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人們經常聽到要讓我國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的論調(以下簡稱“退出競爭論”)。唱這種論調者多為學者，但也有少數政府官員。筆者認為，這種論調對我國經濟改革是一種誤導，應引起人們(特別是決策者)的高度警覺和關注。

一、“退出競爭論”者其實是在鼓吹私有化

眾所周知，競爭領域一般是指除自然壟斷領域、國家安全領域和公益性領域以外的市場經濟領域。正因為進入競爭領域的市場主體都以營利為目的，而進入這個領域進行經營，只要決策正確和不發生意外，一般的都能盈利，所以市場主體都爭著進入，從而才存在著競爭，甚至激烈的競爭(含不完全競爭和壟斷競爭)。所以，這個領域既可以叫競爭性領域，也可以叫營利性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除自然壟斷領域、國家安全領域、公益性領域外，其余絕大部分經濟領域均屬競爭領域。

請大家想一想，如果按照“退出競爭論”者的主張辦，凡是完全競爭領域的國企都統統退出來，不完全競爭和壟斷競爭領域的國企也都統統退出來，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舞臺上給國有企業留下的空間，也就只能像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主張的那樣，只能是那些投資大、周期長、風險多、不賺錢，從而私人不愿意干的領域。這樣，我國的國企就必須從冶金工業、機械制造工業、電子工業、輕紡工業、石化工業、建材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商業外貿業、銀行保險業、電信業、旅游業、餐飲賓館業、房地產業、服務行業等一切競爭領域、營利領域統統退出來;我國軍事工業的一條生路——軍轉民，也被堵死了;我國的國企絕大多數都必須易旗改性，或者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語言講就叫作“九死一生”或“必然死亡”。

國企如何退出?這方面不用愁，退出論者已經給國企想好了。這就是：第一，以賣為主。他們認為國有企業的改革說簡單也簡單，“其實就一個字：賣!“主張把“為數不多的非競爭性企業以外的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應賣掉。”第二，靚女先嫁。他們主張賣國企要先挑好的賣，說“嫁女先嫁長得好的，出賣國有企業也應先賣好的。”認為“好企業不能出賣的觀點應該改變。”第三，細分到人。他們認為，中央設計的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條件下的國企改革的思路走不通，國企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實行國有資產個人化”。主張以股權或貨幣形式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分配到個人。第四，鼓動腐敗。他們認為腐敗是“一個帕累托改進”,“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腐敗是“權力和利益轉移和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腐敗能夠瓦解一個舊制度”，腐敗“出一套新體制”;主張將國有資產干脆交給有較大特權的官員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作為放棄特權、搞垮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交換。

大家看，“退出競爭論”者不是在鼓吹私有化又是什么?

二、“退出競爭論”不符合中國國情，同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背

眾所周知，我國已搞了七十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目前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長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形式并存(而不是私有經濟為主體，不是其他分配形式為主體);我國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我國既要允許部分人和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與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又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初次分配既要注重效率也要注重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還要通過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財稅、社會保障等手段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這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在當前，維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這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但是，“退出競爭論”者則是要通過徹底否定國企來否定公有經濟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推行私有經濟主體化和其他分配形式的主體化;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否定社會主義本質，擴大財產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鼓勵兩極分化(比如，某知名人士曾經說：“沒有兩極分化，就沒有效率。”)，反對共同富裕。顯然，這不僅脫離了中國的基本國情，而且也違背了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退出競爭論”違背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規則

四十多年來，我國通過市場取向改革已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經濟，就必然存在著一條市場規則，即公平競爭的規則。這一點中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非常清楚。這也是他們的一個主張。他們不僅主張公平竟爭，而且主張自由競爭。按照市場經濟的自由公平競爭規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應當自由公平進行競爭，長期并存共同發展。從政府來說絕不應支持一方而壓制另一方。既不能壓私企而支持國企，也不能壓國企而支持私企。否則，就是違背市場規則的胡亂干預，就是支持和鼓勵不當競爭，就會造成市場秩序的紊亂，妨礙經濟的健康發展。

但是，“退出競爭論”者在國企問題上卻“忘了”他們的一貫主張。為了給私營經濟的發展騰出空間，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以便讓私營經濟放開手腳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放開手腳賺更多的利潤，而極力主張通過國家干預促使國企退出競爭領域和營利行業，并且把這種退出美其名曰“官不與民爭利”，應“國退民進”、“讓利于民”。很明顯，這是完全違背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規則的。

退出論先生們，你們不是極力主張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預嗎?為什么在國企問題上卻反其道而行之，又極力主張通過國家干預促使國企退出競爭領域、退出營利行業呢?原來，你們所謂的自由只是給予非公市場主體的自由，并不是給予所有市場主體的自由;你們所謂的反對國家干預，只是反對國家對私企不利的干預，而主張對私企有利的干預。原來你們所主張的自由公平競爭，對國企來說，竟是這樣不自由不公平的競爭。

四、“退出競爭論”違背中央政策

在國企改革之初，中央對國有企業的政策是全面的。這就是通過承包、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聯合、兼并、組建企業集團、租賃、引進外資、轉變經營機制、改革管理模式等，把多數國企搞活搞好，對那些資不抵債，實在救活無望者也允許破產、拍賣。國有小企業，也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或個人經營。通過改革使國企的經營形式多樣化，使其與市場經濟緊密結合。中央明確指出：“國有小企業的改革，不能把出售作為主要形式。”但是，“退出競爭論”者則主張以賣為主，以出售代替改革。

中央對國企結構布局調整的方針政策也是全面的，這就是有進有退，合理配置，有所為、有所不為。在國企的數量方面，在國企所占的比例方面雖有所退，但在國企素質提高和控制力方面、資產資本絕對量方面，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方面、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方面等，都要進，都要有所為。絕不是像“退出競爭論”所主張的那樣，僅僅是兩個字——退出!

