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橋控股深圳發展銀行，這個一度被媒體譽為“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一個重要標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舉動。究竟是由什么因素推動？又將給中國經濟環境乃至社會生活帶來哪些沖擊？這是一個直到今天，整個中國依然在思考的問題，而且，2007年底突起波瀾的世界金融市場所釋放出來的、至今依然在蔓延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放大了整個社會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度。　　

2000年底，于幼軍主政深圳，將針對深圳國企改制的立意主旨、方向、范圍向媒體吹風后，經過近兩年的籌劃，2002年8月，深圳正式出籠了一份詳細的“國企改制計劃”，雖然在這份計劃清單上，并沒有出現深圳發展銀行的名字，但一個月后，深圳發展銀行就對外宣布，“經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批準，同意美國新橋投資集團(NewbridgeCapitalGroup)作為國外戰略投資者進入該行，雙方將爭取盡快完成此項交易，現正按要求積極進行盡職調查的有關準備工作，將根據調查進展情況及時披露相關信息。”　　

就此，“中國上市銀行外資并購第一案”正式拉開了序幕。　　

由于事關中國銀行業的未來動向，此事據稱也引起了一些外國投資者乃至美國銀行監管部門的密切關注，并被戴上了一道具有脅迫和勒索味道的枷鎖——“由此判斷中國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WTO承諾”，也就是說，于幼軍關于深發展的“宏大抱負”，讓深發展主動鉆進了一個可以讓國際資本打“政治牌”、借以要挾和訛詐、以謀求中國核心利益的套子中。　　

成立于1987年的深圳發展銀行，是中國第一家上市商業銀行，當時已在全國十多座城市擁有200多家分支機構，總資產接近2000億人民幣。而根據資料透露，與深圳發展銀行展開“戰略合作”的美國新橋集團，是由美國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和美國布蘭投資公司（Blum Capital Partners）于1994年在美國德拉維爾(Delaware)注冊的私人股權公司，管理的資金總額僅17億美元，而其母公司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Texas Pacific Group，簡稱TPG 或 德州太平洋集團）是美國一家私人股權投資公司，由大衛·波德曼、吉姆·科爾特和William S. Price III于1992年創立，管理著300多億美元的資產，注意這其中的措辭，是“管理”而不是“擁有”。也就是說，無論從業務開展時間長度，還是從資金規模，美國新橋集團都無法與它試圖并購的深圳發展銀行比肩。　　

也許正是因為看不出深圳發展銀行引進的這個“戰略伙伴”的戰略性體現在什么了什么地方，國家有關部門曾額外關注這一動議中的購并。而在此過程，深圳發展銀行的經營也開始出現了大幅度的蹊蹺變化，這種蹊蹺變化可以從其每年公布出來的“資本準備率”這一數據得到直觀體現。根據上市公司年報，2000年底深發展資本充足率達17.56％，2001年這一數據下降為10.57％，2002年，深發展核心資本充足率5.18％、資本充足率則降為9.49％，2003年，這兩個數據繼續下降，分別為3.24％、6.96％，，2004年，也就是新橋正式入主深圳這一年，深發展資本充足率下降到歷史最低，只有2.3%，核心資本充足率也探新低，為2.32%。　　

同時，深發展的利潤也在逐年下降，2002年，深圳發展稅前利潤為5.17億，2003年，稅前利潤3.54億元，2004年，也就是新橋正式入主當年，深發展發出全年預虧公告，稱預計當年虧損將超過3.2億元。　　

根據1994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對商業銀行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通知》規定，商業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應不低于4%，資本充足率應不低于8%，于是，不難看出，這些蹊蹺變化帶來了這樣一個結果：短短兩年內，在中國經濟處于急劇擴張，金融業務異常景氣，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民生銀行均取得不俗業績之際，地處經濟前沿的上市企業——深發展卻從一個運作正常的金融機構，快速變成了一家不注資就無法正常運轉的商業銀行。　　

雖然在新橋與深發展漫長而充滿波折的合作談判期間，媒體對這一“業界大事”跟蹤報道時頻繁使用了“較勁、僵持不下、懸而未決”等顯示雙方存在著“巨大分歧和利益博弈”的字眼，但從深發展此間的業績曲線變化來看，深發展此舉卻不但讓新橋入主的可能性大增，而且讓新橋為這一目標支付的代價更低。這個表面不合邏輯、故意做虧企業的手法，彼時正在全國如火如荼上演的“MBO”中大規模上演。　　

當然，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也可能遠非如此單一，而更為復雜，甚至動機并不是為新橋進駐開道，而恰好是出于對這一合作的抵觸，因對“新橋集團介入的深度超出了大家預期”產生抵觸，或出于混水好摸魚心態，一些業務經辦人甚至部門負責人，在合作懸而未決、甚至惹上官司、前途未卜之際，通過貸款等業務進行了大量關聯交易，由此導致銀行業務量短期劇增，并拉底了銀行的資金充足率，擴大了銀行風險。如果存在這種情況，那么，2004年3月深發展的一個異常舉動就得到了看上去最為合理的解釋——該行在出現巨虧的情況下，還從當月起悄然提升了資金交易、財務等一些核心機構員工的資薪，以此安撫人心。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2002-2004期間深發展的蹊蹺巨變？雖然一般的研究者和觀察者都能判斷出，這種變化與深發展引進戰略合作者舉措之間，肯定存在某種直接聯系，但其真實的原因，卻可能只有現在身在監獄、時任深發展董事長的周林及少數幾個局內人才知曉了。而且也許，僅有十余年風險投資資歷、資金實力也并不雄厚的新橋能幾經波折、最終入主深發展，也如周林或許做夢都沒想到他會很快躺在監獄一樣富有某種戲劇性和荒誕性：新橋入主深發展之前，周林歷任深發展行長、董事長，2002年，正是由于周林的極力主張和牽線搭橋，新橋才搭上了深發展這條船，但是，一切塵埃落定后，2004年11月中旬，即將赴任深發展新行長的韋杰夫在經過“一個多月的秘密調查”后，親自向深圳市公安局報案，稱有“15億元貸款被詐騙”。公安局經過偵查，發現這筆巨額違規貸款是由周林親自經手放出，周林遂鋃鐺入獄……　　

在這一過程中，圍繞著監管部門發生的幾件事，也完全值得再去回味。　　

　2003年12月15日　，中國證監會深圳監管局借對深圳發展銀行進行了巡回檢查，并于　2004年1月18日　出具了一份《關于要求深圳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整改的通知》，這份措辭嚴厲、內容繁復的通知，被一些媒體認為是監管部門在幫助新橋集團掃清談判障礙，因為，通知中以嚴厲措辭提到的不足和失當,多為“深發展和新橋磋商中出現的焦點分歧”。　　

　2004年4月12日　，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2004年在華外資銀行會議”上稱，監管部門已將外資入股比例最高抬升到24.99%，不超過25%就不改變機構性質；單個機構的入股比例也上調到20%。　　

這一說法為不但為新橋入主深發展鋪平了道路，而且也給外資隨后大肆席卷中國金融資產打開了一扇大門，甚至讓一些外國銀行隨后對中國銀行股份的占有胃口被拔高到了“80%”這一難以置信的比例。　　

正如后來《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在報道金橋入主深發展一事時所說，“事實上，銀監會一直在努力為外資銀行進入鋪墊平臺”。　　

根據2003年頒布的《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規定，“變更持有資本總額或者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的股東，應當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準”，所以，如果沒有銀監會的首肯和配合，外資根本無法撬開中國金融資產的大門。　　

正是在金融管理部門的積極配合下，2004年5月底，新橋終于以每股3.5元、總支付12.4億人民幣的代價，從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深圳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建集團、深圳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購得了深發展17.89%的股權，成為深發展第一大股東，由此如愿獲登“深發展董事長”之位。　　

僅支付十二億出頭的人民幣，就取得了一家彼時已擁有2000多億資產的上市銀行控制權，這是任何一個智商低于50的人都會夢里笑出聲的好買賣。而對中國銀行業而言，這種不可思議，賤價出售中國核心資產的動作，僅僅是一個開端。　　

在隨后短短兩年時間里，在銀監會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外資開始了在中國最為核心的戰略行業——金融行業——大肆擴張，據知名愛國學者張宏良估計，僅2006年發生在中國金融行業的一系列不可思議的交易，就可能使國有金融資產的損失額高達1萬億人民幣。而這，還僅僅只是貨幣方面的損失，由此損失了多少國家戰略價值？將給中國經濟運行和市場帶來多大的風險？可能更是一個誰也估計不清的天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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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針對深發展引進戰略合作伙伴過程出現的異常情況，有“中國政府政策網絡匯總平臺”之稱的國研網，在2004年上半年曾刊出過一篇取名為“深發展的‘發展迷局’”的反省文章，認為“深發展目前的現狀值得深思……深發展的教訓表明，上市只是解決公司治理結構的外在推動力，國有企業的通病在許多上市國有企業中同樣會有，并且可能更嚴重。這也從另一個角度給投資者以警示，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并非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走出經營困境的靈丹妙藥，投資者和四大行的出資人不能對其IPO過于寄予厚望”。以此敲打已經提出上市時間表的幾大國有商業銀行。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這樣的警示舉動顯得十分微弱，甚至有些迂腐可笑。　　

時間推至2004年，改革已經把中國根置于“經濟至上、金錢至上”的語境里，對金融行業管理層而言，能爭取到海外上市或與外國資本進行“戰略合作”，既符合“產權明晰化、經營國際化”的改革主流價值訴求，又可以借機獲得股權、期權和其他“合作、上市鴻利”，那么，何樂而不為呢？　　

在這一點上，深發展給予整個金融行業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覷，據深發展年報資料顯示，2004年，深發展所有高管的年薪加起來是688萬元，但是一年后，雖然深發展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資本充足率依然雙雙不達標，但所有高管的年薪總和卻一下飆升了3倍，達到2131.4萬元。　　

一根杠桿，撬翻了整個金融行業。由此，諸多讓人難以置信的荒唐舉措，開始在國內金融界引競相“引進戰略合作伙伴”、或快速著手“走進公眾資本”的過程中發生。　　

在深發展與新橋正式簽約3個月后，中國銀行完成股改，成為“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匯金代表國家持有100%股權。　　

2005年8月，蘇格蘭皇家銀行在本土透露，將以31億美元購入中行10%的股權，并承諾至少投資三年。這一消息被市場吸收后，蘇格蘭皇家銀行股價應聲上漲了2.18%。　　

2005年10月，中國銀行新聞發言人王兆文通過新聞發布會證實，中國銀行已先后與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新加坡淡馬錫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瑞士銀行集團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四家戰略投資者簽訂了戰略合作與投資協議，四家機構共投資67.75億美元，合計占中國銀行21.85%的股份，后經稀釋，這一份額下降到16.85%。其中，蘇格蘭皇家銀行持有186.4億股，占9.18 %。在中國銀行股價達到最高峰時，其市值超過1300億人民幣，按當時的匯率約合140億美元，即使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股市全面下挫后，按2008年11月底的股價計算，其市值也超過84億美元，是當時購入價的2.7倍。　　

同時，中國銀行引入的戰略合作伙伴，有的果然明顯是在借上市之機分羹、投機，2007年11月，身為第二大外資股東、以15億美元獲得中國銀行93.2億股的淡馬錫，以每股4.09港元至4.12港元的價格出售了手中約1/9的股票，套現了5.73億美元資金，如果按淡馬錫此次成交的中間價計算，淡馬錫手中執有的中國銀行股票總值超過49億美元，是其當初投資數額的3倍多，而淡馬錫這一套現行為，隨即導致了中國銀行股票下跌。　　

2005年的下半年，廣東另一家地方銀行，廣東發展銀行也開始對外拋出繡球，在全球范圍內引入戰略投資者。由于廣發行規模比深發展更為龐大，當時已擁有約3500億人民幣資產，在全國共有27家直屬機構、502家營業網點，與世界８３個國家和地區９１７家銀行具有代理行關系，有1200萬零售客戶，900萬持卡人，1.6萬家中小企業客戶和12,474名員工，連續多年位居全球銀行５００強之列，且正籌劃香港上市事宜。所以，此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在全球范圍引來了眾多銀行和大財團參與競標。　　

其中，美國花旗銀行志在獨得“廣發行85%以上的股份”，這一異想天開的目標在遭到阻擾后，花旗銀行改變策略，一面發動美國前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親自前往中國，游說政府官員考慮花旗的收購，一面與中國人壽、中糧集團、中信信托、國家電網、中國節能投資公司、中國普天集團等企業組成聯合競標團，參與對廣發行的角逐。　　

2006年10月，花旗銀行終于如愿以償，由它主導的競標團共出資242.67億元，最終得到了廣發行約85.6％的股份，其中，花旗銀行大約出資60億人民幣，拿到了36%的股份，獲得了對廣發行的相對控股權。　　

而僅僅半年前的　2006年3月14日　，溫家寶總理在兩會后的例行記者招待會上，還曾公開強調，“商業銀行改革要……堅持國家的絕對控股地位，保持對經濟命脈的控制權,……外資戰略投資者入股中資銀行，總比例不得超過25%仍是不得突破的高壓線”。　　

