊的各級貪官污吏為證），按照這種情況推算，如今中國的精英人士中，人格卑鄙的小人是遠遠地多于人品高尚的正人君子的。與辭書中關于小人的第二個定義進行對照，時下的中國是一個小人中國，也是當之無愧的?！　?/p>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尤其是小人則更喜歡拉幫結派，通過爭取和維護小集團的利益來擴大和鞏固自己的利益。如果按照那些搞政治的人以政治概念來劃分的話，那么當代中國的小人則屬于右派。之所以如此劃分，是因為君子襟懷坦白，而小人則卑鄙齷齪；君子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而小人則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典型的就是“能做不能說”，“打左燈，向右轉”；君子愛國愛民，因此面對洋奴買辦和漢奸毫無限制地出賣中華民族的利益，面對剝削階級肆無忌憚地剝削和壓榨普通工農大眾的殘酷現實，不斷地發出憂國憂民的呼聲并挺身而出，來捍衛中華民族的利益和普通工農大眾的利益。而小人則只顧自己，一切都是“但為身謀”，而且為了自身的利益，更不惜出賣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賣國害民；君子高風亮節、立場堅定、信仰執著、意志如鋼、寧折不彎、潔身自好。而小人則朝秦暮楚、首鼠兩端、投機取巧、變化無常、韜光養晦、厚顏無恥。所以，從歷史上的表現和如今的社會現實來看，當今中國的右派，則純屬是名副其實的小人。　　

最近幾十年，中國越來越成了右派的一統天下，而左派卻越來越淪為了弱勢群體，生存環境日益惡劣，徹底喪失了話語權，不僅遭到了國內反動勢力的全力圍剿，而且更受到了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全面打壓。如果從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來分析，眼下的中國則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人中國?！　?/p>

中國的左派陷入目前這樣一種特殊歷史困境之中的原因，一是由于中國左派的歷史任務過于重大；二是由于自己的力量過于的弱小；三是由于敵人的力量實在是過于強大。　　

自一八四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華民族就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社會也就此分化出了現代意義上的左派和右派。中國的左派是在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為了拯救中華民族而與壓迫和奴役中華民族的帝國主義、與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洋奴買辦和漢奸的斗爭中才產生的。所以，中國的左派從產生的那天起，就始終處在一個極為艱難和危險的社會環境之中，隨時面臨著國內反動勢力和國外帝國主義勢力的聯合圍剿和屠殺。中國的左派之所以會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難和危險，就是由于中國的左派不僅僅是要站在普通工農大眾的立場之上，同一切剝削階級進行堅決的斗爭，以維護普通工農大眾的利益。而且中國的左派更要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之上，同一切壓迫和奴役中華民族的帝國主義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以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尤其是左派在與帝國主義勢力進行正面斗爭的同時，還要時刻提防那些由洋奴買辦和漢奸為主構成的、專事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反動勢力從背后射出的冷箭。而中國愛國愛民的左派的力量過小，賣國害民的反動勢力的力量卻又過大，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們自己內部的小人太多才造成的。這些小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最終走向中華民族的反面，或是在左派與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反動勢力進行堅決斗爭的時候做“壁上觀”。有的雖然投機加入了左派的陣營之中，但是他們所起的破壞作用卻更大。我們中國之所以會產生如此眾多的小人，則是由于我們中國在幾千年歷史中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小人政治占據了社會的主導地位。而小人政治之所以能夠占據社會的主導地位，則是源于中國傳統的、悠久的小人文化。小人文化必然會產生小人政治，而由于小人政治占據了社會的主導地位，則反過來必然又會促進小人文化的興旺與泛濫。小人文化和小人政治的交相促進，必然會促使中國越發地向小人化的方向發展?！　?/p>

小人文化的核心內容就是那種唯利是圖，“有奶便是娘”的實用主義價值觀念。小人文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只追求個人的利益、追求個人的生活富裕、追求個人的享樂，“為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而絲毫沒有國家、民族和集體的觀念。小人政治最為推崇就是那種權謀政治、厚黑政治和無恥政治，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

小人文化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明哲保身。在小人的人生理念中，根本就沒有正義、道德和責任意識。所以中國的社會才出現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識時務者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曲高和寡”、“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人隨王法草隨風”等一些理念和現實。

