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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乃國家契約,豈容隨意撕毀?

中國社會評論 · 2009-07-2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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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政黨怎么會在野?

執政黨而在野,最近的例子是臺灣國民黨,稍遠的例子則是蘇聯共產黨。

話說主要由各路精英組成的國民黨,在因分裂丟掉政權后,又因對手的賴皮,以及內部奸臣的算計與配合,而再次丟失了政權。一時間,上下奪氣,內外沮喪,終于對政黨與政治理智,作出了舉世有雙的創新性解釋,這便是,將重回權力舞臺當成其最優先的考慮,無論黨章與憲法,無論信念與理想,一切全都該拋棄到腦后去,一切全都該還原為執政至上、權力至上,利益至上。

當此黨魂盡棄之際,再要想考慮黨的永續經營,必須說,實在就顯得是非常的不理智,非常的顢頇之至了。

果然,當馬英九被推舉為黨的候選人之后,對一切原有政治倫理的堅持試圖,全都顯得是那樣的愚昧無知,甚至只配淪為該被嘲弄的境地了。

按照原來的政治倫理,候選人應該是政黨政策的闡述與執行代表人,按照吳伯雄的話說就是:政治人物是有政治生命的,而政黨是要永續經營的。

根據現在的新政治倫理,選民托付的是特定的候選人,政黨應該只是這位候選人的統治后備軍。

于是,政黨就此被其候選人的短期利益所綁架了。而國民黨也終于發現:自己并未成為一個法理意義上的執政黨,而是成為了一個最大的實質在野黨。

其何故也?

政黨是一群擁有著相同或相近理想的人的集合,之所以應該在某個歷史階段,選擇提出怎樣的政策訴求,理論上,應該是各個理想群體進行利益的分析、判斷與博弈的結果。對于全黨所渴盼必須實施的政策理想,則尊奉為黨章,以為政黨的努力方向。

現在,黨的選舉當選人突然不要實施黨的政策目標了,那么,黨該怎么辦呢?

是中止,還是收回,抑或是暫時凍結其政策主張呢?如果可以這樣的話,黨還需要提出符合其理想的政策主張嗎?

還是自甘退守為在野黨,從而使自己淪為一個又一個選舉明星的墊腳石呢?

如果這是一種理智的政治選擇,那么,你的那些政策同道,又為何要團結在你的身邊呢?他們干嘛不該以各種制度化的大小選區為政治單位,而集結其理想訴求呢?

也有人認為,應該找馬英九回來兼任黨主席,覺得這樣他就無法不顧及黨在特定區域,特定關系狀態下的利益難題了。

但任何政治學理論都告訴我們說,除非你有辦法遏制住該領導人,必須聽取、關注、吸取、落實你的這種政策訴求,否則,即使你吧全黨的所有職位全都送給他做,他也沒有任何理由,去改變自己的做法。你聽說過,只要給對方一個虛假的責任名義,他就會對這個虛假的名義責任,負責任;而非對能夠切實的影響到其事實責任的問題,負責任嗎?

   

蘇聯共產黨在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時代,也面臨了一個如何安置其歷史使命與現實利益的問題。

與臺灣國民黨不同的是,它采取了一種贖買并勾結國家精英的手法,在這種制度設計之下,他們認為,只要能將社會組織的核心分子、知識精英、意見領袖等全體精英分子,一舉納入彼此共肥的制度框架,何懼人民造反?何愁國基不永?

于是乎,原本號稱為全體人民謀福利的蘇共,一舉轉型成了精英吃肉,人民喝湯的共犯集團。然而,正是他們的這種狡詐算計,一舉顛覆了蘇共的合法性,并直接導致了蘇共覆滅、蘇聯亡國的禍胎。

何以然則?

對人民來說,既然你蘇共已經變質為了精英集團的貪腐機器,那你還憑什么要求我們為了你們的利益而犧牲,而不講價錢呢?

對精英來說,既然你蘇共現在是靠著我們的核心作用,而得以維持你們的統治機器的,你又并不比我們強多少?憑什么要求我們成為你們的墊腳石呢?

縱觀歷代王朝的背影,幾乎都是在其錯以為基業永固的樂觀情形下,而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機所一舉顛覆的。

80年代,面對里根虛張聲勢的星球大戰計劃,懦弱無能的戈爾巴喬夫登基上位,本來進行國家安全的談判,比的應該是彼此的實力,保護的應該是自己的核心利益。但戈氏的談判手段卻是什么呢?

用弱化國家利益去博取對手的同情,以期對方大發憐憫,自行中止軍備競賽。你說天下哪有這種便宜的事情?美國債臺高筑,如果不能使其經濟制度獲得最大程度的擴張,這個體制如何維持呢?

