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面唾天：胡星斗挖到了毛源頭也就挖塌了鄧根基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9-06-26　　

          （本文大意：胡星斗以為挖到了毛的“源頭”，其實反挖塌了鄧的根基，徹底摧毀了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胡星斗們的大文，讓人們對改革開放的幻覺破滅。人們曾經相信的改革開放政治基礎，原來是掩蓋“改變毛建立起來的罪惡制度”實質的政治謊言。“反毛”就是最大的不科學。從“組織部也管不了”的胡星斗言論中，人們難道還可以得出其它不同的結論來嗎？）　　

        胡星斗在他的《反對拘留紀念毛澤東的平民》文中說：“目前，畸形的改革培養了強大的官僚特權利益集團，導致了弱勢群體的權利被剝奪，社會不正義、不公平成為制度性的病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由此而崇拜毛、紀念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極左人士維護專制、將毛澤東重新神化，恰恰充當了特權利益集團的幫兇，充當了弱勢群體的加害者；毛建立的勞教制度、戶籍制度、官本位制度、官控經濟制度、特權制度、文化專制制度恰恰是葛麗英們災難的源頭，改革開放正是試圖改變這些罪惡的制度。”在這里，胡星斗以為挖到了毛的“源頭”，其實反挖塌了改革開放的根基，徹底摧毀了“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仰面唾天，自己的唾沫全落回了自己的眼睛里。　　

        三十一年來，我相信，不少人總以為改革開放是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在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總不至于換旗易幟，總是要高舉毛澤東這面大旗的，所以，盡管有鄧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可以不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但人們總還覺得應該識大體，顧大局，看主流，往好處想，往遠處看，再科學發展發展就好了；然而，看了主流陣營中并非無名小卒的胡星斗的大文，人們對改革開放的幻覺就如同肥皂泡似地破滅了。　　

        哪里還有什么四項原則，哪里還有什么繼承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哪里還有什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哪里還有毛澤東的半點地位，三十一年的改革開放，原來針對是“毛建立起來”的那些“罪惡制度”。從人民民主專政一個方面的“勞教制度”，工農聯盟一個方面的“戶籍制度”，為人民服務一個方面的“官本位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一個方面的“官控經濟制度”，不允許敵對分子亂說亂動一個方面的“特權制度”，到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在主導地位一個方面的“文化專制制度”，從政治到經濟再到文化，“毛建立起來”的“制度”一個也不少，都在胡星斗改革開放的“改變”對象。　　

人們曾經天真地相信一定會有的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原來是對民眾相信中共領導信念的充分利用，原來骨子里推行的是“改變毛建立起來的罪惡制度”的政治謊言。那一筆筆天文數字國有資產的不明不白“轉制”，去向難言的“流失”，稀奇古怪的“出售”，“一個縣的交通局長家就起贓2000多萬”，“一個縣的反貪局長就搞了2億”的“先進代表”；那農民工討薪不成反成“惡意”，跳橋不得反“礙交通”的“自殺秀罪”，今天幾十個工人死于“瓦斯突出”的“個案”，明天幾十個婦孺死于“尾礦垮泄”的“偶發”；那“中國四成國民財富投向美國”（東方網）的“繼續開放”，那“截至今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擁有資產20450余億元。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家庭背景權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的先富一族（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聯合調查報告數據）；那“云南蒙自公安局稱民警開槍殺人屬個人行為”的所謂“法制”（《新京報》），那“河南鄭州市委組織部稱逯軍是個人言行管不了”的所謂“黨建”（《成都商報》），那“廣東東莞逾百對父母街頭懸賞千萬尋子”的“和諧”（《新快報》），那“北京一小部分高收入明星、白領成為吸毒活躍群體”的“首善”（據北京市二中院）；那“南海500多個島嶼,我軍只控制4個”（張黎上將）的“韜光養晦”，還有數不清的無數個“那”，卻原來都是“改變毛澤東建立起來的罪惡制度”的結果。　　

        這是在“毛澤東建立起來的制度”上扣一個“罪惡”帽子就可以了事的嗎？他還被蔣介石冠以“共匪割據頭子”、懸賞百萬呢，他還被杜魯門罪以“赤禍世界領袖”、聯軍打上北大門來呢！胡星斗“源頭”挖得好，好就好在一脈相承，好就好在讓人們明白了改革開放政治基礎的鄧理論究竟是一種什么理論，讓人們明白了“不爭論”的背后，“寬容”著什么樣的“和諧”，以及一而再，再而三的“解放思想”，究竟是要打碎什么樣的“桎棝”。　　

        胡星斗挖毛澤東的“源頭”，恐怕又要有人或有組織來解讀為這是“個人言行，只能代表個人，組織部也管不了，國家也是規定言論自由”了。但是，就像鄭州市委組織部幫不了逯軍的忙一樣，這番解讀同樣幫不了胡星斗的忙，反而只會更加坐實了改革開放“改變毛澤東建立起來的罪惡制度”的本色政治方向。一面是“國家”給予胡星斗們以“言論自由”，組織部“管不了”這樣的“個人言行”，一面是胡星斗們為工農大眾預設下的“邪教般的集體瘋狂”罪，這就是胡星斗的“法制理念”“憲政社會主義”，這才不叫“愚民教育”，這才是“公民教育”！

    豈止于“組織部也管不了”呢，試問，哪一級組織部“管”過這樣批毛反毛的“法律人”胡星斗，以及同樣批毛反毛的“政治小說家”張賢亮，還有“準確右派分子”茅于軾？不都是在“解放思想、多元化”的旗子下任憑這樣的“教授”“作家”“學者”以大挖毛“源頭”為具體內容，天天教育著我們有大學生，我們的讀者與國民嗎？　　

        所以說，“改革共識”不是正在失去，而是壓根就沒有過。“改革”不是需要添加“科學”，而是需要剔除“反毛”。“反毛”就是最大的不科學。這不是“極左人士”在“維護專制”“重新神毛”“幫兇特權”“加害弱勢”，而是極右人士不打自招，原形畢露，終于黔驢技窮，權且垂死掙扎。從“組織部也管不了”的胡星斗言論中，人們難道還可以得出其它不同的結論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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