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昔日“反華媚洋殖殤大本營”南方系媒體矩陣的主力軍，也是近十年來逐步取代南方系而蓬勃發展的上海系媒體矩陣（澎湃、界面、第一財經、東方早報）的幕后推手，二十余年來堪稱劣跡斑斑。
隨便舉幾例：
2012年7月，《東方早報》社長陸炎被免職，副主編孫鑒亦被停職——這個《東方早報》，就是2003年時南方報業開啟北進步伐的產物，于當年度5月28日由南方日報報業集團、文匯新民報業集團和上海民間財團共同出資打造，是南方系將陣地從珠三角轉移至上海灘的頭炮。《東方早報》早期的中高層最初絕大部分都來自南方報業集團，隨后經過改組，南方報業從《東方早報》撤出，但他們沒有止步，而是繼續北上、與光明日報社等合作創辦了《新京報》。在《新京報》，南都老人程益中兼任總編，時任光明日報社直屬報刊社工作部主任的、2019年被逮捕的戴自更，兼任社長。《新京報》的主力也是來自南方報業集團。這個程益中，2003年曾因經濟問題被查處，當時引來包括《亞洲周刊》等大批國內外反華媒體的聲援，向中國有關方面施壓……至2016年12月，上海報業集團決定從2017年1月1日起《東方早報》休刊，《東方早報》原有的新聞報道、輿論引導功能，全部轉移到新媒體運營項目——澎湃新聞；
2014年9月，南方報業旗下《21世紀經濟報道》總編沈顥和總經理陳東陽涉嫌違法被警方帶走，這個陳東陽曾任《南方日報》計財處會計員；
2021年12月，“官二代”藝人杜雪兒因走私毒品被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以走私毒品罪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其母杜明明此前曾任《南方日報》副總編輯，杜明明父親杜導正則為此前被取締的右翼反G雜志《XX春秋》社長。
…………………
想想張雪峰為什么不建議年輕人進入今天的媒體業。
一方面，媒體這個行業殖化傳統源遠流長、媚洋文化尾大不掉、逆向種族主義傾向根深蒂固，可謂“一入殖門深似海”，一旦捧起“新聞專業主義”這泡沾著人血的屎當飯吃，從此人不為人，徒為行尸走獸…
另一方面，媒體業這個領域，裙帶至上、門閥為先、圈子文化盛行、山頭主義彌漫、抱團趨勢顯著。坐擁信息傳播權力，卻不思進取、不事勞動，要么家里蹲搬運，要么公款旅游磨洋工。
這屆巴黎奧運會已經一覽無余，一千個記者問不出十個“人問出的問題”，然而一翻他們的微博，個個咖啡紅酒盧浮宮，鐵塔劇院塞納河……
納稅人養你們去前線是干嘛去的？
面對帝國主義場外壓迫，一不抗議、二不表態、三不斗爭，反而以殖為傲，甘當帝國主義輿論幫兇走狗，明里暗里教化新一代00后運動員緊隨他們那一代「殤人」的價值觀，“切不可開罪洋大人、洋組織、洋媒體”……采訪運動員時的嘴臉要么高高在上的爹味，仿佛“能被我采訪是你的榮幸”；要么莫名其妙的鉆營惡臭八卦，除了戀愛、CP、私生活，就是廢話文學反復說…
侮辱全紅嬋這其實算是個典型事件，其言語之間不過是在暗示：即便是中國體制培養出的最塔尖的皇冠明珠，也不過“瘋瘋癲癲”、“白癡”而已，最終還是得經受西方文明的洗禮——唯有“學點英語”，才能不那么“白癡”……
老實講，這種作態已毫無保留的體現了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的自信、活潑、開朗、大氣，真的是嚴重觸及甚至戕傷了上一輩「殤人」們的心理底線這一事實。
且實質上，自信、活潑、開朗、大氣這些性格特質，其實本就應該是稀松平常的，但由于上一輩的「殤人」們自80年代一路走過，其脾性暗面實在過于陰冷肅殺、自我矮化、以跪為榮、自甘賤民………
因而，只要新一代的國人哪怕稍微自信那么一點點，都會傷害得他們五臟俱焚痛不欲生。
看到全紅嬋、潘展樂們微微“嘚瑟”一點就受不了了？就要覺得“不照顧洋大人感受”了？
縱向比對80年代之后興起的“驚詫友邦論”、“中美夫妻論”、“無限和平論”等，我們可以肉眼可見地析出事實：廟堂鴿派、江湖跪族、溫室萌新，80年代之后這三股勢力長期妖言惑眾，同時擅長祭出戕責國人的三大棒：舊階級斗爭思維、舊冷戰思維、舊民粹主義。
用古詞作，則為“義和團”；
今令，則“戰狼式XX”。
總之，我們不可與海洋文明交惡，非但不可交惡，連融入都融入不得，非屈膝岸邊、叩首迎合不為“開化、開放、開明”……
中國當代以來有這么一群人，他們極力鼓吹“融入西方世界”，跪洋賣國主義是他們的救命稻草——所謂融入世界，這個“世界”在李鴻章們所處的東亞格局里是日本，而在最近三十年的后冷戰格局里則是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
這種人的潛意識里，美西方集團是世界規則的天然制定者和利益的第一受讓人，因而中國要做的就是仆從和服務。
這就是毛主席當年在《論十大關系》中為這部分人描摹的：
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
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文人階層在經過「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爛了，爛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陣地的媒體群。
居廟堂之高的文人階層、處江湖之遠的媒體群魔、馭境外之炮的西方資本，這三股勢力在上世紀80年代后逐漸合流，成為了在輿論場上重新壓迫中國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即一針見血：
容易出現修正主義的，第一個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聞記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學的。都是在意識形態方面。
去年以來，張雪峰對底層學子好心提點卻遭到一群高校叫獸的集體圍攻，恰得應證。
這一階層歷來在社會運行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權傾廟堂。
不過，文人弄權的結果一定是政治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中國歷史上但凡較有作為的時代，無一不是求賢如渴與鄙視文人并存——有商鞅、張良、孔明、劉伯溫，亦有許攸、禰衡和楊修。
社會想要前進則必然開動車輪，而車輪滾滾就必然產生震蕩。那么這種震蕩，一定會在文人階層中進行著嚴格殘酷的遴選與改造。
其興衰勝敗的標準在于：文人們能否在實踐中體現價值、能否對社會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而不是四體不勤、不事勞動、亦或是攀附舊權貴或外族勢力。
一旦與時代、民眾和實踐相脫節，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為時代進步的“犧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的：
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學生。
指責全紅嬋“秀金牌”的“友邦驚詫”論調，其本質是右傾投降主義，是修正主義于外交領域的典型體現。
以毛主席1957年3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本文結尾吧：
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
這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中間，頑固地要走后一條路線的人。這后一條路線，在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
這種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學技術界、宗教界里都有，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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