中央文件說，“在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市場經濟競爭環境中，國有企業有充分的發展空間;市場經濟不是私有制的專利，公有制完全可以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但是，“退出競爭論”者則認為公有制同市場經濟不能兼容，他們主張在市場經濟中給國有企業留下極小的生存空間，堵死國企的發展空間。按照他們的主張，如果國企真正退出競爭領域和營利行業，那國企就只能生存在私人不愿干或無能力干的非營利性、非競爭性行業。這樣，不僅國有經濟的活動地盤將比過去大為縮小，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調控能力將會大大減弱，而且也將從負面大大影響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實現。

中央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方針政策也是很全面的。既強調“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經濟”，又強調“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即“兩個毫不動搖”)。但是，“退出競爭論”者則只強調大力發展非公有經濟，對國有企業則主張通過各種辦法讓其“九死一生”，從而使私有經濟主體化，挑起國民經濟的大梁。(也就是說，“退出競爭論”者反對“兩個毫不動搖”，只堅持“后一個毫不動搖”)

顯然，“退出競爭論”者的主張完全違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

五、“退出競爭論”是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某些理論的翻版

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興盛時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年代，也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到中國大陸考察訪問人數開始逐年增多的年代。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今，西方發達國家在國內主要推崇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但西方統治者對社會主義國家，則積極推銷的卻是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特別積極推銷的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科斯的一些新自由主義理論。因為在他們看來，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私有優越論、產權私有化、市場萬能、有限政府論等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最能瓦解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基礎，削弱社會主義國家的作用，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而凱恩斯主義的加強國家干預、增加公共投資、政府也是市場主體、把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相結合起來的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不僅起不到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削弱社會主義國家的作用，反而可能會加強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基礎，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政權。

我國改革開放后，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紛紛到中國考察訪問，或針對中國經濟改革問題，到處發表文章和演說，積極宣傳他們的主張。例如，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弗里德曼1988年來華訪問，向當時中國政府建議“讓政府掌握的產權自由轉讓”，并說什么“真正的私有制是徹底的公有制”(言下之意就是不要怕私有化)。回國后他作了題為“中國改革向何處去”的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認為在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私有產權，私有產權，第三個還是私有產權”。

還如，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俄羅斯“休克療法”改革方案作者薩克斯到中國訪問，認為中國改革抓產權抓得對，私有產權應占50%以上。他說“為了把國家產權壟斷打破，最好的辦法就是把牌分掉。隨便怎么分都可以，(要)快刀斬亂麻。”2000年薩克斯又與澳籍華人學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楊小凱等聯名發表文章認為，中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績效不如蘇俄，更不如東歐。因為，據他們說蘇東的市場取向改革是“與憲政規則的轉軌相結合的改革”，而中國的市場取向改革是未進行憲政轉軌“條件下的市場取向改革”，是“缺乏憲政秩序條件下的市場取向改革”，是“在共產黨的游戲規則的鳥籠里實現”的改革，就是說中國的市場取向改革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前提下進行的改革。

再如，1988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登姆塞茨針對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市場取向改革，認為由于中蘇都是大國，經濟規模大，加之人們的自利本性，因此，必須實行分權化的市場經濟，必須實現私有化。他說：“一個社會的規模越大，它所依賴的條件就越是有利于私有制。一個規模較大的社會試圖在一個集中的國家控制的基礎上運作的困難會更大。……因此，沒有事實上的朝向私有化的運動，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的分權化。……一個社會的規模變得越大，它就越是會制定一些私有制的安排。”又說“自利必然會約束人們行事，控制的經濟要求分權化，而有效的分權化就要求極大的私有化。”

又如，華盛頓學派經濟學家、英美新自由主義的東方代表張五常教授在鼓吹中國推行私有化方面更為賣力。在中國內地他從南到北，到處發表演講，積極宣傳他的新自由主義主張。他說：“私有產權是真正的市場的先決條件”,“如果你想利用市場價格分配資源，你只能選擇私有產權。”“因此中國現在想要建立市場機制，而不想有私有產權，其本身是矛盾的。”“若要發展經濟，私產制度是我所知的唯一可靠途徑。”“私有產權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稍事推行，就有起死回生之效。”“共產制度在中國也推行了幾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實。”

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還鼓吹市場萬能論，否定政府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更否定政府也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主體。他們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無需中央指導，也無需憲兵強制，只有市場機制的指揮和協調。政府是裁判，不是當事人，更不是家長。“最好的市場是最自由的市場”，是國家作用“減少到最低程度”的市場。“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他們主張政府只宜做人們做不了的事，只宜做私人不愿做的事，其他一切靠市場。

顯然，“退出競爭論”者的主張正是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向社會主義國家積極推銷的部分理論(如國有產權私有化、市場萬能論、政府有限論等)的翻版。他們在中國內地經濟改革舞臺上所唱的調子正是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譜的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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