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置四大戰略區的歷史鏡鑒與現實考量　　

日前，有媒體透露中央將設置東西南北四大戰略區，今天，鳳凰衛視的何亮亮在“新聞今日談”中，作了進一步的透露與揣測。

據稱：

北方戰略區包括東三省與內蒙古地區，主要負責朝鮮半島與東北亞方向。

東方戰略區由原南京軍區轉制而成，主要負責東海與太平洋方向。

南方戰略區包括廣州軍區與滇黔二省，主要經略南海與東南亞地區。

西方戰略區包括蘭州軍區與滇黔之外的成都軍區，主要負責中亞與印度方向。

中央核心區由濟南軍區與內蒙古之外的北京軍區組成，屬于軍委預備隊的性質。

組織體制層面：轄區內的一切武裝力量（陸海空軍、二炮、武警）與戰略資源（由省委書記代表，應該還有國安系統），全部交予一個類似於小軍委的戰略委員會負責；各省的省委書記與戰略區內的一級武裝力量的領導人，是該戰略委員會的當然成員，總負責人由軍委下派。

就戰略層面而論，這次的戰略調整，乃是將國家在當前情況下，所面臨的主要戰略特征，化約為了四個主要的戰略方向，以便使各戰略區能夠根據其所面臨的區域戰略目標，而予以整體并連貫的應對。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主要是基于國內地緣格局的考慮，而實行了幾近60年的十大軍區/七大軍區體制，90年代中葉，突然爆出的所謂南京戰區的稱謂，顯然是這種戰略調整的一種階段性的先聲。

就戰略角度來說，我是鼎力支持并竭誠歡迎的。但就何亮亮所透露的這種組織機制而論，我卻以為或有頗多應予注意的地方，而歷史上的一些經驗教訓，或許能夠告訴我們一些什么。

直觀的看，這次五大戰略區的設置，給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是恍若又回到了四大野戰軍與軍委后備軍序列的解放初期。

當時的中國，在軍政兩方面都有著藩鎮級的體制設置，政府層面是行政大區，軍事層面就是五大方面軍，就中國的數千年歷史而論，這是一切意圖長治久安的王朝，必須首先應予解決的問題。

最早面臨這個問題的是漢朝，軍事藩鎮的解決，到平叛英布時就宣告完成；政治藩鎮的解決，直到七國之亂后，漢武帝的推恩而王，為時幾逾百年，才徹底消弭了隱患。

東漢在開國隱患的方面，解決的最好，但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其深刻的反面教訓。

王朝末年，東亞大陸進入了冰凍期，寒冷造成了干旱，干旱造成了饑荒，饑荒導致了流民，流民自救，興起了要求公平正義的黃巾起義。朝廷的政治與軍事機制，在應對外患的配合方面，還能應付，黃巾起義是禍延州郡的內亂，一切皆需向中央負責的郡守體制，明顯會有應對不及的問題。所以，即使在黃巾起義被鎮壓之后，朝廷還是設置了擁有轄區一切權力的州牧體制，希望能在山高路遠的朝廷來不及反應之前，就能就近撲滅新的禍亂。

結果，一旦朝廷的中央權威遭遇到了問題，各地的州牧，轉瞬之間就變成了割據的軍閥。

唐朝的安史之亂，雖說肇禍於權侔州牧的節度使，但癱瘓了整個大唐帝國的藩鎮之禍，卻并非是禍患難平，而在于大功難賞。人類的本性是自私的，社會進步向來就是由利弊博弈所推動的，有功不賞，就會養寇自重；賞功必至，要么封王，要么就是將賊寇的節度使改給他做；大軍一動，國窮三年；德宗朝的平叛，之所以功虧一簣，就是同樣懷有野心的朝廷大將所導致，算起帳來，其實還不如招安了賊寇，再慢慢的約束，來的劃算。否則一旦藩鎮剿滅，也就唐室繼亡了。

宋朝之后，軍政分權，樞密院相當于中央軍委，政府相當于國務院，從唐朝學來的轉運使，承擔了后勤部與交通部的職責。明朝開國，五軍都督府旋即裁撤。明末同樣因冰凍期所導致的禍延數省的流民叛亂，就是不敢重開都督府，為什么？就是顧慮易開難撤。

