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太：“振興中華”的先驅者與后繼者　　

中華民族走向振興，是個承前啟后的大事業。　　

任何偉大的事業，都是具有連續性的，后繼者對先行者的態度與評價，既可窺見其道德人格，也可預見其事業走向。　　

從上個世紀來看，真正指點中國江山的，是四個人：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　　

孫中山無疑是上世紀帶領中國人走向民族振興的第一個人。他流亡海外，網絡同志，謀求“興中”，最終推翻了帝制，使擁有幾千年帝王稱號的中國，第一次出現了總統的職位，軍閥割據之后，他繼續革命，又聯共打倒了軍閥，然而，正在　孫　先生確立了三大政策，并試圖與共產黨人精誠合作摸索前進的時候，不幸去世了。　　

孫中山逝世后，后繼者蔣介石立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三大政策，對共產黨和革命人民實行血腥屠殺，他終止了孫中山對正確道路的選擇與探索，使民族振興事業脫離正軌。雖然表面上打的是孫中山的旗子，但經營的的卻是自己的朝廷。表面上尊重孫中山，實際上卻背叛了孫中山。假如他按照孫中山的思路，繼續與共產黨精誠合作，共謀民族振興，又何至于死亡那麼多的生命，走那麼多的彎路呢？　　

蔣介石的倒行逆施，驅使毛澤東不得不打倒他，以便重新走上更為徹底的民族復興之路。　　

由于國共的十年內戰，許多共產黨人對被國民黨反動派拿著當招牌的孫中山，早已沒有多少好評，這也反映了那時共產黨人的“左”的思想和狹隘情緒。是民族復興的真正繼承者毛澤東，克制了黨內這種思想和情緒，充分地、高度地評價了孫中山的歷史地位和孫中山新三民主義這份政治思想遺產的寶貴價值，并宣稱， “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為什麼毛澤東要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呢？因為孫中山走的是民族復興之路，從大的方面說，毛澤東要繼續走的，也是這條路。　　

毛澤東對孫中山的這種態度，不僅在國共合作時期、在民主革命時期是如此，即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進入社會主義以后，仍然如此。他在《紀念孫中山先生》和作為《毛澤東著作選讀》終卷篇的《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就明確表明了這一點。在1964年12月寫的收入終卷篇的一段文章中，毛澤東這樣說：“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　孫中山　先生，在本世紀初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里毛澤東對“大躍進”作了不同于1958年的新解，即把它解釋為中華民族在20世紀內從落后趕上先進的振興和躍進。同時也說明，毛澤東始終是從為振興中華民族而奮斗的歷史接力運動的意義上，把自己、把中國共產黨人看作是“孫先生的革命事業的繼承者”的。　　

毛澤東逝世后，我們再看看后繼者鄧小平對先驅者毛澤東的態度。　　

在我看來，鄧小平在大是非面前，頭腦是清醒的，無論如何，他能認識到毛澤東的豐功偉績無與倫比，在中國存在的意義不可估量，所以，他起碼是頂住了當時極度反毛的邪惡勢力，不但不想當中國的赫魯曉夫，而且給予毛澤東以比較適當的中肯評價。　　

他認為，“毛澤東同志在他的一生中，為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這是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最基本的評價。他還說：“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8—149頁）“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9頁）“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按：指出席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8頁）他認為，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人民取得的“一系列偉大的勝利不但根本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世界的形勢”。“毛澤東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權主義的斗爭分不開的”。“毛澤東同志在他的晚年還提出了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并且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從而為世界反霸斗爭和世界政治前途創造了新的發展條件。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2頁）　　

那么，鄧小平在實際路線上搞“改革開放”，到底是背離了毛澤東主義還是發展了毛澤東主義？到底走的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特色”到底算什么主義？是對還是錯？我越發感到，這是個內涵非常復雜微妙的問題，需要深入探討。我這里只想點幾句，其一，鄧小平作為前進道路的探索者，不可能絲毫沒有失算的地方；其二，鄧小平的思想理論功底還無法與毛澤東相提并論，所以其理論破綻也不可能不被人所利用；其三，如果把當今社會一切不如意的現象，統統歸咎于鄧小平，也是不公道的。因為這并不完全合乎事實，因為鄧小平理論里說得很明確，一是社會主義不能丟，而是不能出現新的資產階級，三是不能搞兩極分化。如果出了這些問題，我們的改革就“真的失敗了”。以目前情況看，我們的實際運作，不僅僅是早就偏離了毛澤東，實際上也偏離了鄧小平。關于這一點，我只能點到這里為止。　　