但是，花旗入駐廣發行，不但取得了相對控股權，而且持有的股份高達36%，遠遠超過25%這一“高壓線”。而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雖然花旗當初使盡渾身解數，僅以約9億美元，就拿下了廣發行36%的股份，但在控制廣發行后不到一年，花旗竟多次公開威脅廣東省政府“必須拿出600億現金充抵銀行的壞賬”。　　

在國內金融界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建設銀行，在上市過程也上演了一幕幕或許注定要寫入歷史的荒誕交易。2005年，在建設銀行進行價值50至100億美元海外上市之前，即以“改良建行股權結構，有利于建行今后發展”之名，分別在　2005年6月17日　和　2005年7月1日　，與美洲銀行和淡馬錫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根據建行與美洲銀行達成戰略合作協議，美洲銀行分量階段，共斥資30億美元，購入建行9%的股份。同時美洲銀行還保留一項特殊期權：未來數年內可增持建設銀行股份至19.9%。雖然建行行長對轉讓的具體價碼閉口不言，但有記者根據建行2004年的年報推算出，建行按此協議轉讓給美洲銀行的價格“約為每股1.426元”（一說0.94元）。而淡馬錫則投資約14億美元，購入了建行5.1%股權，此外淡馬錫還承諾，在建行IPO時，將購入不少于10億美元的建行股權。　　

當年10月，建行在香港上市，其股票發行價為每股2.35港元，所以，無論幾個月前美洲銀行和淡馬錫是以每股0.94元還是1.426元購入，都溢價頗厚，而更讓國內股民至今依然在議論的是，建行在國內發行A股時，發行價卻高達6.45元，是外資當初購入價的數倍之多，是香港發行價的2.74倍，而國內的申購資金超過2萬億……　　

有關建行的故事尚未結束，　2008年5月28日　，一位化名老鐘的網友在網上發了一篇文章，稱“建設銀行在　5月27日晚　發的一個公告足以震驚世界”——　　

　5月27日　，建設銀行的一紙公告震驚了世界，該公告稱：中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央匯金公司，中國最大的金融投資公司，歸國務院直接領導）將于　　6月5日　前　將60億股中國建設銀行H股(00939.HK)以2.42港幣/股的超低價賣給美國銀行公司（下稱美國銀行），截止到今天，建設銀行的H股收盤價是6.94港幣/股，折價率高達65.13%！即美國銀行從中央匯金公司手中買走的建設銀行的60億H股，只相當于市場價的34.87%，僅此一筆買賣，中央匯金公司白白讓利271.2億港元于美國銀行！并且，該公告還宣布，美國銀行還可以在未來以不超過2.78港幣/股的低價，繼續從中央匯金公司購買195.8億股建設銀行的股份。如果按建設銀行現時H股市價算，美國銀行將在這一系列的買賣過程中累計套得1085億港元的無風險收益！”　　

知名愛國學者張宏良則在同一天，對這筆“美國銀行今天當天就獲利超過250億人民幣，超過了此次汶川大地震全國捐款總額”的交易發出這樣的長嘆——“歷史名將左宗棠曾仰天悲嘆；一個李鴻章，抵得上十路法國大軍。現在則是幾只美國鸚鵡，就能影響中國70萬億金融資產的去向”。　　

曾長期位居“全球市值最高銀行”之席的中國工商銀行，其上市及籌備過程發生的荒誕事件，一點也不亞于建行。　　

2005年四月，在國家向工商銀行注資150億美元后，以助工商銀行重組上市。2006年1月，高盛公司、美國運通公司和德國安聯保險公司“決定”向正在籌備上市的中國工商銀行投資，在得到銀監會首肯后，僅用了3個月時間就以38億美元的總價，認購了工商銀行8.45%的股份，每股價格僅為1.16元，正在嚴控金融資產的俄羅斯境內的《商業會商日報》，隨即對這樁不可思議的交易進行了報道，認為“高盛等公司正在大發中國財”，并稱，高盛公司“僅從投資中國工商銀行上市首次公開發行一項，就可猛賺57億美元”。　　

工商銀行如期上市后，其市值曾一度飆升到2313億美元，而這對三家外資公司而言則意味著，不到一年時間，它們就從這筆交易中凈賺了約157.44億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8年9月，工商銀行的市值市值縮水至約1680億美元，8.45%的股權份額也價值141.96億美元。三家所賺數額也在百億美元以上。　　

雖然工商行慷慨把股票以戰略合作名義低價出售給外國企業，但對國內的投資者，卻又不可理喻地擺出了另一張面孔——其對國內的發行價每股為3.12元，是對外資發行價的2.69倍。　　

金融行業引進“戰略合作伙伴”，并使戰略合作伙伴短期內獲得巨額收益的名單還很長很長——　　

2003年，花旗集團投資近６億元人民幣，取得浦東發展銀行５％的股份，并許諾在獲得批準后，將繼續增持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每股約2.96元，并且協議規定日后花旗集團有權收購１９．９％的股份．浦發行股價一度曾超過57元，花旗賬面凈賺100億元。　　

２００４年，淡馬錫控股旗下的亞洲金融公司以１.１（約８億人民幣）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民生銀行2.36億股股份，占民生銀行總股份的4.55%，每股僅約3.72元。民生銀行股價一度超過23元，加上兩年送配，亞洲金融公司所持股票市值超過50億元，賬面利潤約40億。　　

同年，匯豐銀行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名義，投資144．61億元人民幣買入交通銀行19．9％股權，共 91．15億股，每股為1.86元。　　

2005年，德意志銀行和薩爾"奧彭海姆銀行聯合組成的財團將出資26億元人民幣，購入華夏銀行約5．872億股份，占華夏銀行總股數的14％。每股價格4．5元。　　

同年，荷蘭國際集團下屬ING銀行購買其19.9%的股權，總投資達到17.8億元，折合每股1.78元，成為北京銀行第一大股東。同時，國際金融公司購入北京銀行5%的股份。按照上市首日盤中價格25元計算，兩家外資公司獲利近300億。　　

２００６年，西班牙畢爾巴鄂維茨卡亞對外銀行（BBVA）以5.01億歐元認購中信集團持有的中信銀行5%股權，每股價格2.77，且之后有權增持至9.9%.。同一年，香港恒生銀行、新加坡新政泰達和國際金融公司共出資27億，以每股2.7元的價格購入興業銀行１０億股，興業銀行于2007年上市，國內發行價格每股15.98，是外資購買價的5.92倍，吸引的網上網下申購資金高達一萬一千億。當年股價達到62元，三家外資公司凈賺約600億，在遭遇金融危機重創后，2008年11月底該股股價約為14元，三家外資公司凈賺約113億。該銀行上市募集資金共159．95億，就是按目前最低行情看，也等于絕大部分募資都送給了三家外資公司。　　

此外，渤海銀行被渣打銀行以1.23億美元購入19.9%的股份。西安銀行被國際金融公司和加拿大豐業銀行參股5%，并且規定在未來四年內以期權投資的方式認購西安銀行總股份的24.9%，濟南市銀行被澳洲聯邦銀行購入11%的股權，并規定對方有權在2008年5月將所持股份增至20%。杭州市銀行被澳洲聯邦銀行斥資6.25億元獲取19.9%的股權　　

…… ……　　

伴隨著金融業競相引進戰略合作者和上市，果然是業內薪酬大增。　　

2007年初，有媒體在對2006年薪酬進行總結時，對金融業用了這樣一個詞，“拔得頭籌”。并特別強調，“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行業薪酬相對其他行業高位運行的情況下，銀行業相比證券、保險來說，又處于一個獨領風騷的位置”、“金融保險企業的加入，（令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排行榜重新洗牌”。　　

2005年年薪即達605萬、被業界戲稱為“天價洋管家”的深發展董事長法蘭克·紐曼，2006年年薪飆升到995萬元，漲幅高達64.46％，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年薪達到446.18萬，民生銀行王世年薪為174.47萬，工商銀行行長楊凱生年薪125萬，成為“國際企業”、“上市公司”的平安保險公司一鳴驚人，同屬平安的馬明哲以年薪1338萬元、梁家駒以年薪1710萬、理查·杰克森以年薪1228萬元、張子欣以年薪1115萬元，一舉囊括2006年上市公司高管個人薪酬前四強。　　

當年，平安保險高管年薪總額高達7464.85萬元，中國銀行緊隨其后，達3211.33萬元。薪酬最高的前十位上市公司，金融保險行業板塊占了七席之多，深圳發展銀行、平安保險、中國銀行、民生銀行、招商銀行、工商銀行均位列其中。　　

2007年，金融高管繼續漲水的年薪更成為各路新聞競相關注的焦點。　　

這一年，銀行業年薪千萬的有三人，深發展法蘭克·紐曼年薪再躍至2285萬，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年薪1748.62萬，民生銀行行長王浵世年薪1004.61萬。　　

年薪百萬更多達百余人，其中，工商銀行12人，中國銀行12人，交通銀行10人，華夏銀行9人，人浦發銀行10人，深發展7人，招商銀行14人，民生銀行10，人北京銀行10人，興業銀行6人，中信銀行13人，建設銀行15人，南京銀行2人，寧波銀行9人，上市銀行高管年薪超500萬元的，也從2006年的1位增長到16位。　　

上市銀行高管總薪酬自然也讓人目瞪口呆：民生銀行8994.58萬，招商銀行5319萬，中信銀行4680萬，深發展4667萬，中國銀行3704.7萬，北京銀行2538.52萬，工商銀行2259.7萬，浦發銀行2133萬，交通銀行2046.58萬，華夏銀行1754.52萬，興業銀行1593.33萬，寧波銀行1394.09萬，建設銀行1237.6萬，南京銀行805.01萬。　　

至此，在損失了中國上萬億核心資產后，銀行高管們的薪酬終于領先中國其他人民一大步，達到甚至超過了“歐美水平”！　　

16　　

金融改革大格局，從2005年以來一直爭論未斷，并曾在2005年底和2008年7月掀起過兩次高潮，伴隨著金融危機的加劇和蔓延，學術界和社會公眾對近年來金融界全行業幾乎競相“以超低價格引進外國合作者，爭取海外上市”的行為更為關注，源于“金融創新和市場自由”的全球經濟危機，使得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理論都面臨重新解釋，而無疑，基于這一理論假設而被當事者和主管部門認為具有合理性的中國金融業改革舉措，更需要得到重新認識。　　

2005年，大批國外財團一窩蜂進入中國金融界“掘金”，而中國金融界的表現也是“正中下懷”，甚至還透過中央匯金投資公司向一些購買中國銀行股份的戰略合作者如美洲銀行、英格蘭皇家銀行提供“如果未來數年內銀行的財務健康狀況惡化，（投資者）可獲得足額賠償”之類的保證。　　

對這一動向，國內正式出現了兩種明顯不同的聲音：一方面，銀監會在繼續“為外資的順利進入鋪墊平臺”，銀監會一位高級官員當時向媒體透露，監管部門正在考慮提高外資股東在中資銀行中的持股比例上限。而一些金融專家則通過媒體表達了這樣的擔憂，“在目前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熱潮中，應防止中國銀行業被賤賣”。　　

當時，國家對外資持股的政策是“單一外資股東在中資銀行持股比例不得超過20%，同一家中資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總和不得超過25%”。　　

而正在與廣發行展開談判的美國花旗銀行，入股愿望卻是占“85%”的份額，經過讓步后，份額依然超過30%，同時，花旗對另一家正在談判的浦東銀行，明確表示的持股愿望也超過了“50%”，而另一個業界巨頭——匯豐，也曾多次公開表示，如果時機成熟，將會增持對交行（已持有19.9％）的持股比例。這些外資大佬信心百倍地急于想更深入地“參與甚至控制中國金融建設”的“熱情”，讓“一直在努力為外資進入鋪墊平臺”的銀監會也感到了棘手，于是，銀監會很快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對現行外資持股中資銀行上限政策進行“重新評估”。銀監會國際部主任韓明智隨后對媒體：（評估后），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有望得到逐步提高。　　

但有金融專家對“建行約用15%左右的股權換來了40億美元，中行則將用10%的股權換來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這類行為感到不解和擔憂，因為“從被入股銀行在中國經濟生活中實際控制力和市場影響力來看，幾十億美元的價格就出售這么大比例股份實在太便宜了”。他還以工行為例作了進一步說明，他說，工商銀行在國內擁有2.2萬個網點，控制著中國銀行業近20%的資產。外國投資者入股該行后，實際也獲得了一個與工行共享影響力。在積極性財政政策和金融創新中分享到中國金融市場潛在的爆炸式增長。　　

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常務理事譚雅玲研究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提出了另一個常識性問題——引進外資，包括邀請外國大銀行設計我國銀行改革的模式，意味著把國有商業銀行的全部信息告訴了國外投資者，核心競爭力和核心的弱點都毫無保留地表露在他們面前，其中的國家經濟利益和金融安全似乎更值得深思。　　

建行在香港上市前后，新華社高級記者叢亞平、德邦證券總裁余云輝、上海銀行同業金融部總經理駱德明、《董事會》雜志執行主編袁劍、安邦集團首席分析師陳功等紛紛撰文，指出“金融股權出售浪潮值得警惕”，“中國正在‘賤賣’自己的銀行業”，質問“誰將掌控中國的金融”？由此引爆了一場至今仍方興未艾、時有波瀾的有關“國有銀行被賤賣”的爭論。　　