小人文化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模糊和圓滑，不講求求真務實，說話辦事講求模棱兩可，講求基本上、差不多就行。尤為重要的是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實心跡，無論對任何問題，都要“話到嘴邊留半句”， 要做到任何時候都進退有據，以防日后風云變幻。這種現象越是到后來就越明顯，越普遍。前幾天死掉的那個被某些人吹捧為堪比大熊貓那樣國寶的什么“國學大師”不就曾說過‘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這句話嗎？

這句話的全部精華都體現在它的后半部分里，而前半部分只不過是在為后半部分做掩飾。用‘假話全不說’來讓人感到他好像是一個忠貞正直之人，而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掩飾在后半段中所體現出來其首鼠兩端、表里不一、言不由衷的真實心態。此人如果能稱得起是國寶，那耗子和兔子被列入國家保護動物之列的日子也就為時不遠了。

在中國幾千年漫長的發展過程上，也不乏出現幾個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的襟懷坦白的正人君子?？墒窃谝粋€大多數的時間都是由小人政治主導下的社會里，這些襟懷坦白的君子雖然占據了道德上的優勢，但是在權力場上的斗爭中往往卻不是那些卑鄙齷齪的小人的對手。所以，這些襟懷坦白的正人君子的最后命運，有許多往往都是以一種悲壯慘烈的結局收場的。舉世皆醉而獨醒的屈原，斗不過楚王的一個善于掩袖工讒的妃子，無可奈何的只有自盡沉江，以明心志并想以此來喚醒那些沉醉之人；武功蓋世且又精忠報國的岳飛，斗不過自私自利并畏敵如虎而且又賣國求榮的宋高宗和秦檜，從而慘死在風波亭上；兩袖清風并又力挽大明王朝于即倒的于謙，斗不過貪得無厭且又身無一謀而只有滿腹詭計的徐有貞和石亨，最后血灑京城；獨守寧遠、力抗滿清的袁崇煥，斗不過無恥屑小周延儒、溫體仁等，終至磔身鬧事，而且被那些受蒙蔽的善良百姓分而食之。這種小人政治主導的結局，不僅給中國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貽害至今，而且更使小人文化越發肆意地泛濫。這樣的結局同時也告訴了后世的人們，在這樣的一種社會現狀之下，做一個襟懷坦白、愛國愛民的正人君子，往往是要因此付出連自己的生命都難以承受的代價的。因此，君子只可仰慕，而不能真的去做。所以，中國的社會是越往后，正人君子就越來越少，而卑鄙的小人卻是越來越多，小人文化因此也就越發地泛濫，小人政治從而更是越發地猖獗。

在中國的歷史上，小人政治突出的表現事例還有很多，就像人們比較熟悉的北宋末年的抗金名將李綱和種師道，保家衛國有功卻遭罷免；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不得不靠向權臣行賄才幸運地保住軍權，從而才完成了抗擊倭寇的歷史重任，以實現自己保國衛民的夙愿

北宋靖康元年正月，金國兵分兩路打到了北宋都城的汴梁城下。北宋君臣一片慌亂，大多數的人都主張遷都避難，而唯有文官出身的太常寺少卿李綱堅決主張抗戰，并擔任了前敵總指揮的重任。汴梁城內外的軍民在李綱的指揮下，接連打退了金軍的兩次進攻。不久，北宋名將種師道率軍及其他各路援軍先后趕到，金軍見無法取勝，遂罷兵北返。金軍撤離之后，那些在強敵壓境面前百無一謀，只知賣國保命的卑鄙小人又得勢起來，并積極發揮他們擅長于內部政治斗爭的專長，鼓動皇帝將李綱排擠出了京城并解除了種師道的兵權。

金軍在得知李綱被排擠出京城和種師道被解除兵權之后，便又大舉南侵。北宋王朝自折羽翼，在將李綱排擠出了京城并解除了種師道的兵權之后，朝堂之上剩下的只有那些御敵無術、賣國有道、搞陰謀有才、“窩里斗”有方的卑鄙小人。不久，汴梁城便被金軍攻破，徽欽二帝和三千多名宗親貴族皇妃女眷及良家少女成了金軍的戰利品。從此，中國的歷史上就留下了令漢族人至今仍倍感恥辱的“靖康之恥”。