下面我們繼續我們的既定話題。　　

可以明顯看出，蔣介石對孫中山的繼承，是假繼承，真背叛，本質區別在于：孫中山是要搞“天下為公”，蔣介石是要搞“天下為私”。　　

毛澤東打倒了蔣介石，不但不否定孫中山，還給孫中山以中肯的正確評價，并自覺把自己的事業同孫中山的事業連續起來，充分顯示了一個偉大革命家的胸懷與人品。但毛澤東的肯定、繼承與發展，是有獨特內容的，所謂繼承孫中山，是繼承他“振興中華”的遺愿，更準確的說，是繼續保持“振興中華”這個概念的形式，但對“振興中華” 這個概念的的具體內涵，卻與孫中山大大不同，而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毛澤東看來，所謂“振興中華”，首先是振興人民大眾，解放人民大眾，而要保證這一條，人民大眾就必須擁有政治權、財產權、當國家主人。而要保證這一條，就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以他前半生的非凡實踐，實現了這個“大愿”，這是中國有史以來，開天辟地的偉大創舉。所以，毛澤東既是最偉大的繼承者，又是最偉大的開辟者。　　

民族復興是一個民族的主體事業，凡是贊同這個主題的領導者，都有內在的相通的一面，都會把這個主題貫通于歷史，并形成前赴后繼的鏈型結構，而只是把自己看成這個鏈型結構上的一環。無論是毛澤東之于孫中山，還是鄧小平之于毛澤東，的確都是如此。　　

但是，就象寫文章一樣，盡管他們的構思不同，情節不同，手段不一，但主體卻是驚人的一致，那就是，中華民族復興，這一點，不能否定。之所以主題一致，其他方面不同，從客觀上說，是因為所處的歷史條件不同，從主觀上說，是因為領袖們的認識不同，因此也就出現了不同的文章構思和不同的行文態勢。這里面容易發生爭議的，無疑是毛澤東與鄧小平。他們雖然都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民族復興的愿望雖然一致，但實現這一愿望的理念與手段卻出現了巨大差異。差異在哪里呢？　　

其一，對國內，毛澤東主張通過提高人民覺悟，斗私批修，樹立公心，激發熱情，萬眾一心，合力打造純粹的社會主義，并由此激發生產力；而鄧小平，則認為“初級階段”人的私心是必然存在的，與其強行壓制，不如承認私心，利用私心，并以此激活生產力，于是“引進市場”，“改革開放”，搞起了有雜色的不純粹的社會主義。　　

其二，對國外，毛澤東主張以“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為主，以“拿來主義”為次，堅決捍衛主權與獨立，嚴防任何形式的外侵，以確保民族的根本利益；鄧小平則主張對外搞活開放，讓外國人進來開工廠，反正建好了他們也拿不走，以便于學習，刺激發展，主權問題可以不必過分拘泥，過分死板，爭議領土暫時擱置，一句話，先把日子過好了再說，其他的，等拳頭硬了再說話。　　

誰對誰錯，我這里先不做結論，但都是好意，都是為了民族復興，必須承認，才切合偉人的本意。方法手段可以不同，但效果不能不慮。假如效果不好，改過仍然是好的，怕就怕明知錯了，還要強行維持，一錯到底。這才叫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最想強調的是，“振興中華”，絕不只是個動聽的體面口號，也不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應該也必須有個正確的具體內涵，那就是，“中華”是誰？為誰“振興”？蔣總統也是要講“振興中華”的，但他的“中華”，是指蔣家王朝，是指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跟中國人民大眾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抽掉了“人民大眾”這個核心內涵的“振興”，又有什么高層意義呢？先不論有沒有本事“振興”，就算是“振興”了，你“振興”了的“中華”不屬于人民大眾，人民大眾能干麼？不干，就可能有朝一日推翻這個“振興”了的“中華”，這豈不就又白折騰了麼？　　

飽受苦難與屈辱中華民族，實在不應該在自找磨難了，實在應該防止瞎折騰了。不要那么自私好不好，不要把好處都留給自己好不好，不要貪得無厭好不好，不要老是犧牲人民大眾好不好，讓我們的人民大眾過幾天無憂無慮的舒心日子，行不行啊？積點兒陰德行不行啊？錢在你們手里，不過是玩游戲的數字，不過是往太平洋打水漂的石子，可在百姓手里，可是養家糊口的命根子啊？　　

毛澤東的“振興中華”，才是貨真價實的“振興中華”。　　

懷念毛澤東，中國屬于人民。　　

多難未必興邦，振興中華，需要后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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