2005年末那場缺乏公眾和網絡參與、基本在媒體上進行的激烈爭論，先后將建設銀行董事長、央行行長、中國銀行董事長、交行董事長、銀監會主席、副主席、“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胡祖六以及葉檀、于慧豐等知名財經評論人牽扯進來，人民網、中金網專門為這場爭論做了專題，期間甚至驚動了國家審計局，而伴隨著這一爭論的背景是，2005年前三個季度，多達74名銀行高管案發落馬……　　

戰火由余云輝、駱德明聯合在《董事長》雜志刊發的《銀行“賤賣”爭論甚囂塵上 誰將掌控中國的金融》一文最終點燃，在這一長達7000余字的文章中，余、駱二人矛頭直指銀監局，尖銳指出，“（一個國家的）金融猶如一個國家的經濟國防”，構成“現代經濟的核心”，但是，“監管當局（卻）將金融企業引入外資(或曰戰略投資者)、境外上市當作改善金融企業治理結構、提高金融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惟一法寶，其代價巨大、其后果嚴重”，不但“不能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銀行”，還直接導致“國內金融企業在境外像甩賣溫州鞋子一樣競相甩賣金融股權……給中國金融的金融安全帶來嚴重的隱患”。　　

監管高層力推金融企業大舉引入外資的一個原因是：引入外資可以完善我國金融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并提高金融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以便減少銀行的不良資產。其實，銀行不良資產的形成跟各地不均衡的改革和不平衡的開放甚至過度開放有關，也跟忽冷忽熱的政府投資沖動有關，跟資本市場人為滯后有關，并非銀行治理結構一個因素發揮作用。即使為了改善治理結構，引進外資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　　

這可從國內某銀行引入外資后的公司治理運行結果可以看出。自1999年以來，該行先后引進匯豐銀行等外資，外資股份比例達到18%。因外資的引入而設立董事會，后來又設立了監事會。在此，實際運行還是按照原來的模式運行，行長級領導還是由組織部門任命和管理，董事會沒有選擇經營班子的實際權力，監事會也只是安排干部的一個機構，難以發揮監督作用。 　　

再從經營管理來看，匯豐銀行等入股這家銀行之后，簽訂了一系列的技術援助協議。但是，所謂的技術援助，只是搞些有關銀行業務的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而已，從未將其核心管理技術傳授給該銀行，即使像成本分攤方法這些并非核心的技術，問他們也不肯說。　　

建立一個完善的法人法理結構，需要有一個過程，需要金融機構管理制度的創新，絕對不是外資參股之后就能夠形成的。……其實，在中國，還是存在一些沒有通過引進外資、沒有海外上市卻運作得十分成功的金融企業，比如招商銀行和中國銀聯。　　

這篇文章一經刊出，立即在業內激起了巨大波瀾，相關當事人或通過記者采訪，或直接撰文回應。　　

　2005年11月3日　，在由《歐洲貨幣》雜志、中行、匯豐和穆迪聯合在北京主辦的“2005中國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長周小川連講了兩個“很妙很高深”的“故事”，用以暗示外界對銀行改革的質疑，是出于“忘舊”。　　

他的第一個故事是，“2002年下半年的時候，國際上所有知名的報刊雜志認為中國的銀行體系是‘定時炸彈’，在今后的幾年中炸彈可能爆炸，產生金融危機，嚴重阻礙中國經濟發展”。　　

他的第二個故事，則圍繞“亞洲金融風暴”展開——“五年前，亞洲金融風暴后，中國開始改進銀行業標準，這一改變很快暴露了許多問題，不良資產上升，銀行業面臨困境……此后的WTO談判，（因為）很少有國家或大型金融機構對進入中國銀行業究竟占多大比例提出要求。以至于在我國的入世承諾書中，都沒有對外資金融機構參股中資銀行的比例作出約定……”。　　

對行長兩個“行若流云的故事”心領神會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開始在論壇上為銀行引進海外投資者這一行為公開辯解，認為“在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過程中，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不會威脅我國金融安全。改革過程支付一定成本（也）是必然的，但最終會獲得更大的收益”。　　

　11月12日　，在“全國地方金融第九次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針對近期的銀行被賤賣一說，給出了一個比較系統的看法，他表示，“認為‘戰略投資者低價賤買，待銀行上市后獲得厚利’這一說法。有失偏頗……引進戰略投資者是在銀行上市之前，因此不應該按上市之后的價格來衡量。而且從現在引進戰略投資者的銀行情況來看，整體上凈資產是有所增值的……引進戰略投資者特別是有品牌效應的投資者之后，銀行上市的效益還會有所提高”。　　

他也不同意外資進入會給國家金融安全帶來隱患的觀點，“國家金融安全是一個宏觀的概念，主要是指國家戰略、國家整個經濟運行，銀行對國家金融安全的影響是微觀對宏觀的作用，不要把一個銀行的金融風險看成是國家的金融安全問題……銀行的金融安全取決于銀行金融風險的程度，從這一點上，我們應該看到，國外的戰略投資者和我們目標是一致的”。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他覺得“引進外資”剛好是加強了對我國銀行金融風險的防范，而不是帶來了金融安全隱患，故而，對“（引進海外合作者）會影響國家金融安全這樣的提法”，他認為“可能不妥“。　　

　11月21日　，建行董事長郭樹清通過《國際金融報》，首次正面回應媒體對建行的五大質疑，郭樹清認為，“美洲銀行入股的市凈率是1.15倍，淡馬錫的價格更高一些，為1.19倍”，所以“賤賣一說并不存立”，“（建行）現在的股權結構情況是，海外機構和個人持股占25.75%，國有控股占74%以上，即使以后美國銀行行使期權再買10%左右，國有控股仍將在60%以上，占絕對優勢……（海外）上市（是搞好國有銀行）的一種必要條件……戰略投資者會改善公司治理，會帶來技術支持，會與我們一起來共同面對未來的市場風險，這些都是無形資產性質的收益，是建行的新契機、新起點”。　　

　11月28日　，《金融時報》刊出了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回應國有銀行上市“賤賣論”的專訪文章，肖鋼認為，“與戰略合作伙伴的定價，有一定區別，也考慮到了無形資產的價值”，“不改革……才是真正威脅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最大隱患”，“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后，國家仍然對國有商業銀行保持了絕對控股”。　　

一天后，也就是　11月29日　，《中國經營報》刊登出了交行董事長蔣超良接受《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專訪文章，蔣超良在該專訪中表示，“國有商業銀行引資、上市國有資產流失”的說法“不合實際”。恰恰相反，“交行上市和股價上揚后，持股比例最高的國有股東受益最大，實現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交行與匯豐不是‘零和游戲’”，“交行走向國際資本市場，一方面建立了可持續融資的資本補充機制，另一方面則可以借助國際資本市場嚴格的監管和投資者的監督，促進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同一天，《財經》雜志也刊出了“央行行長周小川再駁國有銀行‘賤賣論’”的專訪文章，周小川在采訪中表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價差，在于）中國資產處置市場深度仍不夠，并且定價能力弱，因此在批發與零售(投資者)中產生的價差應被視為本次財務重組的成本……中央匯金公司在2003年底向建行注資225億美元是一項投資行為，目的是取得回報，而非僅僅填補建行賬面上的窟窿……這項投資已有良好回報，因此國家并沒有為此付出代價”。　　

　12月4日　，《經濟觀察報》以兩個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在國內屢遭非議的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胡祖六為中國銀行業引進國際戰略伙伴進行全面辯護的文章：《國有銀行改革需要引進國際戰略投資嗎》。文章通過列舉一系列數據和案例，認為“國際戰略投資者為中國的銀行帶來了明顯的短期利益，和中長期的潛在‘增值’效應，所以戰略投資者通過較低的進入價格以分享部分未來‘溢價’，是合情合理的‘公平買賣’，并無所謂國有資產‘賤賣’問題”。　　

一天后，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談了銀監會對國有銀行戰略投資人的5個嚴格標準和要求后，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境外戰略投資者投機獲利機會很少，（這些標準保證了）戰略合作者必須和中國國有銀行做到長期合作，（才能）互利共贏。所以，我們認為并不存在國有銀行被賤賣的情況”。在這個新聞發布會上，劉明康還公布了“銀監會‘特別工作小組’對現行外資持股上限政策進行‘重新評估’后結出的一個果”——“25%并非外資股東入股中資銀行的比例上限……25%的規定只針對非上市銀行，上市銀行不受此限制”。　　

　12月8日　，在2005年首屆全面小康論壇上， “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接受媒體采購時，力挺“金融界引進國際戰略合作和境外上市”舉措，并聲稱“要看看鼓噪國有銀行賤賣的是些什么人”。　　

　12月12日　，在《財經》主辦的“財經年會”上，與會的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高管高調回應“國有銀行賤賣論”，強調要“相信市場”，同時也相信“自己對價值的判斷”。　　

反駁隊伍的規格之高，炮火之密集，所顯示的巨大話語權和游刃有余的資源支配能力，堪稱前所未有。甚至，戰火一度還燃到了當時被社會各界喻為“政府良心”、時任國家審計署審計長的李金華頭上。　　

　12月2日　，乘李金華前去參加北京大學“政府管理論壇”之機，有記者“揪住了”剛剛做完題為“加強審計監督，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演講的李金華審計長，在這篇演講中，李金華重點提到了“金融審計”，并稱“1998年至今，在各級審計機關發現的15000多起案件中，很多都發生在金融領域；近幾年包括今年審計署發現的1000多起案子，有一半以上來自國有銀行”，它被與會者認為是一個回應社會呼吁的一個信號性反饋。而李金華也似乎確實有意對銀行是否賤賣一事進行深入追查，他向“揪住”他的記者明確表示，“審計署非常關注（銀行被賤賣的傳言）一事，但究竟是否賤賣，要通過下一步的審計才能得出結論”。　　

雖然反駁隊伍規格很高，也不乏夾雜著吳敬璉之流的危言恫嚇，但對中國銀行被賤賣的質疑聲一直沒有斷絕，一個名叫“葉晶瑩”的評論人敏銳地察覺到，有關金融是否賤賣，是“一場復雜的利益之爭”；在胡祖六在《經濟觀察報》洋洋灑灑發表了兩個整版的文章后，《證券時報》的何力益迅速撰寫了一篇題為《嚴格把關引進真正戰略投資者》的文章中，對其觀點進行了一一駁斥；知名評論人葉檀也不甘落后，將矛頭對準了這個近年來在國內資本界、學術界到處亂竄的“博士”，認為其的言論“不可避免地（會）沾上利益色彩，是外資投行獲利‘計謀’的一部分”，而且，“這一論調（還）有跡可循……2001年胡祖六唱衰中國股市，（就）被認為是國外投行到內地股市漁利的輿論攻勢”；《北京晨報》則有意把“銀監會主席駁賤賣論”和“74名銀行高管落馬”兩條新聞放在一起，給讀者以一個突兀、怪異的對比遐想；知名財經評論人余豐慧在吳敬璉要看看“鼓噪國有銀行賤賣的是些什么人”的第二天，即在《國際金融報》上發出了一篇名為“‘國有銀行賤賣論’并非空穴來風”的評論，大有與吳敬璉公開叫板對陣之意。　　

該文引用安邦集團研究總部首席分析師陳功此前撰寫的文章稱，“我們正在‘出賣’整個銀行業。外資總共花了多少錢？可以說非常之少！100億美元就換來了國內三大國有商業銀行10－15%的股權，這簡直會成為世界銀行界的歷史性笑話！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們還在求著把股權賣給別人”。并針鋒相對指出，“國有銀行是否被賤賣，不能由力推國有銀行股改的當事者和身在國有銀行其中、具體進行股改操作的管理者說了算，而應該由權威中立機構說了算”。　　

因鼓吹“MBO”挨了網友一頓亂棍的周其仁和深潛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巴曙松，也按耐不住，乘亂沖入陣中，一個叫著要“看戲”，一個則猛和稀泥，稱對銀行引入海外戰略合作者之舉，需要“超越具體的利益模式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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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郎咸平的出現，導致MBO成為一場影響巨大的公共事件一樣，因為一個人的出現，有關金融改革的爭論，才最終突破媒體這堵高墻，在2008年變成了一個備受普通公眾關注的社會話題。這個人，就是在國內已廣為人知的愛國學者、中央民族大學金融所所長　張宏良　教授。　　

2006年底我在深圳調研期間，因為一篇解讀16大的文章——《偉大的轉折》，第一次注意到了“張宏良”這個名字，這篇上萬字的雄文雖然個別數據不準確，一些觀點也有待商榷。但勝在氣勢雄偉，激情四射，其筆端所流露出來的濃郁的愛國憂民意識，以及矛頭直指社會焦點問題的戰士姿態，尤為近年來國內學術界罕有，讓人一見難忘。　　

我很驚訝，怎么以前沒聽說過國內學術界有這樣一號人物？　　

后來見了面，才知其中確實有段原委。　　

原來，多年前，　張宏良　教授也算得上是改革派學者中的一員，也經常與主流經濟學家們一起到全國各地開座談會、研討會，接一些省上市里的課題。但是，一場偶然發生的、差點要了他的命的車禍，讓他突然頓悟了——他被搶救過來，躺在病床上修養的時候，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假如這次他真走了，他究竟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什么？他現在干的這些，除了得到了錢，對這個國家和社會有什么意義？　　