從明朝中葉開始，我國的東南部沿海就不斷遭到倭寇的侵擾。這些來自日本的海盜，一到中國，簡直就是如入無人之境，殺人越貨、奸淫婦女、掠人為奴。日本海盜的“不法”行為，嚴重地傷害了大明王朝的尊嚴并撼動了大明王朝的統治。為此，大明王朝不惜動用國家正規的軍事力量投入到剿滅這些來自異國的流氓強盜的“執法”行動中。就是在這樣一種民族尊嚴遭到了嚴重的侮辱和踐踏，堂堂的大明王朝遭到了強烈的蔑視和侵犯，軍人們奮不顧身地在前線浴血奮戰來保家衛國的情況下，把持朝政的那些卑鄙小人和貪污腐敗分子，卻在朝堂之上繼續勾心斗角，并殘害與入侵的強盜正在進行浴血奮戰來保護他們的軍人。與戚繼光齊名的抗倭名將俞大猷就是由于遭到了這些卑鄙小人的暗算，才曾經被捕下獄的。俞大猷的遭遇使戚繼光明白了，自己雖然能夠在戰場上戰勝那些兇殘的倭寇，可是在陰謀場上，自己卻遠遠不是那些卑鄙小人的對手。在倭寇未除的情況下，自己如果一旦遭到他們的暗算，個人的命運不說，整個民族的抗倭大業也將毀于一旦。到那時，人民必將再遭涂炭。為了保住自己的軍權，為了能將抗倭大業繼續進行下去，戚繼光不得不經常以美女和壯陽補腎的海狗腎等物向把持朝政的好色權臣張居正行賄并曲意逢迎地巴結那些無恥的屑小。一位把“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當作是自己的人生目標，一位胸襟遠大的民族英雄，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外戰名將，戚繼光就是在這樣一種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之下，不得不屈從于小人政治的淫威，委曲求全，才保住了這個殺敵報國的機會，從而為中華民族立下了不世之功的。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就是大義，就是民族的整體利益。君子明白個體與和民族整體之間的關系，因而能胸懷整個民族，所以才把追求民族的整體發展當成是自己奮斗的目標，把實現民族的強盛和富裕當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利，就是利益，就是個人的私利。小人的心中只有他自己的私利，而沒有民族大義，更不懂民族的強盛和富裕與自己私利之間的關系，所以才能置民族的大義于不顧，而只把先富起來當做是自己孜孜以求的人生方向；君子的人生信條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寧可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彰顯和維護天地之間的正義和一切社會道德。而小人的人生信條則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不惜以任何手段來踐踏天地之間的正義和一切社會道德；君子做人的原則是襟懷坦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專門利人。而小人做人的原則是投機取巧、言不由衷、表里不一、專門利己；君子待人講求的是禮賢下士，而小人則專門是嫉賢妒能、殘害忠良。

小人文化的出現和發展，與我們中國長期的私有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在私有制度下，一個人的人生價值和社會地位，唯有憑借他所占有的社會財富來體現，而非是他為國家和民族曾經做出過的貢獻。因此，某些中國人就是為了占有更多的社會財富，才十分地熱衷于“窩里斗”，并擅長于內部競爭的。

如果說私有制是小人文化得以產生的肥沃土壤，那么專制制度則是小人政治能夠出現的催化劑。

秦國的大將王翦在率兵出征楚國的時候，為了不使秦王懷疑自己有野心，故意向秦王要豐厚的賞賜，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毫無任何野心的勢力小人，以消除秦王的猜忌；漢朝的開國宰相蕭何，在自己當政期間，廣置良田美宅，盡情地享受生活，其目的同樣是為了讓漢王劉邦知道自己既無大志，更無政治野心，只不過是個及時行樂的小人。與岳飛齊名的南宋中興四名將之一的韓世忠，同樣也是靠不斷地向宋高宗要賞賜，并從最初僅僅是表示一下自己是一個并沒有什么高遠志向的貪財小人，到后來徹底轉化成了一個貪財無義的小人，才算僥幸逃過了宋高宗與秦檜暗算的這一劫，避免了與岳飛同樣的下場。

小人政治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忘恩負義，過河拆橋，兔死狗烹，鳥盡弓藏。這些所有的做法，都無不是為了鞏固專制制度統治的需要。