好在老天有眼,先有中國自動奉上英國當初必須動打,才能獲得的市場開放;后有蘇聯主動性的經互會解體,于是,這才有了其后的90年代資本主義大擴張。

而蘇聯自己,也在自動中止了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圈---經互會,直接使得國家經濟陷入了周轉不靈的危機境地。我們看到,原本運作還算較靈的蘇東經濟共同體,先是蘇聯東德等富國嫌棄窮兄弟,而解體了經互會,進而解體了蘇東政治集團;再是蘇聯內部的富裕加盟共和國嫌棄窮兄弟,而解體了蘇聯經濟體,進而解體了整個蘇聯;如果不是俄羅斯內部的各個政治經濟體,實在無法太嫌棄其它窮兄弟而單飛,俄羅斯的政治解體,未必離奇。

俄羅斯雖然逃過了政治解體,卻無法逃脫經濟與社會解體。如果說,我們在蘇聯的背影中,所看到的是29年經濟危機中,未能發揮到極致的各掃門前雪的話;那么,我們在俄羅斯的政治獨立中,這看到了,原本作為蘇共的新統治基礎的精英階層,通過各自所掌控的權力,窮兇極惡的竊奪國有資產,洗劫人民財富的前所未有的群魔亂舞。

這說明了什么?

這說明了,一個統治集團,要想構筑其新的統治基礎,很難是可以憑著自己的美好想象,就可以順利轉型的。就政治與黨章的層面而論,腐化時期的蘇共,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我在野的執政黨,不但黨魂丟棄了,其實政權也早就被腐化分子所政變了過去,就此而論,蘇共其實并未亡黨在1991年。

我之所以這么不厭其煩的分析臺灣國民黨與蘇聯共產黨所面臨的各種政治窘境,明眼人當可看出,顯然是為我們身邊的各種現實性事情,在做必要的論述鋪墊。

   

二:共產黨曾是一個什么黨?

一個政黨,到底是怎樣性質的政黨,既非由黨章,亦非由國憲,更非由黨名所決定的,他是由其實質承擔的歷史與現實責任所決定的。

王老養的臺灣共產黨,表面看是一個與國民黨及民進黨,具有同樣政治資格的內政部登記注冊的合法政黨,但誰都知道,他們其實就是一個喝酒與鬼扯齊來,起哄并搞笑兼備的逗趣團體而已。

宋楚瑜的親民黨、趙少康的新黨,也是這樣,當其作為臺灣舉足輕重的在野黨的時候,當其作為正在上升或降低,甚至泡沫化政黨的時候,其實質作用與象征意義,顯然都是截然不同的。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性質,也是這樣。

當其政綱初成,骨干稍備,一大正開時候的共產黨,即使他宏圖描繪的再好看,口號叫的再震天響,在當時的制度體制看來,顯然不是一個極端組織,就是蘇俄革命黨的在華代理人。

為什么會這樣?

道理很簡單,就憑他們那幾個毫無政治影響力的熱血憤青,沒有人會將其看在眼里,誰有功夫聽你瞎解釋???

當其象此前那些國民黨的細胞組織一樣,整體加入國民黨的時候,國民黨一定滿懷信心的相信,這不過又是一個注定將要被自己完全吸收并同化的新的細胞組織,之所以愿意給他那么多比較重要的高層位置,只不過意在藉此跟蘇俄多搞些金錢與武器支持的幌子而已。

那時的共產黨,應該說乃是世界上經營最成功的連鎖組織了,他們不但針對當時最大的細分市場,設計并生產了最具競爭優勢的專利產品,而且還有著設計完善的組織培訓與市場輔導機制。

所以,盡管加入了國民黨,但在共產黨自己看來,確是以一種代表了世界先進性,民族獨立性,國家歷史責任感的豪邁姿態,打算借此幫助看上去更象是由各路豪強,各色人等,簡而言之,就是由散處各地的各種選帝侯所組成的雜亂無章的利益集合體----國民黨,改造成為一個有核心思想,有豪邁情懷,有奮斗精神,有犧牲意志的,有戰斗力,其實也就是有政治行動力的政黨形態的。

然而遺憾的是,這個中國的國民黨,打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各路草頭王為實現其自身利益的一張看上去嚇人的虎皮,非但沒有協調內部利益的機制,也無一個可行的政策綱領,黨的整個政策架構,基本上就是各種眼前利益的大雜燴。