一場車禍，一個追問，一次長省，讓中國學術界從此多了一個手持長矛、激情四射、雄辯滔滔的愛國學者。　　

寫完在國內引起廣泛關注的“魯能事件”后，張宏良講授開始密切關注金融證券領域發生的大事，連續寫了《盛世危言，大禍臨頭前的媒體狂歡》、《互換——刺殺中國金融的封喉一劍》、《證券監管與經濟安全》等在網上被廣泛傳播的博客文章，而其中一篇長達萬言的《控股中國銀行——劫難第一單》，更因為用詳盡的事實、宏大的視野、通俗易懂的手法闡述了金融改革的荒誕邏輯及其可能導致的嚴重社會后果，在社會產生了廣泛轟動，并被在國內輿論界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瞭望》雜志編輯刊發。　　

金融界不得不站出來“消除影響”，出戈反擊，由此繼2005年底第一場爭論后，再將有關“金融改革”的話題推向又一個高峰，只是，這一次不同以往的是，它終于成為了一個得以在網上廣泛流傳、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公共性話題。　　

我曾仔細分析過2005年那場爭論的大部分文本，也曾對那場爭論為什么沒有掙脫媒體，向大眾輿論也就是網絡延伸開來感到困惑，因為那場爭論，無論反駁者的份量、數量、激烈程度，還是所爭論話題對中國經濟乃至大眾生活的重要性，均屬“重量級”，即使從娛樂角度，整個過程也頗具有觀賞性，可是，作為一個事實卻是，那場爭論自始至終確實只在媒體上展開。并沒有在當時已經經歷過“MBO洗禮”的網絡輿論中擴散開來。　　

看了　張宏良　教授成功將“金融改革”爭論引爆為一個公共話題的博文——《控股中國銀行——劫難第一單》后，我才突然醒悟這其中的緣由。　　

2005年那場爭論，爭論雙方對問題的表述“專業性”、“技術性”味道相對較濃，并沒有將金融改革可能給中國經濟和大眾生活究竟會帶來哪些影響展開來談。且偏重“技術”、“專業”的分析，必然會因強調理性而排斥感性表達，這對一般讀者而言缺乏感染力。產生它與自己關系不大的錯覺。　　

但　張宏良　教授文章的風格卻大大的不一樣，雖然他已是金融專業領域的一個博導，但他的文章，與國人廣泛關注的郎咸平的文章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無論演講，還是寫作，都旁征博引、情感勃發、激情四射、直觀、生動，善于用富有感情色彩和生活化的語言，將一些帶有專業理論性質的事件及其已經和將會產生的社會后果的重大性、嚴峻性深入淺出地展示出來，讓一般的非專業人士一讀就明白了——暈，原來高墻深院里搞的這套金融改革，竟與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竟會對自己的生活產生如此嚴重甚至具有顛覆意義的影響！遂也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于是，反響愈來愈大，漸成一股使金融界坐臥不安的社會洪流，，以致不得不再起身回應。　　

在征得　張宏良　教授本人同意后，我將這篇在金融改革爭論中不可多見、高屋建瓴、也可能將構成中國金融改革一個歷史節點的雄文全文轉載如下：　　

中華民族曠古未有的財富浩劫　　

控股中國銀行——劫難第一單

　　

在《拉薩暴亂：超越1840年的最大買單》一文中我曾指出，臺灣322公投、拉薩暴亂、抵制北京奧運會等一系列手段，目的是控制中國金融，讓中國為西方正在發生的信用危機買單。現在，第一單已經下來了：中國銀監會剛剛發布的《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中，取消了對外資控股中國銀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規定，外資單獨控股中國銀行不能超過20%，聯合控股中國銀行不能超過25%），中國將成為有史以來國有銀行任憑外資控股的唯一國家，成為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國民喪失經濟和金融控制權的第一個國家。該決定將成為中國現代史上具有重大歷史分期意義的里程碑式文件，中國將可能由此開始喪失經濟和金融主導權的悲慘歷史。西方國家終于可能在滿足中國人奧運夢想之前，率先滿足控股中國銀行，進而控制中國經濟的歷史性夢想。面對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血色碑文，我不禁淚如雨下，中國輸了！1840年以來一代接一代人的流血犧牲、一代又一代人的艱苦奮斗，終究還是沒有跳出西方列強的魔掌，當初夾著尾巴逃跑了的帝國主義，現在夾著皮包又回來了，并且比當初逃跑前回來的更加風光，成為了可以控股中國金融和中國經濟的總老板。　　

從2006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決議，要求中國銀行對美國企業完全開放，到現在中國銀監會發文取消限制，期間僅僅只有6個月時間，有關管理部門貫徹落實美國決議的效率之高，恐怕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獨立主權國家。那次會議，美國國會義工通過了關于兩個國家的決議，一個是伊拉克分治決議，一個是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決議，目前，關于伊拉克決議的落實還沒個影子，關于中國的決議就變成了現實。兩個決議取得的不同結果，證明了美國21世紀外交政策的轉變是卓有成效的：用“美國鸚鵡”代替巡航導彈，更加有利于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此前美國國務卿賴斯就曾聲明，21世紀美國對外政策的重點，要從以軍事打擊和情報滲透為主，轉向以培養對方國家的學術、政治精英（即美國鸚鵡）為主，以此來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打開中國金融市場，就是21世紀美國鸚鵡外交最富成就的卓越勝利。　　

去年9月5日美國國會通過決議，為當年12月份在北京舉行的中美第三次戰略經濟對話定下目標，就是要求中國取消對外資在銀行、保險及證券公司的持股限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通過控股中國銀行來彌補次貸危機的損失。這一點從當時美國銀行（原美洲銀行）首席財務官普萊斯的講話中反映的十分清楚，他告訴人們，2005年6月美國銀行投入中國建設銀行30億美元，短短2年后的今天，美國銀行在中國建設銀行的直接和潛在獲利已達到320億美元，足以抵消該行在次貸危機中損失的近40億美元。普萊斯的講話人讓所有美國人都激動不已，僅僅參股中國銀行2年就有高達10余倍的驚人回報，如果直接控股中國銀行，回報該是何等輝煌，恐怕將會達到百倍千倍！又一個新大陸展現在面前，面對這有史以來的最大金礦，盎格魯·撒克遜人激動得渾身發抖，國會迅速以404票贊成、4票反對的罕見結果通過了要求中國完全開放金融市場的決議。　　

決議通過的當天，美國前商務部長唐納德·埃文斯便率領龐大的華爾街游說團飛抵上海，在上海摸清北京底細并做好周密安排后，　9月9日　奔赴北京。飛機一落地，龐大的華爾街游說團便如同水銀瀉地般四散開來，按照各自專長和人脈關系，分別赴向商務部、銀監會等國務院相關部委，赴向中國人民銀行、工商銀行、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等國有金融機構高層，以及部分最高咨詢機構、研究機構和重點高校，游說中國徹底打開金融國門。華爾街游說團的游說，如同一張無形大網，將各種反對聲音一網打盡，接受了華爾街游說團旨意的大大小小的美國鸚鵡，掀起了比《新大陸交響樂》更加激越的開放中國金融市場大合唱，其中最刺耳的尖嘯恰恰來自于金融界的幾個重量級人物，他們聲稱“世界一體化了，中國早晚都要取消金融管制，不如盡早取消”。這就如同在說“人早晚都要死，不如盡早弄死”一樣地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論調卻成為中國金融開放的主旋律。　　

當12月美國財長鮑爾森率領美國代表團再次飛抵北京，準備舉行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時，中國學術界金融界發出響徹云霄的開放主旋律告訴他，不用再談了，美國的一切要求都能滿足。只是他做夢都沒有想到的意外驚喜是，美國本來通過埃文斯提出的要求是，把外資對中國銀行的控股比例由25%提高到49%，結果卻是中國干脆決定取消全部限制，成為金融領域完全不設防的國家。　　

天朝上邦的寬容大度激發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樂觀性格，美國人一掃前兩次戰略對話的冰冷面孔，第三次中美戰略對話自始至終都洋溢著歡樂的笑容。對話結束后，為防止國內揭露美國鸚鵡的民族主義呼聲改變金融完全開放的決策，美國調動核潛艇、航空母艦支持臺獨搞322公投，同時策劃藏獨勢力發動暴亂，東西兩把匕首插向中國心臟，再內外夾擊，煽動世界輿論抵制奧運會，用奧運會警告中國，必須盡快宣告放棄金融控制權。雖然最終322公投未過半數，藏獨暴亂被迅速制止，抵制奧運會的運動也遭到海外華人反對，但是這連環三劍的奪命殺氣，終于迫使中國金融管理部門立刻發文向世界宣告了中國金融全面開放的決定，災難就這樣降臨了。　　

首先，銀行由外資控股，意味著中國將徹底喪失國家經濟主權，變成完全的殖民經濟。如果把現代國家看作是一個大股份公司，銀行就是公司董事會，控股股東就是董事長，是國家經濟的真正主宰和社會政治的最終決策者、管理者。其他所有人，無論處于什么位置，擁有什么身份，實際上都處于仆從地位。國家國家，誰在經濟上當家，國就屬于誰家，誰就真正擁有國家。我國全部銀行資產約50萬億人民幣，按照巴塞爾協議8%的資本充足率規定，占有這50萬億銀行資產需要4萬億資本，按照我國銀行資本充足率不過5%計算，實際上只需要2.5萬億資本，根據中國銀監會關于持股比例達到25%即屬于控股的規定，控股2.5萬億資本只需要6千多億人民幣，相當于9百多億美元，就可以控股整個中國銀行資產，進而控制整個中國經濟。而目前美國銀行（原美洲銀行）、花旗銀行等銀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資本都超過9百億美元，從邏輯上來說，它們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個中國銀行業，進而控制整個中國經濟。　　

控股銀行實際上就是控制了整個國家經濟，絕非危言聳聽。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虛擬化的現代金融條件下，銀行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銀行，而成為橫跨銀行、證券、保險三大領域，以衍生品的創設和交易為主業，觸角伸向所有產業，網點遍布世界各地的現代金融巨無霸，無論它們的名稱是叫銀行，叫證券公司，還是叫其它什么，其名稱所代表的傳統業務都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其新的主要業務，就是通過各種金融創新，不斷整合各種經濟資源，從對社會財富的重新定價和再分配中獲取收益。也就是說，我們社會中所有公司和個人的財富都集中到銀行，這些財富最終代表多少價值以及這些財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銀行決定，即便是全部財富都流向美國，政府也無能為力，不僅無能為力，甚至事先還可能不知道。這就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在財富分配上的根本區別，虛擬經濟中的財富形式虛擬化了，財富流動不再和實物相聯系，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虛擬財富形式，會將一個國家財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覺，從而使金融戰取代傳統戰爭，成為國家之間掠奪財富的主要手段。并且這種掠奪的最大特點，就是不會引起被掠奪國家國民的強烈反抗，往往是幾個人喝著咖啡一商量，一個國家的財富就轉移到了另外一個國家。如果說實體經濟條件下的財富掠奪如同入室搶劫，所得有限卻會引起家人殊死反抗，那么虛擬經濟條件下的財富掠奪就如同背后賣掉整個住房，洗劫一空卻不覺心疼。當初八國聯軍幾十年從中國搶劫了13億銀元，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過銀行股賤賣，外資一年就從中國掠走上萬億元，國人卻沒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虛擬財富的流動大家都感覺不到，如果這上萬億財富如同當年日本鬼子那樣直接拉走實物，抗日義勇軍肯定會再次波及全國。　　

可見，世界一體化和經濟虛擬化過程中的金融戰爭，實際上是新一輪殖民主義——經濟殖民主義浪潮的興起，對發展中國家銀行的控股，屬于一種新的殖民地形式。歷史上的殖民地有兩種形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用軍事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的是殖民地，如當初的印度；用各種不平等條約控制的是半殖民地，如當初的中國。上述兩種形式都是公開的殖民地，會引起當地人民的強烈反抗和斗爭。目前，隨著虛擬經濟的發展，出現了第三種隱蔽型的殖民地形式，就是通過控股對方的銀行掌握其全部社會財富，把對方國家全部國民都變成財富的名義占有者。這些財富流向哪里價值幾何，都有各種各樣的金融指數來決定，而這些金融指數的漲跌變化，完全由這些控股銀行和當地政府官員決定。所在國的全部企業和老百姓只剩下一個義務，就是拼命掙錢，然后通過銀行、股票、債券、房產等把錢交給控股銀行，控股銀行再把這些錢同樣以各種投資的方式送回本國，形成本國財富，提高本國老百姓生活水平。由此形成的所在國企業和老百姓的財富損失，只是表現為金融指數下跌，正常投資損失而已。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爆發信用危機，而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股市卻暴跌45%的原因。美國吃飯，中國買單；對岸房屋著火，結果卻是我們家被燒焦，這就是虛擬經濟條件下新的經濟殖民地特點。就目前中國人來講，悲劇還不僅僅是為美國買單，更大的悲劇在于美國高消費和中國低收入之間的嚴重失衡，美國人點菜很多，中國人票子有限，被迫只好掏光腰包后再預支子孫后代的資源，結果是中國人子孫尚未出世，就已經欠下了巨額債務，這個債務就是未來巨大的環保投入。　　