這些位高權重的大都督們，朝廷無事時固然都是鐵骨錚錚的大忠臣，一旦中央的威信消退，大家就會因為愛國心的雄起，而產生干政的企圖了。既然干政，難免就有各種各樣冠冕堂皇的理由，到時候，究竟聽誰的是好？想想北洋政府的舊例吧，南方黨人不服在前，段祺瑞利用民主選舉擅權在后，既然大家都是一樣的資格，為什么我就該聽你的呢？于是，握有政權的北洋軍閥們，自家就因相互不服而內戰起來了。

或許，大家會認為我這是在危言聳聽，我也真誠的希望是這樣，但是，亂兆未起之時，誰都不覺得其制度設置是有問題的，遍顧朝廷大臣，誰不鐵膽忠心？誰不竭誠愛國？可是一旦發生政爭，就是這些個原本鐵膽竭誠的愛國忠心，就足以動搖國勢，甚至禍害國本了。

中國的民情習俗，約束并塑造了適合於自己的政治風格，這其中，中央政府一定要有令行禁止的無上權威，否則既不能平衡眼前的全國利益，也無法善顧后人的歷史利益，正是這二條，足以使得中國出現了持續數千年的獨裁與專制。也使得任何被皇權誤解為可能會妨礙這個歷史邏輯的冤獄，都只能別無選擇的順從命運的安排。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反面的顯例則是被視為萬惡之源的蘇聯的分裂，其后果我們都知道了，國內冤獄，容易平反；國勢削弱，千載難返。可以想見，只要在中國搞大民主，一定是高揚敗家子政策的候選人得勢，為什么？現在的十年負責制，官員都只顧自己政績好看，不怕債留后任隱患難消；窮的要死的老百姓，憑什么不該歡迎分錢給他花的敗家子上臺？先分國資，再打富豪，這是可想而知的必然邏輯。

那么，大戰略區下的區域戰略委員會體制，會出現怎樣的政治與權力難題呢？

首先，軍委會的這種設置形態，相當于將國家進入戰爭狀態的臨時措施的常態化，其領導人幾乎就相當于非常富于戰略遠見的“小型”國家領導人。

如何選拔？根據什么選拔？他們究竟該以國家的歷史利益為重，還是以眼前的經濟發展為要？如果他們的區域經略目標，與國家的整體戰略導向有沖突，又該怎么辦？如果他們并不需要對國家的戰略導向產生實質影響，而只是意在矯正目前盛行的罔顧國家的歷史與實質利益的地方發展導向，那么，似乎就更象是開錯了藥方。

如果是地方的發展導向，總是罔顧了國家的歷史與實質利益，顯然要么是省委書記并不具有國家利益的戰略視野，要么是國務院與黨中央的督責不力，對于國家體制來說，豈能因為既有體制的執行不順，就疊床架屋？

其次，如果軍委會體制實施順暢，這個軍委委員級別的領導人，實際上將比現在的防長更為重要，與負責國家戰略設計及其執行的總參的關系，將如何處理？要不要增設一個大政委，以平衡黨政軍關系？這個大政委顯然又絕非政治局委員所兼任的省委書記的所能安置，要不要重新增設大行政區？

如同漢代的州牧，開始只是刺史一樣，一旦出現什么風吹草動，就會出現機構常設化，常設了的機構，就會演變成為尾大不掉的大藩鎮。如果沒有新的政治危機刺激，要么裁撤，要么軍政分開，要么就學習元朝多設行中書省以分其勢。

否則，一旦有人借此機構而形成區域的政治主導，又該如何處理？如果這個機構的區域政策，實行有效，而影響其它大區，甚至國家的政策又該如何？

再次，毛澤東之所以不愿讓民主黨派進入政府體制，主要是因為顧慮安全識別的問題，一定形成體制，你再排斥對方就不對了。民主黨派人士未必不愛國，但大家的興趣習性五花八門，一旦遇到張東蓀那樣自作主張而又勇于承擔的愛國者，以政府高官的身份跑去與交戰國私自議和，你該怎么辦？

軍隊高官的安全鑒別，由于一直就生活在軍隊環境中，還是可望嚴格控制的。

但是，現在的官員來源多元化，學界、商界、政界大流通，衡量政績基本只看經濟發展，這種純粹技術性的考量層面。這種衡量標準，既不可能反應其立場，更不可能看出其品德，既無法杜絕貪腐，也無法杜絕宦寺官員誤入其中。

