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無言卻態(tài)度鮮明的立場，無言卻震耳欲聾的表態(tài)：包庇強奸犯。

　　鄧玉嬌面對的強奸犯罪案情太一目了然了：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間，三個大男人公然調(diào)戲婦女，遭到拒絕后惱羞成怒使用暴力，遭到受害者拼死反抗——是非曲直實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沒有絲毫含糊不清的地方。鄧玉嬌的反抗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符合刑法中的抵抗犯罪免責條文，沒有絲毫誤解的余地。如果這樣典型的案情都要打折扣，都要對受害者雞蛋里挑骨頭，那就只能有一種解釋：法律說的一切全是假的。實際根本就不準受害者抵抗——如果當真“依法治國”、“尊重法律”，那么對鄧玉嬌明明維護法律尊嚴的合法抵抗怎么可能不大力表彰？怎么可能反而橫挑鼻子豎挑眼？怎么可能不查強奸犯專查受害人？這不是用行動宣告“依法自衛(wèi)有罪”嗎？

　　張維迎不是喜歡說：“公道不公道，打個顛倒”嗎？那就假定顛倒一下：如果鄧玉嬌當時不拼死抵抗，結(jié)局將會如何？顯然只能慘遭侮辱。之后呢？告狀，告得贏嗎？明擺著的強奸都能楞給說成“爭執(zhí)”，等吃完虧再告狀，誰知道會不會被反咬一口說成“賣淫敲詐”？上訪？人家孫東東早把“精神偏執(zhí)”的帽子準備好了等著呢——那才真得變成“精神病”。總而言之，除非鄧玉嬌甘吃啞巴虧，心甘情愿逆來順受拿自己的身體賣錢，否則怎么著都得變成“精神病”。

　　有鄧玉嬌同樣遭遇的女子不知有多少。他們中肯定有當時不敢那樣反抗、吃完虧再去告狀的。結(jié)果呢？顯然一個個都冤沉海底、不了了之地“和諧”了——否則鄧玉嬌也不會那么出名了。

　　警方用行動說出了他們真正想說的話：你鄧玉嬌就不該反抗，就該乖乖提供“特殊性服務(wù)”，就該讓官員們在自己身上為所欲為——如果那樣做了，那就什么事也沒了，就天下太平了，就“和諧”了。只怪你可惡不識抬舉，拼死反抗，所以攪得周天寒徹，鬧得“公仆”們?nèi)巳俗晕＃美献尤兆与y過，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你平安無事逃過此劫。

　　鄧玉嬌案如今已經(jīng)陣營分明：弱者要利用法律保護自己，強者要找岔子把法律變成一紙空文。一切都已經(jīng)變成了赤裸裸的公開較量。

　　在“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騙出一個體制來”成為時髦的今天，任何法律，不論寫得多精密嚴謹、多頭頭是道、多娓娓動聽，都不能不加思索地信以為真。

　　毛澤東說：

　　——“紙上的東西并不等于現(xiàn)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xiàn)實的東西，還要經(jīng)過很大的努力。”

　　——“除了存心欺騙的人們或者十分天真的人們以外，誰也不會相信，一紙條約會使美帝國主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變得稍為規(guī)矩些。”

　　孫東東說上訪者都是精神病、偏執(zhí)狂，都該強制關(guān)進精神病院，引起網(wǎng)民大嘩，訪民大怒，紛紛指責孫東東才精神病。于是“有關(guān)方面”趕緊宣布孫東東只代表他個人。其實更合理的解釋是：這不過是又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試探兼雙簧——如果捅了馬蜂窩、碰了大釘子，那就趕緊縮回去，把一切都推給孫東東的犯神經(jīng)。但如果得手，無人理睬，或反對聲微弱，那孫東東的“專家見解”立刻就會變成正式的官方政策，從此把“用政治瘋?cè)嗽航鉀Q上訪問題”作為考核政績的指標。“摸著石頭過河”就是這么個“摸”法。

　　同理，把鄧玉嬌案引向“精神病患者殺人”的方向也可以看成又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玩弄法律的試探——如果捅了馬蜂窩、碰了大釘子，那就趕緊縮回去，基本按反抗強奸處理。如果得手，無人理睬，或反對聲微弱，那就打蛇隨棍上，把案子翻成“非法雇傭精神病患者導致傷人致死”，犯案“公仆”“無罪釋放”，“精神病患者”鄧玉嬌按孫東東的“專家建議”送精神病院“強制治療”，今后任何人不得雇傭，逼得她走投無路，要么自殺，要么不得不去提供“特殊性服務(wù)”，那時就可以振振有詞把今天這個案子全翻過來了：反抗反抗，沒好下場。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如果一開始就不反抗，逆來順受，乖乖提供“特殊性服務(wù)”不早就“和諧”了？——只要案中“憂郁癥”因素一成立，“精神病患者殺人”的結(jié)果就跑不了，整個案子就顛倒過來了。

　　中國的法律如今是典型的欺軟怕硬：對普通老百姓兇神惡煞，對達官貴人畢恭畢敬——“與未滿成年的少女發(fā)生性關(guān)系按強奸論處”這一條法律一碰到“公仆”就不算數(shù)了，就變成僅僅是“嫖宿幼妓”了，就變成“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了，刑法對“花6000元‘買處’的局長”就網(wǎng)開一面了。豪門闊少橫行霸道，開車在馬路上橫沖直撞如入無人之境，撞死了人還不準網(wǎng)民調(diào)查家庭背景，惟恐驚擾了“新社會階層”的安寧。而對無權(quán)無勢的普通老百姓則完全是另外一種嘴臉：稍有不遜立刻立案，立刻拘捕，立刻判刑——王帥從寫文章到下大獄才用了幾天？“警察進京拘捕記者”呢？內(nèi)蒙古的吳保全呢？第一次被刑拘10天，第二次以誹謗罪被判刑1年。吳不服而上訴，市中院以事實不清為由裁定重審。結(jié)果，在沒有新增犯罪事實的前提下，刑期卻從1年改判至2年。這還不算，今后“無業(yè)無家者將被嚴密管死”——對付老百姓雷厲風行，毫不留情，效率之高無與倫比。而鄧玉嬌一案呢？只見雷厲風行把受害者鄧玉嬌關(guān)進大牢拼命查“精神病”，不見對那兩個尚活著的“公仆”強奸犯有任何措施，對比何其鮮明也！

　　鄧玉嬌一案已經(jīng)成了中國法律的試金石：法律如果對如此清楚明白的案情都不起作用，那對其他任何案子還能起什么作用？還怎么讓老百姓相信法律能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