其次，現代銀行的信息中心和資訊中心地位，將使國家喪失政治主權和安全保障。現代銀行不僅壟斷了社會所有經濟資源，同時還壟斷著社會各類信息資源——社會政治，軍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單位和個人的全部資訊，大到國家軍隊調動，小到期貨交易建倉，都會因為資金流動而處在銀行監控之下。特別是隨著現代信用體系的發展，社會所有成員的資料越來越集中到銀行，銀行正在成為整個社會的檔案館和資料庫。銀行被外國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會成員都置于了外國機構的掌控之中，所有社會活動都在外國機構的監視之下，甚至連最后按動核按鈕的費用都要經過外資機構，還有什么國家安全可言？這等于是把整個國家置于了完全不設防的裸露狀態，與被捆綁在屠宰架上待宰的生豬完全一樣。別的暫且不說，單就控制中國各級腐敗官員來講，其可怕后果就不堪設想，收受賄賂的腐敗款項大多都要經過銀行，成為外資敲詐控制腐敗官員的把柄，進而形成腐敗逐波擴大的惡性循環：外資控制的腐敗官員越多，廉價獲得的中國資產就越多；廉價獲得的中國資產越多，又會控制更多的腐敗官員；最終把中國各級腐敗官員變成西方國家控制并為西方國家服務的“海外公務員”，如同八年抗戰時期的偽滿官員一樣。目前中國金融國門被徹底打開，很難說與此前已經被外資控股的許多大型國有銀行無關，而有的國有銀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價賣給外資，不可思議地主動放棄上市后的巨大差價收益，就是為了掩蓋內幕重重的嚴重腐敗，隨著國有銀行變成外資銀行，所有腐敗行為都關在了中國人的視野之外。可見，對于現代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來講，拱手讓出國家金融控制權，甚至比拱手讓出國防更加危險；拱手讓出國防，強盜或許還會給順民留下點兒財產；而拱手讓出金融，則會被控股方剝奪的干干凈凈。　　

世界上對此最為清醒的國家，就是金融市場最為發達的美國，所以美國也是世界上金融壁壘最為強大的國家。早在金融證券業剛剛開始成為龐大的新興產業的九十年代初期，美國就通過專門立法，對外資銀行進入美國設置了強大的金融壁壘，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墻。主要包括：禁止外國銀行在境內吸收美國居民存款，禁止外國銀行加入美國聯邦存款保險系統；不支持外國銀行收購、兼并或控股美國銀行等。通過該項法案，美國拒絕外資銀行進入美國市場，即便個別被認為安全的銀行獲準進入，也不允許插手銀行核心業務，更不允許從當地取得資金供應。通過這種種法律限制，美國成功地把外資銀行排斥在銀行業的主流業務之外，完全剝奪了外資銀行與本國銀行開展平等競爭的條件，最終使外資銀行要么就是根本進不去，要么就是即便進去也活不下去，從而保證了美國金融霸主地位的鞏固和發展。　　

中美之間完全相反的金融開放政策就是典型例證：美國自1991年通過專門法案，到　2007年11月8日　招商銀行獲準在美國紐約設立分行，整整用了16年，這16年中，中資銀行無一家能夠進入美國市場；而與此同時，有20多個國家近80家外資銀行在我國30多個城市建立了數百家分行和法人機構，參股控股中國銀行的外資金融機構30多家，同時還有約150家外資證券、基金等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在上述所有這些金融機構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未來的歷史學家將無法解釋這一奇特的現象：美國是世界上金融最強大的國家，美國股市的市值就超過全世界股市總和，所有的金融規則都由美國制定，所有的金融創新都來自美國，可美國金融市場卻是壁壘森嚴，外人免進；而中國是金融市場最脆弱的國家，卻是國門大開、放棄控制。如果說美國如同金融市場上強大的虎狼，那么目前中國只能算作軟弱的豬羊，現在連強大的虎狼都小心設防、洞門禁閉，而軟弱的豬羊則柵欄大開、全不設防，甚至允許虎狼前來放牧。倘若中美關系按照這個邏輯就此演變下去，中國百姓前途危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立法阻擋外資銀行這第一道金融防火墻之外，美國另外還有兩道金融防火墻，就是愛國的金融監管集團和共同訴訟制度。即便有一天美國取消了對外資銀行進入的限制，由愛國的金融監管集團構成的第二道行政防火墻，仍然讓外資銀行難以在美國獲得平等競爭的條件。美國管理集團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極其敏銳的政治嗅覺，使得任何金融機構都很難在美國興風作浪，中投公司投資美國黑石基金便是絕好例證，中投公司拿出30億美元，購買了美國黑石基金“三無股票”（無投票權，無知情權，四年內無退出權），這類投資完全是白送，可就是這種白送行為，也引起了美國管理集團的高度警覺，盎格魯·撒克遜人市場交換的直線思維方式，使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國人為什么要白送30億美元，于是便有了國會議員咨詢，美國證監會調查等一系列事件，最終被美國輿論暴出，我們國人才知道又有數百億人民幣泡湯了。如果是簡單泡湯中國人還好受些，最讓中國人吐血的是，美國黑石基金拿著我們的錢跑到中國來又買走了我們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中國對外開放到這個份上，恐怕連李鴻章地下有知都會哭笑不得。　　

美國用民主自由人權等武器打掉了別人的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可是美國自己的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大火卻越燒越旺，美國總統布什把中國文革時期的“天天讀”原封不動地搬到了白宮，率領白宮一班人每天下午學習圣經，斗私批修到激動處，經常是淚流滿面。中美在愛國主義理想主義方面的此消彼長，讓人想起了《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孫富和李甲，商人孫富想占有書生李甲的愛人杜十娘，便在李甲面前把擁有杜十娘妖魔化為滔天大罪，結果是李甲主動把愛人杜十娘讓給了孫富，杜十娘悲憤之極，跳江自殺。美國成功地扮演了20世紀末的孫富，誘導中國放棄了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中國則不幸成為了窮秀才李甲，在丟掉愛人丟掉天良的同時，也丟掉了足可養育子孫三代的萬貫家財。美國高度的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使外資很難通過賄賂美國官員來廉價收購美國資產。即便是你能夠突破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行政防火墻，美國的共同訴訟制度還會形成第三道也是最牢固的防火墻。共同訴訟制度最關鍵的作用，就是能夠把全體美國民眾都調動起來，有效制止權力和資本的胡作非為。這套制度的精髓完全來自于中國的文革，所以我不妨把它稱之為大眾政治制度。可以說，如果純粹站在本國國民角度來評價，歷史上最能有效保護本國利益的政府，就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和現在的美國政府。美國從中國吸收的大眾政治制度，決定了你即便能夠突破美國的司法壁壘，也能夠突破美國的行政壁壘，還能夠突破美國的資本壁壘，最終也無法突破美國的大眾壁壘。反映美國大眾利益訴求的共同訴訟制度，足以消滅任何敢在美國興風作浪的資本勢力。　　

雖然許多國家沒有像美國那樣用三道防火墻將外資銀行拒于國門之外，但是都以不同形式設置了大眾監管制度，并且形成了世界監管的大趨勢：監管監管者。就是說，大眾監管的目標不是金融市場，而是監管者本身，監管整個金融管理集團。如同上述那樣，現代國家財富的分配、流向和多少，完全取決于極少數監管者的決定，他們一個決定，就可以將成千上萬億財富或者灰飛煙滅，或者轉移國外，把本國人民一年甚至數年創造的財富全部變成他國的國民收入。特別是在期貨期權等衍生品市場上，所有能夠影響股價和金融指數的決策者和信息發布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在瞬間把巨額國民財富裝入自己腰包，并且這種財富掠奪的計算方法不再是傳統的上百萬計，而是動輒數十億上百億乃至上千億。與收受賄賂獲取財富的漫長過程和巨大風險不同，用這種方式獲得上百億財富十分安全快捷，特別是在海外市場對賭中國指數，由于人和交易都在海外，完全沒有任何風險，形成老子在國內砸盤，親屬在海外數錢的局面，股市越是巨幅暴跌，金錢就越是瀑布般傾瀉而下，滾滾流入個人腰包。這就是中國金融管理集團拼命要搞股權分置改革，拼命要創立衍生品市場的原因。在一個“政策市”、“消息市”的市場上搞衍生品交易，等于是直接從老百姓賬戶上劃錢。股權分置改革不過2年，中國股市就出現了身價數百億的個人股東，北京一個出租汽車司機的女兒，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市值去年曾超過560億人民幣。　　

正是現代金融驚人的財富掠奪功能，使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的監管制度都發生了根本改變：不再是監管市場，而是監管人，監管決策者和監管者，監管所有能夠影響股價指數的人。這種監管制度的基本特點，就是國民有權把能夠影響股價和金融指數的人隨時送上法庭，無論你是公司高管，金融官員，還是國家總統。韓國總統李明博在去年已經當選總統后，因涉及“ＢＢＫ股價操縱案”，也要接受司法調查。臺灣陳水扁身為總統，女婿涉嫌股票內線交易立刻就被送上法庭。可以說，除中國之外，全世界任何一個建立了股票和衍生品市場的國家，任何一個取消了金融管制的國家，國民都有權把能夠影響股價和金融指數的人送上法庭。這是保護國民財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義的最后底線。沒有了這條底線，金融市場就只能是對國民財富的公開搶劫；允許外資進入，等于是允許外資對本國國民搶劫；允許外資控股，等于是把全體國民的財富拱手交給了外資支配。　　

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中國具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中國的銀行并不是純粹的市場型公司，同時還具有國家機關的管理職能，并且由于以往銀行代表國家利益，所以我們整個國家管理制度都是建立在保護銀行的前提基礎上，在對儲戶的關系上，賦予了銀行經濟、政治和司法的全面壟斷地位，甚至具有立法權。銀行可以規定儲戶取款，錢少了不管，錢多了問罪；銀行可以根據自己需要，隨時對門前道路實行部分“宵禁”，甚至銀行直接與國家管理功能融為一體，根據自己的利益需求，以國家名義宣布實行負利率。在目前這種銀行兼具國家管理功能的條件下由外資控股，等于是把整個國家機器變成了外資銀行的私人保安（外資銀行大都是私人銀行）。　　

在此，也許有人不禁會產生一個疑問，為什么中國金融集團要把控股權交給外國人？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大酒樓，控股銀行就如同是收銀員，為什么要把酒樓收銀員的肥差讓給外國人？答案很簡單，就是為了使改革不可逆轉。這些年發了大財的人一直在喊改革不可逆轉，但是改革能不能逆轉是由歷史規律決定的，不是人們主觀意志能夠阻擋的，這些人想要做到的，就是即便在改革發生逆轉的情況下，也能保住自己在改革中獲取的巨大利益。要實現這一點，最佳的選擇就是由西方國家控制中國金融。只要金融控制在外國手中，無論改革會不會逆轉，無論中國是再出一個毛澤東，還是出一個普京，或者隨便出一個什么拿破侖、羅斯福等等，都不會使自己已經獲得的財富發生逆轉。投靠洋人最安全，是1840年以來中國富人的基本經驗。許多人總是不理解，為什么同樣是國家的精英集團，西方國家的精英集團都是強烈愛國的民族主義者，唯獨中國的精英集團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者？這是由中國精英集團與西方國家精英集團不同的發展道路決定的：西方國家的精英集團是依靠對外搶劫發展起來的，民族是對外搶劫的組織，國家是對外搶劫的工具，所以十分強烈地愛國家愛民族，面對來自外部的斗爭，國家越強大，他們越安全；中國精英集團是依靠對內搶劫發展起來的，面對來自國內民眾的反抗和斗爭，只有投靠洋人才安全。西方國家精英集團從來不妖魔革命、批判極左，就是因為他們充滿政治自信，不擔心歷史會發生逆轉；中國精英集團之所以天天妖魔革命、批判極左，是因為缺乏政治自信，擔心改革發生逆轉。這種擔心的結果最終必然會轉化為投靠洋人的渴望，中國歷史上漢族精英集團屢次引領外敵入侵國家的根本原因，就在這里。可以說，中華民族歷史上所有民族矛盾，都是內部階級矛盾演變的結果，沒有內部階級矛盾演變成的漢奸勢力，任何外部勢力都不敢覬覦和侵略中華民族。　　

中國精英集團擔心改革發生逆轉的憂慮有多大，從匯豐銀行透露的資料中就可以看出，僅2007年一年，匯豐銀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從中國大陸獲得私人存款227億瑞士法郎，相當于近1600億人民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類似匯豐銀行瑞士分行這樣的銀行有多少？這些銀行從中國大陸一年又能轉移走多少資金？如此驚人的巨額財富長江大河般流向西方，既摧毀了中國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質基礎，又斷絕了精英集團自己的歷史后路，使中國陷入了財富失血的歷史怪圈：向海外轉移的財富越多，就越是充滿歷史恐懼；越是充滿歷史恐懼，就越是瘋狂地向海外轉移更多財富；從而形成一江財富向西流的罕見場景。這種財富轉移使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形成了越來越不對稱的利益競爭，即西方國家用中國人的錢賄賂中國官員，收買中國買辦，培養美國鸚鵡，訓練分裂勢力，制造新型富豪，撕裂中國社會。　　