黨的主要機理分子,之所以加入這個組織,是要更好的保障其既有利益,獲取更多的未來利益,如果吸收工農加入組織,能夠有助于其壯大聲勢,那是要得的;如果給工農釋放利益,只是其更大的利益實現的一個途徑,那也是要得的;但如果要將其作為整個政黨的政策目標,大概就是事與愿違的事情了。

在這樣的一種基本組成結構的國民黨的眼里,依然頑強的保留了其最旺盛的傳銷特長的共產黨,理所應當就是其根本利益的心懷叵測者了。

于是,國共分裂,也就勢所必然了,而共產黨也就此走上了自主創業之路。

   

初行創業的共產黨,這時卻陡然發現,其所經營的這個由蘇俄設計出來的產品運作模式,在中國卻似乎非常的行不通。

原因很簡單,黨的經營事業部具有非常強烈的城市特征,而在中國的城市,產品的分銷成本太大,購買力卻實在太小,這就不可避免的呈現為利潤負數了。

這時的共產黨,有2位自己的項目設計師,一個是澎湃,一個就是毛澤東,澎湃找到了市場模式,卻未能找到能夠成長起來的市場,而毛澤東則不但找到了市場模式,甚至還做成了樣板市場。在這之后的幾十年里,對市場模式的反饋與修正工作,一直都是由毛澤東自己親自做的,其結果是顯然的,不但導致了新中國的誕生,也導致了文革的爆發。

但就政治角度來說,這時的中國共產黨還是首次擁有了完全屬于其自己的、甚至還比較可行的政策主張。

這個政策主張的核心則是:也許你可以生活的比我們更好,但無論如何,你絕不能其它人的基本生活條件為代價,來實現你的美好生活。

現代的各路知識精英,多怪罪中國缺乏一個神圣的私有產權制度,以為只要中國能夠有了一個神圣無比的物權法,就可望實現永久的富民強國的宏大夢想了。必須說,這種實在是非常浪漫而幼稚無比的天真想法,說他一句不學無術,讀書而不求甚解,都便宜他了。

為什么這么說?

歷史時期以來,中國采行的是一種復式的產權保護形式,具體來說,大約分為三種產權形態:

一種是:隨著王朝的興衰,而出現的大規模、集群式的產權轉移形式,在王朝不變的情況下,該土地模式最為穩固。西方則將它視為一種非常態的產權形態,而納入到家庭產權形式中,并予以例外的理解與解釋。

一種是:類似於知識精英所尊奉的家庭式產權模式,該產權形式,最普遍,但卻最不穩固。它一般被附屬於宗族∕家族的產權模式之下,以一種受限的形式,而進行其社會運作。

一種是:宗族∕家族式產權模式。這是一種核心的產權形態,呈現為跨越王朝的歷史穩固性。其社會歷史作用則在于:它尋求了一種最穩固的社會歷史形態,來承擔社會的基本救助功能;就文化的價值意義而論,核心的反映了中華文化并不愿意將可能導致其它人,無法獲得最起碼生活條件的產權形態的合理性。

就此而論,我國的文化傳統,并不鼓勵產權制度的基礎,必須以權力予奪,或金錢交換的方式,來進行其社會運作;換句話說,只有在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狀態,不至于面臨無法維持的狀態下,才會允許正常產權形式的社會維持。

這就是說,如果你我的產權領有,結構性的構成了其他人的生存障礙的話,那么,無論是社會制度,還是歷史理性,都將不會支持我們的產權領有。

而這,正是毛澤東以及其一脈相承的歷代王朝,對土地領有進行重新安排的歷史與文化合理性之所在。

而這,也是國民黨之所以不能在大陸,而只能在臺灣,進行土地革命的利益背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從土地革命開始,共產黨實際上承擔的是一種旨在平衡社會公正的歷史責任。

為什么這么說?

理由很簡單,無論是政府的權力暴政,還是野蠻的拳頭暴政;無論是富豪的財富暴政,還是知識精英的智力與詭計暴政,都不應該是社會公平公正的構成基礎。真正有資格被尊奉為歷史理性的社會公平公正,只能是那種建立在平衡了所有人的能力與機會特征之上的社會公平公正。

歷史的看,制度秩序阻止了野蠻的拳頭暴政,人權訴求限制了政府的權力暴政,社會主義規范了富豪的財富暴政,文化革命警醒了知識精英的智力與詭計暴政?! ?/p>

盡管我對毛澤東的許多作為,也有許多的不滿意,但我必須說,他對知識精英的未審先判,甚至是未犯先罰,還是極有預見性的。數十年后,我們看到:除了少數道德高尚者,一些缺乏犯錯機會者,基本上來說,好多被毛澤東未犯先罰的知識精英,就其后來的行為表現來看,至少是被毛澤東時代所遂行的那些未犯先罰的理由,顯然異常牢固的驗證了毛澤東那英明無比的歷史預見性。

   

三:政策制度是國家契約,豈可隨意撕毀?