宦寺之禍，自古有之；流毒千年，無法杜絕。

何以然哉？

宦寺之禍，在乎獻媚邀寵，只顧自己利害，哪管國家利益？

古代宦寺，殘身邀寵；現代宦寺，志殘德缺，其圣者高獻禍國策於上，其健者謙行殃民術於下，熙攘之間，皆以發展經濟為能，一旦因發展經濟而高官得做，混入軍委會，你能拿他怎么辦？

加以新朝以來，墨者之道盡消，楊朱之術大盛，一切唯私利是高，唯美國是尚，其國族立場，頗有甚于裂蘇聯以求正義的俄羅斯先輩者。其心術之微，誰能識之？

在我看來，戰略區可設，軍委會則免。軍事力量務需集權，民政權力必須另行。這既是中國的歷史鏡鑒，也是國外的制度樣板，為國蒞政者，可不慎乎？

就軍政系統的效率化溝通來說，如果是國家的歷史與軍事利益，得不到既有體制的重視，那就該由既有的制度渠道予以督責，譬如黨中央或國務院，軍事系統則可經由身為省軍區政委的省委書記，如果覺得人武部系統在行政體制中權威不暢，那就由常務副職兼任；有些事情，比如洛陽烈士陵園之類的事件，與其說是體制的缺失，毋寧說是立場與價值觀的迥異，在既有體制的能量得以釋發殆盡之前，務必盡量尋求在既有體制下的解決之道，而非疊床架屋，以大創而易小殃。

就戰略區的設置依歸而論，其實，只需將經略區內的軍隊系統的武裝力量予以劃一的整合即可，而不必將武警、國安、海政、漁政一起劃拉進來，這樣反而會導致新的國際困局。

譬如南海問題，從來不在于武裝力量的不足，而在于既不敢打，也不敢亂動，害怕將東盟逼入美國的懷抱。既然如此，你就不該將軍民體制予以劃一，以使你有一點小事，對方都有理由將其與軍事背景聯系起來。

對于絕對不宜軍事化的南海問題，為什么不在民用艦船的層面，逼迫“瓜分南海的列弱”搞“民備競賽”呢？他們有本錢和你既搞軍備競賽，又搞“民備競賽”嗎？譬如，將3000噸以下的各種艦船，搞它100艘充實到海政、漁政、海洋等五花八門的相關單位去，不要學習北洋艦隊每天都停泊在港口不敢出門，而是讓他們每天都在那里實施海域的實際控制權，你那么強大的軍事力量，旨在瓜分南海的列弱同盟，誰敢率先訴諸武力呢？誰有什么辦法，將南海問題軍事化與國際化呢？

北部戰略區意圖和俄羅斯建設成為象美加一樣，建設共同的防空體系，以應對即將到來的天空威脅，這當然是未雨綢繆的戰略舉措。

西部戰略區的藏南地區，其所關涉的最重要所在，乃是可以藉此逼迫印度搞軍備競賽。印度這個國家，民族眾多，只靠數千萬精英人士而維持其向心力，只要外部壓力夠強，下一個解體的就將是它。對于這樣一個身處我國肘腋的潛在敵對大國，順勢壓制它都來不及，怎么可以幫助它解決國際壓力呢？這豈非典型的戰略夜盲癥么？

對于未來的中印戰爭來說，喜馬拉雅山脈就是第二道馬其諾防線，我軍的機械化部隊無法從其東線突破，但卻可以居高臨下，藉此牽制其數十萬大軍，一旦疆藏鐵路通車，施里芬計劃就可在阿克塞欽地區輕松再現。

對于東部戰略區，最有成效的破局之道，還是在臺灣。至于日本，決不能被民主黨的反美所迷惑，他們在致力於日本的正常國家化方面，遠比自民黨有魄力的多，在我國國力不敷之際，維持美國對其的戰略閹割，要比放虎出山對我們的威脅更大。只有等到中國有資格罩得住它的時候，日本的國家正常化才會是中國的助力所在。現在還不見任何之端倪。

總起來說，區域戰略區事小，國家戰略的事才大，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持續幾近30年的戰略失措，這個核心問題不能解決，區域戰略的任何措置都將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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