中國平安老總原來只是一個領導干部的小車司機，公司由國有金融機構變成外資金融機構以后，老總原地未動便成為年薪超過6千萬元的新型富豪（還不包括天文數字的股份），這類不斷被制造出來的新型富豪，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撕裂作用，在向中國所有官員、企業家和學者宣告：只有把你管轄的一切變成西方財產，你個人的經濟價值才能得到最大實現。無論任何人，不管官位有多高，高墻有多深，只要在這條路上邁出第一步，就注定了永遠再難回頭，只能一直走到心靈地獄的最后盡頭。中國的愛國主義就是這樣瓦解的，中國的道德體系就是這樣崩潰的，中國的金融也是這樣陷落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為自己打造天堂的同時，卻在把中國人打入地獄，把中國窮人打入貧困的地獄，把中國富人打入心靈的地獄。我再次想起了上海灘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那塊牌子，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砸碎了的那塊牌子，現在又被中國遍地的西方走狗重新樹立起來，樹立在了每一個西方白種人的心里，無論中國人走到哪里，都能從西方白種人眼里，十分清楚地看到那塊牌子。　　

窗外夜空劃過一道細弱的流星，冰涼的淚水低落在鍵盤上，我不敢想象失去金融控制權的中國會是什么樣——　　

美國，正在把中國逼上鳳凰涅槃的巨變前夜！　　

18　　

　張宏良　教授的《控股中國銀行——劫難第一單》見博后，由于視野廣闊，事實確鑿，數據詳盡，極富邏輯，所展示出來的現實觸目驚心，所推演出來的未來駭人聽聞，可謂有“石破天驚”之效，讓聞者無不失色。一時引起萬人關注，在其博客里扼腕而嘆者絡繹不絕。據稱，此間，有人覺得此文事關重大，不可小覷，還將這篇文章擇要編輯，以內參方式送往了主管高層。　　

金融界聞訊后，開始精心組織力量反駁，先有2008年6月中旬，建行董秘陳彩虹以“公開合資前與外資博弈秘聞”方式，細說“外商增持真相”，后有7月上旬，中國銀行業協會和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通過聯合舉辦“銀行業改革開放熱點問題學術論壇”，組織強大專家陣容，廣邀國內媒體，試圖再次形成強大聲勢，力挺金融改革舉措，以正視聽。　　

陳彩虹在接受華夏時報采訪時所透露的真相是，“建行（曾）試圖（在國內）引進發起人股東，向國家電網、寶鋼、長江電力、中海油、中國人壽等發出過參股要約。后來，中海油、中國人壽出于各種各樣的理由，退出了……入股建行，美國銀行也承擔了相當大的風險。美國銀行入股的消息一宣布，（它的）股價也應聲而落，它能冒險并最終獲利良多，根植于其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對中國銀行業素質的判斷……美銀賺了，但我們的國有股東賺了更多，按照去年年底的算法，美銀每賺1元，我們贏利8元。若無美銀的幫助，雙贏局面不會出現，（因為），如果當時沒有美銀介入，H股能否上市成功，不敢想象”。

建行“公開真相”后，張宏良在其博客上，對建行這一聲稱“不得不透露的真相”進行了一一反駁，并在文章結尾“也透露了一個真相”——此次答記者問的董秘陳彩虹，“曾于2003年12月至2007年7任建行首爾分行總經理。在此期間，他違反規定，向多家韓國企業發放貸款，迄今已造成1900萬美元的損失，超過建行全部海外機構一年盈利總額的半數以上。當有關審計機構前往審計時，他又違反規定，隱瞞不報。在此之后，陳彩虹不但沒被追究，還在2007年8月被任命為建行董秘，位居高管之列”。　　

　2008年7月6日　舉行的“銀行業改革開放熱點問題學術論壇”，更是聲勢浩大，不但來了一干理論界的重量級人物，還由人民網進行了全程直播。直播從上午8點58分正式開始，直到下午4點16分結束，全程有效發言逾5萬字。　　

當天晚上，一位學者將人民網上的直播文字轉發到了我的郵箱，從頭到尾看完后，我也出離憤怒了！忍不住拍案而起！　　

因為，2008年的世界形勢，已大大不同于2005年，如果2005年關于“金融開放”的說辭，還可以被最大寬容地理解為對“發展路徑主張不同”、低價交易“是為改革所支付的一種成本”的話，那么，2007年底就已經初現端倪的次貸危機，已經證實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金融創新和市場自由”的新古典經濟理念，讓此前一些學者所擔憂的發展隱患變成了鐵的事實。在市場自由的環境下支持金融創新，已使金融成為了吞噬實物經濟發展成果的最佳場所，并由此扭曲一個經濟體，乃至世界市場的財富走向和經濟基本面。正如　張宏良　教授的博文所言，自由經濟環境下的金融行業，已經成為整個經濟的紐帶和核心，決定了市場中幾乎所有財富的最終走向。　　

在中國如火如荼進行金融改革的2006年，已有明顯的跡象顯示，全球經濟的龍頭——美國國內的經濟，包括貨幣供應已極不正常，在格林斯潘連續第12次加息后,我在“天涯社區”國際板塊看到一個網友轉發的、　6月16日　英國《金融時報》幾個記者發出的一個聯合報道：“布什本周訪問歐洲前夕，哈里斯(Harris)與《金融時報》合作，在對5000名有代表性的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及西班牙人進行了采樣調查后，公布了結果：36%的被調查者將美國看成是全球穩定的最大威脅”。曾忍不住跟貼感慨人們現在還只看到了它淺層的、人人可見的軍事威脅，卻極少關注它的貨幣體系對全球經濟的威脅。

在我看來，格林斯潘的連續加息，加息加到利息超過經濟增長這種不正常的、理論上“不干活比干活拿得更穩妥也更多”的程度，只能意味著，美國經濟基本面或貨幣供應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而美國的這種不正常，一旦突破了本國資本的承受能力，也必然會通過現存的金融體系（美元貨幣和金融市場）向全球擴散風險和危機。成為“一個更大的、全球無法回避的新威脅”。

在2006年有關世界經濟發展和走向的語境里，這還是一個無法與社會形成對話和交流的觀點——它與主流社會接受和傳播的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和邏輯預設嚴重沖突。當然，也與彼時正如火如荼進行著的“金融開放”舉措沖突。　　

但是，2008年，一切不一樣了，危機爆發了，而且正在擴散，更嚴重的是還沒人能判斷出它的終點究竟是在哪里，基于危機，美國已公開了將“嚴控外商對本國企業的投資比例”這一政策，并開始著手修改有關審查外商投資本國產業方面的法律，世界其他主要國家——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隨后也出現了類似的動向或呼聲，在這種局勢下，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行業領導，或學術研究人員，都應該正視這種變化，并對此作出判斷，并以此為依據思考本國產業政策、對策。　　

但是，這次詭異的研討會的大多數參與者，卻根本無視這種變化，依然在力挺金融業“繼續擴大開放”，尤其是論壇主持人李揚和銀行業協會副主席楊再平，從頭到尾都透著一股讓人看不明白、不正常的亢奮。這種態度，等于他們不但在“熱烈支持”既成事實的銀行業大規模引進海外戰略伙伴之舉，也在支持銀監會已于　6月25日　剛剛結束征求意見的《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而在這一新的行業文件中，有一條突破性規定備受關注和非議，就是規定“海外資本可以控股中國的銀行”。　　

在已經可以清楚看到的危機面前，依然如此狂熱地為既有可能給整個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擴大金融開放”叫好，我實在無法理解楊再平、李揚們語出何意。因為，即使是一個在國內巧取豪奪的既得利益者，也可能在這種事關整個民族前途的大是大非問題面前嘎然而止，起而維護民族利益，中外歷史都不乏這樣的例子。比如，抗日期間，對共產黨恨之入骨的蔣介石，也最終同意了“停止內戰，一直對外”的提議。可是，這些身居要職，對金融改革進程舉足輕重的“學者”，面對火燒得越來越旺的金融危機，依然在使出吃奶的勁把整個民族推向深不可測的金融陷阱。　　

看來，刀，又必須再一次出手了！　　

在出手前，我詳細查閱了一遍一百多年前清朝戰敗后和列強簽訂的、至今依然被所有中國人認為是“一個民族的屈辱”的一系列條約：《南京條約》、《廈門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天津條約》、《中俄密約》等等，再次確認了一個事實——這些條約，都只是割地賠款，開埠貿易，都還沒涉及到允許外國勢力參與可以影響甚至控制本國經濟的金融行業。　　

于是，第二天，我提筆寫了一篇題為“誰給了他們做俯臥撐的勇氣”的文章，放到了我的博客和天涯社區。　　

誰給了他們做俯臥撐的勇氣（有刪節）　　

雖然自2005年以來，國內學術界關于金融改革繼續擴大開放的說辭充滿問責，但金融界開放的步伐并沒有停頓，自深圳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華夏銀行等國內銀行以不同方式大規模引進“戰略合作伙伴”后。　5月27日　，建設銀行突然刊出這樣一則公告：匯金公司將于　6月5日前　將60億股中國建設銀行H股(00939.HK)以2.42港幣/股的超低價賣給美國銀行公司（下稱美國銀行），其時，建設銀行H股收盤價為6.94港幣/股，折價率超過65%！即美國銀行從中金公司購買的建設銀行60億(yi)H股，不到市場價的35%，僅此一筆買賣，匯金公司就給美國銀行讓利270多億港元！此外，該公告還稱，美國銀行還可以在未來以不超過2.78港幣/股的價格，繼續從匯金公司購買195.8億股建設銀行的股份。如果按建設銀行現時H股市價算，美國銀行可以從此項交易中累計獲得超過1000億港元的收益。　　

由于這筆龐大的獲利幾乎沒有任何風險，也看不出中國到底能從中得到什么“戰略利益”，所以剛公開就引致國內輿論一片嘩然，業內人士紛紛表示“看不懂”。有良知的學者或撰文、或開研討會，譴責這一罕見的“賣國行當”，以及即將正式實施的可能讓“外國機構有機會參股中國銀行超過25%”的政策（注：即《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同時，這些學者還以美國 “投資審查委員會”近期成立特別小組、“嚴格審查外國資本參與本國產業經營”為據，呼吁中國應該放棄“擴大開放”這一提法，實行理性的“對等開放”應對國際時局、以保障本民族的根本利益，指出此前中國金融界諸多以“引進戰略合作伙伴”為名進行的資產交易，實際是在“賤賣本國戰略資源”，屬于“賣國交易”。沸沸揚揚中，一份由中央民族大學　張宏良　教授整理的“銀行資產流失清單”被廣為流傳，更是激起了眾怒。（名單略）　　

鑒于民間輿論尤其是網絡輿論一直在對金融改革的做法和提法窮追猛打，　7月6日　，由社科院金融所牽頭，一干在金融界舉足輕重的人物粉墨登場，通過人民網全程直播了一個據說是意在“引導輿論，以正視聽”的“銀行改革開放熱點問題研討會”。　　

參與者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楊、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國剛、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全國人大常委辜勝阻、清華大學經　管學院　教授宋逢明、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建設銀行研究部總經理郭世坤、中國銀行副行長朱民、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長詹向陽、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中央財經大學校長助理史建平、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杰、中國金融出版社總編魏革軍、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等學者、官員和一批媒體人士。
在輿論的風頭浪尖，針對國內一片質疑，就“引進戰略合作伙伴”事宜搞個新聞發布會來做些解釋說明工作，本來完全有必要也值得尊重，但偏偏這個自稱要對此舉“給出解釋和說明”的會并非什么“新聞發布會”，而是一個“學術研討會”，這就讓這個會看上實在有些詭異——這到底是一個研討會還是一個說明會？從會議人員構成和整個發言看，這個被精心運作和包裝的會議，堪稱“拉虎皮做大旗”的典范：明明是一個“學術研討”卻叫囂著要“以正視聽”，明明是一個“民間類別的會”卻一再強調自己的“權威角色”，明明有多人當場質疑卻依然大言不慚地把“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和海外上市是（銀行業）成功的一個契機”當作本次會議一致性取得的結論，明明如美國一樣的自由經濟體，都已在目前的局勢下成立了投資審查委員會專門小組嚴格限制外國投資，以保證本經濟安全，他們卻依然向公眾端出“引進來是為了走出去”這一道原因與結果并無多大實質關系的菜，如此狂妄、荒唐、魯莽！李楊意欲何為？王國剛意欲何為？楊再平意欲何為？身為全國人大常委的辜勝阻意欲何為？尤其是辜勝阻先生，到底是代表自己還是代表所在的工作單位來參會的？如果是代表自己工作單位來參會的，那么辜勝阻先生發言表達的意見是經過哪一級會議討論通過的？在主題如此重大、矛盾如此交錯的公開研討會上，身為人大常委這樣敏感的身份，這是個不該被遮遮掩掩而應首先得以明確的問題。　　

為什么銀行業必須引進戰略合作伙伴？按照研討會上楊再平的說法，是因為“中國銀行業已悄然成為中國經濟埋下的定時炸彈，很不穩定、很不安全”，他用97年《新聞周刊》的一個報道來證明這個的觀點——據97年《新聞周刊》報道稱：當時中國銀行的“壞帳是20%” ，按照當時的資本金，“中國的銀行業，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應該已經死了三次，就是已經破產三次了。此外，一本早被海內外學者廣泛斥為具有反華性質的書——《中國即將崩潰》里面闡述的“中國銀行是中國即將崩潰的因素”，也是他主張的“銀行業需要引進戰略合作伙伴”的一大依據。　　