為了國家、為了民族、乃至是為了同一個集團的利益，襟懷坦白的君子即使是在為之做著自己最大貢獻的時候，也因為小人政治的普遍存在，而要時刻提防小人的暗算。有時為了能夠生存下去，甚至是不得不把自己也打扮成是一個卑鄙的小人。在一個正人君子幾乎無法生存下去的社會現實中，小人文化的泛濫和小人政治的猖獗也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的左派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為了維護普通工農大眾的利益，同奴役和壓迫中華民族的帝國主義及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洋奴買辦和漢奸等國內反動勢力、同一切剝削階級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因而遭到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聯合圍剿和屠殺是實屬正常的。可如今的中國還有一個令左派極為尷尬的實際問題，那就是左派們拋棄個人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的身家性命所進行的維護中國民族利益和普通工農大眾利益的行為，如今似乎是并沒有獲得多少普通工農大眾的真正支持。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一種局面，其中既有那些反動勢力對普通工農大眾進行欺騙宣傳和教育的因素，同時更有中國傳統的小人文化對普通工農大眾長期的潛移默化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以洋奴買辦和漢奸為主構成的國內反動勢力在出賣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來獲取自己的利益的時候，為了減少他們賣國的阻力，因此在繼續對普通工農大眾進行專制制度時代的精神麻木教育的基礎上，還對那些普通的工農大眾采取欺騙或強迫的手段進行以“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為主要內容的邪惡教育，以培養普通工農大眾的邪惡心理。而中國傳統的小人文化對普通工農大眾潛移默化的影響，不僅使普通工農大眾毫無反感地地接受了這種邪惡教育，而且更加提高了這種邪惡教育的效果。反動勢力還抓住了部分的普通工農大眾在小人文化的長期荼毒下而形成的渴望升官發財的心理和“天上能夠掉餡餅”的幻想，在對普通工農大眾進行邪惡教育的同時，又“對癥下藥”地設計并實行了一套就像購買彩票那樣的能讓一些“小人”實現瞬間發財的邪惡制度，同時樹立幾個瞬間發財的“邪惡典型”，以增強其邪惡教育的誘惑力、影響力和說服力。有些本是“小人”的普通工農大眾卻由此便不辨真偽，為反動勢力的蠱惑所迷惑，對此趨之若鶩，雖然目前還沒有升官發財成為真正的小人，但卻形成了濃重的小人心理。

精神上的麻木教育只能培養供人奴役的奴隸，而心理上的邪惡教育卻是為了培養為虎作倀的奴才。精神上的麻木在生活的刺痛下早晚會清醒過來，而心理上的邪惡一旦形成，則很難再恢復原來的正常心態，人們也就從被迫地做奴隸變成了自覺地做奴才。反動勢力的這一手段實在是高，在把中國重新改造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層級化社會結構之后，更是把像小說《敵后武工隊》里“哈巴狗”所持的那種‘你搞我老婆，我再搞別人的老婆’的邏輯或是欺騙，或是強行的灌輸給了普通的工農大眾：我奴役你、壓迫你、剝削你，你同樣可以再去奴役別人、壓迫別人、剝削別人，從社會下一層的身上得到心理和物質上的補償，而且這種補償還可以更加地肆意和瘋狂。如果做不到，那只能怪你自己的努力不夠，或是繼續努力，或是就聽天由命吧。反動勢力就是用這種邪惡的教育，不僅成功地從“小人”的隊伍中培養出了一批批的小人，從而有效地分化了“小人”的隊伍，而且還極大地削弱了左派的群眾基礎。幾十年來，反動勢力的努力終究沒有白費，不少的“小人”變成了小人。大部分的雖然沒有變成小人，但也普遍養成了小人的心態，幻想著有朝一日自己也真的能夠成為小人，那樣就不僅能從“小人”的隊伍中逃離出來，而且還能從“小人”們的身上獲得物質和心理上的補償。就像張宏良同志指出的“窮人自覺地站在富人的立場上看問題，百姓自覺地站在官僚的立場上看問題”這種現象，就是由于這些“小人”的心里產生了一個有朝一日自己終會變成富人、變成官僚的幻想。

中國的傳統文化雖然博大精深，但卻是精華與糟粕并存，而且高尚的文化往往卻又成了卑鄙的小人文化的隱身草和庇護所，使小人文化才能得以長期存在并且還能夠泛濫下去。所以，中國的傳統文化才會出現魚龍混雜的形態，中國的社會才會出現規則之外卻發揮著真正作用的潛規則。由于這種小人文化又催生出了小人政治，而小人文化和小人政治，又是一些中國人產生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形成膽小怯弱性格品質、呈現麻木不仁的精神面貌以及整個民族成了一盤散沙的罪魁禍首。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才會是如此的多災多難，普通工農大眾的頭上才壓上了推不倒、推不完的座座“大山”。中華民族要復興，中華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要實現強盛，中國人民要實現富裕，那就必須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徹底鏟除這種小人文化和小人政治，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提高階級覺悟，增強鑒別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免再次上當受騙，才能重建中華民族的嶄新文化，才能改變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性格品質和精神面貌，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才能永遠地屹立于世界的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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