就政黨的政策而論,我從不認為其所主張的政策,一定就是基于其信念與理想,道義與社會歷史責任所支持起來的。

為什么這么說?

因為,有非常大的可疑,這是你的基于奸猾的利害算計的一種討好人民的手段,取巧自己利益的借口。

那么,究竟應該怎樣判別政黨黨綱的手段性與目的性呢?

茲事體大,我不想予以展開論證,希望將此問題留於大家自行分析討論,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為了未來,更為了自己。

   

無論怎樣,中共的社會公平觀,成為了其進行制度設計的基本原則。而為了維護并強化該制度,建國初期的政府,向我們發出了一個極其鄭重的政治邀約:

這就是讓全國人民暫時放棄自己基于個體利益的利害計較,節衣縮食,建立一個能讓所有人都能獲得最起碼的生活尊嚴的社會而努力。

全體人民一起接受了這個政治邀約,并一起打拼了30年之久。

政策的實施,有其一定的連續性,已經實施了的政策主張,便毋庸置疑的成為了政黨對人民的一種目標承諾。

隨著太祖棄世,太宗變政,終于,在羞羞答答了10多年之后,徹底單方面背棄了該政治邀約,并直接導致了如下的政治困局:

1:如果政府只愿意讓精英分子富起來,卻不再為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承擔責任,那它還應該是被其放棄的這部分人的政府嗎?

2:如果執政黨意在糾結精英分子作為其統治基礎,并讓自己淪為精英分子謀取私利的工具,甚至幫兇,到底它是被貪腐集團所MBO了呢?還是它自愿成為貪腐集團的幌子,自愿的淪為在野的執政黨了呢?

3:如果,執政黨真的在暗地里更換了自己的權力基礎,那么,它還應該要求人民對它履行,原本達成的政治承諾嗎?

4:如果,執政黨只是被動的“被更換了自己的權力基礎”,那么,它的自主意識,究竟反映在哪里呢?

   

盡管我對之發出了這么嚴厲的責問,盡管我也理解政府治國無法離開知識精英,而這批80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精英,早已變成了謀取私利的共犯結構,政府似乎也只能祈禱不要發生意外的社會經濟危機,能夠拖多久就拖多久,一直拖到這批共犯結構,退出主流舞臺,再重整舊山河。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樣一種可怕的政治社會現象:基本上,每個高中生全都是極其的鄙視由該共犯結構所禍害的社會亂象的;但是,經由數年大學的熏染,再經由該共犯結構所展示出來的各種利益誘惑,不數年間,幾乎絕大多數進入社會的知識精英,全部被對方掃地收取,變成了該共犯結構的新的分子。

再加上,隨著有利于加強該共犯結構的經濟社會制度的更改與加強,20年后,我們的國家還能經受住清除該共犯結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動蕩嗎?我們的人民還能活得下去,而不會被逼的起來造反,甚至倡行革命嗎?

想當初,共犯結構利用人民對共產黨殘存的信賴,誘騙人民下崗回家,以便讓共犯結構發財致富,竊奪國資,掠奪人民,禍害社會,一舉制造了史上最大的多達7000萬的貧困階層。如果不是人民錯以為這些人還是共產黨,人民會蠢得啥話不說,收拾回家嗎?

想想看,區區30萬全部由共犯結構的外圍組織,所構成的公路收費處工作人員,就能將取消公路收費的政策遲滯10多年,而對3億多與該非共犯結構毫無關系的人民,卻能夠痛下殺手,騙其回家,這還是那個曾經的執政黨嗎?

或許,有人會極其的不愿意看到這個“騙”字,而是認為那非常的符合所謂的程序正義,完全是彼此協議的結果。但是,如果不是你們哄騙他們,自己經商做生意能夠發財,他們會那樣的癡傻嗎?不要說他們全都是你們的股東,就是世界上任何一個付責任的政府,會未經適當的社會輔導,就將其置于窮困潦倒的悲苦境地嗎?

數十年后,回看新朝的30年史,很難說不是一個背棄政治承諾的30年。現在我們還看不到這種政治背信的社會代價究竟反映在哪里,但未來顯然會告訴我們這一點的。

   

   

四:紹圣?革命?抑或其它?