楊再平在這里的邏輯很簡單也很明白：中國銀行業已經是一個定時炸彈了，只有請來外國人才能排除這個定時炸彈，或者，按照經濟學術語是：尋找國外戰略合作伙伴是最優選擇。　　

那么我們不妨來對這一說法進行進一步分解——在楊再平們眼里，外國戰略合作伙伴起到的是什么作用？主要起到兩方面作用：一是帶來行業管理的經驗，二是帶來資金。
不可否認，中國的銀行業確實急需引進成套的管理經驗，進行脫胎換骨的結構治理，甚至也急需新的資本進入分攤風險，但是，行業管理經驗是否一定需要通過參股的方式才能獲得？在中國開始金融改革的時候，中國是否是一個資金短缺的國家？這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任何行業的管理經驗，都能夠、也必須通過學習和引進人才來獲取，而并不需要額外支付“參股”、尤其是“低價參股”這個怎么看怎么莫名其妙的代價。就像一些學者所說，其實不用看外國的銀行，中國自己的銀行中就有這樣榜樣，比如招商銀行。它并沒有通過已低價尋求戰略合作伙伴的方式，來獲得所謂的行業管理經驗，但卻經營得很好，而且已經成功在美國開設了分行。　　

此外，自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明顯出現流動性過剩，我記得2004年現任建行行長郭樹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還專門提到過這個流動性過剩，說“大約有2.6萬億人民幣”。而且，國內認購建行股票的時候，這個流動性過剩也得到了很好的顯示，當時，認購建行股票的資金超過2萬億。這種情況下，將國內的這個流動性過剩導入銀行業，不但可以一定程度抑制流動性過剩在國內經濟領域興風作浪，而且也能使國內剩余資本獲得良好的投資渠道和收益——既解決了銀行業的資金短缺，也能“肥水不流外人田”，還能良化我們的經濟基本面。而從國外引資，則不但讓國內資本損失了這一優質投資渠道，而且將進一步加劇國內貨幣市場的流動性過剩。　　

對大眾而言，楊再平們在“研討過程”一再提及的理由中，最具有威懾力的武器是“金融引進外國戰略合作者的改革”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中國銀行業的背水一戰”。　　

這句話的重點是前半句，言外之意，誰敢反對就是在反對黨中央、國務院，這個謊就撒得實在太大了——我怎么記得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領導的政治局近幾個月來一再強調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我怎么覺得這個主張才真正符合了中華民族眼下的和長遠的利益？這個主張才是洞察了世界最新變化（如美國新近成立“投資審查委員會特別小組”的舉動）、真正在與時俱進，甚至還在含蓄否定大規模“引進國外戰略合作伙伴”這一舉措呢？而且，難道金融界最近幾年是在月球辦公？沒看見近年來各地政府都在頻頻提倡“自主創新”？自主創新，而不是讓外國人來領導我們創新，也該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的一大原則！　　

楊再平們（主要是清華大學的　宋逢明　教授）對金融行業引進外國戰略合作者的收益核算方式也很讓人意外，在這個環節，銀行被視作為了一個獨立的、和其他一般商業機構性質無差別的純經營實體，楊再平們熱衷的是計算這一舉措所帶來的某一時刻銀行資產數量的增減，而一個銀行，尤其是全國性大銀行的網絡價值、認知度價值等無形資產，銀行業與一個經濟體的關系，銀行業在一個經濟體所存在的戰略意義、戰略價值和宏觀調控功能，則統統消失了，根本沒在他們的這一比較中以量化的方式出現，這種眼界和認識角度也意味著，楊再平們其實并不了解金融的本質，所以并不適合從事金融研究和管理工作，甚至也不適合從事重大產業研究——按照他們的這個價值判斷框架，他們甚至不可能理解為什么不久前在爭奪美國第九大石油公司優尼科的時候，中海油每股出價67美元﹐卻爭不過每股出價63美元的美國公司雪佛龍——從單純的貨幣收益計算，優尼科此舉可少賺了10多億美元！　　

楊再平們的價值觀可能更合乎會計學的統計方式，而缺失戰略價值和戰略制衡觀念，但是，在一個經濟體中，金融業更大程度在扮演的，正是后一種角色，這個角色讓金融業在某些時刻、某些環境里，必須作出犧牲自身利益換取整個經濟體良性發展的決策。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尤其需要這樣的功能來實現某些宏觀調控。　　

所幸，這個研討會也并非一邊倒，在楊再平發完言后，中國銀行副行長朱民就用近年來國內銀行翔實的盈利數據，以及通過闡述銀行之于一個經濟體安全的關系，不動聲色地反擊了楊再平慷慨激昂的胡說。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焦瑾璞、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也通過闡述韓國、俄羅斯的金融改革得失，強調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金融隱患具有長期潛伏，突然爆發的特征——這種特征使金融業收益的計算方式不完全適合以傳統的會計學統計數據來獲取結論。　　

簡單而言，中國金融業需要繼續改革，以符合經濟建設的需要，但這個改革路徑不應被僅僅定向為一定要“引進國外戰略合作者”，而應滿足國家經濟安全需求，符合“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主創新”原則。中國絕對不能容忍在沒有被誰擊敗的情況下，接受比一個戰敗國更為屈辱的金融開放政策取向！！！如果金融界依然有人一意孤行地覺得“銀行業已是一個定時炸彈，必須讓外國人進來排雷才安全”，那么，這些人是否可以慎重考慮一下下臺讓賢？　　

一個叫蘇文洋的學者，隨后也在《北京晚報》上撰文，感嘆一些研討會學者在“研討過程”透露出來的某些非常人能解的價值取向，　張宏良　教授處理完山東老家的事，趕回北京后，更針對這個研討會撰寫了一篇長達兩萬多字的文章。憤怒地指出在這個研討會上，一些你學者的言辭已經超越道德底線，“所謂‘殺人可恕，情理難容’，‘士可殺而不可辱’，講的就是生命和尊嚴的道理。你可以剝奪他人的生命，卻不可以侮辱他人的尊嚴……即便是惡貫滿盈的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也沒有突破這個道德底線，不僅對本國人民沒有，甚至對侵占國家的人民也沒有，日本只是否認南京大屠殺，而沒有歌頌南京大屠殺，更沒有組織專家學者討伐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這就是底線，這就是連法西斯野獸都沒有突破的底線。可是在今天，中國金融買辦雇傭的所謂專家學者卻突破了這個底線，居然眾口一詞地討伐起了賤賣銀行股最大的受害者——中國老百姓，大罵中國老百姓是沒有理性的情緒發泄”。　　

并進一步認為，“美國鸚鵡已經控制了國內一些重大決策的信息源……3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幾乎所有重大決策失誤，都與這種‘決策信息定向化’有很大關系……目前的決策信息定向化（更）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并給中國導致了驚人的財富損失”。　　

　張宏良　教授覺得，這些學者之所以敢于放膽狂言，在于當下中國的司法制度，對“話語責任”缺乏制約，“中國人民應該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在決策信息化的時代，通過精心編造決策信息把一個國家推向毀滅，究竟屬于刑事犯罪還是屬于言論自由？為什么編造損害某個人、某個單位利益的有害信息屬于犯罪，而編造損害國家損害人民甚至把整個民族推向毀滅的有害信息就屬于言論自由？是誰設計的又是為什么設計的這套司法制度？為什么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勾結外部勢力損害國家利益都屬于犯罪，唯獨在中國屬于言論自由？形成這套世界獨一無二法律體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這究竟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權貴司法制度的歷史延續，還是中國精英集團人為設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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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金融擴大開放過程中，銀監會的態度最為值得咀嚼和深思。　　

銀監會，是“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簡稱，從“　2003年4月28日　”起根據授權，統一監督管理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以及其它存款類金融機構，維護銀行業的合法、穩健運行。主要職能是“負責制定有關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的規章制度和辦法；審批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分支機構的設立、變更、終止及其業務范圍……負責國有重點銀行業金融機構監事會的日常管理工作；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它事項”。　　

曾于1984年至1987年在中國銀行倫敦分行任職，并于此期間從英國倫敦城市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劉明康。在銀監會成立后，就任主席一職，從此成為中國銀行業中，與央行行長影響力并駕齊驅的重要人物。　　

正如2004年《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在回顧新橋入主深發展一事時所說，“銀監會一直在努力為外資的進入鋪墊平臺”，這種“意圖”和“努力”，一直持續至今。　　

2005年，在外商不滿足此前“單一外資股東在中資銀行持股比例不得超過20%，同一家中資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總和不得超過25%”的行規時，銀監會迅速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工作小組，“重新評估”現行外資持股中資銀行上限政策，　　

　12月5日　，劉明康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重新評估”后結出的一個“果”——“25%并非外資股東入股中資銀行的比例上限……25%的規定只針對非上市銀行，上市銀行不受此限制”。　　

2006年1月，銀監會發出當年的第2號令，規定新建股份制銀行必須有外資參股。導致2006年金融資產大量流向外資懷抱，一年之后，由于非議眾多，“第2號令”才被取消，但已經造成了史無前例的金融股權外流。但是，美國人不干了——松開的口子怎么能隨便就填上呢？于是，美國國會隨后專門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中國銀行對美開放。　　

　2008年3月27日　，銀監會在官方網站發布征求《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意見的公告，向社會各界公開征求意見。該意見稿第二章第十條規定，凡符合“公司治理良好，內部控制健全有效；具有先進的金融行業管理經驗和技術手段；最近3年內未發生重大案件和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財務穩健，資信良好，最近3個會計年度連續盈利；用于取得控制權的資金為自有資金且來源真實合法”等10個條件的境外金融機構，可以取得境內中資銀行的控制權。　　

　2008年4月12日　，在博鰲亞洲論壇“金融改革與創新：風險與機遇”分論壇上，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金融自由化是我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的最終目標，這一方向不會因為目前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而發生調整。“沒有什么會改變我們改革開放的道路”。而他從美國次貸危機吸取的教訓之一，則是認識到諸如“銀監會”這樣的監管和監控部門“非常重要”。但是，監管機構必須要“站在市場的身邊”，隨時做好準備。一旦市場主體不愿意或者無能力來解決問題的話，監管機構必須采取措施，來保護存款人和投資者的利益。　　

這段看起來前后矛盾的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劉明康所謂的“金融自由”，還不僅僅是西方自由資本條件下的金融自由，而是有莊家托盤的“金融自由”。西方的金融自由，風險由資本和市場自我承擔，這是“金融自由”取得“入市資格”的一個理論假設，就是認為市場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完成自我實現自我調節，并最終形成最優的機制選擇和成本供應，簡單說，最優的博弈結果。這就是美國在次貸危機發生后，會圍繞“救市”還是“不救市”爆發舉世矚目的爭論，并在最終決定“救市”后引起了巨大的輿論反響的原因，因為，正如后來一些國際評論所說，美國此舉，意味著它在意識形態上，一定程度地接受了它此前一直在努力排斥甚至一直在努力妖魔化的“社會主義”理念。　2008年12月5日　，來自印度《經濟時報》的一則消息也證實了美國社會的這一變化，該報在當天報道中援引韋氏詞典主編索科夫斯基的話稱，從今年9月美國華爾街危機惡化以來，對“socialism”（社會主義）這個詞匯的搜索就開始上升，目前成為韋氏在線詞典查閱人次排第三的單詞，排在第一位的則是“bailout”（原意“救助”，在經濟學術語上譯為“救市”），而在此之前，“socialism”在美國是個讓人忌諱的字眼。　　

這確實不是一件小事，熟悉有關資本主義經典著作的人可能都熟悉，“資本主義”的價值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就是建立在“資本自由”和“市場自由”的基礎之上，認為給予市場和資本以“自由權利”、并以此為基礎形成相應的社會機制是最合理、也最合乎人性的一種社會形式。但是，在自由帶來的危機面前，“救市”舉動實際就意味著，“自由的資本”和“自由的市場”，并不具有它取得自身合法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救贖”能力，而可能給整個社會帶來災難。　　

而那些試圖揭開這個邏輯悖論并找到徹底解決危機辦法的人，則不得不與一個人迎面相遇，這個人，就是洞悉了資本權利和秘密的馬克思。　　

所以，西方輿論對美國悍然決定“救市”后“一片驚呼”，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救市就意味著否定了資本和市場取得“自由”的前提假設，而如果要保持這種否定的邏輯一致性，就得在未來政府的政策中限制“市場”和“資本”的自由——這種舉措，最終可能讓所在社會具有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色彩。　　

劉明康看起來前后矛盾的說法，是用很簡單，也確實“矛盾”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對社會價值而言帶有本質選擇的問題。　　

他的這段話“翻譯”出來是這樣：給予市場以最充分的開放度，讓資本實現自由博弈，而自由博弈的資本在出現了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的時候怎么辦？沒事，這時就該政府出手相救了。并把它理解為是“社會的職責，監管機構的職責”。　　

在這個推斷里，從邏輯上而言，不但政府淪為了維護資本利用市場對整個社會進行財富掠奪的保障性工具。而且社會也有扮演好“資本逐利場所”的“責任”。　　

反倒是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學者，對“金融自由”有了足夠的警覺，也感覺到了這個市場模型中存在著讓人困窘的邏輯矛盾。　　

