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網民很擔心瓊瑤的自殺會引來效仿，我說倒不必擔心，畢竟瓊瑤的讀者已經長大成人，四五十歲的成年人有足夠的理性處理自己的不良情緒，哪怕他們曾經是鐵桿的“瓊瑤迷”。現在的00后孩子，知道瓊瑤的并不多。

　　歷史的腳步確實挺快的，或許整個世界的前進都是一個加速度的狀態。借著瓊瑤自殺的輿論風，我們不妨梳理一下中國文藝是如何躲避崇高的，還有些積極意義。

　　我把金庸、瓊瑤、王朔放在一起聊。

　　瓊瑤在1963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窗外》后一舉成名。此后，她的多部小說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影響力不斷擴大。

　　1986年，瓊瑤成立怡人傳播公司，推出30集電視連續劇《幾度夕陽紅》。這是首部由瓊瑤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在臺灣華視首播之后一炮而紅，從此開啟了瓊瑤的電視劇時代。

　　1990年是瓊瑤劇盛極一時的一年，共有四部瓊瑤劇先后搬上臺灣電視熒屏，分別是《婉君》《啞妻》《三朵花》和《雪珂》。

　　瓊瑤的作品風格獨特，以愛情為主題，情節曲折動人，深受觀眾喜愛。她的小說和影視作品在華語地區廣泛傳播，對流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資歷上講，金庸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有大量武俠小說在香港媒體連載或者出版單行本，80年代起開始進入中國內地。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北京接見金庸，當晚的《新聞聯播》予以報道。這個時間點很重要，金庸小說在內地“開禁”并迅速暢銷就從這一天開始。

　　當時的出版產業還很不發達，文化出版機構延續著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計劃經濟”模式，選題把關極為嚴格。海外出版物的進口門檻極高。最初，金庸小說傳入內地及在內地的流通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70年代開始，有少量武俠小說通過經貿活動從海關口岸帶入的港臺原版書。一些香港商人與內地印刷廠合伙，以非法出版物的方式“盜印”。鄧小平接見金庸之后，國家、省、地、市出版社開始合法印刷，帶來1985年前后武俠小說流行的高峰。

　　王朔算是通俗文藝的后起之秀了。1988年算是王朔現象的元年。這一年，他的四部本來就很火爆的小說《頑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橡皮人》因為被改編成電影，形成疊加效應。王朔也因此一時間登峰造極，1988年被稱為“王朔年”。以影視劇促銷小說的模式一直被沿用至今。熱播劇一出來，總能帶動劇本和改變原版小說的暢銷。

　　王朔的作品風格獨特，具有濃厚的京味文化特色，其語言幽默、詼諧，常常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描寫和對人物形象的刻畫，反映社會現象和人性的復雜性。他的作品在當時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喜愛，對中國當代文學和影視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談到當下中國文藝，“人民藝術家”王蒙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王蒙的《躲避崇高》發表于1993年第1期的《讀書》雜志。

　　在這篇文章中，王蒙梳理了五四以來中國作家的精神特質，尤其是對文學干預生活、憂憤深廣和責任感提出了不同意見。春江水暖鴨先知，作為文化部長的他敏銳地覺察到了上述瓊瑤、金庸、王朔為代表的通俗文藝的復蘇，提出了“躲避崇高”的觀點，認為在一些文學作品中，過于強調崇高和偉大，而忽略了人性的復雜性和生活的多樣性。這一觀點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文學評論家王干通過采訪，寫了《王蒙王朔訪談錄》，對這一文學現象文學觀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二王”成為這個重大文學現象的關鍵名詞。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文壇，“二王”通常指的是王朔和王蒙。王朔抓住機會，乘勝追擊，自己籌拍電影電視劇。他參與創作的《渴望》以及領銜創作的《編輯部的故事》等電視劇上映后均獲得極大成功。1992年華藝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四卷本《王朔文集》，開了當代作家出文集的先例。1993 年，王朔成立了以自己為核心的海馬影視創作中心。有了黨的高級領導、風頭正健的評論家的加持，那些年的王朔可謂“絢爛至極”。

　　至此為止，加上稍后的1993年的《廢都》（賈平凹），1995年的《豐乳肥臀》（莫言），可以說一股史無前例的通俗文藝的浪潮洶涌而至。誕生于“五四”，成長于延安，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快速發展壯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主，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中國文學主流，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戰。

　　時勢造英雄，英雄改變時勢。

　　隨著市場經濟步步為營登堂入室的時代浪潮，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方式方法潛移默化改變了紅色中國的人們。瓊瑤的濫情、金庸的瞎扯、王朔的流痞三大類型迅速合攏，匯聚成滔天巨浪，把上個世紀中國文藝帶進了“俗文學”說了算的時代。“高大上”文藝被嫌棄而一瀉千里，至今未休。具體說來，瓊瑤金庸王朔的俗文學帶來了至少下面一些改變：

　　（一）文化消費方式的轉變。豐富了大眾的文化娛樂生活，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閱讀、觀看影視作品等成為常見的休閑方式。瓊瑤的濫情影視劇和鄧麗君的靡靡之音，讓不斷超越自我的國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感官娛樂。老百姓需要下里巴人的東西。撈錢與這些通俗文藝有著天然的血緣關系。

　　（二）推動文化產業發展。在市場化摧枯拉朽的時代，出版和影視生產是最后的堡壘，但是這些通俗文藝帶來的巨大商業利益，讓所有從業人員既心驚肉跳又蠢蠢欲動。那個時候，一些販賣通俗讀物的商人，都是用麻袋背著鈔票參加訂貨會看貨會的，有的買通了印刷廠看大門的，直接從地下渠道進貨。

　　（三）影響審美觀念。此前的大眾審美是相對單一的，通過這些通俗文藝的攻城略地推波助瀾，大眾的審美標準和審美趣味，更加注重娛樂性、刺激性和新奇感，逐漸從“崇高”“神圣”“正經”下解脫出來。

　　（四）社會觀念的變革。一些通俗文藝作品中所傳達的新觀念、新思想，對傳統的社會觀念產生了沖擊和影響，如對個人情感、個人價值的關注等。

　　（五）影響主流文化。在通俗文藝已經獲得“主流”地位的同時，那些漸趨邊緣化的純文學、嚴肅文學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純文學雜志如果不走迎合市場順應時代，只有關門大吉。

　　（六）活躍在舞臺上的“角色”變了。過去是工人、農民、解放軍的天下，現在是地主富農資本家黑道頭目霸道總裁唱主角。那些史有定論的“反派”也都成為暢銷圖書的主角。

　　當然，依然有一大批作家堅守嚴肅文學寫作，他們苦熬苦受，一部分人永遠消失了，一部分人幸運地等到了新世紀的曙光。

　　民族復興與文化自信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綜合國力的提升給了文化自信以切切實實的可行性。重塑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力，正是在2012年之后，在重溫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2014年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一系列關于文藝的重要政策發布之后，漸次展開，快速成型，形成中國文藝百年輝煌的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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