日前,我國發生了二件影響程度不同的事情,一件是震驚中外的,該共犯結構通過叛賣國家情報,而集體自肥的力拓間諜門事件;一件是看起來不甚熱點,但卻影響深遠的中央黨校改制事件。

對于力拓間諜門事件,我的判斷是:最終一定會是一個雷聲大而雨點小的丑惡結局。

理由很簡單:如果所有人全都賣國了,這件事就處理不下去了。你能想象政府會將全國幾乎所有鋼鐵業的負責人全都抓起來嗎?如果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可以想見,其實際作用其實就會相當于斯大林的清算軍隊干部,莫非鋼企不開了嗎?要知道,這可是國家多年培養出來的鋼鐵業全部管理精英??!

所以說,這次事件的最終結果,是給了政府一個這樣的警醒與教訓:就是何以維系一個國家上升姿態的全體知識精英,竟會將其自身的個人利益,以一種極其高雅的姿態,瀟然的置于他人以及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上呢?

由于該共犯結構顯然將會對此事的后續發展,起到關鍵的叫停作用,可以預期的是:人民將無法因為此事,而對該共犯結構的集體危害性,有著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而作為整體的該共犯結構,還將會以一種極其驕傲的勝利姿態,奔馳在其集體致富的康莊大道上。

   

對于中央黨校改制事件,我覺得,應該將其視為執政黨企圖找回黨魂的艱苦努力的一部分。

遙想數月之前,一批盤踞在執政黨黨魂所在的核心位置的共犯結構分子,高調的宣示被其早就MBO了的中央黨校,應對執政黨的黨魂予以正式的拋離,一時間,群情激奮,大有滅此朝食之豪邁氣概。

未曾想,一陣幾無任何社會反響的微風,輕柔撫過,不經意間,中央黨校的四大研究所被悉予解散,六大研究所的正副所長被悉予解聘??雌饋?,似乎至少是執政黨暫時性的有了進行自我的靈魂端正的強大沖動。

但是,我們還很好奇的是,一個似乎端正了靈魂的執政黨,可望將自己的靈魂,變成其價值基礎嗎?變成其政策主張的行動綱領嗎?

同時,我們也會理智的注意到,將靈魂變成政策主張的行動指南是一回事,能否以一種宏大的氣魄,一舉扭轉這個共犯結構被所變質了的社會制度,卻又是一個另外的問題了。

可以想見的是:如其能夠一舉扭轉了這個共犯結構被所變質了的社會制度,我們的未來,就就會進入一個政治上的“紹圣”時期。

當然,這個所謂的“紹圣”,絕非是被污名化了的返回莫名其妙的經濟崩潰時代,就像俄羅斯人一提到斯大林時代,就是大清洗似的。

我很納悶,為什么我們的這個“紹圣”,就不能是那種回到以全國人民的集體福祉,為制度優先的制度環境中去呢?  

因為,好像我們目前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只是其只允許極少數權貴階層富起來的不滿啊?似乎誰也沒有一種渴望國家經濟崩潰的期望與沖動?。繛槭裁醋柚沽恕爸辉试S極少數權貴階層富起來” 的政策制度,就將必然的導致經濟崩潰呢?為什么你們不會認為“只允許極少數權貴階層富起來” 的政策制度,會導致社會崩潰?甚至引發社會革命呢?

   

說起來,我們的這個共犯結構,就像滿清羽翼下的知識精英一樣的顢頇,他們只看到自己高踞雄位,就以為自己便能夠罩住一切了,如果將腐敗的滿清政府推倒,他們就能理直氣壯的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了。

結果怎樣,滿清消亡后,自己卻勢不可擋而心甘情愿的變成了軍閥的爪牙、走狗兼幕僚?,F在他們滿心渴望自由選舉,以為只要推倒了壓在其身上的威權體制,就可以更加隨心所欲的制定出更加自由的自肥制度了。

我想奉勸這些人一句的是:看看你們的俄羅斯老大哥吧,曾經飛揚跋扈的蓋達爾們,如今安在哉?

我還想奉勸這些人一句的是:也許共產黨就像滿清政府一樣的糟糕,可它與滿清政府一樣,是一個能夠將中國粘合起來的,最大、也是最有效的組織體制,是一個無法替代的國家權威。

滿清一旦解體,外蒙立即脫幅而去,東海、南海、藏南等地迅即變成了國家難以控制的地方;如果共產黨倒臺,可以想見,就憑你們的德行,還能在世界上為國家爭利益嗎?能夠迅速而有效的建構起一個號令全國的政治權威嗎?

如果做不到,那么,沒有辦法,只能是萬世一體的國家利益,無條件的大于任何的集團私利,除非你們有辦法徹底的MBO了它,同時還能有辦法不讓人民起來革命,以索取其留存未取的紅朝30年政治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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