在同一個會上，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馬斯金的發言，對劉明康的觀點而言有著絕對的諷刺意味，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二人的發言簡直具有針鋒相對的味道，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發言中，并不諱言“金融自由”的假設與“政府救市”之間，存在著機制上的尷尬甚至道德上的矛盾，他認為，如果銀行知道政府可以出手兜底的話，他們就可能在改善業績方面沒有積極性，這與它取得自由的假設形成悖論，此外，政府兜底的舉措，還牽扯到所謂“道德問題”這樣的傳統理論。以及軟預算因素所預設的一些問題。這就意味著，政府在下保證時，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問題，比如機制上的設計問題。

“他們就可能在改善業績方面沒有積極性”，這個溫文爾雅的說法背后實際包含了所有經營角度的“負面可能”，比如決策隨意、濫用人力、開支無度、為謀求私利而進行關聯交易、非法交易等等，而“極度自由”的規則設計，則為上述行為提供了安全的機制保障。

參與這一會議報道的所有記者，都沒有對這個細節進行深入解讀，實際上，這二人的發言，完全有著時代層面的象征意味——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頂尖學者，開始謹慎懷疑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和所內含的道德悖論，而來自社會主義社會的官員，卻在以勢不可擋的決心堅持“自由的資本主義市場價值”。

劉明康的這段發言，也讓我明白了為什么銀監會自成立以來，會堅定不移地與資本、乃至國外資本站在一起的立場——這與他所信奉的價值有邏輯上的一致性。

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劉明康那番話中所依據的價值，讓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另一段話，這段話來自秘魯學者赫爾南多·德·索托《資本的秘密》一書，在中國學術界有著相當高的引用率，實際上，它也精確概括了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所持的觀點——

繁榮的要領，在于洞悉資本的秘密，建立使資產轉化為資本的所有權機制。這不僅僅是一個為資產頒發所有權憑證和記錄、繪制資產情況的系統。它首先是一個法治框架，一個思維工具。　　

把這段學術味道很濃的話“翻譯”成日常用語就是：一個社會想要繁榮，實現物質的極大豐富，就需要資本更多地參與到社會生活中，而為了便于資本參與，就得在社會建立資本進入機制，并通過一系列制度，規則，規章，法律保障資本的權利和活動空間，最好讓社會的一切資源都可以暢通流向資本，變成資本的另外一種存在形式，并在社會中塑造出與之相適應的價值觀、人生觀。　　

我估計大部分中國人現在已經對這段話的精要達到了耳熟能詳的程度，因為它就是最近幾十年來主流經濟學家所致力推銷的“市場經濟”所依托的價值，也是主流經濟學家否定國企具有經濟學層面的意義、認為政府有責任全面退出經濟領域的理由。有證據顯示，這種推銷已經在中國取得了難以想象的成功——據　2006年8月20日　《參考消息》報道：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就“自由市場經濟”對20個國家進行了民意調查，結果，中國有74%的人認為“市場經濟是最好的體制”，超過美國（71%）排名第一。由此，調查主辦方得出了“中國已成為資本主義最大的支持者”這一結論。　　

這也是銀監會一直以來態度強硬地否定外界對金融改革的指控的原因。在劉明康　4月12日　在博鰲論壇侃侃而談的同一天，他的副手之一的銀監會副主席蔣定之在青島舉辦的“第四屆中國金融改革高層論壇”上，對近年屢遭非議的“金融改革”作出了這樣的一貫性評價，“整個銀行業改革發展歷程，雖然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是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歷史性的”。并從“管理理念、整體實力、國際化程度、運行機制”等四個方面論證了他的這一結論。　　

四個理由中，“整體實力得到提升”是銀監會最能拿得出手、也常在不同場合津津樂道的理由，其他三個方面的功勞，也從這個理由中得到了堅實的支撐。　　

在這個環節，我們確實遇到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價值判斷取舍問題：　　

如果認同“繁榮的要領，在于洞悉資本的秘密，建立使資產轉化為資本的所有權機制”這樣的價值觀，那么銀監會這些年的舉措，除了“股權的外銷價格”這一條尚可爭議外，其余確實并無大錯。從純粹資本的角度來衡量金融改革的結果，銀監會此舉確實增強了銀行的實力、提高了銀行的抗風險能力。　　

而如果對“繁榮的要領，在于洞悉資本的秘密，建立使資產轉化為資本的所有權機制”這套說辭抱以懷疑，問題就更不簡單了——既然如此，我們該如何評價90年代后，以此為價值依據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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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銀監會真的被誤解了？　　

當然不是。事實上，劉明康和蔣定之有關金融改革的說辭，由于“所據之理與最近20多年來主流經濟學家有關社會發展的觀念一致，由此產生的結果卻又讓讓一般人感到了不可思議和難以接受”，實際意味著：從正常的邏輯和科學發展角度判斷，整個社會已經、正在和將要承受的“改革損失”，遠比金融引進戰略伙伴所帶來的結果嚴重得多。　　

從財務角度而言，改制后的國內銀行，在除了高管收益短期內發生了根本變化，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其企業結構、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質也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情況下，統計數據所顯示出來的銀行實力和抗風險能力的明顯增強，不過是“引進戰略合作”和“上市”兩個因素所帶來的一個自然結果。　　

合作者購買股份，增加了購買企業的自有資金，它的一個自然結果就體現為提高了銀行的“核心資本率和資本充足率”。　　

此外，“上市“則意味著所在企業通過金融市場成功銷售了自己的“戰略價值”和“盈利預期”，從而將自自己的凈資產放大了N倍，這也增強企業的實力，并迅速拉高自己的盈利能力。　　

曾在國內鬧得沸沸揚揚、遭到國內左、中、右一致討伐的可口可樂收購匯源一案，更將一干銀行以略高于凈資產的價格引進國際戰略合作伙伴屬于“賤賣國家戰略資源”行為暴露無遺。　　

　2008年9月3日　，可口可樂宣布計劃以24億美元現金收購中國匯源果汁集團有限公司（01886.HK）66%股權，可口可樂公司建議收購要約為每股12.20港元，并等價收購匯源已發行的可換股債券及期權。而在　2008年8月29日　，匯源在香港交易所的收盤價為4.14港元，溢價近3倍。一個企業的“股價”，本來就包含了該企業被資本市場認可的“盈利預期”，遠高于一個企業的凈資產，所以，如果將這一價格再與凈資產進行比較，匯源的溢價更為驚人。

為什么一個縱橫全球的老牌企業，會出如此高的價格收購匯源？

道理很簡單，也幾乎是一個常識，一個企業的價值，尤其是一個在行業中具有戰略意義的企業價值，在正常情況下，它的真實的市場價格至少應該包含如下幾個要素：凈資產＋資產規模＋品牌價值＋網絡價值＋行業價值＋管理團隊＋盈利能力。“股價”雖然已經包含了一個企業被資本市場認可的盈利預期，但往往也并不能將這個企業的真實價值體現充分，這就是可口可樂愿意出如此高的價格購買匯源的原因。

而且，就是這么一樁中國企業身價得以倍增、買賣雙方都很“滿意”的交易，在金融危機引發的對民族利益的關注的氛圍下，幾乎遭致了中國人的一致反對，至今仍沒獲得允許。

從匯源收購事件反觀金融行業所進行的大規模的“戰略合作”交易，則讓人陡生不解——無論從哪個角度，我們都很難想象屬于一個國家的戰略核心產業的股權交易，價碼是如此的低。

建行的交易價格，僅為凈資產的1.2倍左右，而按正常的商業標準衡量，建行僅品牌價值就可能超過其凈資產，更遑論其在國內金融領域的戰略地位，龐大的網絡價值和數十年積淀的客戶價值、人力資源價值了。

與匯源比較，廣發行的交易則顯得更不可思議——長期名列全球銀行業500強的廣發行，賣出的價竟然遠不如區區一個民營飲料企業——花旗只用了約9億美元，就拿下了廣發行36%的股份，并取得了相對控股權，出任廣發行董事長一職。按照這個交易價格，66%的股權市值約16.5億美元，比可口可樂給匯源開出的24億美元少了7.5億美元。

而金融之于一個民族的重要性，戰略性，遠非完全市場化了的低端產業——飲料業所能比擬。

與國內金融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國積極進行金融開放的時候，屬于典型“自由經濟”的美國，卻在加強外資對本國產業投資的控制。如同　張宏良　教授所說，美國的投資制度，形成了對外商有如銅墻鐵壁的三道“防火墻”，即便如此，美國依然在擔憂其的“經濟安全”，并于2008年11月中旬正式對外公布了新的“外商投資修訂案”，雖然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針對這一舉措表示，修正案是在“重申美國長期以來對投資所抱持的開放態度”，但事實上，該修訂案對“純屬投資目的外國人收購一家美國公司的股份超過百分之十”有更嚴格的審查，也就是說，在美國市場，即使外商進行低于百分之十的股權投資，在法律程序上也有對“投資目的”進行“安檢”這道關口。　　

此外，美國還在2000年設立了一個專門的機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來嚴格審查美國市場來自中國方面的投資，自成立以來，該委員會一年一度的國會報告顯示出，它“對中國的發展充滿戒備、敵視、甚至惡意”。這種戒備和敵意，導致2002年香港和記黃埔圖謀收購美國環球電訊股份、2005年中海油圖謀收購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2008年華為公司收購美國網絡技術公司3Com時，都不得不因為被該委員會認為威脅了美國國家安全而最終放棄。　　

也就是說，事實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近年來致力推銷的所謂“市場經濟”，其“自由度”即使和歐美現行市場制度比較，也有很大的跨越——市場已經自由到了“拒絕承認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合法性，否定國企的價值和政府發展甚至調控經濟的功能”這種程度，所以這個理論其實不是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或新古典主義，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西方發達國家依據本國大財團利益提出、自己并未實施而要求第三世界執行、并已在世界范圍衍生出亞洲金融風暴、南美危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　　

畢業于北大的劉振，是國內較早從事新自由主義研究的學者之一，作為國內某著名理論刊物的執行主編，他曾主持翻譯、編輯出版了國內第一本系統分析新自由主義學理矛盾，介紹新自由主義給世界第三世界國家帶來發展陷阱和經濟災難、甚至民族災難的書：《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出于一種理性的警覺，他擔憂深陷新自由主義發展邏輯和價值中的中國，將會在未來某一天為此支付昂貴的代價，這在第三世界已有很多先例，如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東南亞以及解體后的東歐。　　

據稱，幾年前，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大衛·科茲在中國講學期間，曾非常有意與有關主管高層交流自己對中國經濟政策配置中出現的新自由主義苗頭的擔憂，但遭到冷遇，負責接待他的一個部委負責人很簡單地告訴他，“中國沒有新自由主義”，這一事件，被一些學者理解為是“其后一些改革派學者在針對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指責時，敢于理直氣壯地反問‘什么是新自由主義’”的背后原因。　　

2007年國內流行的一本外來暢銷書：《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更從一個一系列不尋常的國際并購事件親歷者的角度，把新自由主義背后的大資本謀略進行了淋漓盡致的展示，這本據稱“出版第一星期就榮登了美國最大書店暢銷書排行榜首位，剛剛出版的頭五個星期就再版了五次，廣受讀者歡迎的程度在美國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暢銷書，講的是一個表面是“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的成功商人的故事，這個“成功商人”的真實身份，是擾亂、掠奪、摧毀他國經濟的“經濟殺手”。

在序言里，作者約翰·帕金斯寫道，“這是一個屬于你和我的共同的世界的故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帝國的故事，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影響，需要我們每一個人關心并努力改變它的進程，才能避免它以危害全人類的悲劇告終”。　　

這本書引起很多中國人的興趣的地方，也許不在于美國是否真的存在著一個驚天陰謀，而是，經濟殺手所使用的那一套游說目標國的價值觀，對國人而言實在是太熟悉了，在中國轉型過程，幾乎都打上了“國際規則、國際慣例、外資進入將對我們快速提升技術融入國際市場帶來幫助”等諸如此類的烙印。　　

《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在中國和美國的待遇也頗引人深思，該書在美國出版后，雖然“出版第一星期就榮登了美國最大書店暢銷書排行榜首位，剛剛出版的頭五個星期就再版了五次”，但卻遭到了由大資本控制的媒體的一致冷遇，該書中譯本序言稱，“（美國）主流媒體一反喜歡跟蹤炒作熱門話題以擴大影響的常規，對這樣一本受到空前歡迎的暢銷書保持了耐人尋味的沉默”。而中國的一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則干脆斥這本在網上引起了長期熱議的暢銷書為“臆想之作”、“拙劣的陰謀論的排泄物”。　　

《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在中國引起強烈共鳴的原因在于，中國一些改革舉措與“經濟殺手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具有驚人的一致性”，這在金融行業的改革和具體業務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中國金融投資機構在給美國黑石公司投完巨資后，又允許該公司參與對國內行業排行榜上的企業的收購……　　

無論以引進戰略伙伴為主旨的金融改革是出于何種初衷，它之于已因改革而產生了巨大裂痕和諸多社會問題的中國，都還產生了這樣一個客觀結果：讓中國按照“全球化”的邏輯和價值要求，更廣泛地陷入各種國際資本的滲透和控制中，從而將解決中國問題的局勢復雜化，甚至，如同一些愛國學者所擔憂的那樣——最終達到“用經濟手段肢解中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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