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寫于1925年7月22日的雜文《論睜了眼看》，即便今天發表在《人民日報》，也是一篇典范時文奇作。　　

    魯迅在本文中說：“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么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蔽乙詾?，當今中國的主流文人，絕大多數與魯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揭示的文人們閉著眼不敢正視“淋漓的鮮血、慘痛的人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豈但“不敢”，而且“不愿”、“不屑”。于是，我們看到，主流文人的一套話語，往往成了“造謊、說謊、傳謊”的典范?！　?/p>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謊言，尤使我耳不忍聞。當仍然以領導階級身份傲然挺立在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的第一行的工人階級，遭受了國企私有化浪潮最殘酷的“革命”的時候，當數千萬下崗失業工人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極度困境、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時候，我們打開電視，我們翻開報紙，一些仿佛生活在“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的主流文人們，卻在那里搖頭晃腦地“造謊、說謊、傳謊”?！　?/p>

    整體上講，傳統工人階級的生活實際上是由溫飽向赤貧的倒退，而主流媒體卻常說什么實現了人民生活由溫飽向小康的跨越。還有，央視以及眾多電視臺的主持人，開口就說什么老百姓生活富起來了，有意無意地在說謊、傳謊。央視有“實話實說”節目，還有“用事實說話”的焦點訪談節目，可是，央視的編導們卻就是閉眼不看事實，完全不會“實話實說”，而是滿口謊話，——至少在對于百姓生活評價上是如此。　　

    豈但說謊，而且還唱假歌——不是指通常的“假唱”，而是說一些歌星所唱的歌，雖然曲調優美，歌詞內容卻太過虛假（當然這不能怪歌手，是詞作者的謊言）。比如，《好日子》“今天是個好日子，心想的事兒都能成；明天是個好日子，打開了家門咱迎春風……”事實上，數千萬下崗失業工人今天是窮日子，明天是苦日子；今天是發愁的日子，明天是屈辱的日子……《走進新時代》：“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改革開放富起來”的人，自然是有，但不是絕大多數老百姓，更不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中的多數不但沒有富起來，而且“窮下去”了。實際上，我們的歌星影星電視節目主持人們，喜歡自說自話，因為他們自己是真的富起來了。　　

    還有一些在圈子內頗有知名度的作家們，經常侈談什么“底層文學”，實際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根本就不知道“社會底層”究竟在哪里。記得，中國社科院于2005年曾經進行過一個調查，結論：最貧窮的群體在城市。該報告把中國社會分為10個階層，工人、農民、城市無業失業人員，屬于第8、9、10層。事實上盡人皆知，真正的“底層”就是第十層的城市貧民，而底層中的底層，就是在國企改制中下崗失業的數千萬原工人，因為以他們的自身條件，絕大多數人已經根本無法“人生豪邁，大不了從頭再來”了，而暫時失業的大學生和其他青年，在勞動力市場是有競爭力的，只不過是在挑選職業。這就是現實：社會底層在城市，在千千萬萬原國企變身的“貧民窟”，被曾經的共和國脊梁占據著?！　?/p>

    農民和農民工，當然仍屬窮人階層，但是他們只是“準底層”，還不是真正的最底層。而一些作家吟幾句“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哼一下“田園將蕪，胡不歸”，就自以為屬于底層文學，實則與現實差距大矣。如此，其作品何以反映真正的社會底層？　　

    當今的文人們，其中一些如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們，對于數千萬工人下崗失業的悲慘命運是完全清楚的，因為他們公開聲稱，國企改制必須犧牲三千萬老工人；也有一些把自己與“良知分子”劃清界限的知識分子，出于看戲不怕臺高的看客心理，幸災樂禍，并用工人階級的悲慘遭遇襯托他們生活的優越；當然也有很多文人確實不明就里，以為真的全社會所有人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真的實現了“由溫飽向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壓根不知道曾經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竟然是由溫飽向赤貧的歷史性倒退。可是事實是殘酷的，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并非不厭其煩的改革開放贊歌所能改變和掩蓋的?！　?/p>

    文革期間，黨中央、毛主席為了讓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文人們曾經帶薪到“五七”干校參加了一段時間的“半耕半讀”的學習、勞動生活，這些文人至今還耿耿于懷，反復撰文控訴“牛棚”生活。要知道，他們之所謂“牛棚”云云，不過是相比高門大衙顯得簡陋罷了，何況他們還領著百分之百的薪水。請這些文人把自己的“牛棚”生活與當今數千萬下崗失業工人的現狀對比一下，誰的遭遇更悲慘？這些下崗失業工人面臨的是基本生存的挑戰呀！他們曾經溫飽的正常生活，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尊嚴，全都付諸東流了。可是，這些知識分子們，幾十年來樂此不疲、反反復復舔著自身那點所謂“傷痕”。而那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還恰恰是國企私有化改制、數千萬工人下崗失業的始作俑者。要知道，下崗失業工人這一大批人是曾經是我國領導階級的主體部分，每個下崗失業工人往往影響一個家庭，直接間接涉及至少上億人。這么重大的歷史性事件，向來被稱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們，為什么不敢、不愿為民請命，不為數千萬下崗失業工人奔走呼號？不“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為什么不敢、不愿正視現實，卻一味粉飾現實，熱衷于造謊、信慌、傳謊？這難道不是當代文人的奇恥大辱嗎？　　

    1919年，列寧發覺身為工人作家的高爾基脫離了自己的階級，脫離了工農群眾，把自己困于彼得堡內，因此鼓勵高爾基走出彼得堡，“到農村或外地的工廠（或前線），去觀察人們怎樣以新的方式建設生活?！碑斀?，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需要“走出彼得堡”，到現實社會中感受一下老百姓的真實疾苦。特別是要走出那一棟棟華麗的寫字樓和豪華的高級轎車，到表面繁華的城市背后看看大量存在的原國企生活區——那兒，就是數千萬下崗失業工人生活的貧民窟、難民營！如此，則會少一些人有意無意地“造謊、傳謊、信謊”了?！　?/p>

    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中說：“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廢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看來，我們以及底層社會大量貧民的“焦躁”，是特別“不合時宜”的，免不了要受主流文人們的“糾正”了：國企改制就是要犧牲三千萬老工人呀，你說什么廢話？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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